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艰辛历程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我们从他创作《资本论》的艰辛历程可以看到，在一个表面上平等而实际上是人吃人的社会里，要为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阐明真理，对庞大杂乱的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详尽、深刻而又系统的科学分析，对虚伪荒谬的各家学说做出严肃、认真而又淋漓尽致的批判，就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劳动才能达到目的。

（一）必须解剖“市民社会”

在叙述马克思怎样写作《资本论》之前，需要首先了解他为什么要考察社会经济问题，为什么要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的创作。

伟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个受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影响较深的律师。他的故乡是德国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的省份。

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后，考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五年中，他努力钻研法律、哲学和历史。这时，他在哲学上信奉黑格尔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他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不久他获得了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842年，马克思移居科伦，并从这年十月中旬开始担任《莱茵报》的主编。报社主编工作使马克思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经济问题，而他过去对这方面的问题是很少研究的。他自己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并且说这“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5]

他遇到的第一个经济问题，是莱茵省议会关于森林盗伐问题的讨论。在德国，林木向来被看作公社的财产，因而农民认为自己享有在那里砍柴的充分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林木被地主霸占为私有财产，他们依靠自己在议会中拥有的多数席位，要对农民自行砍柴按盗窃论处。针对这一事实，马克思在他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批判了贵族对农民的勒索，揭露了国家包括莱茵省议会的阶级实质。

他遇到的第二个经济问题，是莱茵省议会关于地产析分问题的讨论。在德国，当时出现了把大块土地分成小块这种地产析分的情况。普鲁士政府审查了限制土地析分的法案，而莱茵省议会否决了这一法案。马克思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没有发现留下文字材料。

他遇到的第三个经济问题，是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辩论。1842年12月，《莱茵报》上发表了描述摩塞尔农民悲惨处境的三篇通讯，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指责这些文章歪曲事实、诽谤政府。马克思根据自己收集到的材料和文件，写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进行反驳，尖锐地抨击了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

此外，马克思在当时还遇到了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论争等经济问题。

推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批判当时流行于工人运动中的空想的或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他自己说过，“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16]。19世纪30～40年代，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他们虽有善良的前进愿望，渴望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只能是微弱的空谈。马克思本想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感到自己过去只研究过法律、哲学和历史，还不足以彻底批判法兰西思潮，因此还需要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学。

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这年10月，马克思被迫移居巴黎。在这里，他一方面热情地投入革命的实际斗争，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在他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清算了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他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对自己的影响的过程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根本的改造。1843年底，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著作表明马克思已经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清算自己以往哲学信仰得出的结论是：“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7]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社会经济制度。上面的结论表明，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而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法这类上层建筑的阶级实质，全面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就必须特别注意研究“市民社会”即社会经济制度。《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这些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最初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为了伸张正义、替劳苦大众辩护，而开始注意考察社会经济问题的；进而是为了批判干扰工人运动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而去研究经济理论的；最后，当马克思已经成为科学的共产主义者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为了阐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他就用自己的终生精力刻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

（二）40年的心血

马克思从1843年秋天研究经济问题时起，到1883年3月逝世止，从事与《资本论》有关的研究和写作，整整用了40年的时间。

早在1843～1844年，马克思就写了《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观点。1847年，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和同年年底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又做了进一步的批判。马克思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18]这个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就是指的关于剩余价值问题。恩格斯说过，从上述两部著作可以证明，那时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19]。马克思这一时期所写的手稿和著作，为以后直接写作《资本论》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一阶段可以看作《资本论》写作的准备阶段。

