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上午》：房子
邻居从篱笆后面探出脑袋，询问我的姓名以及来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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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请坐。放轻松。真的，你没必要紧张。只要按一下呼叫按钮，他们三十秒内就会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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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请我一定谅解。他解释说，发生了这么多事，现在对于不认识的人，他们都不得不有所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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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以为自己很清楚这里会是什么模样。你知道的，和电影里差不多。厚重的铁栅栏，角落里令人作呕的马桶，双人床，进入蒸气弥漫的淋浴间时，必须时刻当心滑脱肥皂。在我的概念里，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我都要把剃须刀片含在嘴里，严密监视四周的动静。不过你看，这里更像是一所青年旅馆。大家的态度都冷冰冰的。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还有间木工作坊，能做做手工什么的。被分配到这儿，绝对算我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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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邀请我一起喝杯咖啡。我们沿着碎石坡道往上走，他关上工作室的门，打开厨房里的咖啡机。悲剧啊，他边说边摇了摇头，这事简直是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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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两个月零三天。不过没关系，我不太惦记这事，我在这儿过得挺习惯的。好吧，时间的确不算短，不过房租倒是不用发愁了。你想要知道些什么？要我从认识塞缪尔的时候说起吗？你想听长一点的版本还是短一点的版本？随你的便。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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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拿出两只白色咖啡杯，将巧克力威化饼干倒在盘子里。你还找谁聊过？他问。这一带流传着很多说法。有些人说，塞缪尔得了抑郁症，这事计划了很久。还有些人说，这纯粹是场意外。有人说，要怪就怪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她叫什么来着？莱德？赛达？没错，就是莱德。还有人说，千错万错，都是塞缪尔那个大块头朋友的错，就是蹲监狱的那个，据说他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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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二〇〇九年二月。那天，轮到我和哈姆扎出外勤。他接到线报，利耶霍尔门的一场私人派对上有我们要找的人。我们开车过去，按了门铃，开门的女孩还没来得及关上门，哈姆扎已经将脚横在门槛内，并且使出他惯用的话术：是因为朋友的朋友介绍，所以我们才来贺喜她乔迁新居。最后，我们顺利地混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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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倒了两杯咖啡，将盛有威化饼干的盘子递了过来，然后说自己和塞缪尔并不熟。不过我和他外婆倒是挺熟。当然了，做了二十多年邻居，再怎么说也会对彼此有所了解。我们常会在下楼取信的时候碰到，顺便寒暄两句。我们会问问对方的近况，然后聊聊天气。有一次，我们谈到安装地暖的优劣，还聊了好一会儿。她是个好人，诚恳，直率，有毅力，有恒心。事情闹到这一步，的确让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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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着哈姆扎走进那间装修奢华的公寓。我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冲一个又一个人点头致意，对方丝毫没有问候的意思，只是低头盯着脚下的镶木地板。我真搞不懂来这儿干吗，派对上的这帮人看起来，完全不像和哈姆扎有生意往来。男士都穿着笔挺的西装外套，女士都换上了讲究的室内鞋，冰箱配备了电子显示屏和自动制冰机。我想我们应该不会逗留太久。哈姆扎只需要找到那个人，做他该做的事，而我就负责站在一旁，提醒他们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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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喝了一大口咖啡，抬起头，将脸冲着天花板，一点点吞咽下去。我最后一次见到塞缪尔？是他来这儿取车的时候。感觉就像昨天发生的事。那是一个星期四的早晨，前一晚下了一夜的雨，刚停没多久。我就坐在这儿，听着收音机，突然发现有人在信箱周围兜兜转转。我赶紧站起身，走到窗户前面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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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放着音乐。