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视野
隆裕之丧与民初政治文化转型[1]
周增光[2]
摘要：1913年，末代太后隆裕去世。围绕着隆裕之丧，北京政府出于消除疑传、凸显政权合法性及宣示民国主权等原因，格外优待隆裕丧礼，宣传其“女中尧舜”之形象。遍观当时各政治群体对此的认知与反应，多数社团、政团等团体基本附和了这种认知，但南方革命党人、清遗民及作为个体的普通国民则并未形成一致的认知与情感。南方革命党人强调消灭皇帝存在的底线，清遗民则在参与隆裕之丧的过程中形成心态上抗拒民国、怀念旧制的群体认同，作为个体的普通国民对民初知识精英所提倡的国民程度表现出漠然与自我行为的无序、随意状态。隆裕之丧所反映的种种现象，无不揭露了民初的政治文化转型并未匹配政治变革的步调。
关键词：隆裕丧礼 民国初年 政治文化
1913年2月22日，距离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令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这位末代太后去世了。隆裕之丧引发了民国政府、各界人士的集体哀悼及普通国民自发的围观，可见此事对民初社会影响之一斑。以往对此事的研究，或归为丧礼介绍，或围绕崇陵奉安典礼夹杂在清遗民研究当中，为数不多的专论文章聚焦点在其社会反响与其丧礼的政治象征意义上。[3]隆裕死后，其葬礼经历了举哀、奉移、奉安三个时期，以往研究多专注其中举哀时期的仪式及其象征意义，对这场丧礼涉及的对象，或集中于北京政府，或聚焦于清遗民群体，对革命党人及一般民众关注不多。在不同的节点、不同的场域，不同的政治势力借此机会宣扬自己的政治观念，试图把丧礼变成自己的主场。结合隆裕葬礼的三个节点，探讨北京政府与革命党人、清遗民、一般民众对此事的认知、情感反应、评价等，可以一窥民初的政治文化[4]转型情况。政治文化作为潜在的、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研究民初的政治文化转型，或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民国史的相关研究、了解民国初年复杂的政情。
一 危机应对与形塑共和：北京政府对隆裕之丧的应对
逊清皇室在民国初年，依据优待条件，以“外国君主”的身份，依旧留居北京紫禁城乾清门内的宫禁“后寝”部分。这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南北双方相互妥协之下的产物。且不论以外国君主礼对待已退位的逊清皇室是否不伦不类，遍观当时报道的外交团其他国家对待外国君主丧礼的表现，会发现降旗三日是通例。如《顺天时报》报道外交团以“各国皇太后葬礼”待之，下半旗3日。《盛京时报》也报道外交团于二十四日开会决议，25～27日各使署均悬半旗，向逊清皇室呈唁词。[5]从北京政府对待其他国家的皇太后葬礼态度观之，1914年日本皇太后去世，亦下令下半旗三日而已。由此观之，北京政府在隆裕丧礼期间官员服丧27日，各官署下半旗27日的礼遇方式，优待已极。而且，从2月隆裕太后离世，到4月奉移、12月奉安，其丧礼历时近一年，其治丧费用皆由民国政府承担，外界推测此行为的原因是要履行优待条件，同时“融合满汉感情”，[6]“以报清太后维持民国之厚德也”。[7]这只是民国政府高规格对待隆裕之丧的表面，结合1913年的政治背景，可以深究为何北京政府对逊清皇室的太后之丧要最优待之。
（一）消除谣传与安抚清遗民
隆裕太后在宣布退位后仅一年零十天即去世，外界传言甚多。有报刊报道北京因隆裕去世谣言纷传，“或谓宗社党趁此机会起事”，[8]“谣传此次太后系出自吞金所致”，[9]甚至有隆裕是遭毒死的说法。[10]因为谣诼四起，北京政府甚至令军警颁布戒严令。[11]如何应对隆裕之丧，对尚未完成大选、尚未从临时政府过渡到正式政府的北京政府而言，不啻一次危机应对。
从北京政府的应对来说，首先以消除疑传为目的。是以政府迅速派员调查其死因，公布其病情的来龙去脉，并优待其丧礼以辟谣。1913年2月24日，民国政府公布隆裕的死因：“据清室内务府总管报称，二月二十二日丑时，隆裕皇太后仙驭升遐等语，当经派员查检，医官曹元森张仲元等所开脉方，俱称虚阳上升，症势丛杂，气壅痰塞，至二十二日丑时，痰壅薨逝。敬维大清隆裕皇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方冀宽闲退处，优礼长膺，岂图调摄无灵，宫车宴驾？追思至德，莫可名言。凡我国民，同深痛悼。除遵照优待条件，另行订议礼节外，特此通告！”[12]通过公布脉方，述明隆裕乃因病去世，无疑为隆裕死因正本清源，消除自杀、毒死说对民国政府的质疑。其次北京政府强调遵照优待条件，用最优待遇举办隆裕丧礼：“兹值大清隆裕皇太后之丧，遵照优待条件，以外国君主最优待遇，议定各官署应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现任官及现役军官均持服二十七日，左腕围黑纱，军官刀柄并缠黑纱，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志哀悼。”[13]在新旧两个政权鼎革发生刚满一年之际，如此高规格地礼遇前政权的统治者，有利于民国政府稳定鼎革之后的大局及人心，显示新政权的大度，具有政治深意。
