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汉文学的思想渊源
《庄子·天下篇》将先秦文化分为六派：一是墨翟、禽滑釐，二是宋钘、尹文，三是彭蒙、田骈、慎到，四是关尹、老聃，五是庄周，六是惠施、桓团、公孙龙。《荀子·非十二子》亦分为六派：一是它嚣、魏牟，二是陈仲、史鰌，三是墨翟、宋钘，四是慎到、田骈，五是惠施、邓析，六是子思、孟轲。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亦分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分为九流十家。如果把各家之说归类，发现其学派之不同，多与地域有关系。名、法归为三晋文化，阴阳、道德归为荆楚文化，儒、墨归为齐鲁文化。这便是秦汉文学的思想渊源。
三晋文化通常指西周到春秋时代晋国文化和战国时代韩、赵、魏三晋国家文化。战国七雄并立，其中属于晋文化的就占其中之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
“晋”或“三晋”（韩、赵、魏）是先秦时期的古国，自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国语·楚语》说“虽楚有材，不能用也”，而楚材多为晋所用，故《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前547）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楚材晋用，说明了晋文化的独特价值。从整体来看，晋文化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古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这一点，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三晋文化与齐鲁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双峰并峙。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关注齐鲁文化，拜子夏为师。在子夏的影响下，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等，或为当时儒教名流，或为军事干将，他们都汇集于魏地，对于魏国的振兴起到决定性作用。所有这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所以班固说：“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2]其影响所及，下至西汉。汉代经学中，鲁学与齐学外，尚有“晋学”；晋学的中坚，就是以河间献王为中心的赵学。[3]另一方面，魏文侯对于齐鲁文化虽然崇拜，但也并非亦步亦趋的模仿。齐鲁文化倡导礼治，而魏文侯却更醉心于法制。他坚持起用李悝为相，变法革新，促使儒家向法家的转化。[4]李悝原本是子夏的弟子，却是法家的始祖。《汉书·艺文志》著录《李子》三十二篇，已经亡佚。《晋书·刑法志》称作《法经》六篇。[5]秦汉以后的法律都是以《法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三晋的土地上，还产生了申不害、韩非等重要思想家。两人相距虽有一个世纪左右，但均强调法制，其主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申子》，《史记》记载有两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六篇，均已亡佚。较完整的言论见《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一篇，讲究帝王南面之术。《韩非子》五十五篇是一整套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体系。如前所述，三晋文化还包括以“胡服骑射”著称的赵国。赵武灵王易胡服，融合了北方各少数游牧民族的文化，形成抗击中原之势。所有这些均与起源于西部的秦部落有其相近之处，故三晋文化从本质上说，为秦代所继承。战国末期，三晋之人为秦国的兴起出谋划策。故《史记·张仪列传》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6]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代的历史演变，充满了神秘色彩。相传秦人祖先乃帝颛顼的苗裔，女修吞食玄鸟蛋，生大业，从此开始了秦人的历史。长期以来，秦国“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7]保持着戎狄游牧民族的传统习惯。随着商鞅的到来，“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8]国家面貌为之一变，为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国都城由栎阳迁入咸阳，这里便成为其东进发展的中心。秦人在咸阳经营长达144年之久，中经惠王、武王、昭王、文王、庄襄王、秦始皇直到秦亡。[9]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商周文化的同时，也容纳了戎狄文化，得以迅速崛起。《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话说，秦国虽小，而称王称霸的野心，却是其核心追求。[10]可惜，由于其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崇尚战功，寡义趋利，又制约其更大的发展。一时称王可以，称霸天下，则缺少文化的支持，所以二世而亡。据此可以这样说，文化可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兴亡。[11]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荆楚文化。
楚国自春秋以来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北上中原，称霸争雄，不可一世。荆楚文学艺术与中原颇多不同，历史上称之曰“南音”。[12]这个时期乃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这1000年间。其文学艺术起源之早，于此可见一斑。荆楚文化以老子为轴心。1973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的《道德经》。1996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也有老子《道德经》若干。说明早在战国中期，《老子》一书已经定形。该书是先秦一部非常有名的韵文杰作，对于后代有着巨大的影响。楚国文化对于后代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突出表现在楚歌的盛行。这类作品，除《楚辞》之外，还有《孟子·离娄》里面记载的《孺子歌》（又叫《沧浪歌》），《说苑·善说》记载的《越人歌》，《庄子·人间世》《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接舆歌》等。公元前350年前后，屈原来到人世，开创了荆楚文学的新纪元。[13]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荆楚文化一时式微。随着秦末楚人陈胜、吴广、项羽等的崛起，楚歌再度盛行。其后，楚歌形式多有分化，汉代诗歌、辞赋乃至经世致用的文章，依然沉积着楚歌的因素。
儒家文化以孔、孟为代表。除《论语》《孟子》两书外，影响最大的是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春秋》后来又派生出《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等三传，形成西汉颇为兴盛的“鲁学”和“齐学”。鲁学主要兴盛于西汉前期，《诗》有《鲁诗》，《论语》有《鲁论语》等，强调礼治，重视王道，在学术史、政治史上，均有重要影响。
儒学发源于鲁，而在汉初，鲁学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相比较而言，齐学却异军突起。一方面，稷下学宫为儒学的保存与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齐地濒海，齐人善于想象。在战国后期，齐人敏锐地意识到天下终将走向统一的趋势，结合阴阳五行学说、黄老学说，乃至法家主张等，提出了一种包容百家的大一统理论体系，为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武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概括：从子夏弟子李悝《法经》开始算起，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止，中国思想文化界在这数百年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百家争鸣到法家霸道思想的胜利，《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的学说，成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指导思想，促进了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但是物极必反。当法家思想走向极端之际，用刑太过，最终迅速导致秦国的灭亡。
第二阶段是西汉初年荆楚文化的抬头，以黄老思想为中心，讲究清静无为。故陆贾《新语》专辟《无为》一篇，以为“道莫大于无为”，“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这是对三晋文化的一种否定，也是对荆楚文化的张扬。
第三阶段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界百川归一。而这时的“儒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儒，而是融入了诸子百家的多种学说，尤其隐含了丰富的道家思想和法家学说。
此后，秦汉文化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形式上虽有差异，但在外王内霸的基本形态上，则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其核心内容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化中央集权，礼乐文明与强权政治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总体评价秦汉文学的成就，我们无法绕开这些核心内容。
[1] 苏秉琦著《谈“晋文化”考古》，《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2页。
[3] 蒙文通著《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
[4] 孙开泰《论三晋古文化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河北学刊》2000年第2期。
[5] 《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2页）按，《唐律疏议》卷一记载：“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6] 《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04页。
[7] 《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2页。
[8]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5—96页。
[9] 参见《重修咸阳县志》，咸阳市秦都区城乡建设环保局1986年编印。
[10]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话说：“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11] 刘跃进《秦汉兴衰：文化选择的决定作用》，《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2] 《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9—140页）
[13] 郭沫若考订生于公元前340年，浦江清认为生于公元前339年，胡念贻《屈原生年新考》考订在公元前353年，他们考订的年份，相差十几年的时间，而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离骚》中说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即屈原生于寅年正月。关于其卒年，现在有十多种说法。最早的认为卒于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即没有见到郢都的沦陷，最晚的则要到顷襄王三十六年（前263），相差四十多年。多数学者认为卒于郢都沦陷的公元前278年。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四大文化名人，其中就包括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这也是根据郢都沦陷这一年推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