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谈论史前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是都很了解对方。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什么能使对方高兴或悲伤、健康或不适、好斗或温和。对我们不清楚的方面，我们也有合理的猜想：哪种食物会使我们垂涎欲滴？哪些性幻想最可能使我们心猿意马？什么声音模式可以安抚我们或使我们翩翩起舞？我们想要保持健康需要做什么运动、运动多久？我们对政治和灵性有何不满？我们的预期寿命有多长？他们说：“告诉我你来自哪里，我会告诉你你是谁。”好吧，我来自非洲，至少30万年前是。你也是。

如果你对某些关于史前史的言之凿凿的描述（包括我的描述）有所怀疑，那么你是个很明智的人。不过，有几个渠道确实可以让我们窥见我们这个物种遥远的过去，十分可靠。与狩猎采集者首次接触的记录以及人类学研究表明，近代和当代的狩猎采集社会极为相似。由于身处不同环境的狩猎采集者的行为方式都极为相似，所以大多数理论家都认为这些一致性是结构性的，这是觅食者与物质环境关联的必然结果，这种关联在科学出现之前没有改变过。

有人反对这种推理方式，认为这侮辱了当代觅食者，将其贬低成“原始人”，并且忘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今天活着的任何人（包括当代觅食者）的进化程度都和你我一样。尽管这一观点有其本身的合理性，但并不影响我们通过现代觅食者做出推断，更好地了解与之采用类似方式对待环境的史前人。这种推理方式并不奇怪，就像100多年前的棒球运动员和如今的棒球运动员在球场上的战略规划和互动方式有共同点一样。当然，我们尚不了解他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不过只要我们确定他们多多少少遵循着相同的规则，就可以放心地推断出一些他们共同的狩猎方式。

此外，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觅食者的生活方式比其他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更落后或更糟糕，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数十万年，肯定更具可持续性。我并不赞同那种随处可见的假设，即21世纪使用科技的人类站在了生物进化的巅峰，或者我们这个物种最接近未来的高级状态，离充满了动物般痛苦和绝望的过去越来越远了。正如本书书名所表明的那样，实际上我对这种假设深表怀疑。当今的觅食者也一样在进化，但他们与环境的许多互动方式几万年来都没有太大变化。自前农业时代以来，南至澳大利亚沙漠、北至北极圈的当代觅食者，大多数日常活动都没有发生太多改变，包括如何狩猎、采集、准备食物、建造家园、集体做决定、解决冲突、教育子女等。如果你认为这个结论对觅食者来说是一种侮辱，那是因为你认为其文化稳定性损害了其生活质量，而现有证据均不支持这种看法。

人体及人体的许多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是了解过去的另一扇窗户，能够反映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的生活。例如，如果你坐在马桶上排便，你就错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我们的身体就是被“设计”[1]成蹲下排便的。抽水马桶违背了人体的进化设计，常常导致痔疮、便秘和其他疾病。

进化生物学家解读现代人的身体就像在阅读人类史前史地图。牙齿的形状、间距和硬度，唾液中的化学物质以及肠道的弯折……都向我们透露了许多我们祖先吃什么和怎么吃的信息。同样，我们的大脑结构、令人惊叹的生殖器还有脚底板等，也都反映了遥远先祖世代的经历。

时间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个物种的身体，我们的许多行为和偏好也都反映了古代世界的状况，那是我们祖先的家园。历经数以百万计的日出和日落，重复的行为已经成为与生俱来的倾向和我们所谓的生理或心理“期待”，因此，毫不奇怪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会痴迷于一簇火焰的舞动。实际上，我们的每位祖先，每一夜都痴迷于这同样抚慰人心的舞蹈。同样，从进化时间上来说，我们和祖先的社会习惯直到最近还明显一致，他们每个人都是狩猎采集者。这些先天倾向往往十分顽固，要想改变其轨迹又不对其造成破坏需要经历许多代人。

过去几十万年里，人类祖先看起来跟我们一样，和我们一样聪明（或许比我们更聪明，因为其大脑比我们大10%左右），生活在复杂而亲密的社会群体中。谈论时间时，这么大的数字可能很难理解。在开始研究进化之前，我以为古希腊距今十分遥远。无论如何，它就是“古代”。但是古希腊距今只有约3 000年，古罗马距今只有2 000年。农业和人类定居点最早出现于约10 000年前。以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来说，这些都算是人类最近的发展。

有一句西班牙谚语说：“习惯最开始像蛛丝一般，但后来却变得像锁链。”从进化的角度讲，人类的自我驯化机制很复杂。人类婴儿就像一块白板，社会和环境可以在这块白板上刻画出新的偏好和想法：妇女受到的尊重与男人一样吗？人类如何生育呢？狗是可爱的宠物还是肉食来源？性是单纯的快乐还是可耻的罪恶？无论文化向我们灌输什么，都会被记录在业已由生理塑造完成的白板上。这块白板被数百代先祖雕刻、敲打、上色，他们有无数相同的生活经验和反应。例如，煮熟的食物闻起来很香，充满爱意的触摸令人放松，雷声令人畏惧，孩子是宝贵的，放屁是滑稽的。

