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VS群体认同：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党观

共和党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更同质化的群体，而且更有可能将政治定义为左翼和右翼之间围绕政治原则的意识形态冲突。与此不同，民主党人更愿意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群体之间为争夺对政府的影响力而展开的竞争。因此，两党在判断政策方案与效果时持有不同的标准，共和党人重视与意识形态学说的兼容性，而民主党人则强调保护或促进群体利益。

60多年来，ANES一直对美国人进行抽样调查，询问他们对各主要政党和总统候选人的好恶，并记录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开放式回答。菲利普·康沃斯（Philip.C.Converse）在50多年前利用这些调查创造了一个“概念化水平”（level of conceptualization）类别表，用于概括公民的反应，以“提供一些可自发应用的评估标准”。根据康沃斯的分类，“意识形态者”（ideologues）选民以某种积极的方式依赖于一个相对抽象和影响深远的概念，而“群体受益者”（group benefits）选民评价政党和候选人则根据不同社会群体是否满意。其他类别——包括“与时俱进选民”（nature of the times）指的是那些认为某一政党或候选人应对国家的总体方向负责，“无议题内容”（no issue content）指的是那些关注个性特征或其他非实质性因素的人，用于鉴别其偏好既不基于意识形态结盟，也不基于政党的社会群体联盟的公民。

传统上，学者们将这些分类视为政治成熟度的等级量度，上层是“意识形态者”，我们把“意识形态者”和“群体受益者”视为不同类型，而不是概念层次。（根据康沃斯的分类，我们运用“意识形态者”一词是非贬义的，指代那些展现出意识形态推理能力的受访者。）这种划分表明，共和党人往往将政治冲突视为本质上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民主党人则将其视为相互竞争的群体利益的碰撞。

尽管对来自ANES的最新数据分析尚未完成，但2012年共和党积极分子接受采访时的回答表明，将其归类为“意识形态者”是正确的：

·民主党人“希望政府运行一切，认为政府可以修复一切”。共和党人则“希望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民主党“提倡大政府、世俗主义、精英主义和集体主义”。共和党“推动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

·民主党人“相当的社会主义化，给了政府太多权力”。共和党人支持“财政责任制和保守主义……更小的政府，赋予各州更多权力，鼓励就业……减少对联邦政府的依赖”。

2012年接受ANES采访的共和党积极分子在描述他们对政党的看法时，最常使用的实质性词语包括“保守”“自由”“支出”“价值”。最常使用的词汇还包括“道德”“责任”“较小政府”“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词汇没有一个进入民主党积极分子常用词汇的前50名。共和党积极分子最常用的词汇包括“大政府”“较小政府”“更少的政府”“个人责任”。

相比之下，根据2012年受访的民主党积极分子的开放式回答，按照康沃斯的分类，可以将其归为“群体受益者”选民：

·民主党“支持穷人和中产阶级”。共和党人“关心富人，忽视穷人和中产阶级”。

·民主党人“关心工人阶级……（并且）一直在努力帮助女性”。共和党人“关心有钱人”。

·民主党是“普通民众的党”。共和党是“富人党，主要由年长的白人组成，他们往往很武断，心胸狭隘，不关心自己的美国同胞”。

根据ANES 2012年数据，在民主党积极分子的所有回答中，最常用的实质性词汇包括“阶级”“关切”“中产阶级”“穷人”“富人”“妇女”；“同性恋”“兴趣”“计划”“政策”“富有”等词也跻身前50名。这些词都没有出现在共和党积极分子提到的最热门词汇之列。到目前为止，民主党积极分子最常用的词是“中产阶级”。

2000年，用于概念分层的最新数据表明，受访者中的共和党人，尤其是那些强烈认同共和党的人，被归为意识形态者的比例明显高于民主党人或无党派人士，如图2-5所示。如果受访者在四个开放式回答中引用了意识形态标签或相关普遍原则，那么他们就被归类为意识形态者（或接近意识形态者），即使在这样宽松的定义下，绝大多数民主党人也不能成为意识形态倾向者。民主党人运用意识形态原因来解释他们对政党的看法，甚至比他们自称为自由派的次数还要少。被归类为群体倾向选民的受访者比例与“七点政党识别表”（the seven-point party identification scale）呈线性关系。超过一半的坚定的民主党人就群体受益问题表达了对政党和候选人的看法，这样做的坚定共和党人只占12%。

