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2年，一小群来自卢瓦尔河谷的革命工团主义者与西蒙娜·薇依相识，这绝非偶然。正如她自己所说，社会的不公早使她深受触动，是本能将她推向了贫苦大众一边。她的生命因这一永恒的选择具有了统一性。
很早以前，她就被革命者吸引。对她来说，原本承载着巨大希望的俄国革命已误入歧途，官僚这一新兴特权阶层奴役无产阶级，故意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西蒙娜对个人有太多的爱与尊重，因而对斯大林主义并不感兴趣。她曾在1933年谈及斯大林的政权：“说实话，这个政权与列宁所认为的他建立的政权很相似，它几乎排除了所有的资本主义财产；但在其他方面却完全相反。”
如此将斯大林主义者从革命世界排除后，她又接触了其他团体：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工团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她太过独立而不能被归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但当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最认同的是一个以无产阶级革命为象征的群体。
创办于1925年，这本杂志最初的副标题是《工团—共产主义杂志》。它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工团主义者，他们被十月革命的热情所鼓舞，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却被排斥在党外，抑或发现官僚主义正在逐步取代新生的工人民主后自愿退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直是莫纳特和卢松，他们既是革命共产主义者，也接受了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
西蒙娜和这本杂志的几名创办者取得了联系。1931年秋，当她被任命为勒皮高中的教师后，正式请他们帮忙与当地的积极分子取得联系。随后，10月的一个晚上，她来我们家见到了时任圣埃蒂安劳工联合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卢瓦尔省联盟协会副书记的泰弗农。后者一直试图重组工会的少数派，并将当时在联合劳工总联盟（C. G. T. U.）中处于少数派的地区矿工联合会重新并入总工会（C. G. T.），该联合会的书记皮埃尔·阿尔诺刚刚被共产党开除。
通过泰弗农，西蒙娜走进了工人的世界，同时也深入了解到工会斗争。这就是她想要的一切。每周，她至少从勒皮到圣埃蒂安，两年后则是从罗阿纳到圣埃蒂安往返一次，去参加劳工联合会组织的学习小组，参与会议或示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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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聪明绝伦又兼具哲学修养，能够快速并彻底理解那些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尤其是马克思。但这些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和工人境况的理论知识并不能使她满足。她认为有必要深入劳动者的日常生活。
在矿工工会，皮埃尔·阿尔诺是一位优秀的无产者。他一直如此，但也保留了所有作为矿工的习惯：他的语言、衣服，特别是他的阶级意识。他是一位矿工，并不想冒充其他人。西蒙娜对他评价很高，欣赏他的骄傲、正直和无私。他周围的人大都生活艰辛，其中有些还在惩戒营工作过。西蒙娜曾试图融入他们的生活，但并不容易。她和他们一起玩，和他们一同在小酒馆的桌子上掰面包或玩勃洛特纸牌，跟着他们去看电影，参加民俗节庆，还让他们别通知自己的妻子，突然带她回家。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孩的态度让他们有些惊讶，她的穿着比他们的妻子还要简单，而她关心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非同一般。但她对他们很热情，他们见到这位“波诺特小姐”(1)也总是很友好。他们没有忘记过她。其中一位朴实单纯，一直对她保持着忠诚的喜爱；另一个不久前才见过她，在得知她的死讯后表示遗憾：“她活不下去了，她太有教养，却不吃饭。”这两种视角的观察结果展现了西蒙娜的特点：一方面是紧张持续的脑力活动，另一方面是对物质生活几乎完全的忽视。失衡，只能导致过早的死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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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时参加工会运动的情况如何？