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屯昌史前文明的重构

一 屯昌初民的生态环境

考古发现，海南岛史前遗址可以粗略分为贝丘（沙丘）遗址和台地（山坡）遗址，前者较多集中于南部滨海沙丘地带，后者则主要分布在中部、北部江河沿岸及丘岗地区，从整体上看：

坡地遗址：1960年的报道有一百零八处，近年在陵水县的文罗、椰村等地又新发现几处。坡地遗址多半位于河流附近的小山顶的平台或半山腰上。一般高约10～30米，长宽约100米，也有个别的为20～30米。坡地遗址分布范围颇广，海南东部、南部、西部、中部及西北部均发现。[13]

这种择址方式与初民“逐水草而居”的原始生活形态尤为吻合。台地（山坡）的另一个优势是方便排水。海南岛地近热带低气压区，年降水异常丰沛，台地（山坡）正好提供了天然的排水设备，而安全的环境也为长期定居此地创造了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肥沃的土地作为耕田，屯昌县在龙州河及青梯河水系一带广泛分布着洪冲积相，其中以枫木、坡心、屯昌等冲积平原较大，是为屯昌县水稻生产基地。明代顾岕《海槎余录》中写道：

海南之田凡三等：有沿山而更得泉水，曰泉源田；有靠江而以竹桶装成天车，不用人力，日夜自车水灌田者，曰近江田；此二等为上，栽稻二熟。又一等不得泉不靠江，旱涝随时，曰远江田，止种一熟，为下等。[14]

肥沃的耕田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先民从游居向定居生活的转变，也为早期社会从游牧业向农业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契机。可以设想，在生产工具并不发达的前提下，由于屯昌各处的生态气候适宜农耕，并且简单的耕种就能带来丰产，这种获利是远远高于游牧的生产方式，所以，屯昌先民由游牧转型农耕社会的过程是水到渠成的。

地名伴随人类活动而产生，因而地名间接反映出当时的生产生活样貌。对古地名进行考证，以及利用地名推测当地在历史时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于研究区域内的开发历史和地理演变（如海岸、河道、湖泊、植被、经济等）有重要借鉴。有学者曾对现今海南地名中，带“鹿”的地名有过统计：

据考察，海南“鹿”字地名分布于大多数县市，具体分布如下（括号内是所在的乡镇名）：

琼山：鹿上（灵山）；

文昌：鹿堀（头苑）、鹿户（冯坡）；

琼海：鹿宴（温泉）、白鹿园（温泉）、鹿跳园（朝阳）、鹿温（新市）；

万宁：鹿市（禄马）、鹿温（乐来）、鹿堀（大茂）；

陵水：打鹿（本号）；

保亭：什梯利（黎语地名，汉义为鹿田）；

屯昌：斩鹿坡（枫木）、鹿寨（南吕）、鹿温（新兴）；

定安：白鹿坡；

儋州：鹿母湾（番加）；

三亚：鹿回头；

琼中：鹿寨（湾岭）。[15]

上述地名在古代的称谓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从现在的地名中仍然可以看出端倪，屯昌县带“鹿”字的地名在全省范围内都是较多的，或能说明这里曾经有大量鹿群栖息繁衍。

屯昌有大量鹿群生息繁衍的第二则证据来自民间传说。海南黎族地区流传着一个人鹿相恋的传说。古代一位英俊的黎族青年猎手，头束红巾，手持弓箭，从五指山翻越九十九座山，涉过九十九条河，紧紧追赶着一只坡鹿来到南海之滨。前面山崖之下便是无路可走的茫茫大海，那只坡鹿突然停步，站在山崖处回过头来，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凄艳而动情，青年猎手正准备张弓搭箭的手木然放下。忽见火光一闪，烟雾腾空，坡鹿回过头变成一位美丽的黎族少女，两人遂相爱结为夫妻并定居下来，此山因而被称为“鹿回头”。三亚有个“鹿回头”，屯昌有个“回头鹿”。在今天屯昌木色风景区，有一个和三亚“鹿回头”遥相呼应的景点“回头鹿”，据说当时的这只与黎族青年相恋的母鹿，正是从屯昌的木色地区一直逃到三亚。从地理位置上看，屯昌是海南北部台地进入五指山区的要道，从这里逃到三亚正是从黎族聚落的起点逃到天涯海角，故事在这一范围内流传有极大的可能性。

从坡鹿习惯性栖息场所，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测屯昌地区的生态样貌。坡鹿栖息在海拔200米以下的低丘、平原地区，喜集聚于小河谷活动，主要食物是青草和嫩树枝叶等，尤其喜欢吃水边或沼泽地里生长的水草。这或许能说明，当时的屯昌地区地势低平，起伏不大，而且湿地面积较广，适合鹿群的栖息繁殖。

从田野调查采集到的民间故事来看，存在着大量人与动物的异化的故事，其中最为明显、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蚂蟥异化为食人血肉的怪物。可见，蚂蟥在这一地区大量繁殖，并且危害极大。适合蚂蟥的生长环境主要是淡水水域，如水库、沟渠、水田、湖沼等，由此也能看出屯昌区域内环境湿度较大。

