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大开发20年回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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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策建议

(一)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壮大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

(1)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区域重大需求作为主攻方向,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为重点,在智能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特色农业等优势重点领域集中组织实施一批科技重大专项,加快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推动高校院所、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支持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产业创新平台,发展中小企业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加快组建技术创新联盟。实施军民融合产业创新发展工程,以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为牵引,围绕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传统领域,以及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搭建“军工+”平台,全面提升本地配套能力,加快推进国家航空产业基地、航天产业基地、兵器工业基地等建设,构建协同创新、优势叠加的融合创新机制。健全完善支持企业创新投入的政策,推动建立科技与创业投资相结合、科技与银行信贷相结合的科技投入机制,加快构建“产学研用金”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国家级技术转移平台建设,打造集成果发布、需求征集、众包众筹、成果交易于一体的应用平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重点领域覆盖融合。

(2)着力提升特色产业链水平。按照谋链、扩链、补链、强链的总体思路,围绕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具有西部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加快培育引进行业龙头企业,提升本地中小企业配套能力,加快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支持信息服务机构面向工业行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着力发展服务外包、工程设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等技术服务。以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为途径,以西安高新区、成都高新区、重庆高新区等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和产业园区为载体,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集成电路、煤化工、汽车等一批产业集群,加快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有色、冶金、建材、纺织等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

(3)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健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积极推动5G商用和移动物联网建设发展。加快发展新型智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无人机、增材制造等智能产业,培育VR、机器人、云端服务等信息相关产业,推广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型制造,打造“互联网+新业态”。加快建设物联网和现代综合交通物流体系,打造综合性、专业性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货物配载中心,推动无人机物流、冷链物流、第三方物流等快速发展。推广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济、大健康、养老、教育、出行、物业、生活缴费等信息服务。推进文化旅游资源整合、项目结合、产业融合,加快推进“丝绸之路”旅游走廊、长江黄河旅游、红色旅游等一批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带建设。扶持壮大广告会展、动漫游戏、微电影、影视娱乐等文化创意企业,推动文化遗产、娱乐演艺、出版发行、观光创意、节庆会展等行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二)构建立体开放格局,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1)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国际航空枢纽、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建设,开通更多的国际(地区)客运、货运航线,构建起西部对外开放的航空大通道,形成陆空联动、多式联运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提升“长安号”“渝欧”“蓉欧”等国际货运班列运行水平,打造西部地区国际货运班列品牌。提升丝博会、西博会、欧亚经济论坛等西部论坛和展会的国际影响力,办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电影节、旅游博览会等活动。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人文交流、资本流动、技术合作、信息交换,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畅通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各类要素融合发展的格局。

(2)进一步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水平。充分发挥四川、重庆、陕西等地自贸区的功能,按照“应放尽放”的原则,将省、市、县三级管理事项下放或委托自贸试验区,推行海关企业注册及电子口岸入网全程无纸化,支持探索“极简改革”,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加快自贸区交通、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能源等资源的国际贸易平台和交易平台,完善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平台功能,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3)推动西部地区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支持引导电力、光伏、有色金属、现代农业等有实力的西部龙头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与“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共建港口、空港联盟,支持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增点扩线。开拓东盟、日韩、中东欧、非洲等市场,鼓励产业集群、专业市场“组团出海”。

(4)促进消费不断提档升级。加快实施消费促进行动计划,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促进消费回流。推动实物消费提质扩容,积极推动信息消费,发展中高端移动通信终端、可穿戴设备、服务机器人等信息产品,丰富环境保护产品等绿色消费品的生产,加大西部地区产品品牌推广力度。规范引导服务消费,进一步放宽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支持社会力量和市场提供更多更高品质的服务产品,积极培育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时尚消费等消费新热点,加快推进城市社区商业综合服务体系等项目建设。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畅通城乡双向联动销售渠道,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广泛开展“农商互联”网销对接。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完善消费者维权机制,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称心。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1)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务服务提速增效,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推进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跨业务协同管理和服务,实现行政审批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用跑”。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打破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等隐性壁垒。提升政策执行水平,进一步细化、量化惠企政策措施,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业增强获得感。健全法规制度,加强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促进执法规范化,建立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着力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2)支持民营企业多层次、多样化发展。弘扬诚实守信、勤劳致富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引导民营企业依法依规、依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支持中小企业聚焦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支持民营企业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培育更多的行业“小巨人”、“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

(3)着力降低企业各类成本。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关于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规定动作”,持续完善各地的“自选动作”,打好降成本“组合拳”,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持续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构建风险投资、产业投资、金融产品、资本市场等融资支撑体系,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县域全覆盖。制订企业上市“百户计划”,解决大中型民企“融资难”问题,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扩大生态普惠民生福祉