西蒙娜不仅参加了圣埃蒂安的学习小组，还用自己的教师津贴——她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特权——购买书籍，资助开销。她为矿工团结基金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决定每天靠5法郎生活——这是分配给勒皮失业者的救助金。她在上卢瓦尔省教师工会积极活动，与“解放派”交好。在勒皮，她加入了一个失业者代表团，这于后者而言是一次良好的宣传契机，同时也对它的管理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最重要的是，在与积极分子多次讨论后，她将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思考整理成了文章，以“观点”为主标题发表在1933年8月的《无产阶级革命》上。这篇研究以“我们是否正在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为副标题，准确阐明了西蒙娜所说的社会主义，即“经济主权属于劳动者，而非国家官僚和军队”。问题在于，要了解在当前的这种劳动组织形式下，工人们是否有机会获得这一主权。与工人阶级终将取代资产阶级此类革命信条不同，西蒙娜发现一种新的压迫形式正在萌芽，即“以职位为名的压迫”。她写道：“基于执行者服从协调者的生产模式，必然会导致形成一种官僚专制的社会结构。”正如伯纳姆在他有关经理人的书(3)中所写的那样，官僚专制的危险已越来越凸显。这些具有预见性的观察发现是如此悲观，以致她害怕被打上失败主义的标签。难道这就是她陷入绝望，放弃战斗的理由？对她来说，绝非如此。“……既然失败将无限期摧毁所有我们认为对人类生活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更应该利用一切可能有效的手段去战斗。”没有比这更有勇气的话了。
最后，也是她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她去了德国，当时那里的人们已经开始对纳粹及其恐怖行径议论纷纷。我记得她曾试图劝说我们的一位年轻同志陪她一起去。对她而言，这是件简单的事：一些人为了自由而战，他们应当得到大家的帮助。她回来的时候，我又见到了她。那里的所见所闻深深刺伤了她的心，她趴在桌子的一角，想起反纳粹德国人遭受的暴行，神经都快崩溃了。1932年10月25日，她在《无产阶级革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德国的形势并宣布希特勒的胜利。唉！她预见对了。
经常拜访矿工，靠失业者救助金生活，思考并书写劳工运动，这些对她来说还不够。似乎对她的智力和感知力（这两种力量在她身上势均力敌）同样重要的是，深入到工作和工人的关系中去。她认为一个人除非自己成为工人，否则是不能理解这种关系的；所以她决定做一名工人。对此，我们俩意见相左。我过去到现在一直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是一种事实状态，而非个人选择，这尤其是指心理的状态，也就是理解生活的方式。对于老板的儿子隐姓埋名地在父亲的矿场工作，以获取经验回去继承家业的这类“煤王”实验，我并没有好感。我也一直认为，一个女工不可能和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哲学老师做出相同的基本反应。西蒙娜在圣埃蒂安的三四个朋友也是这么想的。我们直言不讳，甚至可能是粗暴地向她表达过这些想法，因为我们的友好关系不掺杂任何世俗色彩。我们劝说她放弃自己的计划还有其他原因：她的手并不灵巧，健康状况也欠佳。她的头疼得厉害，后来她给我写信说“他们没有好心让她离开”。
尽管我们大体上没错，我们对西蒙娜的个人判断却有问题。首先，她是以最真诚的态度进行了彻底的实验，她远离家人，和车间工友生活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她当时给我写的信，以及她在1936年罢工事件发生后发表在《无产阶级革命》上的文章都证明了她的适应性以及“注意力”（用她自己的话说）使她能够敏锐地捕捉工人，尤其是那些无技能劳工所遭受的残酷境遇，“所有这些人都像垃圾一样被处理”，她觉得自己是他们的姐妹，这对她来说不是文学。她写道：“我已经忘记我是一名游走在工人阶级中的老师”。直至最后，她的余生都被这段经历打上了印记。
1934年，她离开卢瓦尔省，我就没再见过她了。她在西班牙加入红色民兵后，我收到过她的一张卡片。1938年，泰弗农在巴黎的一次集会上再见过她。之后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后，我们收到了她死亡的消息。
