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刘杨钺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当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已开始憧憬即将到来的和平时，美国白宫首席科学顾问布什却给总统罗斯福递交了一份报告，题目是《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在这份报告中，布什极具远见地指出：“如果没有科学的进步，那么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保证我们作为现代世界上的一个国家的兴旺、繁荣和安全。”[1]尽管这句话是站在美国维系其全球霸权的立场之上，但其核心思想却反映出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规律，那就是科学技术和国家的发展与安全之间日趋密切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科学技术不仅是国家繁荣昌盛的保证，也给国家的安全稳定带来了深刻影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新兴战略空间的利用和拓展，以及在新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和革新，对国家安全的思考已经越来越难以绕开科技这个直接因素。因此，本书着眼于科技视角下的国家安全，探索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为全面理解和认识国家安全问题提供新的维度。
一 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基本概念
科学技术和国家安全是本书最核心的两个概念，同时也是内容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概念体系。分析两者的有机联系，必须建立在对其内涵进行准确界定和把握的基础上。
（一）科学技术的内涵与性质
科学技术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在本质上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是一般的生产力。自然科学作为关于自然系统本质联系的客观动态知识体系，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根本手段。人类在探索自然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以及在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逐渐获得对自然的认识，并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科学是产生知识体系的认识活动，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事实并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科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马克思认为科学是真正实证的科学，是真正的知识来源。他指出，“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3]其次，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4]这一特征揭示出科学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塑造作用。再次，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透过特定的生产关系被赋予了阶级属性。最后，科学也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它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成为一种控制人的力量。总的来看，科学具有客观性和实证性、探索性和创造性、通用性和共享性等基本特点。
现代科学通过技术体现其特征。“技术”一词来源于希腊，泛指艺术、技能和本领。技术作为人类同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转换和传递的媒介，其本质在于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基本手段。技术可以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首先，劳动资料和物质设备延长了人的“自然的肢体”。[5]其次，技术在本质上“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6]最后，技术的发展往往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基于此，有人将技术定义为“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7]这个定义准确地指明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认为技术是生产力直接的体现，而广义上的技术——如艺术、技巧和管理方法等——则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综上所述，技术是人类为了实现社会需求而创造的手段和方法体系；是人类利用自然规律控制、改造自然的过程和能力；是科学知识、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的物化形态。
科学与技术的辩证统一反映出人的认识实践过程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人类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能动认识，是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也正是科学的要旨所在；第二次飞跃则是人类在已获得的认识成果的指导下，进一步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控制和改造，是从认识再到实践的飞跃，也是技术的本质体现。由此来看，科学技术虽然具有客观性和自然性，但其发展变化更受实践性和社会性的深层影响。科学技术与社会活动之间的这种有机联系，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军事技术与战争（和平）的互动关系上。一方面，先进的物质手段总是优先用于军事目的。对这一点，马克思指出“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8]另一方面，科学的实际重要性往往从战争方面得到体现。[9]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作出过这样的论断，“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实际上，除了19世纪的某一段期间，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大部分重要的技术和科学进展是海陆军的需要所直接促成的”。[10]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或许略有些夸张，毕竟现代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并驾齐驱又相互交织的特点，但从科学技术的视角思考安全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军事技术无疑是其首要元素。
（二）国家安全的概念与特点
要理解国家安全就要首先了解安全的含义。在国际政治领域，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同时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安全”作出了如下解释：没有危险；平安。这实际上反映出安全在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双重含义。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的论述被人广泛引用，他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11]将这一分析延伸到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上就可以得出，在客观上，国家安全是指某一国家不存在外来攻击和侵犯的状态与现实，也就是国家有消除威胁的能力，并且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在主观上，国家安全是一种没有恐惧感，不担心会有外来威胁的心理状态，是对国家抵御外来攻击和防卫自身安全能力的主观感觉。它涉及对国家力量、对敌友力量及其意图、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对维护安全形势的评估和信心。总之，国家安全是客观事实与主观认知的有机统一。
从对象客体上看，国家安全的概念经历了纵向与横向的拓展过程。自国家出现以来，对国家安全的理解长期以来建立在以确保领土完整、主权不受侵犯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安全观的基础之上。这种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具有三方面主要特征：首先，安全被认为是一种单边行为，即安全完全是国家行为体自己的事情，国家也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取安全；其次，安全被视为竞争性的，是一种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再次，安全的范围是狭隘的，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12]在最后一点上，传统国家安全观主要着眼于军事上主权国如何应付外来的威胁和军事入侵。其焦点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内涵方面。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关系的内涵也大为丰富，由此国家安全的内容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一方面，安全的主体在纵向上延伸，由国家向个人和全球扩展，国家安全成为个人、国家和国际三个相互联系层面的融合统一。国家仍然是安全主体的根本所在，但个人与社会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也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安全的要素在横向上拓展，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仍然占据核心地位，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要素也成了国家安全的新内容。不仅如此，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使得国家安全更像是一个成分多元、不断变化的生态体系。