北京政府最优对待逊清皇室太后之丧，是安抚清遗民、拉拢逊清皇室的手段之一。隆裕举哀期间，亦是复辟派策动库伦（今乌兰巴托）独立、复辟派的中坚分子升允大发檄文之时。对逊清朝廷及清遗民群体是否真正支持民国政府的试探，从袁世凯表面尊奉清帝退位诏书以组建民国即开始。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称民国改元，在新历新年时北京政府开放皇城内三殿，任人游览。警察用黄纸缮写隆裕太后改为共和政体之诏书，供以牌座，置于天安门外，以觇满人有无起哄，且防宗社党乘机捣乱，用意周到，最终平安无事。[14]同时，北京政府的大部分官员脱胎于清政府，与逊清皇室、清遗民群体关系密切，如后来出任袁世凯政府长江巡阅使的张勋，其年谱载：“1913年（民国二年）60岁。隆裕太后崩。勋于兖州躬率绅商将士哭临如礼。”[15]当时的报刊亦登载张勋致袁世凯及国务院的公电，要求从优治丧，甚至“原电措词不无过当之处，惟不忘旧主”。[16]优待隆裕太后之丧，亦有安抚这部分人群的意味。
优待隆裕太后之丧，由逊清皇室出面否认复辟派的合法性，可以进一步巩固北京政府的统治。正如《盛京时报》载，孙中山致电载沣吊唁隆裕太后，载沣公开表态：“惟有体先太后赞成共和之意，辅翊太平……”[17]这也代表了舆论界普遍能够认可民国政府优待逊清皇室，甚至由民国政府支付这位“外国君主”丧礼费用的原因——换取逊清皇室对共和局面的支持，由逊清皇室出面否定复辟派的合法性。当时的报刊对此原因并不讳言，直白指出民国政府对隆裕丧礼的格外优待，是为了“报太后维持民国之厚德也”。[18]
（二）形塑“女中尧舜”与凸显政权合法性
北京政府还借隆裕丧礼强调此太后为“女中尧舜”，诸如“遵上古之唐虞，洵女中之尧舜”[19]之类的溢美之词被加诸隆裕之身。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在祭文中称隆裕“应天而顺人兮，颁共和之诏章，去数千年之专制兮，揖让远迈乎虞唐”。[20]时任临时副总统的黎元洪在挽联中甚至将隆裕的功绩上升到构建民国首功的地步，“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这些论调的立论基础是由隆裕出面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中，令袁世凯全权代表组织民国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强调的主体是袁世凯为全权，借此即强调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北京政府在法统上的合法性。
1913年初，民国已成立一年，“民国国民”的意识却并未同步。优待隆裕丧礼，也是北京政府巩固五族共和基础、形塑五大民族是一家的一大步骤，这一举措有利于团结中国的各个民族，从而形塑共和国民。1913年3月25日，《申报》引《北京日报》罗列为何要优待隆裕丧礼之因，指出隆裕在清末并未秉政，清廷因腐败政治而颠覆与之无关，而且隆裕太后赞成共和。从各方哀悼隆裕的文字可见，哀悼隆裕之丧，也是巩固五族共和。如山西都督阎锡山唁电中强调“视天下不私一姓，俾五族克建共和”。参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公启则称赞隆裕下诏退位“化干戈为坛坫，合五族为一家”。民国代表荫昌在国民哀悼会上宣读祭文称：“惟彼皇室，后之懿亲。惟彼满族，后之遗民。若兄若弟，谁主谁宾。万流共贯，一视同仁。”[21]盛赞隆裕太后的《清太后哀悼歌》，称其“千秋功业直无两”，而主要目的是形塑“五族共和是一家”，最终目的是“保我民国功期成”。[22]北京政府优待隆裕之丧，是放出信号希望当时奔走复辟的个别满族王公放弃嫌怨，巩固五大民族共同组建民国的基础。
隆裕去世后的举哀时期，从2月22日延续到3月20日。此时正值国会选举筹备期、政党政治的初试时期，由原革命党人、立宪派等组建的各式政党迭出，比如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等。各政党阐述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试图在国会大选中占据优势。临时组成的民国政府北迁后，被袁世凯逐步打造成北京政府。然而，大选未进行，北京政府仍处于临时状态。在这种情势下，新生的民国政权未来的走向并未明确。此时，林纾写信给自己的儿子，表示“大略仍袁氏为总统，唯总理未知何人耳”。[23]可见，对身处其中的时人而言，未来政局的去向尚在变化莫测之中。所以，北京政府的舆论导向是强调禅让政权。用格外优待隆裕丧礼来强调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拉拢人心，包括打击边疆的独立危机、强调五族共和、拉拢皇室打击复辟派。从逊清皇室的表态来看，北京政府格外优待隆裕太后的目的达到了。逊清皇室公开之表态全以感念民国盛情、维护民国、赞同共和为主。
（三）主导丧礼与宣示民国主权
北京政府积极参与隆裕丧礼，除了在举哀期间举行国民哀悼会，还承担了隆裕的治丧经费，派员参加其奉移、奉安仪式。需要注意的是，北京政府的积极参与，并非服从丧主逊清皇室的安排，而是试图主导丧礼，并宣示民国主权。
民国政府宣示主权的举动贯穿于隆裕之丧的各个节点。举哀时期，各驻京外国使臣向逊帝发送的唁电，都由民国政府出面致谢，因为“皇清已无政权”。[24]奉移时期，民国政府派出专员、专车运送隆裕棺椁。关于北京政府派出的护送隆裕棺椁奉移的官员，报刊也早有推测与报道。《申报》报道袁世凯拟派粱士诒为代表，[25]后又报道拟派荫昌。[26]早在奉移典礼之前，报刊即有报道，交通部命唐山车站备专车两列运送隆裕梓宫。[27]无论哪种推测，官方主导奉移的色彩都非常浓厚。4月3日隆裕棺椁奉移，北京城几乎万人空巷，观者如堵，既围观了在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退出政坛的清朝官服出来“跑祖宗”，又围观了民国政府出动专列花车运送隆裕太后的前所未有“盛举”。
