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通信

在第一封电子邮件里，他妈妈充满歉意地表示，拖了这么久才回信，真是对不起。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在反反复复地假设和纠结后，我最终还是决定选择回避。我并不是公众人物，也不习惯接受采访。我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记录下来。甚至当女儿拿起手机，拍摄我和外孙女的视频片段时，我都会感到不自在。所以，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的意愿，允许我们的缺席。之所以说“我们”，因为这是我和塞缪尔姐姐的共同决定——相信你已经联系过她了。我们希望将过去翻篇，并努力让生活继续。祝写作顺利。再见。

*

我再次见到塞缪尔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了。那时我和哈姆扎算是分道扬镳了——闹掰倒不至于，不过我决定不再跟着他出外勤，也拒接他的电话。我找了个借口，说我没法继续跟着他做事。每个工作日早晨，我都会给手机设好闹铃，早早来到布鲁姆贝里的办公室，等待组队和任务分配，然后将一整天耗在搬运家具和行李的工作中。打包纸箱先上车，接着是双人床等大件家具，最后是花瓶、毛毯、用床单包裹的电视机等等。

*

在第二封电子邮件里，他妈妈写道，她很欣赏我的韧劲。在我成长过程中，大家常常会说，近乎固执的坚持是一种美德。几乎每个人都这么认为，除了我妈妈——她固执地认为，自己一点也不固执。不过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不希望接受采访。请别误会，我对你个人并没有看法，也不是因为我“对可能被挖掘出记忆感到焦虑”。和你身为作家的创作风格更是无关，即使你写的东西和我所欣赏的文学类型完全不同，这依然不构成我选择（再一次）拒绝的原因。我入不入镜对结果没有丝毫影响。一想到有人会录下我的声音，就足以让我心烦意乱，语无伦次。我能流畅表达自己的观点，往往是在周围没有听众的时候，或者听众都是我所熟悉的人。所以，我不得不再次否决你的提议。如果有任何事实方面的具体细节需要核实，或许我能通过邮件帮到你。祝一切顺利。

*

我的生活仍在继续。我改掉了不少习惯，开始按照新的薪水标准调整生活方式。我不再专门开车去市中心找吃的，而是改为光顾家附近的辣火之家；我不再添置新衣服，而是精心打理已有的那些。一天，我们接到任务前往纳卡，将一幢别墅里的所有东西搬去五十米外的另一个地址。

“你们为什么要搬家？”卢西亚诺问了一句。

“反正不是税务的原因。”负责签单的男人答道，露出一个打趣的微笑。

我们清空过小艾森恩一间公寓里的遗物。我们帮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打包了他的所有家当，搬去托里尔德绿地一间逼仄的一室户。

*

在第三封电子邮件里，他妈妈说，她愿意根据我列的问题逐条给出回复：

1.二十六。他即将迎来二十六岁生日。

2.相当频繁。每天大约一两次。大多数时候都是我打给他，不过也有他打来的情况。

3.不，我不了解旺达这个人，只听过他的名字。我们见过几次面。看得出，他的人生应该相当艰难和坎坷。

4.当然，他也有别的朋友。不过那些都是泛泛之交而已。塞缪尔在一段时间内，只会选择和一两个人深入交往。他也因此变得格外脆弱。

*

一位老太太打算从东马尔姆搬去南马尔姆，她住的公寓足有一个博物馆那么大。她是那种特别挑剔的顾客：每样东西都要用双层床单和气泡膜包裹得严严实实；蒙满灰尘的镜子属于珍贵古董，破旧不堪的梳妆台宛如纯金打造一般值得珍惜。一开始，我们是按照她的要求去做的，但没过多久就遇到了问题：这么磨蹭下去，少说要耗掉一周的时间。要想在一天内完成打包的话，我们必须大幅加快进程。为了赶时间，我们尽可能快地将所有东西塞进纸箱，等我们赶到新家地址时，这才发现，预定单上描述的“宽敞”电梯只有一米见方，还是带铁栅栏门那种。她的那些陈列柜、床，还有木质雕花扶手的复古沙发，没有一样能挤得进去。

*

他妈妈继续写道：

5.莱德是塞缪尔带给我认识的第一个女朋友。他们在一起有一年左右，算是一段很不稳定的关系。他们经常吵架，莱德总喜欢挑错，这让塞缪尔觉得很压抑。在我看来，他们两个的分手，对双方都是解脱。

6.不，我不会用“神神秘秘”这种字眼形容他。每个人都有秘密，谁都不可能对别人完全坦诚，不是吗？要我说的话，他属于好奇心旺盛，充满热情的那种人。可能还有点容易焦虑。

