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生平传略

钟森荣（1896—1928），湖南耒阳人。1918年入读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今西南交通大学）预科，1921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攻读电机科电信门专业；1923年4月任《南洋周刊》总编辑。他在任期间，《南洋周刊》宣传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政策，转载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交大“喉舌”。1924年12月27日，作为南洋大学代表的钟森荣被选为上海学联执行委员会主任，同时当选全国学生总会委员。1925年2月，上海工人因反对日商虐待童工举行大罢工，南洋大学首先成立罢工后援会，由钟森荣负责。1927年12月参加广州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返回湖南，参加湘南起义，任耒阳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4月，随朱德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军需处处长；11月，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是年底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一、出身书香名门

钟森荣，谱名含绪，笔名修安，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0月生于湖南耒阳县（今湖南耒阳市）余庆乡同仁村。据1992年《钟氏通谱（笃行堂）》记载，钟森荣所属的耒阳钟氏可溯至三国时曹魏太傅钟繇、司徒钟会，是中原的官宦名族。西晋永嘉之乱后，钟氏后裔南迁至江西赣州、兴国、南康等地。其中钟宜义公一支，于元至正年间由江西宦游来湘，迁入耒阳定居，在同仁村聚族而居，经繁衍生息而成大族。钟氏在乡间置办祠堂、学田、族塾等族产，并以族产为子孙延师课读，敦品励学。钟氏家族历代人才辈出，仅清代，该村就出过五品衔官员三位，钟本洤、钟本钦、钟本治均为咸丰年间衡州五品衔，还有举人、邑庠生多达20多位。

至钟森荣一代，祖父钟德唐、父亲钟本怡均饱读诗书，诗礼传家，虽无显赫功名在身，但崇文重教之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尤其是身处清末民初通海开埠、西学潮涌的变局之中，祖父钟德唐审时度势，识变求新，“知外界之激刺，未可以意气争也；学问之程途，不容以方隅囿也”。[1]1913年，钟德唐长孙、钟森荣之堂兄钟伯谦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矿科毕业后，公费留学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22年底回国后，历任常宁水口山矿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湖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湖南大学教授、矿冶系主任、工学院院长兼教务长等职，是民国时期矿冶学界的著名专家。

钟德唐次孙钟森荣，同样出色。由于父亲钟本怡早逝，5岁时，钟森荣即由伯父钟本恒抚养，遂与伯父的二子钟伯谦、钟守约情同亲兄弟。钟本恒对钟森荣视若己出，读书、生活所用，一概都由其供给料理。钟森荣先是考入当时久负盛誉的长沙私立明德中学校。在学期间，钟森荣的老师、徽州名士汪根甲赞其“学识敏锐，性质端厚，为吾所欣羡”[2]，尤其评价其国学根基厚实、见识高远，所著之文“肆外闳中，体用俱备，其识力岂寻常所可企”[3]。同时，钟森荣与其堂兄钟伯谦一样，深得钟氏家学中仰慕西人“学求实济”的精神滋养，以研习矿科、科学救国为己志，于1918年考入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预科。可以说，“工文并重”的潜质很早就在钟森荣身上萌芽滋长，而待他考入交通大学上海学校电机科后，不仅深受“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也迎来了人生命运的另一重深层转折。

二、交大革命先锋[4]

“爱国兴邦”历来就是交通大学师生的座右铭，真理、真知、民主、自由又是他们的执着追求，代代相承。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学生，更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投身社会政治运动中。1921年，从交大唐山学校经历五四运动启蒙后南下转入交大沪校（次年改称南洋大学）的钟森荣，便是这一批进步青年的杰出代表之一。是时，国家积贫积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唤起了他强烈的爱国意识；如火如荼、延绵不绝的学生运动激发了他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热情。

（一）笔下篇篇皆檄文

在适应了从北方到南方的大学学习和生活环境后，钟森荣走上了《南洋周刊》这个大舞台。《南洋周刊》是五四运动后由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的学生自治会创办的进步刊物。它是五四精神的结晶，是学生评论时政、发表学术成果、改进学校管理及调剂生活的公开的言论窗口。其前身是五四运动中学生会出版的《南洋日刊》和《劳动界》两种刊物。前者，每日出8开纸1张，内容大都是评论国家政治及社会状况、振奋民气的文章或学生活动通讯等。后者，由本校学生十人团主办。这两种刊物到1919年7月中旬，合并为《南洋周刊》，每周出版1册。

《南洋周刊》在评论社会政治问题的同时，也注重学术研究及教育方针的讨论；同时还介绍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主义”，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发表反帝反军阀的文章，宣传爱国救国的思想。《南洋周刊》虽然每期篇幅仅有20～30页，但颇受人们的欢迎，发表的文章注重评论国家政治及社会状况，发布学术研究及报道学校消息；同时介绍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