宾客像橱窗里的人形模特一样规规矩矩地跳着舞，脸上挂着乐高小人一般的假笑。塞缪尔就这么突兀地存在于他们之中。我的第一反应是，他该不是癫痫发作了吧。他的身体随着低沉的旋律不断颤抖，然后学吉他手那样突然双膝跪地，又猛然弹起，接着左右摇晃脑袋，就好像教堂的钟摆。当时距离午夜还有两个小时，塞缪尔给人的感觉却仿佛世界末日一般，拼尽全力舞出最后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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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站起身，走到窗户前面。我当时就这么站着，就在这个位置。我记得应该是早上八点四十。我牢牢盯着信箱，手里抓着电话。一旦有陌生人出现，我会立刻拨打专门的号码。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那是塞缪尔的身影。他正往坡上走，一只手里还拿着本地报纸和广告传单。他敞着怀，外套里露出套头衫和衬衫领子，他走得很慢很慢，脑袋一直耷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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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扎继续往里走，我紧紧跟在后面。我们找到了要找的人，简单聊了两句，钞票易了主，一切进展得迅速而顺利。事情办妥后，哈姆扎觉得口渴，我们于是去了厨房。哈姆扎倒了两杯饮料，一杯给自己，一杯给我。哈姆扎将一整杯咕嘟咕嘟灌下肚，然后夸张地哆嗦了一下。然后我们就那么默默站着。没人和我们搭讪，我们也没主动开口。开派对的那个女孩偶尔会进厨房看一圈，确保我们没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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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伸出蜷曲的食指。看见那棵白桦树了吗？他就在那下面停下了脚步，仰起头，盯着稀落的树冠和烧焦的房子看了好久。我印象中，他的脸色比平时还要苍白。他扬起一只手，轻轻拍了拍脸颊，像是在唤醒，又像是在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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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分钟后，塞缪尔和一个嘴唇上有一层绒毛小胡子的女孩走进厨房。他穿着T恤，腋下洇出两团汗渍，女孩裹了一条红色披肩，起劲地聊着晚上的安排：瑞森那边新开了一家俱乐部，一名DJ把他们加进了格罗丹酒吧的宾客名单，还有一个名叫什么“考特卡罗”的人要在仲夏花环区举办派对。塞缪尔一边点头，一边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我在心里默念，他的肌肉和紧绷的弓箭一样发达。哈姆扎去了厕所。我留在原地。现在是打破僵局的好机会。我完全可以拿出参加派对的轻松姿态，大大方方地伸出手，问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你们和派对主人是怎么认识的？瑞森打碟的DJ是谁？考特卡罗家的地址具体在哪里？可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站在那儿，琢磨着自己应该说点什么。那个时候，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还是会有点不适应，现在已经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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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又坐下来，往杯子里加了点咖啡。过了至少有一刻钟吧。塞缪尔拎了一只大塑料袋，从房子里走了出来，袋子鼓鼓囊囊，把手像是快要断掉一样。他将塑料袋塞进汽车后座，刚要坐上驾驶位时，突然看见了我。他扬起胳膊，冲我招了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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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的朋友出去抽烟了。塞缪尔拉开厨房抽屉，开始翻翻找找。
“你知道刀都放在哪儿吗？”他问我。
我指了指刀架。
“多谢。”
塞缪尔从水果篮里抱出一只西瓜，一切两半，问我要不要来一块尝尝。我点点头。他在厨房里兜了一圈，但凡有谁想吃西瓜，他都会切下一块递过去。
“这派对真够烂的。”他慢悠悠走回来，说了一句。
我点点头。
“你们还要赶下一场吗？”
我耸了耸肩。
“要不要来点刺激的？把手伸出来——尽管往里面戳。”
塞缪尔举起另半只西瓜，我怀疑他脑子是不是坏了。
“来吧，保证刺激。”
“怎么说？”我犹豫道。
“肯定让你终生难忘。”
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伸出了手，将五根手指插进了西瓜瓤。
“感觉如何？怪怪的吧？但是很爽，对吧？现在该我了。”
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反正就是湿漉漉的，还有点黏糊糊的。我将手从西瓜瓤里抽出来，换塞缪尔掏了进去。厨房里的其他人向我们投来怪异的目光，就好像我们在洗碗池里小便了一样。塞缪尔报以满不在乎的微笑，还问他们要不要也试试。