对比举哀期间的隆重哀悼活动、奉移期间观者如堵的盛况，到了1913年12月13日，隆裕、光绪下葬入土、归葬崇陵的奉安大典，北京政府虽然依旧派员参加，但远不如前两次仪式隆重。此时，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北京政府已于10月完成大选，不再需要通过强调隆裕之禅让政权以证其合法。虽然奉安典礼上民国政府依旧派官员参与，但并非典礼的主导者。整个奉安典礼不如举哀、奉移期隆重。此日民国政府派出参加奉安祭奠的官员为赵秉钧、梁启超、朱启钤、荫昌、昆源、陆建章、马龙标。[28]在河北易县梁格庄的奉安典礼上，早已不复之前举哀、奉移时期万人围观的景象，此时参与者最多的是清遗民群体。不过，在1913年12月13日的奉安过后，不及一个月，在1914年1月，北京政府即开始进一步修订优待条款，强调逊清皇室无政权，国无二主。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北京政府试图成为隆裕丧礼各个节点的主导者，并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将辛亥鼎革之后各方势力纳入共和国民的形塑中，巩固新生政权的权威。
二 外国君主之丧：革命党人对隆裕之丧的反应
以往研究认为革命党人在隆裕之丧期间鲜有作为。详查史料，其实不然。在1912年孙中山、黄兴北上时，在皇族欢迎会上就盛誉清皇室逊位之举动。1913年也有报道称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此时虽在日本，但有电报致醇亲王表达吊唁之意，[29]甚至有人建言把隆裕列入构筑民国的英雄谱里，如1913年3月2日《民立报》（革命党人主办的报刊）之《北京电报》则讨论有人提议将在天安门前铸造“清隆裕后、彭家珍、徐锡麟、邹容、吴樾、秋瑾、熊成基”[30]七人铜像以志哀思而垂纪念。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至少在对外宣传上，革命党人在隆裕之丧的举哀期间，与北京政府高规格优待隆裕丧礼的基调大体一致。但是，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会议中对隆裕丧礼的回应，会发现隆裕并未被视同于北京政府竭力形塑的促成共和的“女中尧舜”形象，反被视为一位普通的、客居民国的“外国”皇太后。
（一）孙中山对隆裕之丧的定位
1913年3月6日，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称优待逊清皇室，是因其赞成共和，且表示了“我党之宽志【宏】大量”令满族“报仇尽灭之心”。[31]同时，他把民国政府此行为解释为对待“外国君主”的行为，将民国政府对隆裕丧礼的礼遇，等同于对日本明治天皇的礼遇。
孙中山言称日本天皇驾崩时，民国曾服27日之丧，同于隆裕太后之死。然而核查1912年的民国政府公报，在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时，民国政府并无服丧27日之令，且也无为明治天皇举办哀悼会、承担丧葬经费的举措。同时查看众多报刊及时人日记，对明治之丧的记载附之缺如，相比隆裕之丧时报刊的连续报道、时人日记记载多如牛毛。往后观之，1914年日本皇太后去世，北京政府仅以下半旗三日。可见隆裕之丧无论从公从私，都不是简单的“外国君主”之丧。这些事实，并不妨碍孙中山强调隆裕之丧仅是普通平常的“外国君主”之丧，并非格外优待，甚至不是优待。关于隆裕之丧的定位，孙中山的定位体现的并非事实，更多是革命党人想要的国民党人乃至中外人士看待隆裕之丧得出的结论：这只是一个客居民国的“外国君主”丧礼，共和民国除了作为主人，与之并没有密切关系，尤其没有继承关系。
令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主导公布的清帝退位诏书，居然自称受命于隆裕太后懿旨组建民国。原拟清帝退位诏书草稿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被袁世凯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32]此改动不增不减一字，仅仅改动文字之顺序而致文意大变，也反映了袁世凯意图完全掌控权力之野心。孙中山后来致函南阳革命党人的函件中声称：“袁氏自称受命于隆裕，意谓非受命于民国，弟当时愤而力争之，以为名分大义所关，宁复开战，不得放任……”[33]由此可见，南北和谈促成了统一的民国政权，但在新政权中，又伴随着革命党人与北京政府间急剧的权势转移。此时袁世凯主导的北京政府大肆宣扬与形塑带有禅让性质的“女中尧舜”形象，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极力界定的“外国君主”形象正好相反。这就不奇怪为何革命党人无意迎合北京政府，反而表现出更多不以为然。这也揭示了为何孙中山不顾事实上确实优待了隆裕丧礼，甚至已是最优待之的情况下，依然极力将隆裕之丧定位为与普通外国君主丧礼同等。
（二）不容“皇帝”的存在