也许有一天，某位像我们一样了解她、经验丰富的工人积极分子会认识到学习她各类社会经历的必要性。对我来说——尽管一直身处工会运动中，但我并没有积极参与——，我只想保有西蒙娜·薇依与几个朋友在温馨友爱的氛围中放心相处的记忆。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或现在仍然是积极分子。他们都记得曾和她的讨论、她的严苛标准，她强迫他们思考时的严厉，他们不止一次地想起那个永不满足的西蒙娜。
我还想说，那些认识和欣赏她的人是多么幸运；获得她的信任后，与她相处有多好。前不久，她的一个朋友给我写信说，她“在生活中比在作品中更像个诗人”。这是事实。她很简单，尽管她的文化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但我们仍能与她友好长聊，跟她开玩笑，她和我们一起笑，请我们唱歌（并不一定是些正统的事情）。她自己则在一个没有其他家具的不起眼的房间里，坐在一张小铁床脚下，有时会为我们背诵几句希腊诗句，我们听不懂却很高兴，因为她从中得到了乐趣。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我们就能一同开怀。她平时常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她性格的这一面并不常出现，也因此有一种令人难忘的魅力。
不循规蹈矩和她身上的自由气息是她的魅力所在，也让人更欣赏她。她所有的这些表现，让我们更亲近她，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她招致了敌意。所以，我们为能在合适的时候爱过她而深感喜悦。
最后，当我们独自一人坐在书房，打开一本书时，或许比较容易对她产生钦佩之情并理解她的伟大，因为那时已没有什么再能掩盖她深邃的思想。必须承认的是，许多和她相处过的人都毫不怀疑她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存在。在她是无神论者时与她熟识并喜爱她的一些人，之后却发现她的宗教信仰如此之深，对他们而言，她的生活尽管变化显著，却完美地统一。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行为上，她都将自己视为最贫苦的人，这与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愿望相悖。它来源于西蒙娜想要认识（没有动机）、展现（或许会有效）不幸的渴望及其绝对的正义感：我没有权利得到任何东西，因为那么多其他生命也都没有。这种趋向十分明显，也极易被察觉。正是因此，1933年，她选择靠失业者救济金生活，1943年，又因穷苦和疾病在伦敦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孤独地离世。这样的死亡虽然对我们来说很残酷，但对于西蒙娜选择的生活，却是一个合理的结局。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所说，这是一条孤独的道路：西蒙娜·薇依的道路。
当我向朋友们谈起西蒙娜·薇依时，几乎总是离不开两点：“这是一位圣人”，或者“像她那样的生活是为了什么？”事实上，我不知道她是否是圣人，但许多革命者——也包括那些最优秀的——都对物质财富保持距离，并想要融入最不幸的人当中。一个人首先要在心理上成为革命者。对西蒙娜而言，这一心理状态被提升至严格的原则层面。至于“她的生活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我经常反对她太过节俭，强迫自己过苦日子。甚至到今天，一想到她过早离世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她刻意让自己遭受的苦难，我就愤怒不已。但她那非凡的、能够帮助她在日常生活的尘埃中找到纯洁种子的“注意力”不正是归功于这些无理由的苦难吗？不正是这些无理由的苦难，让她成为了一个纯洁和真诚的不容置疑的见证者吗？难道不是它们赋予了她令人钦佩的同理心，帮助她感知人类的一切苦难吗？西蒙娜最大的优点在于她将自己的生活与其对完美的追求和谐统一，并置于一切宗教影响之前。另一方面，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太过强烈，使她无法融入教会，因为后者作为一项人类活动，带有不完美的烙印，就像她以多种方式坚持参与的革命运动。
让我们欣赏和爱戴她的理由依然没有改变。即使她那种于我们而言陌生又神秘的生活在我们与她之间竖起了屏障，我们也还是对她保有一份完整的感情和忠诚的记忆。
阿尔贝蒂娜·泰弗农
于罗什—拉莫里哀，1950年12月
(1) 勒皮市（Le Puy）居民在法语中被称为“波诺（特）人”（Ponots，Ponotes）。
(2) 前段时间，我的丈夫遇到了一大批以前矿区的同事。他告诉我他们听到她的死讯后“极其难受”。
(3) 即詹姆斯·伯纳姆：《管理革命：世界正在发生什么》（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New York: John Day Co.,1941）。——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