马克思参加1848～1849年欧洲革命以后，于1849年8月26日定居伦敦。他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最典型的地方，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这时起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是《资本论》创作的第二个阶段。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的潜心研究，对他的经济理论的形成是很重要的，《资本论》中要论述的主要内容，除了生产价格问题、地租问题等，他都探索到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又名《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这个手稿共分5册，90多万字，可以把它看作《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不过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打算用《资本论》这个书名，而是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总题目下分6本书来写作。计划中的6本书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859年6月，马克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名著就是计划中的第一本书的一部分，只包括它的第一篇的前两章。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作《资本论》的初篇，而把后者作为前者的续篇。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这是马克思从事《资本论》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继续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他写了篇幅巨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新的手稿，共23册，4开本，1472页。这可以看作《资本论》的第二个手稿。在23册手稿中，第1～5册和第19～23册，论述和《资本论》第一卷有关的内容；第16～18册，论述资本和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也就是和《资本论》第三卷有关的内容；第6～15册，是这部手稿的主体部分，论述剩余价值学说史，并附带涉及和《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有关的一些问题。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还用不少篇幅研究科学技术问题，如其中的第5册、第19册和第20册，这部分内容目前已经有了书名为《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的中译本。

从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里可以看出，在写作第二稿过程中，他确定书名为《资本论》，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这封信中写道：“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册（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者注）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20]

马克思在完成《资本论》第二稿之后，紧接着于1864～1865年又写了《资本论》前三卷的更为详细的新手稿，这是《资本论》的第三个手稿，其中增添了许多具体的历史材料和有关科学领域的新内容。到1865年年底，《资本论》的全部手稿大体完成了。从1866年1月1日开始，马克思对第一卷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润色和誊清工作，准备付印。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了，第一次印刷1000册。这是马克思经过24年辛勤劳动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革命圣经。

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这是《资本论》创作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马克思一方面继续为第一卷的译本和新版本的出版而努力，同时又在为《资本论》以后各卷的修改定稿而加紧工作。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十分希望首先有一个英译本问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他与世长辞时还未如愿。《资本论》首先被译成俄文，译者是尼·弗·丹尼尔逊（1844～1918）。在马克思的具体指导下，俄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于1872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3000册。马克思在法译本上下了很大功夫。《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在1872～1875年分册出版，全部译文都经过马克思的亲自校订。他自己曾经说过，在法译本上“我确实付出了艰苦的劳动”[21]。他认为经过校订的法译本在某些地方比德文原文更好些。

1871年，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售完了，这年12月初马克思就着手准备第二版。1872～1873年德文第二版分册出版，到1873年年中才合成一卷。在第二版里，马克思修改了原文，并增添了注解，特别是还写下了有名的“第二版跋”，在这篇跋文中阐述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1882～1883年年初，马克思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集中精力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出版，而且想把大部分原文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述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并补充一些新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但是由于健康原因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工作，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想法，只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的译本和新版本的出版而努力的同时，还孜孜不倦地为以后各卷的修订操劳。他继续对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的原稿进行加工，撰写个别部分的订正稿，为此他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与后面几卷有关的资料和问题。第二卷初稿的8种修正稿都被保存下来了，第7次修正稿注明的时间是1878年7月2日。

当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下午2时45分，坐在自己书桌旁的椅子上与世长辞的时候，桌子上还放着正在修改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原稿。这情景是何等的感人！

当然，我们很清楚，40年中，马克思远远不是仅仅从事《资本论》的写作，他还参加并领导了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他亲自参加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他创建了第一国际，并参加领导了第一国际的活动；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许多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不朽篇章。这一系列重担都压在马克思的双肩，更不用说贫穷的困扰和疾病缠身了。因此，他在40年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勤奋和非凡的毅力。

马克思在他流亡伦敦的大半生，经常到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去看书和写作，从早到晚在那里埋头钻研。当他读书读到兴奋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这样长年累月，竟把下面的水泥地面磨去了一层，被人称为“马克思的脚迹”。白天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回到家里还继续通宵达旦地研究和写作，从不知疲倦。他的女婿、法国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保·拉法格（1842～1911）回忆道，马克思虽然睡得很晚，但每天总是八九点钟就起床，喝完一碗黑咖啡和读过报纸之后，就到自己的书房去，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中午就在沙发上睡一两个小时。拉法格继续回忆道，马克思年轻时就习惯通宵工作。他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常常被人催促几次才去吃饭，不等咽下最后一口，就又回到了他的书房。他工作累了就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致在门和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像穿过草地的小路一样。他一边踱步一边思考，如有所得就马上停下来写在纸上。