7.对，毫无疑问。这话谁说的？

8.不是的，他打小就这样。他七岁的时候，参加完同学的生日派对回来，连刚吃过哪种味道的冰淇淋都不记得，他自己也很纳闷。他的解释是，可能冰淇淋对他来说没那么重要。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比同龄人早熟，逻辑思维也更富哲理性。不过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是他耍的小把戏，目的是多吃点冰淇淋。

9.我这边的亲戚没有。塞缪尔的爸爸出现过情绪持续低落的情况，不过还远远不到“抑郁”的程度。

10.塞缪尔九岁，萨拉十一岁。离婚过程相当复杂。他们的爸爸因此大受打击，之后很多年里，只是零零星星见过孩子们几次。后来就完全断了联系。

11.是的。最后一天，塞缪尔和我通过电话。要是你想了解细节和内容的话，还麻烦把问题问得更具体些。

祝好。

*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三点、四点、五点、六点。我们马不停蹄地干活，把家具一件一件归位。到了晚上九点，浩大的工程总算接近尾声。最后一趟搬的东西包括一盏落地灯、几只相框和一只棕色木质小脚凳。脚凳是我拿的，我把它放在客厅里，然后拿出搬家合同给她过目。客户需要在上面注明搬家工人的人数和工作的小时数。那位老太太正准备在合同上签名，突然瞥见那只脚凳，发出一声呻吟，就好像被人用刀刺进了肚子。她抬起脚凳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其实不是脚凳，而是一把没了靠背的儿童椅。马里赶紧跑回卡车上，查看落下什么没有，最后只找到几根貌似靠背的破裂木条。老太太抱着木条和脚凳坐在那儿，像爱抚宠物猫一样轻轻摩挲着。博格丹和卢西亚诺强忍住笑意，在空中比画了几个手势，示意我们她就是个疯子。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让她签字，最后她总算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们跳上皮卡，开回办公室。那天深夜，我总会想到她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公寓里，抱着那张不久前还是儿童椅的脚凳。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她的印象特别深刻。

*

在第四封邮件里，他妈妈写道，我希望通过重建塞缪尔的最后一天，了解所发生的事实真相，这一做法着实令她困惑。所以你是真的想要知道，我们都说过哪些内容？好吧，我记得最后一通电话是这样的：是我主动打过去的，塞缪尔接了电话，当时是十点一刻，他们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还顺利吗？”我问。

“还行。”

“你接到她了吗？”

“嗯。”

“你们现在在哪儿？”

“快到了。”

“一切都还好吗？”

“嗯。”

“她睡了吗？”

“没有，她坐着呢。”

他的语气很不耐烦，就好像我在盘问他早上刷没刷牙一样。背景里传来钢琴的旋律，虽然听着耳熟，但却对不上号。

“她情况还好吗？”

“挺好。”

“那你呢？”

“也挺好。”

他的语气明显烦躁起来，感觉上我已经唠叨了好几个小时了。

“有空再聊吧。”我说。

“再见。”

整个对话就是这样。前后顶多一分钟。每次短促的回答后，他都会陷入沉默，似乎表明自己已经无话可说。我们挂了电话。一刻钟后，我又打了回去。

“你们到了吗？”

“正在找停车位。”

“你记得去哪个病区吗，要不要我发短信给你？”

“我记得。多谢。”

“你加过油了吗？”

“还不需要。”

“她情绪怎么样？”

“挺好。”

“紧张吗？”

“有点儿。”

我们沉默了好几秒。

“我们等会儿再聊吧？”塞缪尔说。

我们的对话部分到此为止。我让他看完医生后回个电话，然后就挂断了手机。那是我最后一次听见他的声音。

致以诚挚的祝福。

*

一个星期二，我们去大学，把成箱的书、糖果、投影仪和一只巨大的黄色塑料沙发装上皮卡。那里刚办完某场展会。根据客户的说法，这单活用不了几个小时，可到了中午，我们还是没忙完。太阳热辣辣地照着，学生们三三两两躺在草地上。我远远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正朝地铁站走去，背包松松垮垮搭在肩上。我很确定那就是塞缪尔。但凡见过的面孔，我一张都不会忘。

