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40年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变迁

改革开放40年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其地位由最初的被批判到现在的被重用，真可谓“冰火两重天”。这个变化过程及其原因颇值得研究。

1.以批判为主的阶段：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如前所述，随着中国打开国门，西方经济学伴随着外国产品和设备输入中国。不过，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少量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在中国翻译出版或再版，主要不是作为学术产品引进的，而是作为批判的反面材料引进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虽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少数一流大学开设了，但是课程的名称通常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15]，其内容主要是评介西方经济学流派，能够系统地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高校很少。所以这门课程在改革开放之初往往不是独立开设的，而是放在经济学说史这门课中去讲授，或者在经济学流派专题讲座中去讲授。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经历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社会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领导层和学界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但是思想和理念的转变非一日之功，当时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传统的、保守的思想力量还相当强大。这个阶段在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主要还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讲授；当时对西方经济学的总体评价是，西方经济学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整体上是错误的，只是其中个别概念和一些方法是有用的，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在总体否定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这个阶段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评论基本上是戴帽子式的、贴标签式的，简单化的甚至是粗暴的、谩骂式的，有些批判和否定则是作者违心做出的。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毕竟是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这个阶段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还是与改革开放前有所不同，评价西方经济学的用词用语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一些学者开始用委婉的语言肯定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性和可借鉴性。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最早是在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的（中文第1版），1963年4月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该书时增加了一个中译本前言。这个前言写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生，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反对革命，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生。”[16]这个前言在概括了《通论》的基本观点以后总结道：“显而易见，凯恩斯贩卖的这套理论完全是庸俗的、反科学的。”[17]前言最后写道：“重印《通论》中译本，正是为了把这部反面教材公之于众，以利于深入开展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18]这种评价大体上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评价的标准版本。

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通论》中译本第2版，译者和译文与第1版相同，只是更新了中译本前言（写于1980年）。这个前言与1977年重印版的前言出自同一作者，但是其内容已经做了较大的修改。这个新的前言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删去了中译本第1版前言中的经济学家前面的“庸俗”二字。新的前言在谈到“应当怎样看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时虽然仍然认为：“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庸俗经济学理论一样，凯恩斯学说极其紧密地联系资产阶级政治，为资产阶级专政效劳。”[19]“凯恩斯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20]但是认为“就某些具体问题而言，凯恩斯的有些分析还是可以参考的。”作者举例说，凯恩斯对非充分就业条件下扩大投资可以增加就业的论述、乘数原理、在充分就业达到以后继续扩大总需求会引发通货膨胀的论述，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的范围、程度和时效的分析，“这些分析反映了实际情况”[21]。从《通论》这两个版本的中译本前言比较来看，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态度的变化——由过去的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由此不难推测，1977年那个中译本前言中一些贴标签的定性说法是作者违心而为。

高鸿业先生既是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的译者，也是我国著名西方经济学研究专家，他为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中译本写的译者序是这个阶段中国学者评价西方经济学的范本。高先生在译者序中写道：“尽管从整个体系来看，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引者）基本上没有科学价值，尽管本书仅在个别的概念、论点和方法上具有现实意义，本书仍然不失为一本有用的参考著作，它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应该掌握的资料和知识。”[22]

尽管萨缪尔森《经济学》在中国出版发行以后，主要还是作为批判的靶子，高鸿业先生还发表了“十评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系列论文（后来整理成专著出版）来系统地批判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在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还是开始面对现实，认真地阅读和学习这本教科书。他们发现，这本教科书的内容、方法、概念、体系与中国经济学界熟悉的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是一门全新的知识。这本教科书的内容不但通俗易懂，可读性强，而且似乎很有用——能够解释日常的经济现象，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许多经济问题。于是，萨缪尔森《经济学》很快在中国流行开来。据统计，1979～1991年，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在中国先后印刷10次，发行103900套。萨缪尔森随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熟悉、最受追捧的西方经济学家[23]。20世纪80年代活跃在中国学术界的经济学人，包括当时在读的财经类各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知识主要都是来自中文版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学界的基本共识是，西方经济学不能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但是不能否认其中的有些方法、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有用性。1983年年中，陈岱孙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上发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中写道：“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不能成为发展我们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的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搬套西方的某些经济政策或措施。”但是他又指出：“在若干主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促进我们经济现代化建设是有用的。”[24]他把这些“有用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企事业的经济经营与管理研究，国民经济的综合计划管理，微观经济学中有关市场机制的分析，定量分析方法，对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缺陷的分析。陈先生主张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我们既要承认国外的经济学在其近年来用于经济现象的分析中所发展的方法、工具等，有足供参考借鉴之处，又不要迷惑于其直接或间接为现存制度作辩解的本质。”[25]陈岱孙先生的这些观点是这个阶段我国学术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态度，是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

