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秦汉文学的载体变迁
秦汉文学的繁荣发展，与文字载体、学术生态的变化密切相关。
秦火之后，汉初学术主要是通过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加以传承。随着社会的稳定，民间藏书也陆续出现。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由此形成分野。如果仅仅限于学术层面，经学的纷争也许不会有后来那样的影响。问题是，武帝以后，儒家学说被确定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今文经学被立于学官，为官方所认可。为了维护这种学术霸主地位，今文经学通过各种方式打压古文经学的发展空间。西汉末叶，古文经学逐渐壮大，今、古文经学之间开始形成对垒态势，但此时的古文经学毕竟还处下风。东汉以后，古文经学日益兴盛；特别是汉魏之际，形势发生逆转，今文经学走向衰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古文经学悄然从民间兴起，开始走向学术文化的中心位置。两汉经学的分化及其兴衰的缘由，《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传》《经典释文序录》以及《隋书·儒林传》等文献多有记叙。
从时间方面说，这种学术文化的转型，始于两汉之际，至马融、郑玄最终推动完成。马融服膺儒术，研习经典。他达生任性，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可谓不拘儒者之节。郑玄自幼就博览群书，遂成通人，与老师马融一样遍注群经。他们注释群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古文经学为核心，又融入多家经说。特别是郑玄的经注，不仅包含今古文经，还广泛涉及东汉以来盛行的谶纬之学以及当时新兴的道家学说等，统铸镕汇，不拘一格，成为当时一大文化景观。马、郑的经学注释工作极大地加速了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进程，今文经学的权威地位得以动摇。晋代所立博士，与汉代十四博士已无传承关系，似乎标志着今文经学引以为自豪的师法传统走向终结。
从地域方面说，这种学术文化的转型，多集中在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诗经》如此，其他古文经典著作也多出现于北方，譬如“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1]如果从地理上寻求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秦汉之际，受到战乱的影响，文人学者之间的交往往往受限，所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学术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系统。古文经学的传授，很少有依托高官厚禄的政治背景，往往在民间传播，反而保留许多先秦以来的学术资源，对后代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更加积极的影响。而今文经学的昌盛，多在政治文化中心。西汉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长安，东汉时期则转移到洛阳，受到政治的影响比较明显，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总之，学术风气与社会思潮的转型，都发轫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最突出的现象是，与政治密切相连的今文经学逐渐受到质疑，而古文经学抬头。东汉中后期，随着普通文人学者阅读范围的拓宽，古文经学著作渐渐浮出水面，不再神秘，成为很多学者的读物。在比较中，学者们感觉到今文经学中那种天人感应之说的虚妄，而更倾向于实事求是的古文经学。随着古文经学在世间的传播，文人学者逐渐把他们的视野从朝廷转向民间。同样是在东汉中后期，源于民间的道教亦在此时兴起，佛教则加大向中土民间传播的速度。这样看来，东汉中后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儒、道、佛三教都开始关注民间，努力向民间渗透，魏晋以后逐渐影响到上层社会。
问题是，这种平民化、世俗化的社会思潮是如何形成的呢？当然可以从政治上、经济上、民俗上，甚至从民族上寻找原因。其实，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文字载体的变化，促使学术文化的极大普及，很多读书人已经不甘愿受摆布，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化活动，试图在社会各个阶层上制造影响，树立形象，逐渐形成体现自己价值的各种利益集团。
这种情形，在春秋战国之际也曾出现过，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如前所述，战国以来的学术文化走向分化：《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均将当时文化分六家，当然各家划分的标准并不相同。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又结合西汉文化，将学术文化分为九流十家。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学术文化，主要是通过“杀青”后的竹简和丝帛记录下来的，较之钟鼎文字更易于传播，不过，也主要限于少数精英阶层。两汉之际，文化迅速普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纸张的发明和广泛运用。文化已经不仅仅掌握在少数读书人的手中，更多的人，都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各类典籍，既包括前代流传下来的典籍，也包括同时代的创作。我们看《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的传记，那些传主自幼好学的记载比比皆是，哪怕是出身寒微的人，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阅读书籍。而在先秦，这种情形是很难见到的。
通过排比相关资料，不难发现，两汉之际学术文化的转型与纸张的日益广泛的使用，几乎是同步的。两者之间的变化，虽然还不能说是因果关系，但彼此影响，相互推动，则是可以推想的。