马克思在一次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22]马克思就是这样为了迎接革命的洪峰“发疯似地”顽强战斗，为制造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献出了毕生的心血。

（三）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1873年1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23]马克思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以期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占有了十分丰富的材料，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雄厚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看过的书籍有1500多种，还不包括那些大量的报刊资料，凡同写作《资本论》有关的学科和专题他都钻研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他都仔细研究过，从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到庸俗经济学中论点很荒谬的人物马尔萨斯、西尼耳之流的著作他都不放过。他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一章时，为了弄清实用工艺学中的一些问题，他还特意到学会里去听别人的课。在写作第二卷仅有十多页的“生产时间”一章时，马克思运用了5个国家的炼钢、纺织、制陶、造酒、制革、漂白、造林、畜牧、谷物栽培、饲料种植以及轮作制等较详细的技术资料。为了写作第三卷中的地租问题，他研究了上古史、农业史、俄国和美国的农业状况以及农业化学、地质学等。此外，马克思还研究过人口问题、殖民地史以及殖民地的居民、经济、贸易等，统计学甚至复式簿记他都做过认真研究，至于他在数学方面的独到造诣那是大家早已知道的。马克思还十分注意阅读和收集报刊上的现实经济资料，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是他经常阅读的刊物。不言而喻，马克思为了写好《资本论》还阅读了哲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大量著作，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席勒、笛福、巴尔扎克和但丁等人的著名文学作品。读过《资本论》的人都感到它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包括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很高的文学水平，其原因就在这里。

马克思不仅阅读范围非常广泛，而且读书非常认真。他为了写《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有关“工厂法”的二十几页书稿，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文件都仔细查阅过，上面留下的铅笔记号，表明他从头至尾地通读了这些材料。这些材料本来是发给上院和下院的议员们看的，但是议员们把这些蓝皮书用作射击的靶子，从子弹射透的页数来检验武器的效力。另外还有些议员干脆把它当作废纸论斤卖掉，而马克思却从这些在别人看来无用的东西里摘取了许多有力的论据。根据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还常常为了写一个次要的脚注，跑到大英博物馆去查书。

马克思读书时有坚持做笔记的良好习惯，凡是他看过的书，喜欢折叠书角、画线、用铅笔在页边空白上做满记号，当他发现作者有错误的地方，就忍不住要打上问号或惊叹号，并且他对看过的书总要做详细的摘记和写出自己的评注，仅是1850～1851年他做的摘记和提纲，就写满了18本笔记本。他为了写《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两章，从各种书籍中做出的摘记就达200处以上，足足写了好几大本。马克思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隔一些时候，就要重读一次自己的笔记和书上做了记号的地方，以加强记忆的牢固性和思索新的问题。

马克思对学术上的新动态特别敏感，非常注意收集最新的学术资料。当《资本论》初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付印工作全部准备好了的时候，伦敦出版了一本阐述货币流通的著作，作者是马克拉伦。马克思为了在自己的书出版以前能够把已经发表的文献都看过，一定要设法把这本书弄到手。但是，买吧？没有钱；借阅吧？这本新书在图书馆里一时还不能展出；于是求助于在外地的恩格斯才弄到了这本书，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两处引用了马克拉伦的著作。仅从占有材料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看出，马克思的治学态度是多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还说过：“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24]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在他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为了及时而广泛地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长期刻苦努力，学会了十几种外国文。他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而且能够阅读希腊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罗马尼亚文等著作。为了深入地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到了1870年，也就是马克思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又奋发学习俄文。1871年1月21日，他在给齐·迈耶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是否已告诉过您，1870年初我开始自学俄语，现在我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成绩是要付出努力才取得的，象我这样年纪的人，为了学会一种与古典语、日耳曼语和罗曼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是要下一番功夫的。”[25] “成绩是要付出努力才取得的”，这句话可以说是马克思的经验之谈，而对于我们又是多么有意义的教诲！

列宁曾经这样来概括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26]马克思就是以这样高度的责任感、这样严肃认真的批判精神来从事《资本论》的写作的，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广泛地占有材料，那样细密地研究问题。

