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初下连队

1978年4月9日，新兵训练结束。下午，新兵连召开大会，部队给所有的新兵佩戴上了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意味着我们由一位老百姓正式转变成了一名革命军人。会上，宣布了新兵的分配，我被分到了第39师师直属队独立通信营通信连，部队代号为56017部队61分队。

那时我军的直属分队，主要是技术保障部队，一般为营、连编制。第39师直属队下辖有通信营、工兵营、高炮营和警卫连、侦察连、防化连、炮兵指挥连。

4月10日，新兵们分别下到各个连队。通信连全连集合，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仪式后，连队干部带领新兵们参观了挂着多面褪色锦旗的连队荣誉室（兼储藏室），指导员意气风发地介绍连史：通信连于1949年3月第39师在HEN省遂平县城组建时为特务营警通连，解放战争中随军进军大西南到达云南后，驻防于西南边陲的思茅地区（后为PE市）。1955年5月，第39师在原通信分队的基础上组建通信营，通信连为其下辖一连。通信营所属单位还有营部（含修理所、卫生所、汽车班），无线电连（二连），架设连（三连）。1962年，通信营升为独立通信营（副团级单位）。1968年，第13军与第54军换防从云南来到四川后，第39师移防四川内江、泸州、彭县和重庆隆昌等地，通信连随第39师师部驻守内江谢家坝。1975年，第39师由甲种师改为乙种师，通信营架设连（三连）撤销，架设业务并入通信连。

1978年我们新兵下连队时，通信连设有通信排，负责野外传递信息，下设有摩托通信班，装备有长江牌两轮和带跨斗的三轮军用摩托车四辆；骑兵通信班，喂有几匹军马；还有徒步通信班；内勤排负责电话布线和交换机值守，下设有守机班两个，其中一个守机班是清一色的女兵，共10人（野战部队的女军人很少，除师医院和政治部宣传队外，就通信连有一个成建制的女兵班），守机班装备有磁石电话交换机；还有接力班，配置辅助设备载波机。架设排下设三个架线班，每个班6个人，其中班长、副班长各一人。另外连队还有一个炊事班，有炊事员4人，有给养员和饲养员各一人（饲养员的岗位主要工作是喂猪，连队喂有几头大肥猪，每年的春节和八一建军节连队会餐都要杀猪）。每个排只有排长，没设副排长。连队干部基本上是基层专业技术出身，有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一个司务长。连部有军械员兼文书、通信员和卫生员各一人。连队的干部战士中，重庆、四川、云南、贵州、江西、广东等南方人较多，也有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山西、安徽等北方人，除汉族外，还有彝、苗、回、藏、布依等少数民族兄弟。

通信连住地在师部大院左侧一个名叫乌龟山的小山岗的半山上，有一溜2米宽的石梯下到师部大院。连队营房是一幢三层的红砖楼房，架设排五班住在三楼的中间。营房前有一块面向山下师部的小平坝，连队每天的早点名、晚点名都在平坝上集合。

平坝当头下石梯处有一棵郁郁葱葱的皂角树，沿皂角树平行有一条通向厕所的石板路。那时，为了改善伙食，每个连队都喂养了肥猪，并在营房周围见缝插针种植了蔬菜，这条石板路大约二十几米，路的尽头就是连队的马厩和饲养猪的棚房，石板路下面的一大片斜坡就是连队的菜地。当兵几年，当过知青的我，经常在山坡上的菜地干过活。

沿石梯往上走几步，营房背后的右面山坡台地，是连队的伙房和食堂。再照直往上走就到了乌龟山的山顶，山顶上有一个篮球场和一个大操场，操场四周是几幢红砖楼房，分别是通信营营部和通信营无线电连。还有防化连、炮兵指挥连的营房以及车库。

乌龟山营区的对面也有一个小山岗，两个山岗之间架有一座小石桥，将营区与内江至椑木镇的公路相连。过了小桥就出了营区，营区外的公路边坡地上是当地农场成片的柑桔林。

谢家坝与NJ市的城区开设有公交班车，途经内江电厂、酒厂、内江东站等车站。士兵外出需要请假后才能出军营，回来后还要销假。师直属队各连队有不少同年入伍的重庆和永川的老乡，只要口袋里津贴没用完，我们星期天经常相约一起到内江城里去购物和游玩。

参观完连队荣誉室后，新兵们集合在连队小会议室进行了分班，我被分到了架设排五班。架线兵是在通信兵这个技术兵种中技术含量不太高但很辛苦的兵种。有老乡为我打抱不平，认为我的新兵班其他人都分到了无线电连，而我却当了架线兵，觉得无线电兵技术性强，工作轻松，环境也好。而架线兵又苦又累又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我的分配很吃亏，但我丝毫没有斤斤计较。梅郁荷德说：“有些人一看见空谷就想到深渊，而另一些人却想到桥梁——我属于后者”。反正我分班后一点都不气馁，我认为架线排这个在通信营最不起眼的集体中反而使我鹤立鸡群，便于我发挥潜能。