从时间方面看，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纸张的实物，[3]但显然还非常稀少。宣帝时期著名文人路舒温曾用蒲为纸作为书写工具。[4]可见当时尚无纸张的使用，至少普通读书人还接触不到。东汉章帝（76—88年在位）时，纸张逐渐流行开来，且与简帛并用。日本学者清水茂曾引《后汉书·郑范陈贾张传》中的一条材料说明东汉中期纸简并用的情形：“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李注：“竹简及纸也。”[5]至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蔡伦发明的“蔡侯纸”，因见载于《后汉书·宦者传》而广为人知。正当蔡伦奏上“蔡侯纸”的时候，一代文豪马融已经二十五六岁。《初学记》记载他的《与窦伯向书》，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书信往来时用纸写字的情况，流露出欣喜之情。[6]尽管这封书信的确切年代尚待考订，但是马融的时代，纸张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且有所推广，[7]并且，当时已经出现了主管纸墨的官员。[8]马融注释群经，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所使用的应当是纸张。毕竟，他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者，又出身于外戚家族，有钱有势又有学问。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候的马融所看到的儒学经典就已经不限于今文经学了。
《初学记》卷二一引《先贤行状》曰：“延笃从唐溪季受《左传》，欲写本无纸。季以残笺纸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乃借本诵之。”[9]这是东汉后期的情形，纸张还没有普及到民间，但是，官府已经常用，故有前引“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的记载。《初学记》又引“魏武令曰：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10]西晋时期，纸张还多用于“豪贵之家”。左思《三都赋》问世后，主要是他们“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11]唐修《晋书》载，陈寿死后，朝廷“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12]今天所能看到的《三国志》最早写本就有东晋时期用黄纸抄写的，显然是官方本子。[13]
我们知道，中国早期的经学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五经各有师承，这在《汉书·儒林传》有明确的记载。从现存的资料看，经学家们所依据的五经文本，似乎差别不是很大，关键在一字差别之间如何解说。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占据着官方统治的地位，但是他们对经书的解说也往往各执一端，差异很大。在没有大量简帛书籍传播知识的情况下，弟子们对老师的师法、祖传的家法只能全盘照搬而别无选择。谨守师法，努力保持原样，就成为当时经生们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师法与家法对于汉代学术而言，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经生们的自觉追求。各派之间要想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就以家法与师法的传承作为依据来证明自己渊源有自。显然，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政治话语权的问题。这种情形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范围。
东汉之后，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书籍日渐丰富。由于有众多文献可作比勘，今文经学支离其文、断章取义的做法，也就日益失去其神圣的光环。从西汉末叶到东汉时期，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一股离经叛道的潮流，或者说是异端思潮。从两汉之际的桓谭《新论》，到东汉中后期的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以及仲长统《昌言》等，无不如此。如果我们细心梳理这些著作的资料来源，就会发现，有很多资料不见于今天存世的五经或者正史，因此，极有可能采自其他史籍。据此，他们还可以对神圣经典及其传说提出质疑，匡惑正谬。这正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阅读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融、郑玄才有可能汇集众籍，修旧起废，完成汉代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工作。
从地域分布看，纸张发明早期，首先在北方得到广泛使用。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第22号古井内发现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数万枚，其中基本完好的有2000枚以上。这批简牍都是官方文书，说明东吴时的官方文献，主要还是以简牍的方式留存。而与此同时的北方，纸张已经为官方广泛使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14]《典论》是曹丕特别看重的独立撰写的著作，故用纸张抄写，作为礼品赠送。
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纸张的生产地主要集中在东汉首都洛阳周围。此外，山东、河北等地也是纸张的重要产地。张怀瓘《书断》称东莱人左伯：“尤甚能作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15]东晋之后，纸张的使用应当非常普及，而且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捣故鱼网做成的网纸[16]，用生布做成的布纸，用麻做成的麻纸[17]，用树皮做成的榖纸[18]等。此外，还有服虔《通俗文》中记录的白纸，前面提到流行的黄纸以及土纸[19]、布纸[20]等。
从传播方式看，随着纸张的出现，私人著书、藏书、佣书、卖书也就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东汉之后，私人著述之风甚盛。魏晋以后，著述更成一时风气。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徐幹著《中论》，曹丕以为成一家之言，可为不朽。他自己也组织编写了大型类书《皇览》“凡千余篇”。[21]这些汉魏六朝的著书情况，《隋书·经籍志》有详尽的记载。与著述之风相关联的就是藏书之盛。蔡邕的万卷藏书，见载于《后汉书·列女·蔡琰传》、《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等文献，其中蔡邕送给女儿蔡文姬的就有“四千许卷”，还有《博物志》卷六所记载的，“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22]张华藏书三十乘之多，也见于《晋书·张华传》记载。
随着著述、藏书的普及，社会上出现了职业抄手和书肆，这意味着图书出版业揭开了历史性的序幕。班超随母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23]江南人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24]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25]说明汉魏时期，都城已经有卖书的专门场所，也有职业抄手。文人求学读书，较之匡衡时代，似乎更加便利。