隆裕葬礼的举哀期间，此时的革命党同盟会已经改组为国民党，而且为了吸纳更多成员，已修改此前激进的纲领，形成一个体系庞杂的政党。此时，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在海外国民党支部的演说言论中评价隆裕丧礼，不强调优待，反而要强调对她的一般化与普遍化，以示革命党人在南北和谈促成民国的底线：不允许民国存在君主。以往研究清帝逊位，往往强调革命党人的妥协性与软弱性。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妥协并非毫无底线。孙中山在言谈中强调并非最优待隆裕丧礼，而是与明治天皇丧礼同等待之，表示民国并非以其为君，而是以“外国君主”视之。同时，孙中山也表示革命党人赞同优待逊清皇室是出于“革命能行人道主义”起见，并称“兄弟信他不是永世要民国之供应”。希望逊清皇室最终不依赖优待条款，而化成一般民国国民，“民国合五族而成，凡五族之人，皆如兄弟，合心并力，以为民国前途着想尽力”。
孙中山谈话表露革命党人的底线在“民国乃合人人组织而成，乃行平民主义政治，断不容立有一皇帝在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解释仍旧居住在北京紫禁城内的、“尊号”不废的逊清皇室呢？孙中山指出：“今北京仍有皇室与皇帝之名称在者，我民国待之，当系外国君主游历至此，我民国不过尽地主之责，以待遇而已。”[34]点明革命党人对逊清皇室的看法，也决定了革命党人在隆裕之丧时的主要基调。
无独有偶，在1913年3月18日、19日两日北京热闹的隆裕太后国民哀悼会后，3月20日宋案爆发。孙中山在1914年4月18日致南洋革命党人函件中称宋案一爆发，他即力主开战，但是“克强（黄兴）不允，卒迁移时月……”[35]其实，黄兴在所拟的哀悼宋教仁挽联中表示：“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36]他已经明确表示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的否定。宋案爆发，孙、黄等人的表态，已昭示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已势同决裂。对随后由袁政权竭力承包的新旧杂陈、场面壮观、观者如云的奉移，派员参与12月崇陵的奉安，早已与北京政府决裂、渐行渐远的革命党人对此不以为然，言论中已不见涉及。
三 做国民抑或遗民：清遗民对隆裕之丧的反应
民国政府高规格礼遇隆裕之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安抚逊清皇室，展示新政权的宽宏以巩固国内团结大局。细读在国民追悼会上皇室代表溥伦的答词，会发现逊清皇室在表示支持北京政府、赞同共和的同时，还表示，在光绪帝死后，隆裕太后教育宣统帝溥仪以光绪帝维新变法的未遂之初心为志向，同时又教溥仪“牖民爱物，惠泽施行”，强调溥仪是受“明君”兼“仁君”教育。同时表示，逊清皇室退位，是顺势揖让，由“我大行皇太后，洞观时势，俯察舆情，毅然去帝制而伸民权”，并非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负隅顽抗无效被迫退位，强调退位是逊清皇室主动为之。在清遗民的语境中，隆裕太后是光绪帝的遗孀，“后亦先帝之臣”，是宣统帝的抚育者。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宣统帝在主动退位以免生灵涂炭的隆裕太后的抚育下，所受的教育有“圣德”意味，背后另有深意。这从逊清皇室内务大臣绍英的日记中可窥一斑。绍英在壬子元旦（1912年1月1日）日记中写道：“况共和政体办理能否妥协，各国能否承认，尚未可知。将来皇上典学深纯，国民思念旧主，友邦推举贤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复归帝政。”[37]在隆裕丧礼中答谢民国的同时，逊清皇室还借机宣传了一把隆裕太后、逊帝的“圣明”，实与民国政府的预期有偏差。这也反映了基于民初政治局面不稳定，逊清皇室及清遗民群体对“共和复归帝政”尚抱有希望。
（一）隆裕之丧与“遗民”身份确认
1913年的清遗民尚未完成自我身份确认，如林纾在年初，打算做“共和老民”，到了是年9月又写下讽刺民国的新乐府诗《共和实在好》。某种程度上，举哀、奉移、奉安贯穿于1913年2～12月的隆裕丧礼，又是清遗民群体的定型期。此时在辛亥之际分散各地的清遗民开始第一轮聚合，同时通过观察隆裕丧礼参与者的言行举止，辨别群体归属。
与其他政治群体不同，清遗民群体并未响应新政权的倡导，反而借隆裕之丧哀叹国破家亡。这与北京政府借主导隆裕之丧，努力巩固新政权的权威及形塑新国民的共和意识形成两种相反的舆论导向，甚至因为隆裕在清帝退位、赞成共和中的表现，有些自诩为清遗民者不以悼念隆裕、拜谒隆裕梓宫为然。如郑孝胥在其日记中对隆裕之丧仅仅在2月23日写下一笔“报言隆裕太后殂”，反而长篇累牍地记下同时期报刊登载的升允复辟檄文，盛誉升允。郑孝胥还对朋友林纾拜谒尊崇隆裕颇有微词，引得林纾去函解释其尊崇隆裕并非以其退位之举为贤，而是为了追思光绪帝，称尊崇隆裕是尊崇主母心态。遍翻清遗民群体的哀悼诗文，他们哀悼的除了亡国之痛，就是悼念“先帝”遗孀。而隆裕太后既是先帝遗孀，又是清帝退位的下诏人，这使得清遗民群体既尊崇她，又痛恨她。正是这种矛盾心态，使清遗民群体出现分化，有虽避居海外，仍表示“闻之摧痛”[38]者；亦有不远千里赴京奔丧者；也有不以为然者（如寓居上海的清遗民樊增祺等人在隆裕丧期，仍拟雅集以纪念王羲之等癸卯年的兰亭集会）。
虽然清遗民群体竭力想让隆裕棺椁奉移遵循往例，如坚持行礼跪送。《那桐日记》载4月1日“卯刻进内，孝定景皇后梓宫前行祖奠礼”，3日“卯刻进内，孝定景皇后梓宫奉移梁各庄，东华门内外跪送，二次礼成”。绍英在日记中也记下：“卯刻，孝定景皇后奉移，午刻至前门车站，开赴梁格庄。跪送后进内值宿。”[39]然而这种努力并未能消除隆裕之丧时北京政府的主导色彩，即便是自视为清遗民的恽毓鼎，特称其“偕前福建布政使尚其亨，前东三省总督锡良之子、直隶候补道斌循（锡公因足疾遣子恭代）赴梁格庄暂安殿叩谒梓宫”，但他们也得服从民国政府安排出行：“由皇室世太保景大臣发交通部专车票。”《恽毓鼎澄斋日记》载隆裕奉移之况尤其详细：