二 屯昌初民的生产方式

石器的发现 经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在屯昌地区采集到一大批石器，这些石器主要是石斧以及双肩石斧。在类型上这些出土的石器均为磨制石器，意味着出土文明为新石器文明。自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址、南阳溪洞穴遗址发现后，海南曾经历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已为不争的事实，但和新石器遗址相比，海南岛旧石器遗址为之甚少。说明，屯昌与海南大部分地区的历史进程大致相当。但和海南其他地方出土的石器相比，款式上却差了很多。整个海南岛采集到的磨制石器包括斧、锛、鑿、铲、矛、犁、戈、网坠、纺轮、敲砸器、环、珠、砺石等，石斧的款式上也有长身式、短身式、亚腰式、有肩式等。从这些石器工具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屯昌居民的生产方式单一，石斧主要是用于砍伐林木、切割食物，所以当时的生产方式应该以打猎为主。而双肩石斧的出现则扩展了石斧的功能，可以用作翻垦土地，作为犁地之用。从这里也能看出，当时屯昌先民的生活方式渐渐从打猎向农耕生产转型。

陶器的采集 1957年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合作，曾对屯昌吉安市的台地遗址进行了发掘，开挖探沟2条，计18平方米。在文化层中仅出土夹砂粗红陶片100余片，未见石器，也没有几何印纹陶。夹砂粗陶在此次调查的每处遗址均有，据调查者推断，纯出夹砂粗陶的遗址可能为时较早，其年代相当于殷周之际或略晚。遗址的文化属性与海南岛其他遗址一样，与广府地区的石器文化属同一文化系统，但年代上要晚一些，[16]或可证实这一原始文化的源流来自中原大陆而非南亚群岛。从陶器的出土我们也能看出屯昌地区较早就出现了自然分工。在黎族地区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俗语：“女烧陶，男勿近。”相应地，男子打猎，女人也不能靠近。黎族早期的自然分工，正是靠这些民间禁忌承载相沿。

最后，还应该看到的是，在考古采集过程中沿海许多州县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器，而屯昌地区却没有探查到一例青铜器的存在。汉族的青铜文化大致是在汉朝传至海南，从这能够看出，元明以前汉黎交流十分有限。

三 隋唐时期的汉黎互动

在考古过程中，还在屯昌境内发现了一处古城址：

吉安古城址：位于屯昌县屯城镇吉安村南。……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高北低，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城墙系夯土筑成，残存部分南城墙基，宽1～5米，残高0.5～1.5米。城内东南部有夯土台基，东西长约75米，宽约12米，高出地面约0.4米。台基上散存青灰砖瓦、檐头滴水等遗物。[17]

黎族先民“刀耕火种”的生产样式决定了其迁徙不定的生活习性，因此其中心聚落不发达，进而导致其建筑工事相对落后。研究者讨论道：

经常性的迁徙，导致定居的农业经济和中心聚落不发达。黎族先民由于主要依靠沿海、湖泊、河流的鱼类资源和森林、丘陵的野生动植狩猎及采集农业为生，过着经常迁徙不定的生活。一个氏族在某一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发现自然资源枯竭或别的地方更好，就举族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大约时代越久远迁徙越频繁，直到明清时期，黎族先民还每隔一到三年，便迁徙一次。[18]

同时，汉族早期自发式移民并不具备统一的行政力，与之对应的大型建筑工事也无法开展。直至北宋仁宗宝元初（1038～1040），尚有“岭南诸郡无城郭”的说法。[19]早期汉族修筑的“夯土筑城”属于简单工事，出于治安、经济等因素的考虑，[20]这一现象直到明代初期才由砖石城代替夯土城。吉安古城城址正是早期土夯工事的遗存，这一发现将屯昌地区的汉族历史向前推进至隋唐年间。

关于吉安古城的置废过程，《道光琼州府志》中有着详尽记录：

隋 开皇九年，仍为崖州。大业三年，改为珠崖郡，领县五：义伦、感恩、颜卢、毗善、吉安。又析西南地置临振郡，领县五：延德、宁远、澄迈、昌化、武德，属扬州司隶刺史。

唐 武德五年，改珠崖郡为崖州，改临振郡为振州，析置儋州。改武德为平昌，改颜卢为颜城，改毗善为富罗，并吉安入昌化，增置临机、临川、陵水三县。崖州领县四：颜城、澄迈、临机、平昌。儋州领县四：义伦、昌化、感恩、富罗。振州领县四：宁远、延德、临川、陵水。贞观元年，属岭南道。又改颜城为舍城，改平昌为文昌。析昌化置吉安，析舍城置琼山，析延德置吉阳。五年，析文昌置万安、富云、博辽。又以崖州之琼山置琼州，领县五：琼山、临机、万安、富云、博辽；崖州领县三：舍城、澄迈、文昌；儋州领县五：义伦、昌化、感恩、富罗、吉安；振州领县五：宁远、延德、临川、陵水、吉阳。十三年，析琼山、澄迈置曾口、颜罗、容琼三县，以属琼，以万安、富云、博辽隶崖州……天宝元年，改琼州为琼山郡，置落屯县以属振。乾元元年复为琼州，废吉安县，置洛场县以属儋。[21]

