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艺至上时代”中的两晋文艺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先生认为，中国历代文艺思潮可以分为“上古实用娱乐时代（上古至汉）”“中世文艺至上时代（六朝及唐）”“近世仿古低徊时代（宋至清）”三个时期[7]。窃以为，青木先生认为六朝及唐为我国“文艺至上时代”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文艺至上时代”指文艺在逐渐“摆脱了（儒家）政治伦理的羁绊”后，“（文艺）自身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重视。[8]两晋儒家思想衰颓，玄、佛等思想兴起，士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自觉，而且越来越强烈，文艺不再只是政治伦理的工具，人们对文艺抒情性、审美性特质的认识渐趋自觉，文艺开始独立起来。两晋时期（265～420）的文艺正好处在青木先生所说“唯美是求的文艺至上的黄金时代”。[9]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指出，我国汉末魏晋六朝时期的艺术精神能让我们联想到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他说：“（汉末魏晋六朝）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0]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魏晋风度”中说：“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它们同样展现为讲究、研讨、注意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11]

由上引诸位先生所论可知，汉末魏晋六朝是一个充满浓郁艺术气息的时代，是一个散发着郁勃艺术精神的时代。两晋处于汉末魏晋六朝的中段，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两晋是自觉追求文艺自身规律和自身之美的“文艺至上时代”中的重要时段，理应受到重视。其实，全面深入研究两晋文艺及其精神对当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批评亦有诸多启示。[12]

唐代文艺开创了我国古代文艺的新境界，此为学界共识。唐代文艺重视、汲取两晋文艺及其精神却并非人人皆知，然而这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文艺史事实。唐修《晋书》生动、鲜活地体现了唐人对两晋文艺及其精神的重视、学习。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召集文人学士修《晋书》，历三年而成。唐太宗亲自撰写《晋书·武帝纪》《晋书·宣帝纪》《晋书·陆机传》《晋书·王羲之传》的“制”文。前两篇为帝王（宣帝、武帝）的“制”文，后两篇为西晋文学家陆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制”文。这表明唐代最高统治者对两晋文艺及其精神是十分重视的，促成了唐代对两晋文艺及其精神的普遍重视。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吴国四大望族（朱、陆、顾、吴）之一的陆氏家族。其祖父陆逊是三国吴国的丞相，其父亲陆抗是吴国的大司马。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出身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王氏世族，其祖、父在西晋是重臣，在东晋是元老。笔者以为，唐太宗在两晋众多士人中专为陆机、王羲之“传”作“制”文，这应该蕴含深意。粗略来看，有以下三点：第一，唐太宗的士族观念是很强烈的；第二，唐太宗隐约察觉两晋文艺的伟大成就和突出特点；第三，唐太宗具备不寻常的文艺审美趣味和才能，至少在文学、书法上是这样。

初唐文艺承南北朝余绪，绮靡之风仍然盛行，唐太宗的文学趣味亦偏于华丽，他倾慕西晋陆机的文采、文才，所以将其视为“百代文宗”。唐太宗还是一位倾情书法的帝王书法家，他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曾派人广搜王羲之书迹。唐太宗自己有《温泉铭》《晋祠铭》书迹传世。总之，唐太宗是一位极具艺术眼光的帝王，唐太宗怀着对文艺的热爱之情，凭着他卓杰聪慧的文艺才能和文艺审美能力，是两晋文艺及其精神最早的发现者之一。

公元303年，西晋文学家陆机兵败被杀，东晋王羲之出生。陆机被杀预示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而王羲之的出生则预示着一个书法时代的到来。笔者不禁感叹此种巧合。这是否预示着两晋文艺注定要走上一条文艺综合发展之路呢？陆机的文学、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两晋文艺可谓熠熠生辉！陆机的“父祖情结”使他产生特别强烈的功名欲望，最终带来杀身之祸。王羲之是东晋名士的代表，他淡泊功名，最终隐居会稽。从西晋到东晋，从陆机到王羲之，士人的功名欲望逐渐减弱，东晋士人普遍优游自然山水，保全了性命。西晋很多士人却因留恋政治过早结束了生命。两相比较，多么引人深思、令人喟叹！

在唐太宗的倡导和影响下，唐代特别重视两晋文艺，处在“文艺至上时代”中的两晋文艺及其精神的风采、气质得到呈现。下面，本书将细致解析唐太宗为《晋书》陆机、王羲之“传”作的“制”文，目的是借唐太宗之眼，认识两晋文学的精神象征陆机和两晋书法精神的象征王羲之及其在我国文艺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书取综合研究两晋文艺的方法，故依据笔者的理解，将顾恺之引为两晋绘画精神的象征，由此，两晋文学、书法、绘画都各有其精神象征，基本形成了两晋文艺及其精神的雏形。另外，本书还将简略分析唐太宗《晋书》武帝、宣帝“制”文，从而深入了解两晋文艺及其精神的政治背景，初步领略“制”文透露出的东晋文艺繁盛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