图2-6证实这一发现并不是人为产生的相互排斥的类别等级表。它显示了在政党认同的7个类别中的每一个类别受访者对意识形态概念和社会群体的平均提及次数（2004）。图表再次证明，民主党倾向于将党派斗争定义为群体利益的相互竞争，与共和党倾向于用更抽象的术语来描述党派差异形成鲜明对比，在民主党控制了教育、年龄、收入和其他人口变量之后，这种差异依然存在。换句话说，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思维倾向并不取决于教育或宗教；它是保守主义运动成功地将其版本的美国政治传统传播给该党选民的产物。人们可能会认为，民主党人会经常把特定群体的身份与更大的自由主义主题联系起来，但民主党受访者在讲到政党的社会构成时，很少同时呼吁抽象的平等主义、人道主义、同情心或民主理想。共和党人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语言并没有把保守派和自由派作为社会群体，尽管受访者在提及意识形态时，对自由派或保守派观点的一般性引用率大约为35%。

这种不对称不仅限于最近几次选举的特定背景，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图2-7显示了ANES在对1964年至2000年间的选举调查中，坚定的民主党人和坚定的共和党人被归类为意识形态者和群体利益者的比例之间的差异。共和党人一直比民主党人更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者，差距在12到32个百分点之间。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经常地使用一般的概念和原则来为他们的党派和候选人偏好辩护，经常强调需要限制政府的范围或者保护传统的美国社会。相比之下，民主党人总是比共和党人更倾向于从群体利益的角度来阐释自己的政治选择，经常声称共和党人是富人党，而本党的候选人则支持弱势群体，这方面差距在25到48个百分点之间。

坚定地自称是民主党的人始终把政治描述为社会群体之间为争取有利的具体政策和利益而进行的竞争，而坚定的共和党人则认为两党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于有关政府适当角色的更抽象的冲突。依据每年可获得的数据，坚定的民主党受访者更有可能提到群体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比例从2:1（1964）到超过6:1（1988）不等，即使在共和党中意识形态者的人数一直远远超过以群体为导向的选民。若用政治概念化来评估某些党派以及更多的独立党派，它们不属于任何类别，但共和党对意识形态概念化的相对偏好，以及民主党对群体利益语言的相对偏好，在过去40年的选举历史中一直保持不变。这种差异性不是有关政党是多数党或少数党、执政党或在野党、在选举中采取进攻或防守立场的结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长期保持稳定。

与共和党人相比，普通公民几乎总是能在民主党那里找到更多喜欢的东西，或较少不喜欢的东西，这反映出民主党在党派认同方面的普遍优势。政治学家马克·布鲁尔（Mark Brewer）对1952年至2004年间ANES每一次调查中所有受访者对两党最常见的具体评论进行了分类。在每一项调查中，对于民众为何喜欢民主党这一问题，最常见的回答是，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或类似的说法）。同样，在每一次大选年中，对于民众为何不喜欢共和党，最常见的回答是，他们是“大企业和上层阶级的政党”（或者类似的说法）。布鲁尔在民主党的形象中发现了一些种族差异：非白人更倾向于提及具体问题，而白人通常明显认为民主党人代表了工人阶级。

在1964年以前，受访者在被要求描述共和党时，往往列举一系列积极的特征。但在1964年及此后的历次选举中，最常被提及的共和党的正面特性是总体上的“保守主义”。布鲁尔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民主党人最不受欢迎的特征并不稳定，自1960年以来，对民主党人最普遍的反应要么是“政府支出过多”“过于自由”，要么是“支持大政府”。1972和1980两年是例外：在1972年，当时对不受欢迎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具体评论占主导地位；1980年，民主党人的反贫困政策则是最不受欢迎的政策。两党在这些开放式回答中所展现的形象，反映了公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致看法。民主党代表着人口相对较多的社会群体，而共和党则代表了关于政府的适当规模和范围的更普遍的意识形态观点。

美国传统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常包括为实现更广泛的平等主义理想而服务的群体，他们认同与各种身份相关的地位或特权，以证明旨在促进社会或经济平等的公共政策是合理的。然而，大多数民主党受访者在向ANES采访者解释他们的党派偏好时，都使用以群体为中心的措辞，强调该党社会联盟的一个或多个因素，而不用更广泛的论据将群体认同与更抽象的原则或价值观联系起来。民主党标识者和积极分子很少引用平等、公正或公平等概念来支持他们的政治选择，使用这些概念的频率甚至比他们偶尔提及自由、左派或对政府激进主义的普遍偏好更低。事实上，许多被划分为“群体利益”选民的受访者并没有提及政策或其影响，而只是简单地讲述了他们对各党派成员的看法。

共和党人解释他们为何不喜欢民主党时，更常见地将民主党描述为推动自由主义事业的政党。政治冲突发生在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一维光谱上的这一观点，更多地为共和党的标识者和积极分子所认同，而不是为民主党人所认同，这一模式得到了意识形态成熟度的各种评估标准的证实。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概念化远远超出了“保守”一词，并适用于“右”和“左”等其他标签。