这说明在隋唐时期，汉族已经开始把屯昌部分地区纳入行政管辖范围。[22]汉黎间的早期互动至少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如果我们将仪式——屯昌地区的军坡节纳入考量，这种汉黎互动的时间或许可以提前到南朝陈梁时期。海南军坡节由来已久，据民间传说，1400多年前，巾帼将军冼夫人统率大军抵达海南岛，来到一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沙洲，即现在的海口市新坡一带。冼夫人看到这里水草丰美、易守难攻，便驻扎下来，经过数日操练和派兵侦查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出军仪式，大军兵分三路，前往各地平定乱贼，安抚百姓。后来，为了纪念冼夫人这次出征，海南岛各地根据当年冼夫人统率的军队到达当地的时间，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模仿冼夫人的出军仪式（俗称“装军”），代代相传，逐渐形成海南独特的军坡节。由于冼夫人最初驻军新坡镇梁沙村，当地村人供奉她为地方神，称为“梁沙婆”，因此，新坡镇军坡又被称作“梁沙婆期”。《隋书》、《北史》均为冼夫人立传，记录下冼夫人平定海南黎乱、归附中央政权的过程，《隋书》载：

及宝（冯宝，冼夫人丈夫——引者注）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至陈永定二年，其子仆年九岁，遣帅诸首领朝于丹阳，起家拜阳春郡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仆至高安，诱与为乱。仆遣使归告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遂发兵拒境，帅百越酋长迎章昭达。内外逼之，纥徒溃散。仆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太守。[23]

根据阿斯曼的观点，文化记忆形成的关键性环节在于文本和仪式的经典化。所谓经典化，就是普通的文本和仪式，经过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士的整理之后，被确定为典范的过程。经典化后的文本和仪式，一般不允许随意修改，其阐释权掌握在文化的最高统治阶层的手中，对外则显示出某种神圣性。[24]如今屯昌各处的军坡节，应当也是这一历史记忆的孑遗。在军坡节上，汉、黎两族的英雄共同享有祭祀，汉黎族群借由民俗活动从战争走向融通。冼夫人这一能指符号从“平乱英雄”到“地方神祇”，因而获得双重语义，体现出族群互动中冲突与融合的两个维度。

黎汉互动的另一种可见形式，是政府或者士人对黎族人民的教化。

历代统治者都或多或少重视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儒家礼法教化，他们宣讲封建道义以期边民履行贡赋、徭役等封建义务，做天子的顺民。如东汉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交趾刺史尹僮初至崖州时，即“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峒俚，雕题之习自是日复”。[25]

唐代以前的海南，“学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阙，虽有魁奇忠信之质，亦皆沦胥于夷，无以自见”。[26]而由唐至宋，海南成为“古时流放地”，唐代宰相韦执谊、李德裕，户部尚书吴贤秀，宋代宰相卢多逊、丁谓，兵部侍郎王居正，抗金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以及一代宗师苏轼等人相继遭贬海南。大批谪琼文人对海南的文教事业、书院教育的兴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影响文教的方式分两种，一为耳提面命式的教化；二为身体力行式的过化。

首开海南文教事业先河的是唐初文人王义方。王义方因政治牵连遭贬儋州吉安县丞。当时的吉安“介蛮夷，梗悍不驯”，王义方抵琼后“召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清歌吹籥，登降跽立，人人悦顺。”[27]从屯昌境内发掘出的吉安古城遗址来看，王义方所在的吉安县也包括今天屯昌县境的大部分地区。可见，王义方推行的儒教事业对当时屯昌地区的黎民也有一定的影响。

诸人之中，对海南风俗影响最深的当属苏轼，“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28]同样，屯昌地区也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屯昌县南部的木色风景区和琼中县的交界处，有一脉山岭被当地人称为东坡岭，传闻此岭与北宋流放海南的苏轼有极大渊源，《光绪定安县志》卷八《艺文志》记道：

（石刻在黎婺山，今陷入山蛮，不能寻觅。今查访得此诗，一在岭门东坡岭上，咸丰二年光螺图廪生吴凤栖以砂丹朱之，系邓将军平黎复刊公诗。别有和韵二首，见下金石部。与黎母山为二处矣。）

黎婺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盛江南。春蚕食叶人千万，秋鹗凌云士十三。去日黄花香袖满，归时绿柳映袍蓝。荒山留与诸君破，始信东坡不妄谈。[29]

在早期的黎汉互动过程中，屯昌地区的黎族不断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这对后来熟黎文化的产生起到了重大作用。

元明以前的屯昌文化以黎族土著文化为主，该文化属于早期的新石器时代。屯昌先民主要生活在海拔不高但有一定坡度的台地（山坡）地区，并且周围有大面积的湿地存在，屯昌先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同一时期海南其他地方相比还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以渔猎为主，并逐渐向定居的农耕生活转型。早期的自然分工虽已产生，但还很不完善，通过对军坡节等民俗仪式的追溯，汉黎间最早接触互动虽可以上推至梁陈时期，但直至隋唐汉黎之间的交流互动仍然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