分班后，班长带领我们几个新兵搬完行李铺好床，很快就收拾停当，班长交待几句就走了，我站在走廊上打望熟悉环境。有一个老兵听我说一口重庆话，就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绍他是重庆南岸人，去年当兵，现在骑兵班。他乡遇老乡，心里非常高兴，我们亲切地交谈到开饭。

连队的每一间营房住一个班，都睡木板床，一排木柜编了号，每个人都对号存放物品。到部队后，先后给我们发放了崭新的六五式夏装，冬装，军帽，衬衣，衬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被，床单，军大衣，雨衣，解放鞋，袜子，背包带，挎包，口缸，水壶等（其中军大衣和雨衣是旧的，退伍时要上交），这就是一个普通战士的全部家当。由连队保管的武器、弹药、通信器材和战士自己保管的作业工具，战士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在部队，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内务。内务说起来其实都是一些琐碎的事务：墙壁上战士们的军用挎包和水壶要挂成一排，桌子上牙刷方向一致地放在各自的口缸里，地上全班的的脸盆摆放整齐，这些要求有点类似于工厂的定置管理。整理内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把被子叠得四楞四线，俗称“叠豆腐块”。叠被子挺费神，新军被很厚，叠起来形如面包酷似花卷，我用脚踩用膝盖跪用肘压用手捏，想尽一切办法，但要把被子整的有楞有角谈何容易。

我武断的认为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的要求莫名其妙，在叠被子上下功夫没得必要，纯粹是耽搁时间，浪费精力。心头不免不耐烦，嫌麻烦，马马虎虎应付了事。结果连队第一次内务检查中，我叠得松松垮垮的被子根本不是一块“豆腐块”，而是一个“大馒头”，扯了全班的后腿。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还在晚上的班务会上拒不接受批评。老兵们纷纷给我“上课”：内务条例中的“整齐划一”是部队“抓作风养成”的手段，是培养组织性的基本要求，要引起重视，要服从规定。

道理是这样的，可我却不甚了然，居然像在读书时当学生干部一样装酷摆谱，口吐狂言，说些啥子“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云云。开始战友们听我这个新兵蛋子开黄腔打胡乱说，便耐心地给我讲道理，讲纪律。自视甚高的我充耳不闻，还嫌他们啰嗦，时不时的顶嘴狡辩，语音里含有明显的抵触情绪。

就在七嘴八舌之间，不善言辞的我没有把握好语感，漫不经心一句“没得耍事得”冒犯了班长，惹恼了众人。

“这是什么话？”班长气得七窍生烟，他声色俱厉，咆哮如雷，“你娃才来几天，有什么资格对部队的规矩说三道四？”

当时的情景应了一句重庆言子“非洲老头跳高——黑（骇）老子一跳”。十几岁的我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明白自己遇到麻烦了，一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赶紧拿出妥协的姿态，胆战心惊地摸出一支香烟，诚惶诚恐的递过去。

哪知班长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阴沉着脸，粗鲁地一把推开我的手。平时彬彬有礼的这位兄长，敲着桌子忿忿道：“城市兵扯淡”。

我耷拉着脑袋，心说至于吗？难免心生芥蒂，埋怨班长“小题大作”。但嘴巴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在心头黯然地骂了几句“宝器”泄愤。

转眼到了下连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到部队后被关在军营一个月的新兵们，得到了自由上街进城的机会。早饭后，我背上部队发的草绿色单肩斜挎包，和几个老乡急不可耐的去请假，打算到NJ市区购物游玩。哪知班长脸色一沉，十分难看，好说歹说就是不批准我请假。不准我上街也就算了，他还故意派我到炊事班帮了一天厨。

看到兴高采烈的战友们身穿新军装，纷纷相约出了军营，兴冲冲的我气得捶胸跺足。我还误解班长派我出公差，是对我自由散漫的处罚呢。但我不敢违抗命令，悻悻地到炊事班打杂帮忙去了。

本来出个公差只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但它让年少轻狂的我初步认识到部队铁的纪律不是闹着玩的，也领教了作为部队兵头将尾的这个老班长的厉害。更重要的是：它使我知道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知道部队的铁律：服从是无条件、是不讲价钱的。也搞懂了“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我终于明白了“管理出战斗力”的道理。用重庆言子来形容，就是晓得了“锅儿是铁铸的”。

我再也不敢造次，不敢拿全班的荣誉当儿戏了，对班长的成见也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星期一我起了一个大早，规规矩矩把棉被摊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琢磨了半天。

一旦用了心，脑筋很快就开了窍。我这人大本事点都没得，耍点小聪明倒是轻车熟路。我按老兵教的方法，端起口缸喝口凉开水，像喷雾器一样喷到被子叠好后的正面上，然后使劲压，这样反复几次，终于把它叠成了四四方方、楞角分明的“豆腐块”。

利用早饭后的空隙，我忐忑不安的请来班长验收，争取关系转圜的契机。果然，这个平时不苟言笑的老兵，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还拍着我的肩膀说：看不出你娃“板眼还多吔”。紧张得满头大汗的我，见班长认可了我息事宁人的态度，终于悄悄松了一口气，这事就戏剧性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刚下连队那段时间，每天早晨师部大院的广播里起床号一响，大家便要翻身起床，只有一刻钟的时间穿衣叠被上厕所。有时动作稍慢或遇到厕所打挤，来回就要小跑，才能赶上集合出早操。

