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一、合肥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条战线”的兴起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热切渴望国家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背信弃义，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力量蓬勃发展，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众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兴起。为加强对国统区人民运动的领导，1946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干部到城市，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很快在国统区掀起了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人民民主运动高潮，逐步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合肥地区的民主运动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国民党暴虐统治、发动内战，导致物资短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难以维系，城乡群众为求生存而斗争，饥民抢米、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示威和商人罢市请愿等斗争此伏彼起。这些斗争活动成为合肥地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力量，为动摇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来合肥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饥民抢米

1947年4月27日，上海米商为牟取暴利在合肥抢购粮食企图偷运时，被城郊卫杨村饥民全部抢光。5月16日，由国民党士兵押送500石粮食外运时，被合肥东郊宋斗湾附近居民强行阻拦，冲突中一名无辜少女遭到枪杀，最终国民党合肥县政府只得接受群众提出的严惩凶手、运回粮食等要求。5月30日，国民党三河军粮采购处的两船军粮，当行至丰乐河时，被四乡饥民全部扒光。

学生游行示威

1947年5月，因国民党青年军殴打合肥中学生谢维尧，合肥青年学生举行了反迫害示威游行，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经民盟盟员郭崇毅和进步人士周景绍的策动，一场大规模的反迫害运动迅速在合肥城乡蔓延开来，一两天内就形成了全市性的学生罢课、商界罢市，民众连日游行示威，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慑于学生运动的声势，被迫接受了严惩凶手的要求。1947年6月，合肥私立肥西初级中学学生和工友数十人，拥上聚星街街头游行示威，揭露校方贪污腐败，得到商界支持，许多商店、粮行罢市数日。

工人罢工和民众请愿

1946年，安徽日报社工人愤于合理要求得不到回应，举行罢工。三河榨油厂工人因生活贫困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四天，赢得胜利。1947年4月，合肥县银行全体职员不堪生活重压，要求增加薪酬未果，举行罢工。5月，合肥商业同业工会为减轻税费，组织请愿团向税务局请愿；国民党合肥县机关230余名公教人员要求发放平价米，向国民党参议会请愿。1948年7月，合肥各界代表300余人集会，要求取消因修筑城防工事而向民众摊派的费用，遭到拒绝后，激愤的群众将国民党参议会一名副议长拖出游街，最终取消该项费用。

二、合肥敌后游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巢北、肥东游击区

抗战胜利后，合肥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省的统治中心。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新四军采取战略转移，原来活动在合肥地区的主力部队北撤，留下部分力量坚持地方游击斗争。1945年10月，中共苏皖四地委决定成立中共巢北工委，领导合肥东乡人民开展游击活动。1946年10月，新四军二师派人回到肥东山王集地区，组建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他们一方面广泛结交上层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另一方面积极联合定（远）滁（县）全（椒）等地游击队，使巢北一带游击区逐步连成一片。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肥东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惶惶不安，中共肥东工委和肥东游击大队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先后促成了梁园商团团长放下武器，撮镇联防区区长投诚缴械，国民党军陈俊之的部下陈义富投诚，肥南土顽林旭初归顺。

淮西游击区

1945年11月，原淮西独立团和寿县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二师后，奉命撤到淮南铁路以东的定远地区。1946年1月，中共苏皖四地委和军分区决定重返淮西，成立了中共寿（县）六（安）合（肥）霍（山）工委，组建了寿六合霍县总队，灵活机动地进行大范围的游击活动。中共寿六合霍工委挺进淮西后，一方面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使广大群众解除思想顾虑，树立革命必胜信心，在淮西敌后逐步建立起区、乡隐蔽政权，不断为游击队开辟和扩大“心腹区”；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武装力量，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不断摧毁敌人情报组织和保甲制度，先后取得“三打高刘集”的胜利。同时，淮西地区的游击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合肥城内各界民众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使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经常处于“一夕数惊”的困境。

肥西（南）新游击区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共皖西区党委。12月，中共皖西区党委为开辟新的游击区，成立了中共肥西（南）工委、肥西（南）办事处，随同工委活动的肥西武工队不久扩编为肥西游击队（后改编为肥西支队）。肥西游击队充分运用统一战线优势，与肥西一带20多个乡公所建立了关系，国民党官亭区区长和一些乡长经常为游击队送情报、筹粮草、送弹药。1948年2月，中共皖西区党委批准成立皖西三地委，统一领导和（县）、巢（县）、无（为）、含（山）、合（肥）等地的武装革命斗争。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皖西三地委设立了联络部，由合肥民盟成员郭崇毅任联络科科长，与合肥民盟组织、民革小组等保持密切联系，指导民主党派组织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这是合肥地区中共党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设立的统一战线机构。