《南洋周刊》是钟森荣最喜爱的读物，在周刊社招募新成员时，他报名参加。1922年12月22日，钟森荣在南洋周刊社学期改选中任编辑。在学生会负责人兼周刊社主任茅以新的协助下，钟森荣选择一些社会热点和学生关心的话题，组织出版《南洋大学生活专刊》等专号。编辑部每星期四开会一次，集体讨论录用稿件及社论栏目的主题。为鼓励作者投稿，编辑部制作了许多银质奖章，奖励那些优秀稿件的作者。编辑部的努力受到同学们的信任和称赞，茅以新也认为周刊的“编辑方面进行甚力……编辑部是很慎重的”。在以后的学期改选中，钟森荣多次当选为编辑或总编辑[5]。

1923年1月8日，钟森荣在《南洋周刊》第2卷第2期发表卷首语《〈南洋周刊〉重要的使命》，认为周刊的重要使命便是“我们南洋大学思想的表现，是我们南洋大学事业的先声”。文章指出，南洋大学虽然在中国“要算天字第一号的大学了”，但是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待改进，才能做到“还要好”。他号召同学“要通过周刊自由发表言论，促进校务的发达”。这是五四运动之后学生思想状况的体现，他们以个性自由、民主平等的五四精神，力图改变由校方施予的近乎强制性的被动教育与管理，渴望与校方平等对话，创造一个学风自由、言论公开的学习环境。

20世纪20年代的交通大学，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缩影。学校不停地改组，校名一再变更，校长走马灯似的更换。朝令夕改的校务吸引了学生的视线，进进出出的新面孔又一次次带给他们希望。1923年4月底，《南洋周刊社章程》又进行重订。新章程共19条，规定：“以发扬学校精神，公开同学言论，增进学术兴趣，传播学校消息为宗旨。”周刊社按新章进行组织调整，除茅以新任主任外，增选钟森荣为总编辑，杨恒为总经理。在每学期末，主任、总编辑、总经理开社员大会时用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经社员大会选举后，并经学生会评议部通过，任期为半年，连选得连任。编辑部还制定了工作制度，每星期四开会一次，讨论稿件的录用与否等。1923年5月，掌校不及一年的卢炳田被学生驱逐后，交通部另派陈杜衡为南洋大学校长。在陈正式就职前，钟森荣便在《南洋周刊》上著文，发表对新任校长现时最低限度的要求，其中第三条为“允许学生言论绝对的自由”，第四条为“充分的容纳学生意见”。5月23日，陈杜衡召集全体学生，发表了就职演讲，表示“现在要合力办事，从新做起”，要求同学合作、教职员合作、师生合作。对于钟森荣的意见，陈保留性地予以接纳，“如果正当的言论在学生方面应该毫无忌讳的发表，在校长方面应该尽力的容纳”。这种合作主义的态度和接纳意见的做法，让钟森荣对新校长满怀期望，“希望陈（杜衡）、顾（惟精，新任教务长）两先生，其余的职教员和同学，大家趁着这个新机会起来做一番‘新’的运动，要使我们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南洋做到‘好’的地步”。

1924年12月，钟森荣发表《我所切盼的学校职员》，强烈建议教职员摒弃“奴性”教育，实施“民主”教育。他认为，教职员应彻底放弃“奴性”教育思想，不以学校为官场，不以职位为官吏，不以学生为奴隶，而以高尚的品格、深远的器识、热烈的心性、充分的才能去培养民主共和国所需的科学家、工程学家等各类人才。

钟森荣在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后，继续用他那具有鼓动性的笔锋，挥写出一篇篇战斗的檄文，激励着学生们加入革命的阵营中来。1925年元旦，钟森荣在《南洋周刊》上发表文字激昂的《恭贺新禧》。他在文中悲愤地说，中华民国已成立13年，国家还是“疮痍满目”。他严厉批判那些不合时用的沉湎于整理国故的守旧派和不求上进而满口“和平”的苟安派，号召青年学生要有“破坏一切退化的，不合时用的，旧的”事物的勇气与决心，“去建设一切进化的，合乎时用的，新的……也只有我们自己努力才能去求，才求得到”的理想社会。

（二）统一战线建奇功

1924年初，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大革命高潮开始形成。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大为加强，各地的学生运动和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热潮又蓬勃发展起来。南洋大学的学生也受到影响，一些进步学生满怀信心、奋不顾身地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推进国共合作，当时的进步青年都是先参加国民党，其中的优秀分子再加入共产党。南洋大学的进步学生张永和、顾谷宜、钟森荣等都在此时先后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成为当时社会上公开的革命组织。