2.评论与借鉴相结合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计划经济转轨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过去把商品经济视作资本主义的专属经济体制转向承认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既是中国经济体制的重大转轨，也是中国主流思想意识的重大转向。经济体制和思想意识这两个转向带动了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态度的转向。

这个阶段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和著作越来越多，由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国学者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与改革开放之初的那几年不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简单的贴标签、戴帽子式的批判越来越少了，开始注重系统地介绍、评论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和方法，并强调要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内容。

高鸿业教授在这个阶段提出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主张对西方经济学持慎重、认真的态度，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不要匆忙下结论。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评价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应该持慎重的态度。在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未加深入和彻底理解以前，至少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因为，评价西方经济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必须认真加以对待。”[26]他认为对西方经济学要进行分析，既要吸收、借鉴有益的成果，也要排除、摆脱不良的干扰和影响。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所持的态度总体上是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重性：庸俗性和有用性；西方经济学中庸俗的内容是需要我们加以批判、否定和抛弃的，而其中有用的内容是需要我们借鉴、吸收和采用的。例如，高鸿业强调，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说明，所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有可借鉴之处，只是在借鉴时要注意到我国国情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因此，高鸿业一方面大声疾呼“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为我改革所用”，“对西方经济学必须讲政治”；另一方面又强调“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有不少合理内核可借鉴”，“外国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可以借鉴和吸收”。陈岱孙先生在1987年3月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进一步把西方经济学的两重性解释为“庸俗性和科学性”。这篇文章写道：“当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正统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庸俗的，我们应当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又包含着或多或少的科学成分，对于这些，我们应当加以采择和借鉴。”并且该文进一步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一贯的立场和观点，也是我们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唯一正确的方针”。[27]

在第二阶段，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和应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量介绍、研究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另一方面是借鉴和应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建立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进行宏观调控实践。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之一是改革和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又印发《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这些改革涉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企业制度和产权改革，因而刺激了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的介绍和研究。

1985～1986年和1987～1988年两个时期，我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和第三次大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为了控制经济过热，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中国政府两度实施“双紧”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紧缩基本建设投资和减少货币流通量，开始了宏观调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这种经济形势和经济实践的需要激发了中国经济学者关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始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ing，SNA）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一直采用苏联创建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MPS）。从理论基础上看，SNA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四要素论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为基础的，MPS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

随着SNA被采用，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和术语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官方文件和经济生活中，如“均衡”“有效需求”“效用”“边际成本”“利润最大化”“帕累托标准”……

3.以应用为主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了。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将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要建立与这个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基础和宏观调控体系。这种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激发了中国经济学界进一步研究、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热情。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经验总结的产物。中国既缺少市场经济实践，也缺少市场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正好可以供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主要关注如下的理论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如何结合；二是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优缺点和运行机制，它与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三是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如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由于要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界更多地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以及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正面论述较多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等。

在这个阶段，虽然在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28]，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加入争论的学者越来越少，争论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避开争论而直接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学者越来越多了。我们观察到，中国经济学界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一是越来越多的大学分别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再把这些课程称作“西方经济学”，并且许多大学开设了初级、中级和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二是大多数教师在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时不再进行评论和批判，不再强调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庸俗性，而是注重联系中国实际来进行取舍和讲授。三是在大学财经类课程安排上，政治经济学的课时被削减，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课时得到增加。四是不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直接使用的是西方学者编写的教材，而且其他的财经类课程，如货币金融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也直接使用西方学者编写的教材。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尼科尔森的《微观经济理论》、瓦里安的《微观经济分析》、多恩布什等人的《宏观经济学》、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罗森的《财政学》、克鲁格曼的《国际经济学》、肯尼迪的《计量经济学指南》……都是在中国的大学经常被使用的教科书。五是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被直接用于研究中国经济，主要的报纸杂志上的经济类文章绝大多数使用的都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滥用、误用和简单套用的现象，因此一些学者提出要把西方经济学“本土化”[29]和“中国化”[30]。六是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也改行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在这种局势下，一部分经济学人主张把“西方经济学”更名为“现代经济学”。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国务院学位办决定设立西方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点，教育部也正式把西方经济学增设为（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这意味着西方经济学正式被中国政府承认为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中的一员。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制定的改革开放措施和经济政策似乎越来越多地借鉴和参考了西方经济理论及其政策。1998年和2008年，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两度实施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是根据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出台实施的，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凯恩斯主义的影子。2015年，中国政府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进而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进一步调整和定位市场与政府关系，以实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最终实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中长期改革和发展战略，是一场“中国式供给革命”[31]，其中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措施也参考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的一些政策建议和里根政府的一些做法，例如结构性减税，削减不必要和过时的规章条例，治理虚拟经济、强化实体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