当然，《资本论》的写作，不仅是马克思辛勤地收集、阅读、整理和运用已有的思想材料和历史文献的结果，同时也是他亲自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并认真总结实际斗争经验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愿意自己堕落，就绝不应该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和实验室里，像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27]正因为马克思既注重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又以最大的热情参加和领导实际的革命斗争，所以他的《资本论》就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光辉典范。

（四）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年月月，并不是在平静的环境里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下度过的。他面前的困难并非仅仅表现在必须大量地占有材料和对一部巨著的叙述表达上，这是因为他要通过《资本论》的写作，在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去探求消灭剥削的真理，在一个人压迫人的制度下去寻找走向平等的道路。他是在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就宣判资本主义的死刑，他必须向整个旧世界宣战，和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他还要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发现一个新世界。因此，他必然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敌人的反对，而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对马克思又是何等的不利！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28]

早在1843年3月，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因为经常发表不合反动当局口味的文章而被查封，报纸发行人本想以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来换取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的撤销，而马克思却写了退出编辑部的严正声明，并且公开发表在1843年3月18日的《莱茵报》上，以示对反动当局的抗议。1843年秋，马克思被迫来到巴黎。在这里，他的革命活动又触怒了反动派，1845年，在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马克思被看作一个危险的革命家并被逐出了巴黎，他被迫移居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马克思很快又投入了新的战斗。1847年春，他和恩格斯参加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出席了这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而且受大会的委托，由他俩起草了伟大的历史文献《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曾捐款武装布鲁塞尔工人，并和恩格斯一起参加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活动。因此，3月3日，比利时国王命令马克思在24小时内离开国境。当夜，反动警察逮捕了马克思，次日，他的夫人也被逮捕，经过18个小时的监禁，他们全家被迫离开比利时，只好又一次移居巴黎。三月革命爆发后，4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往德国参加革命，并在科伦出版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任主编。革命失败后，反动当局又借口马克思1848年11月18日曾参加起草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而指控他“煽动叛乱”。马克思被传到法庭，他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申明：“人民有权用革命来回答王权的反革命”，并把他的发言刊登在1849年2月25日和27日的《新莱茵报》上。反动当局虽然只好宣判全体被告无罪，但是，到了5月16日，他们又发出了驱逐马克思出境的反动命令，企图用这种办法迫使《新莱茵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编辑部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接着，马克思被迫第三次来到巴黎。1849年3月，法国小资产阶级山岳党在巴黎组织和平示威，抗议政府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示威被镇压后，反动当局加紧迫害革命者，包括外侨在内，于是马克思第三次遭到法国政府驱逐。偌大的欧洲大陆竟没有马克思一块安身之地，1849年8月26日，他只得渡海迁居伦敦。

除了来自反动政府的迫害之外，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对马克思的攻击和诽谤，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黑心用尽、花招施绝，一个个像疯狗一样向马克思扑来，马克思却始终岿然不动，只是把它们当作落在衣服上的灰尘轻轻地掸去！

马克思定居伦敦以后，政治处境似乎安定了一些，然而贫困的胁迫和疾病的折磨，又加害于在坎坷道路上前进的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在伦敦的30多年生活中，贫困和疾病总是伴随着他，有时他竟穷得靠典当和拍卖衣服维持生活。1850年4月，由于付不起房租，家具被查封，全家只好暂时住到旅馆。1851年8月8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个星期外来的压力很大，使我根本无法动笔。给房东开了一张期票，才暂时摆脱了被赶出住房的危险。”[29]1851年10月，马克思为写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竟把上衣当了来买稿纸。这一年马克思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孩，名叫马克思·弗兰契斯卡，一岁多就死于贫病之中。当她活着的时候，家里连给她买摇床的钱都没有，在她死了以后，连埋葬的费用也拿不出，最后还是向法国的流亡者借钱才勉强买了一个小棺材把她埋葬了。1853年8月1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不仅象通常一样处境困难，而且更糟的是我的妻子以为能及时拿到钱，给各种债主说定了还债的日期，所以这些狗现在简直是包围了我的家……为了弄到几文钱，把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在奔走上了。”[30]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曾经开玩笑地说过，未必有一位作者在这样极度缺少货币的情况下来研究货币理论。1859年，当他把这本书写好以后，竟没有钱买邮票把它寄出去。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由于美国内战，马克思停止了多年来固定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工作，这就使他的生活处境更加艰难了。