半个小时的早操后，大家抓紧时间洗漱。吃饭前全连先列队唱歌，再听口令一个班一个班排队进入食堂，拿自己的搪瓷碗打饭菜，又以班为单位围坐一个方木桌就餐。半个小时的开饭时间不允许讲话，大家静静地埋着头专心吃饭，一般都是提前吃完。

早饭后是器械训练，或队列训练，或射击、投弹训练。中饭后，或训练或安排学习。

我们连负责营区小桥边哨位的站哨任务，各班轮换站哨，站一班哨两小时，24小时不间断。晚上换哨开始是班长叫醒，后来就是哨兵自己回来叫醒。

师部每周六都要在师部大礼堂组织放电影，每场电影前师直属队各单位在指定的位置坐好后，都要相互拉歌。常唱不衰的军旅歌曲《我是一个兵》《说打就打》《打靶归来》，或者语录歌《下定决心》等等，口气冲、节奏快，调子硬邦邦的，唱起来非常畅快。

拉歌不比谁的歌唱得好，比的是谁嗓门大。一般由指导员或副指导员站出来手舞足蹈，指挥全连战士挑战其它连队。宽敞明亮的大礼堂里，雄浑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掌声和吼叫声响成一片，很是热闹。那排山倒海的气势，展示了革命军人的精神风貌。

生性腼腆的我，也由开初斯斯文文的小声附和，到后来扯开喉咙把声音融入那山呼海啸般的军歌大合唱。在酣畅淋漓吼叫中，平时的扭捏之态一扫而空。

从下连队开始就按月领取津贴。当时的义务兵津贴是逐年增加的：第一年每月5元、第二年每月6元、第三年每月8元、第四年每月10元、第五年每月15元、第六年每月20元……。

一般来说，能挣钱是一种能力，会花钱也是一种能力。那时当兵的哪有这种能力呀：有的兵舍不得用，存起来。虽然津贴不多，但因为部队实行供给制，服役几年居然存了好几百；但大多数人每个月津贴领取到手，就到军人服务社或星期天上街去花个精光。我属于后一种人。

那时，部队干部战士同吃同住，战士拿津贴，吃穿用全都由部队供给，不用自己花一分钱；干部拿工资（排级干部多为行政23级，每月工资52元；连级干部一般为行政22级，每月工资60元……），干部的军大衣、内衣等要自己花钱买，每月还要交伙食费（与战士的伙食标准相同）。

当时驻川陆军部队的伙食费是每天人均四角六，在承担国防施工任务期间则再补贴一角。军营里的伙食，比起传统的大锅饭另有特色，菜品虽说不上精美，谈不上色香味俱全。但菜的分量充足，饭随便吃管饱。只是那时的条件还不足以维持每天一顿肉，所以连队实行的是每周打两次牙祭。三餐之外，有时因为晚上安排夜间训练或执行施工任务，回营后需要加餐，则由炊事班下面条。

军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必须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还要经常接受抢险救灾、国防施工等艰巨险难任务，能量消耗巨大，每天只要饭点时间一到，值日干部便吹哨集合队伍，大家唱着嘹亮的军歌，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食堂门前坝子列队，依次进入热气腾腾的食堂内，在炊事班窗口排队打菜，米饭或面食自取，然后以班为单位围在一起吃饭。

我们部队驻防南方的四川，以大米为主食。部队的北方籍战士多习惯面食，有次向连队提出希望打牙祭时吃顿饺子。由于连队南方兵居多，北方兵较少，加上这包饺子是个技术活，困难不少。但为了增强团结，满足战士的愿望，我当兵那几年连队也组织过两次包饺子打牙祭。

为什么还要组织呢？是因为炊事班几个人要包全连百余人的饺子确实忙不过来，所以炊事班只负责加工好馅，然后各班到炊事班领回面和馅，发动全体战士自己动手包。南方兵不会包不要紧，由各班北方兵手把手教。

包饺子主要的困难是没有专用工具，由大家自己想办法解决。于是和面、擀面各显神通，有的班以桌子为案板来和面，也有以床板为案板的（先清洗干净）；有的班以铁锹把凑合当擀面杖（每个班都配发有十字镐和铁锹，找块碎玻璃把手把刮光滑就行了），擀的皮大小不等、厚薄不一。有个从来没有包过饺子的南方兵，干脆将面擀成一张大薄饼，然后用口缸扣出一个个饺子皮，这个发明创造很快得到其它班的响应。

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大家包出来的饺子五花八门，两头尖的，两头圆的，一头尖一头圆的，没有褶子的，反正什么形状都有。各班完成任务后，送回炊事班下锅煮熟，煮烂的煮散的不计其数，但大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

在部队，每年的春节和八一建军节，是两个主要的节日，部队都要放假，连队还要杀猪聚餐（以自己喂养的猪和自己种的菜为主）。聚餐前一天开始，各班都要抽人帮厨，聚餐时可以喝酒（平时不准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