三、民革合肥小组、合肥民盟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民革合肥小组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前身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5年10月，谭平山、柳亚子、朱蕴山等人在重庆成立民联，1946年3月，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在广州成立民促。1947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召开；1948年元旦，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进一步统一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革在安徽和合肥的筹建工作始于1946年7月。当时民联已经成立，李济深、朱蕴山等人决定由丘清英、李海、王汉昭负责筹建安徽民联小组。1947年底民革成立后，在安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国民党左派、民主进步人士余亚农、朱子凡、戴戟、王贯之、陈天任、李海等人积极响应，分别与民革中央领导人李济深、朱蕴山、何香凝等秘密联系。随后，李海从香港返回合肥，传达民革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筹建合肥民革小组，主要从事反蒋活动，发展民革党员，开展策反工作。1948年4月，余亚农、赵友声、姚燕如、赵彦博等人在合肥朱尧安的家中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民革合肥小组，并决定利用私人社会关系，寻求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对国民党党政军界开展策反工作。在与中共皖西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李海等人利用民革成员多在桂系军队和国民党安徽省、合肥县政府任职的优势，积极搜集情报，传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讯息，揭露桂系军队中的贪污受贿等内幕。民革成员王汉昭以安徽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处长的身份当上了司令部的情报所所长。合肥民革小组的这些活动，对促进合肥和平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

合肥民盟组织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前身是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名称中的“政团”二字去掉。

合肥是安徽省内成立民盟基层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1946年8月，受民盟总部的委派，李湘若以“安徽盟务联络员”的身份来到合肥，秘密发展民盟组织。先后入盟的有郭崇毅、童车五、于介藩、窦白萍、张百川、龚衡军、龚兆庆、项有群、郑霞、殷乘兴、杨亚威、彭湃、吴伯敏、刘干、周介如、刘芳松、董光升、倪学渊、哈庸凡、周芜等，盟务负责人先后由李湘若、龚兆庆担任。随着盟员不断增多，1948年底，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合肥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次年7月，正式成立“民盟合肥分部”。

1948年春，合肥民盟盟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皖西三分区秘密取得联系，盟员郭崇毅被任命为六（安）合（肥）辖区办事处主任、皖西军区三分区联络科长。在民盟中央的领导和皖西三分区的直接指导下，合肥民盟组织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民盟成员利用各自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积极开展策反工作。在合肥城内，利用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中学生事件，策动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爱国运动。在农村地区，组织农民武装，参加解放战争。1947年，郭崇毅当上雷麻大乡乡长后，组织成立了“兄弟联谊队”，制定“一人受难，大家互助”公约，不久，联谊队改名“中国民主自卫军十二支队”。1948年5月，这支农民队伍加入肥西游击队“六合支队”，后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与此同时，合肥民盟组织还在合肥城内、六合边区、庐江等地建立秘密联络站，为解放军转送情报、购买军用物资；民盟盟员周介如家中设立了秘密电台，其他盟员经常在此收听延安广播，抄录新华社新闻和中共重要文件内容，油印从皖西、巢南根据地带回的宣传材料和传单。这些活动对于合肥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合肥和平解放进程中的统战工作

策动官亭起义

1947年底，合肥民盟盟员根据中共皖西四地委指示，全力以赴地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展开政治攻势，组织地方武装起义，为合肥解放作军事准备。经过民盟盟员的活动，已经卸任国民党合肥县参议长的龚衡军，出任了国民党合肥县自卫总队副队长兼官亭区区长，控制合肥城乡十多个连的地方武装，并积极酝酿起义。后因情况有变，龚衡军撤离合肥，出任国民党官亭联防区主任，继续策划武装起义。1948年底，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皖西军区的指示，龚衡军率合肥县国民自卫总队两个大队和官亭区自卫大队近千人，在官亭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合肥支队”。

秘密掌控国民党合肥县政权

1948年冬，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安徽省军政要员纷纷南逃。经中共皖西三地委书记唐晓光同意，合肥民盟组织利用地方势力，举荐盟员龚兆庆担任国民党合肥县长；为便于开展活动和推行政令，安排盟员殷乘兴、哈庸凡、董光升分别担任县政府的主任秘书、秘书和民政科长。民盟组织利用实际掌控的权力，秘密营救了被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司令部关押的中共党员10余人；护送了近200名进步青年到皖西解放区；配合解放军伏击国民党军队征兵、征粮、征夫、抽丁等行为，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在合肥地区补充军粮、兵员的企图。