孝定景皇后梓宫由铁路奉移梁格庄，臣毓鼎青长袍褂，摘缨冠，在宣武门西跪送。先在镶黄旗帐棚少憩，午正二十分，火车经过，道旁叩送。正阳门禁出凶器，即列祖列宗梓宫，从无出此门者。辛丑冬，孝钦显皇后自开封回銮，入正阳中门，已为长乐昭阳之异事。今景后乃有此创局，说者谓其生哀而死荣，诚然。[40]
不同于恽毓鼎认为隆裕棺椁奉移时出正阳门是少见的“异数”，认为这种动用火车运送梓宫的新旧杂陈礼仪是“生哀而死荣”，满人群体有因为奉移不循往例而“均为愤懑”。[41]奉移礼仪不循往例，还表现在围观奉移的人潮被刊登于报刊，相较端方在清末光绪慈禧奉移时因拍照而被隆裕太后罢官，民国成立的确有焕然一新的面目。
隆裕棺椁与光绪帝棺椁于1913年12月13日同时入葬崇陵。奉安的主场是崇陵，主角却是清遗民。这时候清遗民的群体认同已经通过隆裕丧礼的举哀、奉移、奉安三期的聚合，随着叩拜、跪送梓宫及谒陵等一致化的礼仪得到进一步强化。
（二）隆裕之丧中的遗民哀悼基调
与民国政府和逊清皇室的公开表态，盛誉隆裕太后的揖让以造共和之功不同，清遗民群体在哀悼隆裕时，强调的是这种揖让的不得已，在谈到清帝退位时更多表现的是一种亡国之恨。
在举哀期间，有不远千里而来的清遗民温肃，“自粤奔赴京师哭临梓宫于皇极殿”，[42]也有吴郁生（蔚若）、邹嘉来（紫东）“自青岛来谒梓宫”，[43]“笏斋（翁斌孙）自津来京叩谒梓宫”，[44]“（荣庆的）三叔自京中叩谒梓宫归”[45]……总体而言，举哀期清遗民聚合的人数并不多，恽毓鼎记载2月24日的一次午祭“行礼不满二十员，较之光绪三十四年，不堪回首”。[46]但奉移、奉安二期清遗民参与的人数渐增。围绕隆裕之丧随后的奉移、奉安两个节点，由于参与的清遗民群体的加入，甚至形成短期的“京津冀”流动，尤其是在12月9～10日的奉安典礼举行期间，借由京汉线，由北京开往高碑店，经易州至梁格庄的往返路线上出现上百名清遗民的汇聚。
对于隆裕之丧，清遗民群体有举哀之举动，但痛点在于“伤心白衣会，不见百官来”。瞿鸿禨在隆裕挽词中称：“文母尊新室，冲人痛汉家。颓天终莫补，遗恨泣灵娲。”恽毓鼎在隆裕的挽词中也称：“椒宫心自苦。”[47]对于散居各地的清亲贵王公“依然轻裘肥马，徜徉于租界之中”[48]，“竟多不来京奔丧”的举动，被认为是“实属负恩已极，应将其爵秩一律革除，并夺削其恩赏，各产统充皇室经费，以资惩罚”。[49]对比民国政府上下列举隆裕赞同共和的功绩，清遗民群体在哀悼的诗词、挽联中虽然提及隆裕下令清帝逊位，但并不赞其审时度势之智，不以此为功，反而大肆渲染亡国之悲恸。如沈增植的“九州岛还揖让，十世厄艰屯”[50]、缪荃孙的“无穷家国恨，邢尹更交攻”[51]、苏舆的“让皇回首处，凄绝九华门”[52]，在这种情绪下，隆裕与光绪帝归葬的崇陵，被清遗民视为一块“干净土”，在棺椁奉移及奉安期，成为他们汇聚、辨别异己之地。如恽毓鼎在日记中点评：“赵前总理（秉钧）奉总统派往致祭，所派凡八人，皆应着民国大礼服鞠躬，赵独先期摘缨帽、青长袍褂诣梓宫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随班致祭，又特备菜点恭进端康皇贵妃，敬领回赏。其心可嘉，远胜孙宝琦、刘若曾辈岸然与旧主鞠躬，滴泪不落者。”又如梁鼎芬对孙宝琦的嘲讽“先生是那一国人？”在隆裕之丧期间，伴随着这些身份的识别与认同，清遗民群体逐渐定型。
清遗民群体正是以崇陵奉安为契机，通过地域间的流动与汇聚，甚至“有间关数千里专为此北来者”，并通过隆裕之丧辨认异己，进行身份确认。而逊清皇室对这一群体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遗民群体克服地域障碍来到地处河北易州梁格庄的崇陵汇聚被逊清皇室加以表彰，如恽毓鼎在日记中记录：“端康皇贵妃以诸臣不忘故主，特命查核到陵人数姓名（闻系一百六十余人），由皇帝亲洒宝翰分赐诸臣，以为纪念。”对其中表现突出者，逊清皇室更是不吝赏赐，即赠官衔又颁赏帝后的遗物以作纪念。梁鼎芬即因结庐守墓表现出的遗民情结，受赐遗物。而他又借机邀请友朋雅集观赏，为之吟诗作赋，进一步强化这种群体联结。由此，这些固守旧文化的人们由个体而成群，并形成群体认同，在政治心态上抗拒民国、伺机恢复旧制。
四 围观盛会的背后：一般民众对隆裕之丧的反应
民众在隆裕太后丧礼中表现出异样的“狂欢”。在各界民众的疯狂参与下，隆裕丧礼中举哀、奉移两个祭奠节点成为民众围观如堵的盛会。
（一）团体与秩序
政治团体、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参与隆裕丧礼，表现为谨守民国政府要求，按规定服丧举哀，哀悼隆裕同时纪念共和。其中政界、军警界响应最为积极。诸如共和纪念会发起追悼大会，以懋该太后肇建民国之伟功，[53]又如2月26日参议院停开一日。[54]2月28日《绍英日记》载：“袁总统派荫昌为代表读祭文致祭，总理、总长及各处人员二百四十余人同来。”带有国家色彩的集体纪念活动还有在隆裕释服之期，军界举行全国陆军哀悼大清隆裕皇太后大会，为首的正是辛亥年领衔劝退的段祺瑞。还有报刊登载军警决议3月7日开追悼会于天坛，并发起铸铜像于中华门内。[55]