我国国家安全观的变化发展，正体现了上述安全对象和内容双向拓展的客观要求。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其中，对国家安全的理解要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13]这些重要论述标志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步入正轨。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强调现代国家安全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国家安全观。只有坚持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科学而准确地认清国家安全现实，也才能科学而高效地指导现实的国家安全工作，促进现实的国家安全治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将科技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战略框架内，明确肯定了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内在联系。事实上，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就是国家安全观演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科技发展使得军事与民用的界限日益模糊，从而促使安全的内涵向其他领域扩散。某一特定的技术实体往往具有多重意义和影响，映射出不同的安全需求。例如，核技术的民用化与普及化，使传统的军事安全考量与能源、经济、环境等新的安全需求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技术发展本身也常常催生着新的安全范畴。例如，人类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以及在数字空间的创造性活动，便衍生出外空安全与网络安全的新命题。因此，探索科学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机理，将为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建构提供重要内在支撑。
二 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哲学逻辑
前文已经提到，科学技术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而安全则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那么应当如何看待科技与安全的关系呢？科学技术与社会（简称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性质、结构、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下几类哲学范式。本部分将简要探讨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基本逻辑。
（一）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者的逻辑认为，科学技术是外生于政治和社会分析的变量，并对政治有着实质性的、可定义的影响。据此论断，科学技术能够影响政治但本身却是非政治的。科技是自然的产物，是人类设计所无法改变的，因此不需要用政治分析来理解它。在这方面，罗伯特·海伯纳于1967年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标题为《机器创造了历史吗？》。在该文中，海伯纳认为在特定社会中技术的广泛形式将决定社会与经济关系的总体模式。对此他总结道：“我认为我们确实能够断言，一个社会的技术将一种确定的社会关系形式强加于该社会之上。”[14]在国际政治学者中，杜德尼从决定论立场对科技的政治功能进行了理论化阐述。他认为潜在的技术环境决定了政治权威的本质，或者更准确地说，决定了安全供应的机制。火药、枪炮和其他常规炸药所营造的环境生成了国家体系；而核武器所营造的环境，由于其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将最终带来“后国家”的国际体系。这种转变是由“处于人类掌控之外的毁灭性物质力量的基本改变所驱动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独立的、外生的自然力量，塑造着国际体系与单元的总体特征，从而以明确的、自主的方式影响着社会领域。
决定论的逻辑为我们理解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不同技术体系所具有的特征属性，往往对国家安全产生特定的影响。例如，网络技术的边界模糊性，使得国家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呈现跨国性的特点。然而，将决定论立场奉为圭臬也会带来许多认识上的误区。首先，决定论将科技的政治影响视为单向的和不可逆的，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具体到国家安全上，这意味着科技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是单向度的，人的安全需求对科技发展所具有的反向作用却被拒之门外。事实上，国家安全等政治性因素对科技发展起约束作用的案例并不鲜见。国际军备控制的核心要旨就在于通过限制和规范某些特定技术和装备的发展，缓解国家间的安全困境，维持国际体系的总体和平。其次，在技术决定论视角下，科技是一种外生性变量，这割裂了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内在统一。科技进步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要素之间是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科技安全本身就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最后，秉持决定论立场，可能产生科学技术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工具的错误观念。对国家安全而言，这意味着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加以应对。然而，科学技术不仅不能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万能灵药，科技发展还常常附带着新的安全问题的产生。例如，基因技术的新突破增加了生物武器威胁的风险，而技术手段并不能完全消除这种风险，制度、规范、合作等社会性因素同样不可或缺。
（二）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在哲学上（以及政治学上）与技术决定论对立，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对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技术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性的”。技术及其影响不是以外部变革因素的身份进入社会领域，而是完全由人类的兴趣和开创性，以及政治经济力量所塑造成的。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科技的发展是由人类决定的，它们不是或至少不是像沙滩拾贝那样被人发现。哪些技术获得发展（而哪些没有）并不是技术可行性的产物，也不遵循某种不可避免的技术发展轨道，而是人的选择、兴趣、理念、制度、权力和资源等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例如，对社会建构主义者而言，核武器不属于那些一旦被引入人类社会环境，就会对环境产生明确、独立的影响的自然人工产物。相反，核武器是人类的发明，其所表现的特定形态只是众多可能的“核武器”假定形态的一种。现实生活中的核技术并不是必然产生的，它无法与社会、经济或政治力量分离。社会建构论的哲学逻辑指出了科技与安全联系机制的另一方面，即人类的安全需求（与其他社会因素一起）对科技发展的塑造作用。但社会建构论显然低估了科技发展及其政治社会影响的独立性。一些科学技术成果的固有属性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为设定好的，而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许多负面效应（包括安全上的）也并不总是受制于人的控制。因此，社会建构论也无法为科学技术和国家安全的内在关系提供完备的解释。
（三）辩证唯物主义观
正确看待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立场。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伟大历史作用作过精辟而形象的概括，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5]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在1988年便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6]科技进步和创新越来越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环境、人口等重大问题，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技术无疑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支点，科技安全也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环节之一。从科学技术视角分析国家安全，首先就要认识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其次，科学技术在应用中产生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凸显。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正确驾驭技术发明并合理地发挥它的内在价值，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甚至灾难，并有可能成为人类发展的对抗性力量。爱因斯坦曾就这一点进行过深刻分析，他认为：“我们时代为其在人的理智发展中所取得的进步而自豪。……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切不可把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它固然有强有力的身躯，但却没有人性。……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17]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出，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18]人类对当代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已经带来了诸如核扩散与核威慑、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军事化、生化恐怖主义等一系列新型国家安全威胁。从科学技术视角分析国家安全，就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这种双刃剑效应。