物质生活的窘迫，丝毫没有动摇过马克思的坚强革命意志，虽然他完全有可能不失尊严地获得一官半职以安度此生，但是，他坚定地表示，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要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而不让资产阶级社会把他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

马克思在自己的生活经常难以度日的情况下，还把大部分十分菲薄的稿费收入，赠给其他从事革命斗争而生活更为艰苦的同志。这种无私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何等的高尚！

由于马克思长期过度劳累和生活的贫困，他身患多种疾病，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有时就因肝病发作而暂时不得不停止工作。到了他生命的最后10年，病情越来越严重。列宁说：“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加紧张的理论研究，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尽管如此，他还是收集大量新资料，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文），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31]他不仅患有脑病、肋膜炎、肝病，还有眼病，加上长期不愈的失眠症以及随时发作的痈，他的身体极度衰弱，但他仍然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加倍努力地坚持研究和写作《资本论》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32]

在马克思身患重病而不得不卧床休养的时候，他也从不间断看书和思考。1864年夏，马克思有一段时间因病完全不能工作，他就利用躺在床上的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在马克思看来，工作和战斗才是最大的愉快，如果让他过着悠闲的生活，哪怕是因为有病也是绝不愿意的。在一次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正在图书馆埋头读书，突然“两眼发黑，头痛得要命，胸部闷得慌”。接着他说：“照我的情况来看，本来应当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但是，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33]

马克思就是这样在反动政权的迫害下，在各式敌人的咒骂和诋毁声中，在贫病交加的境况里，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了提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型炸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挺立不拔，向着既定的目标昂首阔步地前进。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末尾，向读者庄严地宣告：“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34]13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说过，走你的路，让人家去说罢！马克思在书中把这句话借用来回敬那些残暴的迫害者和无耻的诽谤者。

（五）最动人的友谊

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里，都有过为人们所传颂的友谊，但是，那些友谊都不能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相比。他们的感情和理想，他们的理论研究和革命斗争是完全交融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充满艰难险阻的不平坦的道路上，在不断遭到政治迫害和贫病折磨的险恶环境里，能够经常得到恩格斯的最诚挚的友谊和最无私的援助该是多么可贵！

《资本论》这部光辉的科学巨著，在马克思主义两位奠基人那种无与伦比的友谊联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是《资本论》的创作者，恩格斯则是《资本论》创作的协助者和宣传者。没有恩格斯的热情支持和科学上的合作，《资本论》能够诞生并发挥其划时代的作用是不可想象的。

列宁说：“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于死地。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35]事情正是这样，马克思之所以能够长年从事《资本论》的写作，是因为有恩格斯无私地把“鬼商业”的重负放在自己身上，负担了长年在贫病中挣扎的马克思一家的大部分生活费用，特别是当马克思停止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以致失去他唯一的经常性收入来源时，这种援助就显得更迫切。恩格斯常常当他的亲密战友在生活上感到危急之时雪中送炭。马克思对恩格斯这种无私的援助无限感激而又异常不安。他在1867年5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象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36]