(1)加快环境污染防治。推进“铁腕治霾、科学治霾、协同治霾”,强化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联防联控联治,有的放矢抓好“散乱污”企业整治,加快散煤治理步伐,加快省会城市主城区的重化工企业搬迁。加快实施西安、兰州等北方地区清洁能源取暖城市试点,有序推进城乡冬季清洁供暖,实施县级以上城市煤改气、煤改电或洁净煤替代工程,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村改灶、改炕工作。积极开展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加快实施火电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确保重点企业污染排放达标。健全“河长制”“湖长制”责任体系,以“南水北调”水质安全为重点,全面加强水源地保护,强化长江、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和“南水北调”水源地水质保护,加强水源地保护和湿地修复,确保重点流域水质稳定达标。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化土壤污染调查、管控和修复,加大涉重金属等重点企业监管和专项环境执法力度。以城乡垃圾处置为重点做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在大中城市试点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开展土壤污染治理试点示范。

(2)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统筹制定差别化的产业、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相关政策,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沙化、石漠化、水土流失、干旱地区、退化草地等脆弱生态的治理和修复。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培育支持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示范企业建设。鼓励支持创建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产品和绿色供应链,加快构建具有西部地区特色的绿色产业发展体系。推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节能环保、新能源应用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领域组织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健全绿色发展考评体系,落实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责任制度。

(五)健全区域协调机制,发挥好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1)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由中央相关部委牵头,西部地区各省份参与,通过联席会议等形式,以区域空间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为核心,统筹规划、整体部署,明确区域内合作的重点领域与发展方向,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和流动,协调解决区域合作的重点问题,形成区域互动、城乡联动、陆海统筹的协调发展格局。以成都、西安、重庆等国家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重点,加快打造区域大都市圈,明确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主的产业梯度。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市场,大力实施市场规则体系共建、创新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治、流通设施互联、市场信息互通、信用体系互动。推进区域优质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服务、人才等资源共建共享,完善医保跨地结算。建立商务、海关、外汇管理等涉外交流信息共享机制,扩大跨区域通关范围。完善次区域合作机制,对于污染防治、开发开放、社会治理等有共同需求领域的毗邻省份,应在省级层面加强协调,更多运用市场化手段共同推进,逐步形成多形式、宽领域、深层次的务实合作。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发达经济区交流合作。

(2)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坚持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推动高铁、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三铁”融合,畅通交通“大动脉”。四川加快推进成南达万、成自宜高铁和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汉巴南等铁路项目。加快建设马尔康至青海久治、资阳至重庆潼南、广安至陕西镇巴、宜宾至云南威信、绵阳至九寨沟、宜宾至攀枝花等进出川高速公路。广西提出完善北部湾港口现代化交通集疏运体系,加快打通“最后一公里”。宁夏提出打造西部区域性航空枢纽,开辟银川至香港、伊斯坦布尔等国际(地区)航线,开通直达所有省会城市航线。

(3)打造“西三角”区域增长极。重庆、成都和西安是国家中心城市,也是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积极打造以重庆、成都、西安三座大城市为核心的“西三角”经济区,整合三地优势资源,加强总部经济、能源金融、服务贸易等领域产业合作,在整个“西三角”经济区中形成功能互补、产业链衔接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西三角”经济圈协同发展,促进关中、成渝城市群互联互通,共享共赢,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六)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1)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加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动态管理,深化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分类施策,做好特殊贫困人口精准帮扶,落实健康扶贫、社保兜底等政策,探索资产性收益扶贫等方式,确保扶贫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突出抓好产业扶贫,积极发展电商、旅游等产业扶贫新业态,鼓励有条件的贫困县创办扶贫产业园,实现每个有劳动能力、有参与意愿的贫困户都有扶贫产业项目带动。抓好深度贫困地区攻坚行动,加快交通、水利、电力、网络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扶贫扶志行动,完善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政策,加强技能培训,推广先进典型,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新冠肺炎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及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实行单列管理,纳入重点帮扶,确保“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

(2)稳步提升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在西部地区工作,扎实做好退役士兵、下岗职工、贫困劳动力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工作,加大对创业示范园、高技能实训基地等的支持力度。就业政策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倾斜,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全力做好稳就业工作。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完成农村学校“全面改薄”工程,着力解决大中城市“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订单式”培养,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全力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支持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等重点高校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持续推进医改综合试点,进一步调整公立医院收入结构。加强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设备和人员配置,加快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做好地方病防治工作。加快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与管理,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加快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等项目建设,促进中医药及医养结合发展。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行“菜单式”“订单式”公共文化服务,落实公共图书馆、美术馆等免费开放政策。传承西部文化品牌,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3)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贯彻落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稳步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缴费费率政策执行期限。积极、稳妥地实施居民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实现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政策。提供适合残疾人特殊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全力做好低保、优抚、救助、慈善,以及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关爱服务等工作。

(4)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夯实企业主体责任,严防、严管、严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提高食品全产业链供给质量,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做好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努力从源头上化解矛盾。持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构建黑恶犯罪“打防管控”一体化长效机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1]作者简介:姚慧琴,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耀华,经济学博士,就职于陕西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处;梁书源,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范佳洁,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2]资料来源:西部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

[3]资料来源:《中国和社会发展统计年鉴》(1999年)。

[4]西藏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没有被纳入西部省份间进行对比分析。

[5]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6]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

[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9]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10]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