最后，科学技术发展所受到的社会约束程度越来越高。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为科学技术发展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强大的物质条件。社会政治、经济等利益关系的分化，制约着科学研究的方向、目标和进程以及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社会价值规范和制度体系，也越来越多地干预着科研活动及其成果的应用。在那些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明显受到安全需求的导引和约束。反过来说，有效引导或规范特定科学技术的发展轨道，以及参与国际社会共同管理科学技术风险的各类合作机制，也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审视科学技术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时，最终的应对举措又常常回到对科技变革的管理和应用上，这充分体现出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 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对象
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交叉研究领域，但其内在核心仍是聚焦于国家安全问题，属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范畴。主要研究对象是影响国家安全的科技因素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科技保障等。前者研究科学技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表现和特点，后者则探讨如何通过科学技术发展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一）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为六章，系统论述了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互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其中第一章从理论角度探讨了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基本概念，阐述了科学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正确看待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必须避免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单向度思维，而应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立场与方法。第二至第五章从具体的技术领域分析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第二章讨论核技术与国家安全。核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国家间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时代性转变，大国间直接对抗逐渐被战略威慑所替代，其民用领域的开发利用也伴随着能源、环境、突发事件管理等一系列安全考量。第三章分析生化武器与国家安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使用由来已久，且早已被国际社会严厉禁止。但相关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因技术的新突破，再次为生化技术的安全性蒙上了阴影，国家面临的生化安全威胁也日益凸显。第四章探讨外层空间的安全问题。外层空间凝聚着巨大的国家利益，外空安全的重要性也愈发明显。但外空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威胁日益加剧，外空利益争夺活动空前激烈，外空环境保护问题迫在眉睫等方面。第五章着眼于网电技术与网络空间安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等特点使得对其有效管控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这也导致网络犯罪、网络军事化、网络霸权主义等各种威胁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当然，上述技术领域并不是科学技术影响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能源技术和材料技术等领域同样与国家安全密切相连。本书选取核技术、生化技术、外空技术和网电技术加以重点研究，首先在于这些技术具有高度的军民两用性。这使得这些技术影响国家安全的机制更为复杂，而如何协调军用与民用技术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家安全需要面对的全新课题。此外，这些技术领域的战略意义较为明显，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被视为继陆、海、空之后的新型战略空间，而核、生、化武器则是与国际安全息息相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这些技术领域对国家安全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六章讨论国际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军事技术交流不仅受到国家安全利益和国家军事战略的决定性影响，反过来也对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国家利益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本章还分析了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国的对外军事技术交流，这些主要国家的军事援助与贸易塑造着全球和区域安全态势，也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国家安全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关系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国家安全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但国家安全既不局限于国际领域，也不只局限于政治领域。冷战后，在传统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日益复杂多变的安全问题的情况下，各种非传统的新安全观开始不断出现。我国的国家安全观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在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要科学全面地认识国家安全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国际关系和政治的视角，还要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变革入手，探索国家安全在内容和特点上的变化，掌握国家安全的新动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地研究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问题。《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一书旨在通过对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有机联系的研究和探讨，为全面、系统、科学地了解和认识国家安全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为准确把握科技发展条件下国家安全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提供重要参考，并为深入理解国家总体安全观、树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供理论支撑。
[1] 〔美〕布什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范岱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
[2]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3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9页。
[7] 于光远等主编《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21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第341页。
[9]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第5页。
[10]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241页。
[11] 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
[12] 周丕启：《安全观、安全机制和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地区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2期。
[13]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新华网，2014年4月15日。
[14] Robert L.Heilbroner，“Do Machines Make History”，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8，No.3，1967，pp.335-34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72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5页。
[17]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第34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