*

在第五封电子邮件里，他妈妈写道，她并不赞同我对塞缪尔的简单化描述。他不仅只是一个“把钱花在就餐体验上，而并不在乎食物本身”的人。真正想要了解他的话，你要知道，他曾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孩子，他在青少年时期曾多么孤单，在开始攻读政治学时，他曾多么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你要知道，拿到学位后连续十一个月待业在家，最后只能去移民局工作，对他而言是多么沉重的打击，现实和他的梦想相距甚远。为了让他的形象立体起来，你还需要知道哪些生活细节？他有一只昵称叫虫虫的毛绒蜥蜴，在克里特岛度假时弄丢了；他小时候很害怕汽笛声；他一听见悲伤的旋律就忍不住哭泣，他说那“刺痛了他内心深处的柔软”；他上中学前，一直在收集贝思的塑料糖果罐；他喜欢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生活，但对高中阶段深恶痛绝；我们离婚后，他就不再叫“爸爸”，改口直呼他的名字。你觉得这些琐事重要吗？话说回来，哪些细节重要，哪些细节多余，又是由谁决定的？就我个人的感觉，我所提供的细节越多，我所遗漏的部分也越多。这不得不让我怀疑整个项目的可行性。

祝好。

*

我从皮卡上跳下来，走过去打招呼。塞缪尔戴着一副绿色的头戴式耳机，没听见我的声音，我于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吓了一跳，感觉就像我要把他推开一样。然后他笑了，冲我点了点头。

“抱歉我没听见。”

“没事。”

有那么十几秒，我们静静站在原地。他皱起眉头看着我，大脑飞速运转着，努力搜寻记忆片段。

“你是菲利克斯的朋友？”

我摇摇头。

“我想起来了——我们一起打过篮球，对吧？等等，你应该和萨拉同级不同班吧？”

“我们在利耶霍尔门见过。那场无聊的派对上。”

“没错！在特桑家那次。”

塞缪尔点点头，一脸恍然大悟的神情。我主动伸出右手。

“旺达。”我说。

“塞缪尔。”塞缪尔说。

“最近怎么样？”

我在家里镜子前面曾无数次地练习这种故作轻松的姿态。我也曾经从无数人口中听过这副口吻：在派对上，在电影院里，在公交车上，他们和老朋友见面时都会问上这么一句。可不知道为何，我说的时候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还不错。”塞缪尔说。“特别好也算不上，主要是因为我刚给学生做了场讲座。你知道的，站在一大群人面前，从他们身上能隐约看见自己过去的影子。老师让你谈谈目前的工作，以及如何将理论背景应用于职业规划之中。你乖乖照做了，你说你是个坐办公室的白领，说服他们相信，将四年时间虚掷在毫无价值的教育上非常值得。然后他们纷纷鼓掌，老师对你表示感谢，你离开的时候，感觉自己就他妈是个大骗子。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呢？”

“挺好。”我边说边点了点头。

倒不是说我对他有多么感同身受，但我能理解他，我明白他想要说什么。

“我参加哥哥葬礼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我说，“我妈妈非让我致辞，还要积极乐观的那种。”

塞缪尔看着我，我看着他。他没有再问什么，我也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并不了解对方。但我们都能感觉到，就在彼此交谈的过程中，某种奇妙的变化正在发生。我们应该成为朋友，这一点再清楚不过。我们就在大学的碎石路上交换了电话号码，答应对方会从此保持联络。我们两个都意识到，这件事非同寻常。

*

在第六封电子邮件里，他妈妈写道，她当然理解一个作者拥有创作的自由，但事实和严重夸张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从不会幻想一天给塞缪尔打十通电话。我不是一个“控制狂”。谁告诉你的？是潘瑟吗？我没有“黏人的倾向”，特别是相比于我妈妈而言。但我的确享受和儿子聊天。况且火灾发生后，我们有很多具体事情需要处理。不过有些时候，一晃过了两三天，我们一句话都没说过。有一次——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坐在文化中心的咖啡馆里，就是位于顶楼的那个，从窗口望出去，干草广场周围的高楼、环岛和拥挤的人群一览无余。突然间，我看见我的前夫正从下沉式平台中穿行而过。我很诧异，他离婚后就离开了瑞典，并且诅咒发誓再也不会回来。过了好几秒，我才意识到那个人是塞缪尔。小时候，他长得还比较像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长得越来越像他爸爸。特别是身体的姿态。他们的一侧肩膀都略低于另一侧，走路时挥动手臂的方式如出一辙。我拿过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其实我没什么特别可说的，只想问声好。他的手机响了。我看见塞缪尔停下脚步，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然后他将手机塞回了口袋。这也不奇怪。或许他在等另一通电话，或许他在赶时间。那天晚上，我又给他打了过去，他接了电话，我们和平常一样聊了几句。你觉得，像这种日常生活的回忆样本值得保留吗？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所说的都是事实。而你似乎更相信那些虚假的传闻。