有些政党、政治团体是有计划、单独组织祭奠隆裕活动的，如《恽毓鼎澄斋日记》在1913年2月、3月详细记载的社政进行会从筹备到正式举行隆裕的哀悼会过程：23日，“午刻至江苏馆，赴屠、伍、谢、薛、李五君之约，国恤当止宴会，然不便以此昌言于主人，以形众宾之短，只可略坐而行。至三圣庵行吊（萧亲家之胞兄）。赴社政进行会，唐修之提议开会追悼大行皇太后，众皆鼓掌赞成，遂筹备一切，定于下星期举行。此吾会今年第一举也”。此后，于28日“社政进行会定星期日开大会，追悼大行皇太后。毓鼎撰祭文”。其后布置会场，“3月1日……饭后锡兄至会场布置一切”。正式开始活动，“3月2日，十钟到社政会，十二钟安位，两钟大祭，四钟送神，与祭者达八十人，足见吾人心理所同然。松坊花棚颇壮观瞻，又由宝惠借禁卫军军乐队半部（合三十人），祭时奏哀乐，音节甚和”。[56]由此可见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团体进行的小型哀悼活动之一斑。恽毓鼎强调的“吾人心理所同然”，与民国政府试图形塑的共和国民心理并不一致，反而雷同于曹汝霖在其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称的“人民尚不忘故主”：“隆裕太后崩驾，以人民名义，在中央公园开追悼会，政府派大员隆重奠祭，悬挂各界挽联，都是恭维颂扬之句，可见人民尚不忘故主。”[57]由此可见，即便是政治团体，在处理隆裕之丧的悼念时，也并非完全响应民国政府的形塑倡议。
由各界团体组织、参与的大型哀悼大会，以国民哀悼大会为盛。1913年3月4日，北京军界、警界、商界、学界、报界各团体在平介会馆集议，定于3月19日隆裕太后大祭之期在太和殿召开国民哀悼会，并致电各省号召社会各界踊跃捐资，“本会规模宜大，需用实繁，恐大薄不足敷，施望协款资赞助，时期甚迫，翘盼良殷”，并借商务总会为哀悼会的筹办事务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这一号召，长春、辽阳、凤凰、铁岭、营口等各地都开会追悼隆裕后，并各派代表入京参加追悼会。3月18日、19日两日，在太和门前广场召开的国民哀悼会上，由参议院参议长吴景濂作为总代表主祭，并宣读盛赞隆裕太后有逊位之德、有尧舜禅让之心，赞同共和的祭文。据载，参加国民哀悼会的人员达五万人之多，景象盛况空前。这从当时的报刊《东方杂志》《真相画报》等登载的国民哀悼大会照片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相关照片，可直观再现这一盛况。当时的报刊报道，在18日，参与的多是政治团体、有组织的社会群体，故而井然有序。从当时的照片来看，就有一张捕捉到了北京女校学生列队准备进入故宫参加国民哀悼大会的瞬间，的确井然有序。
然而，19日参观的个人更多，这种井然有序的现象被打破了。《申报》的杂评登载笔名为“萍”[58]的记者的一篇评论：
此次国民追悼会，虽曰追悼隆裕，而实则纪念民国之共和也。匪维系外国人之观听，抑亦足以觇我国民之程度。此其间宜如何慎重以将事者，顾何以开会第一日秩序井然尚足以博市井之虚誉，迨至第二日，即已日暮人倦，青楼小偷混迹其间，一般无赖子演出种种丑态，自此以往，更不知境象知若何矣。呜呼！民国办事之毅力。[59]
从此评论可见，知识精英更希望在隆裕太后之丧中形成纪念共和的氛围，在秩序井然中体现共和国民的风貌，展现“国民程度”已达到共和时代之要求。但事实上，作为展现国民程度载体的国民追悼大会，却并未向知识精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二）个体与失序
由于国民哀悼大会的地点位于太和门内，为此前的紫禁城，一般人等不得入内。故而进入紫禁城参加国民哀悼大会对民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即便是恽毓鼎的妻女，都以能够进入午门参观皇宫为“旷世奇缘”，一般民众参与的热切可想而知。
午后采涧夫人率儿妇、诸女、王姬赴太和门追悼孝定皇后。不意闺阁女儿，乃能步入午门，仰瞻皇居之闳丽，可谓旷世奇缘。闻午门内秩序甚乱，虽小家丑妇，鹑结贫儿，但胸悬黑纸花、白布标识，即可溷人内廷，喧呼拥挤，并哀悼之意而失之矣。[60]
《申报》也有类似报道，报道参与的民众有出售纸花白布标志，导致人群蜂拥而入，拥堵不堪，小偷无赖也趁机混入，国民哀悼大会秩序大乱。
不仅国民哀悼会时只要简单标志即可入内，从而导致秩序大乱，4月3日隆裕棺椁奉移时，民众又上演了一场围观闹剧，不但失序，还有不少人因人多拥挤被压伤，甚至有殒命者。许宝蘅在日记中就记载：“今日孝定景皇后梓宫奉移，家中人均往观。正阳桥栏杆为人多挤折，跌伤、压伤人甚多，有死者。”[61]
4月3日隆裕棺椁奉移时的礼仪是新旧杂陈的。主导者是北京政府，是以由北京政府的仪仗队、军乐队前引，而又辅以丧主逊清皇室传统的满族执事：门纛、曲律（满语译音，即小纛旗）、影亭、亮轿、曲柄黄伞、鹰、狗、骆驼、刽子手、帐篷等随后，用96人的“落地满黄”的“皇杠”（即黄杠、黄罩、黄杠绳、杠夫戴的青荷叶帽插着黄雉翎，举黄色白光的拨旗，上书“恭奉暂安”字样），一直抬至前门火车站用北京政府专拨的列车，运送至河北易州梁格庄行宫内暂安。运载隆裕棺椁的火车也经过了特别的处理，重新刷漆彩绘，并被报刊拍摄、报道，被时人在日记中仔细描摹：
火车系特别漆绘，如龙罩式，下安胶皮轮，行时平稳无声。第一车列仪仗。第二车安奉梓宫，车外满扎松枝花彩，四角系红黄色彩绸。第三车载缟素恭办丧仪各员。第四车载护送大员冯国璋、荫昌等。车行极缓。[62]
运送隆裕棺椁的列车走得缓慢既是为了显示庄严，也是因为围观的人群太过拥挤，再加上沿途还有许多路祭点，跪地恭送者也不算少。王公大臣多是在宫内或各旗自设的帐篷内跪送，普通民众则道旁等候，据报道：“青年女子一人在半壁店道旁跪送，伏地痛哭；老民三十余人在口子门道旁跪送，伏地痛哭。又孝定景皇后梓宫由京奉移时，有老民一人在铁路旁跪送伏地痛哭，民妇一人在铁路旁跪送伏地痛哭。”虽然有民众自发送葬，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奉移更像是一场民众围观“跑祖宗”的狂欢。