1924年夏，南洋大学国民党区分部成立，顾谷宜为区分部负责人。为了加强对外联络和团结同学，区分部成立学术研究会。研究会在张永和等人的主持下，先后数次邀请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著名人物恽代英、叶楚伧、汪精卫、胡汉民、刘华等来校演讲。其中汪精卫的《政治与群众》、胡汉民的《五九国耻纪念的因素》和恽代英的《我们要雪的耻岂独是“五九”吗》，演讲整理稿由钟森荣编发于《南洋周刊》专刊《学生与政治》上，对学生影响最大。这些演讲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是中国进步的最大阻力，宣传国共合作的三大政策，鼓动学生加入国民党及共产党，投入火热的政治运动中去。恽代英在演讲中大声疾呼：“现今的中国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危险啊！是你们知道的。真的危险呀！也是你们相信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之中，是否只是在书本上可以求得着解决这种危险的方法？不行的，是万万不行的。你们大家走来罢！”他号召学生认清方向，不应把读书救国作为唯一的理想，而要加入革命的行列。恽代英的演讲让不少学生当场就流下了热泪，影响极为深刻。

同时，钟森荣任总编辑的《南洋周刊》出版了《五月革命号》，发表了许多进步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和批判“读死书”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南洋大学学生中引发了一次激烈的大争论，争论的中心是学生要不要参加政治运动和应不应当加入国民党。争论的一方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反对工科大学参加政治活动，又认为学生没有条件全面地了解党义，而不懂党义加入党派是属于盲从，因此反对学生入党；争论的另一方大多是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他们以高度的政治热情驳斥了前者，宣传三民主义纲领，论证了在当前的革命形势下学生不应当自外于政治，而应积极参加，以加速革命的实现。钟森荣一方面本着言论自由的态度，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意见，都尽量让它们刊于《南洋周刊》，展开公开的辩论；另一方面作为一名革命青年他积极参加了这场大论战。

6月，钟森荣发表1万余字的长文《加入！加入！加入！》，逐条批驳了反对者的论点，认为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党是以群众利益为基础、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能够挽救中国于危亡，学生应该加入国民党。他承认他就是“一个十分信仰国民党的痴人”。文章结尾总结道：“为集中革命的势力，为谋最大的结合，成一个一致的全民运动起见，凡是革新思想的人们，要义不容辞的尽量加入国民党。所以我这篇文字最后的呼声是：加入！加入！加入！”通过辩论，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大多数学生开始拥护革命，站到了革命者的一边。国民党组织迅速扩大，是年暑假前学生中已有国民党员20余人，还有众多的支持者。《南洋周刊》在论争中也被国民党员（其中也有共产党员）所掌握，成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讲坛，旗帜鲜明地宣传爱国救国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转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军阀的文章。1925年3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周刊还出版了《追悼孙中山先生特刊号》。

（三）亮剑革命风暴中

1924年12月25日，由南洋大学、上海大学等7校学生会发起召集的上海各校代表大会，在全国学联所在地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上大、大夏等20所学校，钟森荣作为南洋大学代表出席会议。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会议改组了上海学联，选举南洋大学、上海大学等9校为新的执行委员，决议加入国民会议促进会。27日，钟森荣在上海学联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选为主任，同时当选全国学生总会委员。钟森荣以事业繁忙为由辞去后一职务。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健全了学联组织，加强了团结，结束了几年来学联消沉的局面，为开展民主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组织保证。

1925年2月，上海工人因日商虐待童工举行大罢工。为了支援工人罢工，沪上各学校响应中共中央支援工人罢工的号召，成立了罢工后援会，进行募捐，从经济上援助罢工工人。2月15日，南洋大学首先成立后援会，负责人是钟森荣。从2月17日起，连续3天，钟森荣组织后援会上街开展募捐活动。后援会的活动为工人罢工取得胜利起到了有力的协助作用。

三、携笔从戎赴革命

1925年3月2日，南洋大学以钟森荣常常出外主持工人后援会，“借（病假）证明书作护符，出外为别种之活动，放任无忌，违背校章”[6]为由勒令其退学。钟森荣继续在全国学生总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受上海党组织委派，前往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开展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一说是上海党组织介绍他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处任少将主任）。据钟森荣舅舅徐岐邨的女婿曹国伟的《思岳录》回忆，钟森荣大概于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7]。