致以真诚的问候。

*

走回皮卡的路上，我不由想到，自己和尼科已经认识十四年了，和哈姆扎认识也有十二年了。葬礼之后，我们谁都没有聊过所发生的事。起初他们还试探过，大多数时候都是尼科，哈姆扎也有过几次。但我总是以一种强硬的姿态岔开话题，断了他们沟通的念头。但塞缪尔不一样。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卢西亚诺瞄了一眼塞缪尔的背影。

“瞧瞧，谁是基佬来着？”

“你就是基佬。”我说。

“你们两个才是基佬。”博格丹说。

“谁在那儿东磨西蹭，害得我们五点前收不了工，谁就是基佬。”马里说，“我还得去幼儿园接孩子呢。”

博格丹关上车后座的门，马里钻进驾驶座。我要做的就是坐到他旁边，盯着他，逼他道歉，然后让出副驾驶的位置，和其他人一起挤在后座上。他也很清楚这套流程。我们很快驶上高速公路，将货物堆进仓库，然后开车回到瓦萨斯坦，卸下皮带和手套，和布鲁姆贝里开玩笑说，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出工。

*

在第七封也是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他妈妈写道，无休无止地唠叨是没有用的。我和女儿都不希望见到你，甚至连“喝杯咖啡”的可能都没有。我们最想要做的，就是让你放弃这一切。但如果你坚持继续推进的话，我必须指出两点：文中的所有人物应该使用化名，另外，火灾发生后，我绝没有甘于沦为“背景板”，无论对塞缪尔还是对我的母亲，我都没有陷入“痛苦的洪流”。事实上，我和兄弟姐妹只是选择了分担责任。我的长兄负责处理和房子相关的具体事务——包括联系市政部门、保险公司、消防局和警察局。我的弟弟负责确保母亲在生活方面有基本的安全感，他将事情经过告诉了护工，一有空就会去探望母亲，安抚她的情绪。我们遵循医生的建议，暂时没有告诉她房子的状况。医生的看法是，最好让她相信房子安然无恙，自己随时可以回去小住。我负责整理母亲的文件：把散落各处的收据归拢起来，和销售合同、房型结构图一起分门别类地放进文件夹。但和以往一样，我所有的努力最终黯然失色。他们总这样。母亲第一次生病时，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处理各种杂事：取消报纸订阅，付清账单，缴纳税款。在这期间，我的小弟弟前来探望了一次，换掉了圣诞星上的一只小灯泡，然后挂在餐厅的窗户前。之后一连好几个星期，母亲的话题始终围绕着那颗圣诞星。

“它挂在窗户上多么合适，而且光线明暗恰到好处，你弟弟还说，他可以在上面装一个定时器！多能干的小电工！没人比得了！唉，要是没有了他，我可怎么办？”

与此同时，我正焦头烂额地帮她解决所有的财务问题，几乎连一声感谢都没得到。显然，相比于我的兄弟偶尔露几次面，开车带她去基斯塔吃几顿麦当劳，我做的事情不值一提。他们点了香蕉奶昔！我们还吃了苹果派！听她说话的口吻，感觉就好像是她深爱的儿子发明了奶昔、汽车餐厅、道路和天空，所以他们才能享受大快朵颐的乐趣。作为女儿，有些事情就是指望着你去做的。而那些事往往需要耗费更多精力。到了最后，我已经没法像我兄弟那样，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陪她，所以当塞缪尔提出开车带她去医院时，我松了口气。我并不觉得内疚，也不后悔任何决定。保养汽车是我兄弟的责任。包括刹车失灵，轮胎磨损这些情况，本该由他们告诉塞缪尔。如果他们当时说了的话，结局会完全不同。

*

我等了好几天才主动联系了塞缪尔。我觉得大可不必着急。我知道他很特别，因为他会带着最大的善意和不认识的人攀谈，他倾听的方式充满了好奇和尊重。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塞缪尔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他认真或敷衍的态度，而是他作为听众的另类和古怪。他表面上在听，其实完全没有听进去，或者只听了个大概，对于所听见的内容，他完全没有了解的兴趣。这么说吧，他是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姿态在倾听。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回避掉沉默的尴尬。有好多次，我和他说过的事，不到三个星期他就忘得一干二净。换作其他人，可能早就勃然大怒，指责说他根本没有用心在听。在我看来，他倾听的方式堪称完美。我可以畅所欲言，将故事娓娓道来，得到的反馈也无可指摘。而且半年后，我又可以将同样的故事一字不差地重复一遍，然后再次得到令人满意的反馈。

*

在最后一封电子邮件的结尾，他妈妈表达了一个简简单单的愿望：希望你不要再联系我，先谢过了。（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