当时报刊对隆裕之丧的民众反应有种种判断，诸如：“在清太后崩后，国民对之生一种生荣死哀观念，绝无他项心理发生，以故地面安谧如常云。”[63]也有报道推测京中人士“莫不哀悼”的原因是“去年当民军起义时能容民意实行退位，保全大局，与有力焉。仰为民国之一恩人”。[64]这似乎并不能概括民众积极参与隆裕之丧的实情。
相较于政治团体、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参与隆裕丧礼，尤其是举哀期的纪念活动较为有序的表现，其余无组织、自发而来的民众则显得杂乱无章，带来的是丧礼上的乱状。然而，有序并不代表着都是发自内心的哀悼，更多团体是出于遵守政令。无序亦非无心悼念，也有惊闻噩耗发自内心痛哭流涕者。在围观盛会的背后，有新生的民国政权对新国民形塑的努力，也有“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的旧民心理。
隆裕之丧发生的1913年，正值民国已成立满一年，在这场历时近一年的丧礼中民国政权与革命党人、清遗民及各政团、民众等各方力量相互激荡博弈。民国政权试图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主办了名为哀悼逊清太后实则纪念共和的隆裕丧礼。从革命党人、清遗民对民国政府主办隆裕丧礼不同的反应来看，民国政府有意统一共和国民的形塑并未成功。这也显露了随后长期分裂割据的引子早已蛰伏在这个新生政权之中。革命党人对高规格礼遇隆裕之丧持有不同态度，伴随着宋案爆发，与北京政府决裂。逊清皇室及清遗民亦与民国政府的形塑预期发生偏移，在隆裕之丧发生后，民国政府虽修改了优待条款，强调了民国主权，但是在逊帝尊号不废的界定与处理上并不明晰，依旧含糊带过，为之后的帝制复辟埋下隐患。从1913年隆裕之丧揭示的国家及各方力量的分合博弈可以看出，新政权成立，未经过新政治文化涤荡的民众之“国民”意识并未同步，远未达到知识精英期望的“国民程度”，政体变革的急剧与政治文化转型的缓慢形成鲜明对比。
[1]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LSC017）、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16CXTD07）阶段性成果之一。
[2] 周增光，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3] 相关论文计有：刘潇敏、李嘉《隆裕太后逝世的社会反应述略》，《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冯佳《“国”与“君”——政治文化视角下的隆裕太后葬礼》，《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宋玉红《中国末代皇太后隆裕丧葬礼仪》，《档案天地》2014年第12期；刘平、孙昉《溥仪小朝廷的政治史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此外，专著中也有涉及的，如：朱兴和《现代中国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40～47页；秦国经《逊清皇室秘闻》，故宫出版社，2014，第170～175页；周吉平《北京殡葬史话》，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第314～319页；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政务卷·民政志》，北京出版社，2003，第460～465页。
[4]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认知性、政治情感性及政治评价性三个基本成分。
[5] 《外交团之追清太后》，《盛京时报》1913年2月27日，第2版。
[6] 《隆裕崩逝后要闻总总》，《盛京时报》1913年2月28日，第2版。
[7] 《丧礼经费皆由民国承担》，《顺天时报》1913年2月25日。
[8] 《谣传之可骇》，《盛京时报》1913年2月25日，第2版。
[9] 《清太后逝世三记》，《申报》1913年3月2日，第2版。
[10] 1913年3月7日，宝熙致罗振玉函，《罗振玉友朋书札》，《文献》2005年第2期。
[11] 《清太后崩御详记·北京之戒严》，《盛京时报》1913年2月28日，第3版。
[12] 《政府公报》第288号，1913年2月24日。
[13] 《政府公报》第288号，1913年2月24日。
[14]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101页。
[15] 张勋：《松寿老人自叙》，《张勋史料》，江西省奉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奉新文史资料》第2辑，1986，第203页。
[16] 《张勋不忘旧主》，《盛京时报》1913年3月7日，第3版。
[17] 《孙中山与清醇王之交际》，《盛京时报》1913年3月7日，第3版。
[18] 《丧费之筹议》，《申报》1913年3月2日，第2版。
[19] 《参议院对于隆裕太后崩逝之敬礼》，《盛京时报》1913年3月2日。
[20] 《国民哀悼会总代表吴景濂致祭文》，《前清隆裕皇太后追悼录》，《震旦》1913年第2期，第248页。
[21] 《大总统袁世凯谨遣陆军上将荫昌致祭文》，《前清隆裕皇太后追悼录》，《震旦》1913年第2期，第247～248页。