相对而言，共和党人倾向于避免使用以群体为中心的措辞来解释政治冲突，而是诉诸更广泛的原则，这不仅仅是一种为了安抚倾向支持共和党的群体所采取的话语策略。批评家们通常认为，保守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为了促进少数特权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而进行的一种宣传，明确拥抱这些群体是不明智的。接受ANES采访的民主党人不仅经常将共和党定性为代表权势人物、富人、白人和男性的政党，而且自由派精英还经常以某些保守派言行不一或表现虚伪为例，认为其信仰不真诚。然而，打造出独特风格的现代共和党政治，包括党派内部冲突的性质以及他们反对民主党的风格，却显示出共和党成员相当重视保守的意识形态。当代共和党的受访者在接受ANES采访并解释自己的观点时，一般不使用意识形态语言来为基于群体的诉求服务，而是直接引用保守主义的原则，如有限政府和反对自由主义。事实上，民主党的受访者更经常地将他们的群体偏好与意识形态语言联系起来：即使是被归类为意识形态者选民的少数民主党人，也经常将他们所陈述的原则与群体利益结合起来。

意识形态倾向明显的选民集中在共和党，并不意味着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关心政策的实质。两党成员在ANES进行的开放式采访中都提到了具体政策，但他们陈述立场的理由却不尽相同。民主党人倾向于通过引用那些会受到特定政策影响的社会群体来解释他们的观点，而共和党人则将具体问题与关于政府适当角色的更普遍的信念联系起来。

自“新政”（New Deal）实行以来，民主党一直充当各类社会少数群体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来保护或推进自己特定利益（通常是改善自认为的劣势）的工具。相比之下，共和党候选人传统上会得到社会多数派的支持，这些群体往往不把自己看作是有自我意识的群体，而是迎合其他群体要求的、默认的或主流的美国大众的一部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2012年竞选期间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态度，他将民主党支持者描述为“占总人口47%的人……这些人依赖政府，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这一易惹争议的评论在一次私人募捐活动中被秘密录制成视频，并在竞选期间被披露。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往往会吸引社会多数派或多元化群体的支持，比如白人选民、新教徒、郊区居民和（异性恋）已婚选民，而民主党则像一个由种族、宗教、经济和性方面的少数群体组成的“彩虹联盟”，他们一边倒地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来弥补他们相对较少的人口数量。许多群体经常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民主党提名人，这与其成员相对温和地表示坚持象征性自由主义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说明了社会认同在形成民主党党派意识方面的中心作用。对于广大选民中的民主党人来说，强大而持久的政党忠诚并不需要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就能在一个特征非常明显的社会群体成员面前蓬勃发展。

民主党相对倾向于表现出基于群体的政治取向，而共和党则倾向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这在2012年ANES所进行的其他项目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如表2-1所示。当被问及哪一个政党最有利于女性的利益时，“哪一个都不”也被作为回答选项。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尤其是那些参与竞选活动的人，一边倒地同意本党更好地服务于女性的利益，但令人惊讶的是，支持共和党的人却不愿代表共和党做出类似的断言。不到一半的共和党积极分子和仅三分之一的支持者认为共和党对女性更有利，这表明他们对将特定群体的利益合法化的言辞感到厌恶，即使它可能只是党派啦啦队的一种象征性行为。

自称是共和党的人的相对意识形态取向也反映在两党对ANES研究项目的不同反应中，这些项目要求受访者将自己和两党置于七点意识形态光谱中。绝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他们自己的政党位于民主党的右翼，而13%的民主党积极分子和三分之一的民主党非积极分子无法给出正确答案。几乎所有的共和党积极分子都认为自己相比民主党更靠近共和党，但是近20%的民主党积极分子和30%的非积极分子认为自己更接近共和党，或处于两党之间的位置。党派运用意识形态话语对政治的理解和概念化上的差异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一致。在自由—保守的范围内，能够把每一个党派置于相对正确的位置，同时也能将自己定位在这一范围内相同位置的受访者比例从1972年的48%上升到2004年的67%，但共和党人总是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两项任务。

受访者还被问及有关政府规模和范围的两个一般性问题：（1）政府规模大是因为它干预私人决策，还是因为它处理社会问题；（2）政府应该提供更多还是更少的服务。共和党人，尤其是积极分子，在较大程度上对上述两个问题选择了意识形态上较为保守的答案。民主党人不太可能给出倾向自由主义的答案，尽管此类回应在积极分子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但共和党人在广泛意识形态倾向上的一致性并没有延伸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这反映出象征性保守主义与行动性保守主义之间持久存在的差距。在81%的民主党人非积极分子看来，他们支持增加支出的议题领域数量超过了支持削减支出的数量，但只有38%的共和党人非积极分子认为需要削减的项目比他们支持增加支出的项目多。民主党人对特定形式的政府活动表现出比对激进政府本身更强的支持，而共和党人在精简政府的广泛原则上比在削减具体项目的必要性上更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