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儒墨纷流（上）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鲁人，另说宋人或者楚人。生于公元前468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76年左右。

墨家与儒家曾并称显学，与儒家相似的是，墨家一派的起源与仪礼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称墨家学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吕氏春秋·当染》中记载的可以证明这一点：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恒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史角对墨子之启发，颇为深远。史角身为清庙之守，深谙祭祀、礼仪之道，其学问中蕴含之平等、尚贤等理念，或对墨子有所触动。

试举一例以明之。史角在守庙、行礼之过程中，或常思及天子、诸侯、庶民皆应平等对待，无有贵贱之分。此理念与墨子所倡之“兼爱”颇为契合。

墨子认为，天下之人皆应相亲相爱，无有差别，反对强凌弱之战争，主张以平等之心待之。

史角之平等观念，或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墨子，使其更加坚定了“兼爱”之信念。

又，史角对于礼仪之重视，亦或使墨子意识到礼制对于社会之重要。

虽墨子终弃儒术而自创墨家，但其对于礼制之批判，未尝不源于对儒术之深入思考与反思。

史角对礼制之执着，或促使墨子在创立墨家学说时，更加注重实用与平等，力求打破繁琐之礼乐制度，以“兼爱”、“非攻”等理念为核心，构建一全新之社会秩序。

然，史角对墨子之具体启发，已难以详考。吾辈所能知晓者，乃墨子在吸纳诸家学说之基础上，自创墨家，以“兼爱”、“非攻”等观点立世，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家并称之“显学”。

此中或有史角之影响，但更多者，乃墨子自身之卓越智慧与深刻洞察。

墨子与孔子都生活在人文气息浓厚的鲁国，其学术渊源相近，也就可以理解。所以《淮南子·主术训》言：

“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精通六艺之论。”

《淮南子·要略》也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此言之意，乃述孔丘、墨翟二人皆精研先圣之学，通达六艺之理。

《淮南子·主术训》所言“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精通六艺之论”，意指孔丘（即孔子）与墨翟（即墨子）皆致力于研习古代圣贤之学说，且对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有精深之理解。此六艺，乃古代士子所必修之技艺，能精通此者，皆为当时之佼佼者。

而《淮南子·要略》所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则进一步指出墨子早年曾研习儒家之学，接受过孔子学说之熏陶。此句表明，墨子之学术，或曾受儒家之影响，而后自成一家之言。

然而，儒、墨两大显学却是同源异流的。

在古代，“显学”一词，意指在某个时代或社会中，影响广泛、备受瞩目的学科或学派。

它强调学问之显著性、价值性与影响力，通常指代高深且有价值之学问，于学术界颇具地位，并能产生广泛之社会影响。

“显学”之概念，最早可见于《韩非子》之《显学》篇，其中有云：“世之显学，儒墨也。”

此言即指韩非子所处之时代，儒学与墨学在当时社会中具有显著之影响力。儒家以孔丘为代表，重仁义礼乐，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墨家则以墨翟为宗师，倡兼爱非攻，尚贤节用，主张平等互利，反对战争与剥削。此二家学说，各领风骚，对后世影响深远。

话说孔墨同源异流，墨子“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材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由于出身不同，这就使儒、墨两派的关注点彼此分离且针锋相对！

孔墨虽皆为先秦之大贤，然其学说之道，确有同源异流之妙。

墨子所言“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材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实乃对当时周朝礼制之批判。

墨子以为，周之礼制繁琐冗杂，令人不悦；且厚葬之风，靡费材物，使百姓贫困；又服饰之奢华，亦伤生而害事。

故而，墨子选择背离周道，转而崇尚夏朝之简朴政风。

此亦可见墨子学说之核心，乃在于“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

其主张平等相爱，反对战争，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此等理念，与儒家虽有共通之处，然其侧重点与实现路径，则大相径庭矣。

墨子出身低贱，曾做过木工，生存权是墨子一系最关注的问题，即由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等三大社会难题。

鉴于此，思想就更偏重于实用，而忽略理想中的各种繁文缛节，逐渐背离了郊庙之学。

孔子出身贵族，衣食无忧，对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忧虑恐惧，便致力于周代礼乐制度的恢复，偏于理想主义。

以上种种，墨家最终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墨出于儒而非儒，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二者虽立场有异，然皆求于社会之和谐，人民之安康，此是共通之处。

《公孟》记载，墨子对儒家之徒程子说：“儒者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具体如下：

第一，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足以丧天下（公孟）。

墨子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儒家既不信鬼神，却又重祭祀的矛盾。认为儒家“执无鬼神而学祭礼”，纯粹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同上）。”

墨子是敬天信鬼神的，他认为，天与鬼神都具有意志力，能够赏善惩恶。

墨子所谓的“天”并非天命，而是人格化、有意志的统治者，拥有比天子更高的主宰地位和决裁权利，云：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

墨子又认为，今天下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皆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能够赏贤而罚暴也（明鬼下），即天的意志不可背违，鬼神无处不在，明察秋毫。

所以使天下治的方法就是：

“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天志上）”此言道出了墨子治世之核心理念，即尊天、事鬼、爱人，三者并行不悖，方能使天下得以安定。

第二：“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公孟）。

墨子之意，盖谓儒家之厚葬久丧，徒费财货，虚耗时日，使民之生计受损，国力衰弱。

且久丧之中，民之耳目闭塞，不知世事之变，国力之衰，此乃亡国之道也。故墨子以为，儒家之此礼，实乃足以丧天下之举。

所以墨子主张“节葬”，他认为，力不足，财不赡，知不知的情况下厚葬久丧，无疑是富贫众寡，定危理乱，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节葬下）

总而言之，与节葬相辅而行的是墨子的节约思想，他认为节俭是立国之本，节约则昌，淫佚而亡，君主更重要以身作则，效法圣人垂范天下。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节用上）”

对于日常消费，墨子以经济实用为标准，反对奢华，并假托圣王对当下之主的奢行之行提出评判，还对各种消费设立限度与标准，节约为本，实用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