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拉图到列奥纳多·达·芬奇

公元前那个千年的中期，人们的未来观发生了转变——从依赖先知和女预言家传达神的旨意，转向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以人为中心的乌托邦想象。萨金特在“牛津通识读本”书系的《乌托邦主义》一书中告诉我们，较早的乌托邦经典神话幻想了一个存在于过去的黄金时代，柏拉图和维吉尔（前70—前19）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乌托邦故事则不同，它们有关人类创造的社会。

这一脉的乌托邦传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因为它更加现实，且关注人类如何自行解决食物、住房、衣服、安全等问题，而非依靠自然或众神。

柏拉图在《理想国》（前380）中不仅谈及了教育问题和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也设想出一个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而和谐的国家。萨金特将其描述为“最接近理想社会的形态”。他对维吉尔笔下的阿卡迪亚也作出了类似的评价：“在那里，更美好的世界由人类的活动所创造，而不仅仅是众神的礼物。”他进而指出，维吉尔的《牧歌·其四》标志着乌托邦从过去的黄金时代向未来时代的转变。

古罗马时代，人们逐渐明确了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区分。德·茹弗内尔指出，古罗马哲学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前106—前43）区分了facta（已完成和可以被视为确定之事）和futura（即将发生却尚未完成之事）这两个词。德·茹弗内尔继而又指出，不存在关于未来的科学，因为“未来不是处于‘真或假’的领域，而是处于‘可能性’的领域”，或者他称为“可能未来”的领域。虽然时间理论家可能会批评德·茹弗内尔对“已成事实”和“未来事项”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但这两个概念只是起点，为其预测艺术中更加复杂微妙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宏观历史学家约翰·加尔通和索海尔·伊纳亚图拉认为，中国哲学家司马迁（前145—前90）是最早的未来主义者之一，因为他绘制了“天运”的循环周期，分布在30、100、300和1000年的时段上。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和西塞罗的文字虽然在时间上仅相隔几年，却代表了从循环性时间观向线性时间观转变时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在所谓的黑暗时代和中世纪，人类探索未来的旅程中只能找到少数几个路标。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354—430）是首个在线性时间的框架内提出乌托邦想象的人，此时线性时间相对而言还是新生事物。公元426年，奥古斯丁的作品《上帝之城》问世。奥古斯丁在书中根据当时的基督教教义，提出了一个基于爱的乌托邦未来社会的构想。

又过了几百年，下一个重要的乌托邦幻想家才出现。12世纪后期，西西里修道院院长和神秘主义者菲奥雷的约阿希姆（1135—1202）预言地球将经历三个大纪元。他预测第三纪元将以1260年为起点，其时地球上将发生信仰的大变局。奥古斯丁和约阿希姆二人对未来的观念截然相反，对此荷兰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弗雷德·波拉克在《未来的形象》（1955）一书中提供了重要见解。波拉克认为奥古斯丁的乌托邦是柏拉图式的理想，试图通过将人世提升至天堂的形态来重塑它——将其精神化为上帝之城。在奥古斯丁的未来里，人类在统御万物的上帝和势力强大的教会面前处于被动的地位。约阿希姆的第三纪元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人类负责通过行动来改变地球。约阿希姆的方法启发了欧洲托钵修会，并促成了“社会乌托邦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出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1260年，即约阿希姆预言第三纪元开始的那一年，英国哲学家、修士和数学家罗杰·培根（约1220—1292）出版了《工艺与自然的奥秘》一书。罗杰·培根（不像400年后的那位弗朗西斯·培根）名不见经传，却预见到科学知识有一天会让人们发明汽车、直升机和机动船。克拉克曾在《未来的模式（1644—2001）》一书中引用了培根的《工艺与自然的奥秘》中的一段文字，我放在这里：

……人们可以制造汽车，从而在不借助动物的情况下以惊人的速度移动……飞行器也能制造出来，由人坐在这机器中间旋转某些引擎，人造的机翼就能像飞鸟一样搏击空气。

19世纪，罗杰·培根的科学著作重见天日，被视为弗朗西斯·培根开创的实验法的先驱之作。然而，他的《工艺与自然的奥秘》更多地属于炼金术作品而非科学著作的范畴。而在我看来，它是科幻小说的原型。

在罗杰·培根的作品问世一个世纪后，北非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写下了《历史绪论》（1377）一书。宏观历史学家向我们指出，这本书中阐释了一种关于社会变革的循环性理论，即游牧征服、巩固、衰败、腐朽和进一步征服的循环模式。而未来到底是进步、衰落，还是仅仅是重复循环，在21世纪的今天仍是热议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