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惊异：“存在”的起源与本体论的转向

毕达哥拉斯为什么在雷翁提出“技艺”问题的时候给出“哲学”概念的解答？亚里士多德怎样阐释了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概念？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探索讲起，他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各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2]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想见，Philosophy之最初意义乃是宇宙论。所谓宇宙论，是指人类自有自觉意识开始对天地万物等外界对象的一切看法，这些看法构成最早的知识。毕达哥拉斯对雷翁问题的回答在一种宇宙论的意义之上，此时，技艺、哲学和科学处于一种不可分的状态，也就是说，技艺，在毕达哥拉斯时代就是哲学。对技艺与哲学进行区分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对学科进行了分类，成为哲学真正从科学中独立出来的开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们可以将对世界的认识所得到的一切结论都视为知识，这种知识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逻辑学、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其中在理论科学中，又可以划分为形而上学、数学和自然哲学，而研究形而上学的这门学问，其研究对象既独立存在又永不变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对象在经验中不存在，只存在于超验之中，指的是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知识的分类反映了一种哲学由宇宙论意义向本体论意义的过渡，在这个过渡中，存在问题成为最思辨、最核心的问题。这个概念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首创，提出它的人是稍早的巴门尼德。在存在论的形成过程中，巴门尼德对Being的抽象至关重要。在西语结构中，系词将主语和宾语连接起来构成判断s是p，主语和宾语都是无穷变化的，然而，这个从时态中抽象出来的系词Being不像主语和宾语一样随着所指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永恒存在又永不变动，不属于确定的时间空间，因而能够成为哲学研究的永恒对象：本体。一般来说，本体论就是关于Sein/Being这个范畴以及与之相关范畴的哲学学说。按照概念论的理解，在本体论的形成中，经历了一个由不定式向动名词、分词形式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to be名词化为Being是其关键一步，to be这种不定式的语法形式表示其他动词所揭示的东西，表示一个确定的意义关系，但随着Being这种动名词、分词等语法现象的出现，它只表示一个抽象的动词概念，西方语言的概念化、形式化和逻辑化就此形成。Being的出现是形式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表示一个具体的确定对象而只表示一个抽象的逻辑概念，希腊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就在这种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的成熟语言基础上产生了。在古希腊，巴门尼德之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系动词eimi的中性分词on或onta来概括所有的estin、to eon和einai，将on用来表述存在，表述形而上学中先验的和超验的超越者，它和Being一样，作为独立的、普遍的、高度形式化了的“概念语词”成为形而上学的“惊异”对象，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据此形成。

最初，当巴门尼德将智慧的对象锁定为“存在”的时候，他由一个自然哲学家走向了智者，他的哲学也发生了由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向。以自然哲学为代表的宇宙论研究的是事物的现象，而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要追寻事物的本原。罗素指出：“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入哲学研究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3]如果说自然学派研究的目的也是寻求事物本原的话，那么他们所寻求的本原只能说是“时间上在先”，而巴门尼德所追求的本原是“逻辑上在先”。此后，这种“逻辑上在先”的存在论就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彻底否认了自然哲学家在感官基础上把一种有规定的事物作为本原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认为这是“意见之路”，这种“意见之路”主张“存在者不存在，不存在者必然存在”“存在与不存在既同一又不同一”。相对而言，“存在者存在”的意思是，存在的东西可以通过系词Being去表达。如果事物只有具体的可感特征，它就是变化不定的、理智不能认识也不能表述的，就什么也“不是”（不存在），即“不存在者不存在”。如果可以表达，可以思想，可以意识，它就是“存在”。在古希腊语言中，人们用重音的不同来区分系词“是”和哲学名词“存在”：estin的重音标在i上，就表示系词“是”；重音标在e上，就表示“存在”。

海德格尔在回顾西方哲学史的时候说，哲学起源于希腊人对“一切存在者存在于存在之中”的惊讶。自巴门尼德以后，“存在”成为哲学的主题，“是什么”成为哲学的追问方式，关于“存在是什么”的追问和思考构成了西方哲学史。存在问题的提出实现了西方哲学由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跨越，也成为近代认识论、现代概念论的基础。而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系词，汉语的语言系统在进行判断的时候是借助标点和语境进行的。系动词的缺乏使汉语的语言系统缺乏s是p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在进行语言判断的时候总是与实事相关而无法构成形式化。因此，它无法像西方哲学那样，沿着“哲学为科学奠基”的道路向前走：思维理性产生理论理性，理论理性催生技术理性，技术理性又催生了资本理性，从而达到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西方哲学以抽象的数字、符号系统进行表示，在形式化（数学和逻辑学是其突出代表）的基础之上，能够不断地形成积累，到近代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科学技术系统；而中国人的学问，它自产生之日起，就始终停留在宇宙论的阶段，直至魏晋玄学，才提出以“无”为本和以“有”为本。魏晋玄学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在宋明理学中，朱熹和王阳明分别抽象出“理”和“心”作为本体，建立了“理”本论和“心”本论。但这样一种本体论，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只能是停留于“修身养性”“修齐治平”意义上的宇宙本体论。同样起源于宇宙论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自本体论是否从宇宙论中相分离开始，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