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的写作以外，还为《资本论》这座科学大厦的建造提供了各种精确的研究资料。由于恩格斯长期生活在曼彻斯特这个工业大城市，本人又有管理经济的实践经验，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具体过程是了如指掌的。为了《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经常向他请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和具体数据。例如，资本周转及其在各个不同经济部门中的特点；资本周转对利润和价格的影响；在一个工厂里流动资本是如何在原料和工资之间进行分配的；机器设备究竟在多长的时间内必须更新；走锭纺纱机怎样改变了纺纱过程；除了蒸汽力以外，纺纱工人的动力职能表现在哪里；等等。1862年3月6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又提出这样的请求： “你能不能把例如你们工厂里工人的各个工种……写给我，并指出他们之间的数量比例？”[37]不久以后，他又希望更详细地了解关于意大利簿记的细节。所有以上各种各样的问题，马克思都得到了恩格斯及时的精确的答复。恩格斯在1865～1866年曾经仔细观察过英国和其他国家棉业危机的发展，并写了有关的说明材料。这些材料后来在《资本论》中曾加以利用。恩格斯还特别注意英国纺织业中工人的状况和他们的经济斗争。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得到许多实际经济技术知识，以及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斗争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恩格斯直接参与了《资本论》的创作。恩格斯研究经济问题比马克思还略早一些，所以在他们建立友谊的前几年里，他就影响过马克思，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列宁说：“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的著作在其中造成了整整一个革命的那门科学。”[38]《资本论》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即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也有恩格斯的贡献。马克思在批判传统观念并形成自己新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和恩格斯通宵达旦地交换意见、共同探讨。从他俩的通信中可以知道，马克思总是把自己正在酝酿着、思考着和探索着的问题，首先告诉恩格斯，而他对于恩格斯的见解又总是那样重视。有时在信件上交换看法“觉得乏味”，就相约当面讨论几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资本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凝结着这两位巨人的共同心血。特别是在《资本论》中，有个别章节还是由恩格斯亲自执笔的，如第三卷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就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标题代笔完成的，至于他对个别段落的增补，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更是屡见不鲜。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了。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伟大事件，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斗友谊的象征。在正式出版前夕，1867年8月16日，马克思校完最后一个印张，于深夜2时写信给他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时说：“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39]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恩格斯为它能够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不遗余力。他早就预料到资产阶级会以沉默来抵消《资本论》出版所造成的影响。所以，为了粉碎这个阴谋，《资本论》第一卷一出版，恩格斯就以最巧妙的笔法大力宣传这一重大消息。首先他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未来报》上，以“最不得罪人”的方式写了《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并未署名，而后又以各种不同身份，从不同角度，在各种不同报刊上写了一系列宣传《资本论》的书评。恩格斯原打算为工人们写一套通俗小册子去说明《资本论》的重要思想。可惜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但他曾在1868年4月，留给我们一本包括《资本论》第一卷一至四篇的详细提纲。这一提纲和他写下的一系列《资本论》书评，曾经帮助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去掌握《资本论》的精髓。

由于恩格斯的倡导和推动，到了1868年7月，至少有15家德文报纸和杂志发表了宣传《资本论》的文章，并且还有更多的报刊登载了《资本论》的序言和广告。从此，《资本论》逐渐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资产阶级以沉默来扼杀《资本论》的阴谋被粉碎了。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为《资本论》的再版、翻译和以后各卷的编纂出版贡献了全部精力。1883年年底，他把《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出版了。3年后即1886年，恩格斯又把英译本付印了。把《资本论》译成英文是马克思多年的宿愿，但在他生前一直未能实现，恩格斯的这一努力，可以告慰马克思于九泉之下了。1890年，恩格斯又把《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四版出版了，这一版本就成为后来世界各地各种译文的依据了。

整理、编纂和出版以后各卷的任务是更为艰巨的，因为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把手稿写成定稿，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初稿有的甚至是草稿的性质。经过恩格斯的辛勤劳动，《资本论》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了。第三卷的整理工作比第二卷困难更多，恩格斯不得不从抄写全部手稿开始，因为原稿字迹潦草，无法直接作为编纂的基础。在整理第三卷时，恩格斯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加以国际工人运动繁重的领导工作，所以直到1894年即他逝世的前一年才编就出版。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说：“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册和第三册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册出版。”[40]但这个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他老人家就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在他逝世前的两个多月里，也就是在他患了食道癌的情况下，还在写作《〈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其中包括两篇文章：《剩余价值和利润率》《交易所》，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论》的攻击，捍卫了《资本论》的理论体系。

伟大的列宁说：“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们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41]

恩格斯不仅对《资本论》的创作和宣传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和马克思一样都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但是，恩格斯非常谦虚，“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于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他曾经十分诚挚地表明：“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42]恩格斯就是这样一位伟大而谦虚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