此外，纸张的推广应用，对社会文化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影响，那就是催生了一批以纸张为材料擅长写“帖”的书法家。汉灵帝光和元年（178），擅长书法者被任为鸿都门生，高第者升至郡守，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重视书法的风气。从东汉末年至两晋，中国古代书法出现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26]这种社会文化风尚的形成，对于汉魏学术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秦汉文学的繁荣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秦汉文与盛唐诗，常常相提并论，人们认为这是汉唐气象的重要反映。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大量收录秦汉文，作为典范供人们欣赏，沉思翰藻，光景常新。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秦汉文学在其四百余年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特质，即注重文学的实用性与抒情性，积极关注社会人生，呼吁文章须有益于天下。这不仅仅是秦汉文学，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历久弥新的优秀传统，更是文学价值和意义的最好体现。
[1] 《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2] 《左传·昭公十七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84页。
[3] （日）清水茂《纸的发明与后汉的学风》，载《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页。
[4] 〔唐〕徐坚编《初学记》卷二一“文部·纸”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名曰幡纸，故其字从丝。贫者无之，或用蒲写书，则路温舒截蒲是也。”（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6页）
[5] 《后汉书》卷三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6—1239页。
[6] 〔唐〕欧阳询编，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三一：“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60页）
[7]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邓皇后事：“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21页）
[8] 《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92页。
[9] 〔唐〕徐坚编《初学记》卷二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7页。
[10] 〔唐〕徐坚编《初学记》卷二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7页。
[11] 当时纸张在民间应该还没有广泛使用，《后汉书·列女传》记载蔡琰应曹操之召而著书，自称“乞给纸笔”，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2] 《晋书·陈寿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8页。
[13] 〔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六○五引桓玄：“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24页）按《旧唐书·高宗本纪下》：“戊午，敕制比用白纸，多为虫蠹，今后尚书省下诸司、州、县，宜并用黄纸。”（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1页）〔后唐〕冯贽著《云仙散录》卷九“黄纸写敕”条载：“贞观中，太宗诏用麻纸写敕诏。高宗以白纸多虫蛀，尚书省颁下州县，并用黄纸。”（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9页）这说明黄纸不易为虫蠹。
[14] 《三国志》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9页。
[15] 〔唐〕张彦远著《法书要录》卷九，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页。
[16] 〔唐〕徐坚编《初学记》卷二一引张华《博物志》曰：“汉桓帝时，桂杨人蔡伦，始捣故鱼网造纸。”（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7页）
[17] 〔唐〕徐坚编《初学记》卷二一引王羲之《笔经》曰：“探毫竟以麻纸裹柱根，次取上毫薄薄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7页）
[18] 〔唐〕徐坚编《初学记》卷二一：“以树皮作纸名榖纸。”（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7页）
[19] 〔宋〕李昉编《太平御览》卷六○五引范宁：“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24页）
[20] 〔唐〕徐坚编《初学纪》卷二一《晋虞预请秘府纸表》：“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8页）
[21]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8页。
[22] 参见刘跃进《蔡邕行年考》《蔡邕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变迁》等文，载《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
[23] 《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71页。
[24] 《后汉书·王充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9页。
[25] 《三国志·吴书·阚泽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49页。
[26] 劳榦《中国文字之特质及其发展》，《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