1925年4—5月，钟森荣随军参加第一次东征。他行军时走在前头，战斗时身先士卒。东征军占领潮梅地区后，钟森荣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到梅州开展革命宣传。当时，梅县一部分青年学生虽有革命热情，但认识模糊，盲目地“不赞成西校（共产党代号）”和“反对摇班（指罢工）”。对此，钟森荣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克服语言困难，深入梅县东山中学、学艺中学等宣传革命思想，灌输革命道理，唤起工农，帮助梅县的学生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1927年12月11日，钟森荣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在战斗中，他和广大战友浴血奋战，给反动军队以沉重打击，但是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但他没有因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是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遗体，辗转到韶关地区加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1927年底，钟森荣受朱德委托，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耒阳老家，在中共耒阳县委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绘制湘南起义作战图。同年，当选为县委委员。1928年2月16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挺进耒阳，拉开湘南起义在耒阳的序幕。2月20日，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钟森荣任秘书长。[8]当时，革命形势严峻，国民党悬赏大洋1 000元捉拿他，是当时捉拿耒阳籍共产党人最高的悬赏。但他毫不惧怕，一边组织贫苦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运动，一边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武装，保卫和扩大红色成果，为“红旗漫卷南天乱，湘南这边红一片”的革命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湘南起义失败后，鉴于湘粤两省军阀的逐渐逼近，1928年4月，钟森荣随朱德、陈毅等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地区转移，翻开了革命生涯新的一页。

四、鏖战井冈身殉国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在宁冈砻市顺利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钟森荣随朱德、陈毅、伍若兰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后，被编入红四军军需处，担任军需处处长[9]，从事部队后勤供应工作。

当时的井冈山，“人不到两千，产谷不上万担”，加之敌人的严密封锁，后勤供给日益困难。“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面对残酷的战斗环境与艰苦的物质生活，钟森荣与战友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一面努力“开源”，除了组织军民下山挑粮，还因陋就简，开办造币厂和红色圩场，开展边区贸易，繁荣根据地经济，以此改善和扩大红军后勤供给；一面坚持“节流”，严格规定每个连队每天的办公经费为两角钱，改用茶油和旧布代替部队擦枪的开支，自力更生办被服厂、修械所、医院，发动战士自己打草鞋和缝制棉衣等。这是人民军队后勤保障体系的雏形。

1928年6月，红四军在龙源口一战打垮“江西两只羊（杨）”，击破湘赣两省敌军第四次“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自此进入全盛时期。此时，湖南省委却派代表带来了“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的错误指示。结果，不但冒进湘南的红四军惨遭失败，而且导致“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物，难以数计”[10]。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杜修经、钟森荣等人留下重组湘南特委，恢复和领导湘南地区党组织力量，由杜修经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11月，重组后的湘南特委在向汝（城）宜（章）郴（州）边界转移时突遭反动武装包围，大部牺牲。突围出的幸存人员重新组织，杜修经、龚楚离开了湘南，钟森荣接任湘南特委书记。[11]钟森荣一方面收整人员，重整湘南特委机关，另一方面积极与湘南红军游击队联络，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不久，湘南特委机关在桂东山区再次遭到敌人袭击，钟森荣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成为湘南特委成立以来牺牲的第四任书记。据中共井冈山市委党史专家考证，钟森荣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第十七名大学生”，也是继邝鄘、邓贞谦之后牺牲的第三位大学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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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汪根甲：《德唐先生暨德配李孺人八十晋一寿言》，《钟氏通谱》卷首。

[2]汪根甲：《德唐先生暨德配李孺人八十晋一寿言》，《钟氏通谱》卷首。

[3]汪根甲：《德唐先生暨德配李孺人八十晋一寿言》，《钟氏通谱》卷首。

[4]本节内容参考欧七斤：《笔下篇篇皆檄文——钟森荣烈士与〈南洋周刊〉》，载王宗光主编：《青青犹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7页。

[5]《南洋大学消息汇纪》，《申报》1923年1月4日，第13版；《南洋大学消息》，《民国日报》1923年9月20日，第10版；《南洋大学集会消息》，《民国日报》1924年1月8日，第10版。

[6]《南洋大学关于钟森荣等十七个学生处理的函告》（1924年1月至1925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号：LS1-005。

[7]曹国伟：《思岳录》（1980年7月），未刊稿。

[8]钟森荣在1928年2—3月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时期的职务为政府秘书长。国民党悬赏名单中记录钟森荣的职务为政府主席，应系消息讹误。据《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组织史资料（1920年冬—1949年9月）》，当时的政府主席为刘泰。

[9]黄仲芳编著：《井冈山斗争口述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

[10]傅卫勇、胡林才、陈学林：《钟森荣：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的“第十七名大学生”》，《党史文苑》2023年第10期。

[11]参见邝若刚主编：《中国共产党汝城历史》（第一卷　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郴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郴州地区志（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12]傅卫勇、胡林才、陈学林：《钟森荣：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的“第十七名大学生”》，《党史文苑》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