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阿凡达·荒野·山水诗

在为王惠的这部题为《荒野哲学与山水诗》的书稿作序之际，恰恰刚刚看过电影《阿凡达》。这部好莱坞大片的拍摄与王惠这部书稿的撰写本是各不相干的事，然而，走出影院后我却感到，似乎有一条强劲的纽带将王惠的书与詹姆斯·卡梅隆的这部电影链接起来，绵密的信息从中涌动不已。这条纽带是什么？那就是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思意识与生态批评精神。

在卡梅隆的电影与王惠的论著中，都有“荒野”，原生态的荒原旷野；都有“山水”，大地上的山林与流水。电影中的那座悬浮在空中的哈利路亚神山甚至取材于中国湖南张家界的一座山峰——顺便说一下，湖南也是王惠的故乡。卡梅隆的电影与王惠的书稿中也都不乏诗意与哲理，正如一些网友在博文中写下的：《阿凡达》是一篇追忆人类童年的神话，是一曲人与自然的悲歌，也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回归哲学。而这些也正是王惠在她的这部论著中努力揭示的主题。

王惠立论的学术根基是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学者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与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她在“导论”中对“大地”“荒野”做出如此定位：“了解荒野的文化价值的能力，归结起来，是一个理智上的谦卑问题。……只有那些懂得为什么人们未曾触动过的荒野赋予了人类事业以内涵和意义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荒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展示着我们生命的根。”只有在荒野里才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我们这个世界，只有在荒野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回理智和信仰，“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大概，这也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当人们从由过度工业化的罪行和追求奢华的可怕的冷漠所造成的愚蠢的恶果中猛醒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在终日不息的山间风暴里洗清了自己的罪孽，荡涤着由恶魔编织的欲网”。“人们需要做的，是对包含自身在内的大自然表示接纳，是融入自然并进行彻底的精神洗礼。而能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场所就是没有游乐园，没有推土机，没有柏油路，远离人类文明喧嚣的荒野。”这些言说似乎也都可以成为电影《阿凡达》的注脚。在影院里，随着剧情的发展，我竟不由自主地想起金圣叹评论《水浒》时的一句名言：“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只要略加修改，“无恶不归人类文明，无美不归山野丛林”，就可以看作卡梅隆在《阿凡达》中的立场与态度。

当然，王惠的这部20万字的纸本作品，绝不会产生电影《阿凡达》那样风靡全国乃至全球的轰动效应；可以预测的反倒是它只能静静地呆在书店、图书馆的某个冷清的角落，等候偶尔光顾的知音。即使这样，它也仍然拥有其独自的意义。在这本书中，作者以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在熟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荒野哲学的范畴与理论导入中国山水诗研究，从而在中国传统的自然精神、天人关系与现代生态运动之间开辟一条艰难的通道，为世界生态运动提供一份中国的乃至东方式的经验。一如王惠在书中表白的：荒野是自然的全权代表，以荒山野水为意境的中国古代山水诗表达的是人类不断向着自然回归的精神属性，中国古代山水诗和西方当代荒野哲学虽然在时间上是错位的，但在逻辑上却是一致的，在二者之间营建一种对接关系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她期待着，在荒野哲学和山水诗的交接之处，在山水之间，在荒野之上，能够最终找到人类精神的栖息地，找到人类家园的永恒所在。反之，如果人们在当今西方式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一意孤行、持续发展下去，电影《阿凡达》中惨烈的结局，将是地球人类的真实命运。

至于对这部书的具体评价，国内诸多学者在博士论文评审时已做出仔细的鉴定，毋庸我来赘述。最后我倒是想就作者其人说上几句。

大约15年前，我由中原大地来到海南岛不久就认识了王惠，那时她在一家颇有影响的女性刊物做编辑，约我为刊物写点东西。按照通常的说法，我其实是她的作者。这之前，她曾在一所大学教书。后来编辑不做了，到重点中学当了语文教师。再后来，海南大学申报到文艺学硕士学位点后，她便当即决定报考我的研究生，同时还有另一位年轻的诗人。诗人没有考中，她被顺利录取，而我却调到了江南的苏州。2005年，她在完成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后，又到苏州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于是名副其实地成了我的学生。说是学生，更像是我的学术助手，在编纂《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一书及编辑《精神生态通讯》的日常工作中，她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正由于工作做得多，受到的批评也比别的学生多，即俗话说的“鞭打快骡”。她任劳却不甚任怨，师生之间不免磕磕碰碰，想起来很有些对她不起。王惠本科就读于华中理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张志扬、曹锡仁、耿占春、孙绍先等名师门下熏染陶冶，她天性聪颖、博闻强记，且具备较高的写作能力，在求学期间已经发表、出版过多种著述，应该说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治学的“种子”。但这个“种子”却不怎么会经营自己的人生，按照世俗的眼光有些事倍功半，与她同时起步的人，若是具备她这样的学养与才情，也许早已谋得高位，而她差不多还在十年前的“职位”上盘桓。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张志扬先生曾特意致信与我，劝我将她留校工作。志扬先生的用意尚不单是为了王惠的就业，而是为了我的生态批评研究多一位得力帮手，但我知道苏州大学文学院有着不留本校毕业生的严格规定，就压根没有提起。如今，经过一番动荡，她终于在云南安顿下来，我衷心祝愿她在云之南的这块神奇土地上，能够尽情绽放出自己蓄积已久的学术芬芳。

2009年冬，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