二 作家：感应民族心理 顺应历史潮流

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时性创造活动。”[14]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对社会现实的价值意义，虽然新时期文学摆脱了作为政治附庸的地位，但是其社会功能一如既往地被重视。邓小平在祝辞中对文艺社会功能的强调，是新时期主流文艺政策的集中体现。主流的理念与倡导，仍然有影响力、号召力。“文革”结束，作家重新获得了创作的自由，激发了这一群体对执政党的认同感，由此也从根本上保证了文代会的政策路线得以贯彻。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如果没有主流的倡导，就不会有改革文学的兴起。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的1979年7月，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已经发表，甚至熙高的《一矿之长》[15]在这一年的年初就问世了。在改革文学滥觞之际，也就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引发广泛社会轰动效应的时候，主流对文学参与现实并促动现代化建设的号召，也自然能够顺理成章地被作家群体所接受，成为他们创作的理念与旨归。或者说，新时期的文艺政策契合了作家的创作心理，两者实现了有效的共鸣，促成了改革文学的兴起。

摆脱作为政治附庸的地位，是新时期文学的明显特征，作家创作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如果作家没有对社会现实表达的主动性，那么即使主流再如何倡导，也未必会形成一个文学创作的潮流。所以作家对现实积极介入的普遍性态度，是改革小说成为新时期最繁盛的文学景观的根本性因素。一直保持对现实关注的作家刘宾雁说：“改革的浪潮正在敲击中国作家的心扉。它给予我们的，将不仅是取之不竭的题材。投身到现实的变革过程中去，将使我们的感情不致衰老，感觉不致迟钝，思想不致枯竭，这才能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16]作家对时代的变化与动向异常敏感，他们积极地回应时代的召唤，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与判断，并以此表达自身对民族国家的关怀，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入世情怀。对于新时期作家来说，改革不仅是他们文学表述的题材，书写改革更是他们关注并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他们力图以文学来参与转型时代的改革进程。所以，转型期的作家在文本建构中浸透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我们对1985年以前的一些‘改革文学’作品做一个简单的扫描，其中感受最深的是当时作家的责任感，他们敢于为改革‘鼓与呼’的精神。那个时期的‘改革文学’总有一种‘铁肩担道义’的一股正气，让人明显感到作家的一种历史使命感。”[17]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在天津《新港》杂志为之举行的座谈会上，作品体现出来的作家责任感被一致肯定：“这篇小说最大收获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即为国家前途和命运担忧的责任感，一心奔‘四化’的责任感，无情地揭露缺点、错误的责任感，扶植正气，恢复党的光荣传统、革命精神的责任感。”[18]我们看到蒋子龙、柯云路等作家以创作实践加入了改革文学的合唱，他们从不同角度透视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并以强烈的时代感与昂扬的激情，达到了为改革“鼓与呼”的目的，从而推动了改革的进程。正如蒋子龙所说：“我们就是要通过新人的形象，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19]

作家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关照与切实参与，促成了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兴起。如果说社会思潮是改革文学的外在诱发因素，主流的文艺政策提供了宽松环境，那么创作主体的态度与选择，则是这一主题创作形成波澜壮阔潮流的关键。一些作家历经五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不断被打击、被排斥，甚至被划为异类，但是新时期大幕拉开后，他们能够放下个人得失而投身到社会转型与重建的洪流中去。新时期作家感应时代律动与社会现实，力图用自己的书写来表达民族的沉疴与病灶、悲凉与希冀、未来与新生，这使改革文学体现出来的是对现实的忧虑与对现代化的建设性思考。“改革文学并不是改革政策，而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经济大变动、大协调的产物，它乃是作家们身处社会变革心理潮流中而又不能超越这种社会心理的产物。”[20]无论是复出作家，还是新时期伊始登上文坛的年轻一代，他们在创作上接续了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对民族的兴衰投射了强烈的关注目光。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种书写民族历史伤痛的文学潮流相对，改革文学有着更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未来指向。如果说作家对于伤痕的揭示、对民族历史的反思，是社会现实直接促动的结果，属于人对外界的应对式反应，那么改革文学的创作，更多地带有作家对现实的主动性思考与表达。蒋子龙在《我的文学触角一直关注着现实》一文中谈及了《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动机。

不是我找到“乔厂长”，而是他主动找到了我。当时我刚“落实政策”当上车间主任，攒足力气想大干一番，却到处碰壁。有定单没工艺，搞出工艺又缺材料，找来材料设备因年久失修又出了问题，修好设备人又不听使唤，找到上边也没有人给你帮忙。我感到自己像天天在“救火”，经常昼夜连轴转，身心俱疲，苦不堪言。甚至还不如蹲牛棚。

1979年初春，《人民文学》杂志社来约稿，我便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我写得很容易，脑子里根本没有想要把握什么脉搏，就写自己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所以我说“乔厂长”是不请自来的，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21]

书写改革者以及改革事业是发自作家心底的冲动，他们把创作作为参与社会变革与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方式，急切地表达自我对于民族重构的热望。有评论者指出：“正由于作家们是在和全民族成员一样激动的心态下进行改革文学的创作，因而他们的作品与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心态产生同构对应，发生了强烈共鸣。”[22]来自生命需要的写作中，融入了作家对现实的见识与判断、希冀与热情，使改革文学不仅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更高扬了理想主义的旗帜。