“你们就等着后悔吧。”看到大家纷纷摇头，塞缪尔说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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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叹了口气。他当时就站在那儿，就在他外婆的欧宝汽车旁边。他的手举在半空，冲我挥舞着。我刚想要招呼回去，突然瞥见飘满烟尘的院子，他外婆的阁楼的残骸，以及我车库屋顶上的黑色灼痕。我想起，如果风向有所改变，当时的情况会有多糟糕。于是我将目光移向别处。漠视和躲闪比我想象中要难得多。我不得不强忍住冲他招手的冲动（将右手紧紧压住左手）。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实在难以戒除，注定要和你相伴终身。就像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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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擦了擦手，主动做了自我介绍。我不知道自己该选哪个名字告诉他，我和哈姆扎出外勤的时候，我从不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有一次，我自称“约尔扬”，还有一次，我说自己叫“特拉沃尔塔”。我们曾经偷偷混进雅各布贝里的一场私人派对，搜捕一对为了维持发廊生意而借钱的双胞胎姐妹，当时我给自己起的名字是“霍拉班杜拉”。我总是随随便便信口胡诌，反正只要一见到我的模样，对方就不敢质疑姓名的真实性。不过，塞缪尔问起的时候，我给出的是一个真实的答案。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随之而来的一连串问题。“你说什么？瓦达？旺巴？凡达？哦哦，旺达。这名字什么来历？什么意思？你父母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申请的是政治避难吗？你是在这儿出生的吗？纯种还是混血？你觉得自己像瑞典人吗？有多像？你吃猪肉吗？你真觉得自己像瑞典人吗？你们能回去吗？你们回去过吗？回去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可能，你在这儿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外国人，回去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像瑞典人？”当发现我不愿多聊自己的出生背景时，人们往往会将话题转移到锻炼和健身方面，问我是否爱喝能量饮料，以及如何看待综合格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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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将咖啡杯推到一旁，清了清嗓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要是冲他挥挥手就好了。打不打招呼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许根本无法改变结局。只能给塞缪尔的生活增添一丝愉悦，让他在开车的时候心情略好一点。可我怎么知道，那会是见到他的最后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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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和别人完全不同。塞缪尔没有追问我的祖籍或提起有关健身的话题。他只是说了一句：
“旺达？和历史上那个沙阿同名？”
然后，他花了整整十分钟大谈特谈蒙古族人。我不知道这个瘦竹竿一样的家伙为什么要和我说起这些，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听下去。不过我们聊天的方式的确有些不一样。我们从没提到过工作、住址或背景，只是谈论那些人的武器装备，他们的战斗技巧，他们的忠诚度，他们的骏马。确切说，大多数时候都是塞缪尔在滔滔不绝，而我则是倾听的那一位。后来，开派对的那个女孩走进厨房，看见我们如此深入地侃侃而谈时，她看待我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我喜欢她流露出的眼神。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不禁好奇地问，心想着他没准是名历史老师。
“我也不知道。”塞缪尔微微一笑，“我猜应该是从哪个电脑游戏里学的。我的记性怪得很，有些东西牢牢印在脑子里，怎么都忘不掉。”
“不过大多数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他穿红色披风的朋友从阳台上回来，满身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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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伸出手，从塑料桌布上掸掉几块饼干屑，笃定地说，自己和住在附近的某些人完全不同。我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任何偏见，我从来都不明白，所谓不同的文化造成的个体隔阂。我热爱旅行，自打退休后，我就成了候鸟一族，一到冬天就飞往国外。印度食物尤其美味。康苏姆超市海鲜柜台的一个伙计来自厄立特里亚，人特别好。所以，我不觉得新移民搬进塞缪尔外婆的房子有什么问题。看到一些妇女佩戴面纱，我也不觉得别扭。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比较反感他们总是在屋顶露台上烧烤，把垃圾扔到我的垃圾桶里。不过，这些都和他们的背景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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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扎回来后，厨房里的气氛已经变了。大家都将酒杯贴着胸口。
“准备走了吗？”我问。
“基佬会在树林里搞基吗？”他说。
“基佬为什么要在树林里搞基？”塞缪尔问。
“操，这他妈就是个比喻。”哈姆扎说。“多读点书，免得暴露你的无知。”
哈姆扎和我走了。我留意到他当时的情绪，他的身体里积蓄着什么，那将是漫长的一夜。我的猜测没错，当晚发生了好几件事，我无法透露具体细节，但我表示了对他的支持，我没有让他失望。我说过，我会一直和他在一起，我做到了。我是他的后盾，我表现出非一般的忠诚。但在回家途中，我向自己保证，从此有所收敛，努力找到新的办法支付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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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握住我的手，祝福我能顺利重建塞缪尔人生的最后一天。要说建议的话，我觉得尽可能简单就好。把事情经过说出来就行——平铺直叙，直截了当。我读过你其他几本书的片段，感觉上，你总把事情弄得过于复杂，真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