迎接合肥和平解放

1949年1月，国民党刘汝明兵团余部数千人从淮海战场南撤，退驻合肥，在城内外构筑工事，储备粮秣，拉夫派税，准备作困兽斗。合肥民盟组织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决定设法挤走刘汝明，为合肥解放作具体准备。一方面，县长龚兆庆对刘汝明部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不断递送解放军正规部队大军压境的假情报，令刘汝明惶恐不安。另一方面，盟员龚蔚卿多次与刘汝明的旧交、国民党省府顾问朱幼农叙谈，请他劝说刘汝明约束部下不得骚扰地方，并成功劝阻了国民党军队炸火车站、火车头和烧省府等计划，使合肥城内省、县政府档案、电话总机和一些市政设施得以尽可能保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少受损失。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谭启龙进驻合肥梁园镇，当晚就与盟员龚兆庆通电话，下达了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城准备工作等命令。21日上午9时许，刘汝明部弃城南逃。下午3时许，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官兵从合肥东门入城，龚兆庆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县政府门前列队迎接解放军。翌日，新华社发表电讯：“合肥国民党军南撤后，城内国民党政府机关和人员，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各就原职，保护文件、资财，迎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前往接管。这个榜样，足资各地国民党政府人员效法。”

五、合肥城市接管中的统战工作

接管城市是解放战争后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一个新课题。1949年1月21日合肥和平解放。1月22日，合肥市临时军管会成立，随即按照“自上而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原则，对城市进行全面接收接管。

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

合肥解放之时，近代工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全市仅有私营企业22家，均为作坊式小型工厂，职工282人；私营商业（包括摊贩）1397户，职工2032人。当时，多数私营工商业者对中共政策心存疑虑，有的消极经营，有的抽逃资金，有的停业观望。在接管过程中，军管会始终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政策，积极向广大私营工商者宣传接管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2月5日，市军管会正式成立，当日就召集工商界各业代表40余人开会，阐明党的工商业政策。2月7日，成立了合肥市商筹会，协助政府动员那些尚未开业的工厂、商店复工复业，并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禁止乘机哄抬物价。至2月25日，全市商店均已恢复营业，只有少数工厂因资金、原料困难未能复工。1949年9月，合肥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上提出要以积极态度看待私营工商业，会后，全市集中财政、金融、贸易、工商联等各方面力量，采取行政和经济相结合的措施，鼓励与扶持私营工商业从恢复转向发展，使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日趋活跃，基本满足了市场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求。

没收改造官僚资本

对于原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汽车站、电灯厂和邮局、电信局、电话局等官僚资本，市军管会在快速接管之后，严格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按照“原封不动”“不打烂旧机构”原则，对企业保持其技术组织和生产系统的完整性；对原有人员，除个别反革命分子外，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政策，保持原职原薪，解除职工心理顾虑，调动他们的生产工作积极性。同时，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成立由进驻干部和职工代表组成的工厂（单位）管理委员会，让职工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参与企业管理，为建立国营经济打下了基础。1949年12月12日，合肥汽车修造厂选出7名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委员会，成为合肥市首家实行民主管理的企业。

接收改造旧的文教卫机构

市军管会专门设立了文教组，对全市8所公立小学、5所公立中学、5所私立小学、4所私立中学，以及戏院、民间剧社和合肥县卫生院、合肥基督医院等教育文化卫生机构，进行全面接收、接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改革工作”的指示精神，对公立学校按序号排定校名，对私立学校更换校名，对城乡私塾逐一登记，对旧的课程进行改造，摒弃反动训导内容，增设政治常识课。在戏院、民间剧团和艺人中开展“改戏、改人、改制”活动；在卫生机构中通过多种渠道，广泛招聘和吸纳卫生技术人员，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求医看病需求。同时，有计划地对文教机构中的知识分子开展学习时事政策，逐步进行思想改造。

六、合肥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明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新政协代表名额等一系列重大决定。9月17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将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提出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后，随即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性工作就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949年9月初，中共合肥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全市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合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9月11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推选树海为筹备会主任，确定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名额为150人。

1949年9月25日至28日，合肥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合肥基督教堂隆重举行。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皖北行政公署副主任李云鹤分别向大会致辞。合肥市市长树海作《合肥市人民政府8个月来的工作总结》报告，中共合肥市委书记李广涛作《建设新合肥的方针与任务》报告。《皖北日报》在头版以《团结人民建设新合肥——合肥各界代表会揭幕》通栏标题，报道了会议开幕式盛况。

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32人、列席22人，代表着不同阶层、社会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人士。会议代表名单是经过各个方面反复酝酿和协商确定的，体现了充分发扬民主、团结各界人士、共商国事市事的民主协商原则。其中，党政军机关干部20人、民主代表人士1人、职工代表30人、居民代表6人、农民代表6人、青年团代表5人、妇女代表5人、文化教育界代表11人、工商界代表27人、回民代表6人、中西医界代表1人、慈善团体代表1人、区域代表（包括支前、建设模范）27人、其他方面14人。

会议期间，共收到书面提案75件，其中涉及市政建设19件、文化教育32件、劳资关系14件、工商税收10件。这些提案体现了统一战线人士参政议政的热情和水平，对于建设新政权、巩固新政权，建设新合肥、新经济等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会议选举产生了合肥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李广涛为主席，刘建文、褚石谷为副主席，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

合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中共合肥市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密切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主要形式。从1949年9月到1953年3月，合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经历9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