改革文学代表性作品《花园街五号》的作者李国文说：“我一直认为文学应该进入生活，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掉过脸去专谈风花雪月，对于作者的那颗公民良心来说，实在有些难以交代。而以社会主义文学为己任，不去把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的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写进自己的作品里去，也是说不过去的。”[23]对于身处“文革”后转型时代的作家来说，再没有比改革更为重大的社会主题了。虽然刚刚从“极左”政治中走出来，一切都尚待确定，但是感受着民族涌动变革热情的作家，专注而投入地为改革者与改革事业放声歌唱。“改革的现实生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具有时代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尽管他们深知在历史的漩流里荡舟，需要有改革家同样的魄力和勇气，但是他们以艺术家的胆识注视着这关系国家前途的大事。”[24]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入世精神，历经民族浩劫依然熠熠生辉，他们的坚韧与执着，也昭示了一个民族的新生。1981年，张洁创作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沉重的翅膀》。小说问世后，获得了读者与批评者的广泛认可。但是，与读者批评者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僵化的思维观念对她的责难，并要求作家对作品进行修改。张洁没有抵制也没有抱怨，而是尽力“完善”作品，以期这部长篇在被政治接受的基础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小说修改后谈创作的文章中，张洁说：“我们幸运地赶上了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变革，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文学应该义不容辞地反映这个历史年代和这个年代里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这个年代的主角。否则，我们将愧对于这个时代，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25]对于作家来说，被责令修改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是比较难接受的，因为这无异于对自己的精神劳动进行某种程度的否定。但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压倒了个人的得失荣辱，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担当精神依稀可见。

新时期的作家队伍中，一些人并非职业作家，对文学的热爱，以及丰厚的生活体验，使他们逐渐成长为专业的创作者。这种情况在改革文学的创作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像蒋子龙、张一弓、程树榛、邓刚，等等，都来自于生产的第一线。在没有成为作家之前，他们或是普通工人，或是基层领导，亲眼目睹了转型期的社会现状，亲身体验了现实的困境。责任感与担当精神，使他们试图以文学化的方式来反映改革、参与改革，表达自我对这场变革的思考。蒋子龙曾经是天津重型机械厂的车间主任，在1984年的文章中，蒋子龙说：“九年前尚未离开工厂的时候，我确有一套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设想，想试验一下，施展一番。但，跟当厂长没有缘分，只当到一个有一千多人的车间主任，便被另一种缘分拉扯着，鬼使神差地成了作家。”[26]而且蒋子龙对自己的工作能力非常自信，“我和我周围的人都不怀疑，我似乎天生是一个巧匠能工，理应从事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安居乐业。”[27]那种在工厂生产中没有做的试验，却在文学的叙事空间中得以施展。蒋子龙通过乔光朴、车篷宽、牛宏等开拓者的创业实践表达了自己的“企业经营管理的设想”。《生活变奏曲》的作者程树榛，在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生活了26年之久，他说：“对二十余年来我国工业发展中的曲折、坎坷、失误而又艰难前进的历程，对这个历程中每个环节上的重大事件，我都有直接的感受与体验。”[28]程树榛是工厂生产生活的参与者，工厂的现实直接触发了他的思考。“改革的每一步，其兴衰成败都蕴含着他的欢欣与苦恼，党和人民的事业驱使着他的笔去描绘当代生活的壮丽图画。因此，炽热的情感冲动和高度的责任感，成了作家创作的原动力。”[29]1980年年初，张一弓在河南省登封县卢店公社工作，亲身感受了农民对于变革的热情，以及农村社会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论争的激烈。作为驻队干部，张一弓无法回避现实中涌动的改革浪潮，他必须给出自己对于这场变革的认知与立场。“假如那时我仅仅是一个业余作者，那么，我完全可以避开这一大有争议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去写一些远离这场变革、而且绝不会被人责之为‘急功近利’的文学作品；但是，作为一个驻队干部，我却不能绕开它，而必须抱着一个农村工作者的严肃的责任感，绝不是怀着文学雅兴，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它做出判断，迅速确定自己的态度。”[30]在农村社会变动的现实与农民改革的强烈期冀面前，张一弓不仅是一个领导乡村的基层干部，也是一个在场的表达者，他试图寻找到一种展现农村变动样态的方式，借此传达时代精神。最终，张一弓选择了文学，只有文学才能恰切地展现转型时代的农村社会与农民心理，也只有文学才能有力地表达作家的价值立场。

陈思和指出：“在‘五四’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本来就视‘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正途，经过‘文革’的悲惨历史阶段以后，执政党纠正‘文革’错误、否定‘极左’政治路线和制定一系列实现现代化的措施，使知识分子重新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同时又激发起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看来，用文学为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推波助澜，是义不容辞的。”[31]像蒋子龙、程树榛一样，在张一弓由基层干部成长为作家的道路上，对现实的敏感与责任感，是促动他拿起笔来写作的主要因素。张一弓说：“如果没有生活对我的直接教育，没有这场变革的实践给我带来的认识上和感情上的变化，便没有我从《赵镢头的遗嘱》开始的、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十多个中短篇习作。”[32]在改革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有着蒋子龙、程树榛这样创作经历的人，还可以列举出好多，比如柯云路、邓刚、水运宪、陈国凯，等等。而且，这些作家都为改革文学贡献了有价值的小说，无论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还是邓刚的《阵痛》、水运宪的《祸起萧墙》，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些作品引领甚至决定了改革文学的潮流与态势。所以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新时期作家对现实的关注态度，以及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促动了改革文学在社会转型时代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