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佩恩以及早期英国的“联邦制”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试图围绕法国、奥地利及其盟国建立力量的平衡。对此，路易十四几乎是立即就发起了挑战。后来，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德国统一后的威廉二世、希特勒，又给欧洲和平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促生了新的、相互敌对的欧洲联盟。但是，建立军事同盟并非是应对欧洲不稳定局势的唯一方式。思考欧洲和平与一体化的其他地区的人们，理智地考虑到了这样的和平所面临的危险。

例如，当路易十四在1693年向泛欧国家联盟发起挑战时，威廉·佩恩在欧洲地区倡导宪政进步，并出版了《通过建立欧洲议会，展望欧洲现在与未来的和平》。佩恩是早期的英国贵格教徒、散文家与商人，他现在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是建立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作为属于英格兰圣公会的基督教徒，他熟知欧洲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分歧。事实上，他乐观地认为，由于九年战争中的流血和牺牲，以及爱尔兰对英格兰在1688年成为新教国家的忧虑，一场和平运动正在萌芽。为了倡导宽容，他仿照奥地利模式设计了一个联邦式的“帝国国家”，欧洲议会将依据“领土价值”按比例分配投票权和代表权。

因此，“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派出12名代表，法国的代表数略少（10名），西班牙也是10名，而英格兰仅有6名。其他更小的国家占据了剩下的名额，尤其是“土耳其人和莫斯科人”，虽然关于他们是否属于欧洲引起了争议。事实上，在佩恩的“帝国议会”计划中加入土耳其的穆斯林是为了保障和平，挽救基督教自宗教改革以来因数次宗教战争而被摧毁的声誉。包容可以避免破坏性的猜疑与不宽容。同样，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投票才能决定欧洲的多元化机制。这在消灭议案蓄意阻挠者的同时也保障了少数派的利益。简而言之，这些跨国的制度安排会比亨利四世的做法更具普适性，后者认为将奥斯曼帝国排除在统一的基督教欧洲之外并无不妥。当然，很久之后，欧洲的这一基督教身份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尤为显著。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成员身份频繁引发讨论，但是都遭到了基督教欧洲的阻拦。从这个意义上说，佩恩的观点是相当激进的。

有趣的是，佩恩在成员国问题上的实用主义观点，以及对欧洲外交的洞察力，都源于他自己的商业经验。他明白，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将会反对这样的联盟存在，因为它预计这样的安排会损害自身利益；但是，如果反对国的声音更为普遍，也不会有任何一国愿意凌驾于他国之上，所以法国应该会被迫加入联盟。不幸的是，这份自信并无根据。直到因军事失利以及无法承受财政负担而屈服前，法国一直奉行着单边主义。确实，之后的历史多次证明了劝说这个最强大的欧洲国家在战后接受类似的安排是非常棘手的。

让人沮丧的是，1693年，佩恩低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的确，人们很难相信一个英国贵格派殖民者会对法国人的想法产生重大影响，哪怕他曾经在德国生活数年，且在法国王庭工作过。佩恩影响的反而是后来的美国革命者，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是，路易十四在18世纪早期遇到了新兴欧洲国家的抵抗。这让人们怀疑法国能否保持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也佐证了佩恩的断言：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能够永远支配欧洲的架构。尤其是复辟的威廉三世以及联合起来的“海上力量”的存在，让法国的孤立对路易十四这位波旁国王而言变得危险。他们发挥反抗力量的场合是在战斗中，而不是在欧洲议会的早期雏形中。事实上，欧洲人还要等待很久才能见到欧洲议会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