[22] 《清太后哀悼歌》，《前清隆裕皇太后追悼录》，《震旦》1913年第2期，第250页。
[23] 林纾：《训林璐书》，《林纾家书》，商务印书馆，2016，第28页。
[24] 《政府代清廷答谢各国》，《盛京时报》1913年3月7日，第3版。
[25] 《申报》1913年3月13日，第2版。
[26] 《申报》1913年3月18日，第2版。
[27] 《申报》1913年3月14日，第2版。
[28] 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第126页。
[29] 《孙中山与清醇王之交际》，《盛京时报》1913年3月7日，第3版。
[30]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2日。
[31] 《孙中山在横滨国民党支部欢迎会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40页。
[32]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545页。
[33] 《致南洋革命党人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2页。
[3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1页。
[3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2页。
[36] 《吊宋教仁之挽联·黄克强轶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文海出版社，1970，第32页。
[37] 《绍英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282页。
[38] 时迁居日本的罗振玉致函缪荃孙，表示“大行太后之丧，海外孤臣，闻之摧痛”。此时同样避居日本的王国维也寄函友朋，表示写下挽歌哀悼。
[39] 《绍英日记》，第422页。
[40] 《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637～638页。
[41] 《申报》1913年3月14日，第2版。
[42] 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二十辑《清温侍御毅夫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第19页。
[43]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634页。
[44]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635页。
[45] 《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第224页。
[46]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632页。
[47]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631页。
[48] 梦幻：《闲评一》，《大公报》1913年2月25日。
[49] 《清廷议严惩不奔丧之王公》，《大公报》1913年3月7日。
[50] 沈曾植：《大行皇太后挽歌辞》，徐俊西主编，袁进、黄坤编《海上文库百家文库·9·郑孝胥、沈曾植、朱祖谋、况周颐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第138页。
[51] 缪荃孙：《隆裕太后挽词》之一《缪荃孙全集·艺风堂诗存》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4，第73页。
[52] 苏舆：《隆裕太后挽词》，《自怡室诗存卷四·苏舆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325页。
[53] 《开会追悼清故后》，《盛京时报》1913年2月25日，第2版。
[54] 《参议院对于隆裕太后崩逝之敬礼》，《盛京时报》1913年3月2日，第3版。
[55] 《关于清太后薨后之各事》，《星期汇报》1913年第4期，第9页。
[56]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632～633页。
[57]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101页。
[58] “萍”应是时任《申报》特约通讯记者的邵飘萍当时的笔名。
[59] 《国民追悼会》，《杂评（二）》，《申报》1913年3月26日，第6版。
[60]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635页。
[61] 《许宝蘅日记》第2册，徐恪儒整理，中华书局，2010，第434页。
[62]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637～638页。
[63] 《清太后病亡记》，《申报》1913年2月28日，第3版。
[64] 《隆裕皇太后击人哀思》，《盛京时报》1913年2月25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