论能力和倾向

谈论人性时，理解能力与倾向的差别至关重要。尽管倾向可以被忽略和克服，但许多能力是不变的。我们可以无视人类惧怕海洋的倾向，但是我们不能克服无法在水中呼吸的无能。我们可以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但我们不能选择成为草食动物。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杂食动物。我们做的所有选择，都局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物种天性。虽然人类能够做出各种各样的行为，但并非所有行为都能与我们的物种天性产生共鸣。例如，有些人能够长期生活在孤独之中，但是作为极度社会性的物种，这显然与我们的天性不符。毕竟，单独监禁是对罪大恶极之人的惩罚。

尽管吃汉堡、喝啤酒、久坐不动似乎也能让我们活到70岁，但我们很可能会因此患上龋齿、肥胖症、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疾病。说得荒诞点，我们可以倒着走，但是我们的身体显然天生就是向前走的。1989年，一个名叫摩尼·马尼坦的印度男子决定在他余生都倒着走路，因为当时发生的几次恐怖袭击使他感到震撼，他认为倒着走（最初是全身赤裸的）能引领世界走向和平。摩尼并没有消除全球暴力，但他证明了人类有可能在25年里只倒着走。不过，没有人（包括摩尼）会觉得这种行为与我们的天性相符。

人类在清醒的时候，能够坐在小隔间的荧光灯下做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这毫不意外常常会引发抑郁、焦虑、成瘾行为和突发暴力。我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年轻时受过虐待的人）显然有能力给别人造成巨大的痛苦，但是没有人因为他们帮助过一个陌生人而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

琼·利德洛夫在其关于狩猎采集者育儿方式的颠覆性经典著作《连续体概念》中提出了天生“期望”的观点。利德洛夫在描述所有生命形式的进化过程时写道：“每个个体的身体设计都反映了其预计自己会遇到的事情。而这个设计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的事情，是由其先祖已经适应的环境决定的。”[2]将此原则应用于人类很“棘手”，不过接受这些进化的预期是十分明智的。（人类的）肺不仅表明我们想要呼吸空气，而且可以说肺本身就是为呼吸空气而存在的；人类的眼睛是为了在适宜人类观测的时候，让人类看到对其有用的物品反射出的特定波长内的光线；人类的耳朵是为了捕捉很有可能与他相关的事件所引起的震动（包括其他人的声音），人类自己发出声音也是为了让别人的耳朵听到。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里特与皮拉罕人（亚马孙河上游的觅食者）一起生活了20多年。埃弗里特在关于他那些年的回忆录《别睡，这里有蛇》中写道：“皮拉罕人笑对一切。他们笑自己的不幸，小屋被暴风雨掀翻时，主人的笑声比任何人都大。钓到很多鱼时他们会笑，抓不到鱼时也会笑；吃饱时会笑，吃不饱时也会笑。”[3]皮拉罕人的笑声表明他们与自己居住的世界相处得很和谐，这就是他们身心期望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孕育他们的环境很相似。我不是在打比方，我是认真的。埃弗里特描述的皮拉罕人在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活，就像仙人掌在沙漠中一样自在。虽然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但是他们很熟悉自己面对的困难和危险，因为他们无数的前辈都经历过这些。然而，你和我生活的世界是从前的人类无法想象的。难怪很少有人真正觉得此时此地很舒适，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了解这个地方。

人民的史前史
Homō hominī lupus est.（他人即狼。）

无论怎么说，过去95%以上的时间里，我们这个物种都是四处迁移的狩猎采集者，一个群落最多不超过150人。人类学家发现，尽管生态环境差异很大，但亚马孙河流域、北极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觅食者，在行为和社会组织方面都十分相似。觅食社会经常出现的三个特点大致可以与社会、生理和心理三个领域对应：平等主义、流动性和感恩。狩猎采集社会的其他特点可以看作这些基本特点的延伸，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一致认为，几乎所有觅食社会都具备这些特点。后面会详细介绍各个觅食社会的差异，现在只是大致给出我们祖先在社会、生理和心理生活方面的基本原则：

极端的平等主义/共享。人类学家将觅食者称为“极端的平等主义者”，也就是说个人自主是不容侵犯的。不能强行让别人听命于自己，领导并不是正式和强制的，而是出于尊重和共识。个体之间可以互相游说，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人们追求互惠互利，私藏食物等各种自私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孩子是独立自主的个体，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年人会和孩子的生身父母一起照顾他们。

流动性/融合裂变。为了寻找食物，群体会频繁（通常是季节性地）转移，内部成员也不固定。这种流动性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可以轻松摆脱不舒服的处境。由于群体频繁组合又分裂，所以人们可以随时加入邻近群体，避免酿成冲突，或只是单纯地改变生活环境。

感恩。觅食者往往认为自己很幸运，被慷慨的环境和慈爱的精神世界所恩宠。土地是万物之源。这种观点与永恒进步的叙事几乎相反，后者认为自然世界充满敌意、危险和卑鄙。然而，觅食者往往信仰精神世界，里面有很多慷慨的（有时是很任性的）灵体，包括已故祖先和自然元素（水、天空、风等）在内，而并不信仰善妒、睚眦必报的一神教的主神。

大约10 000年前，农业引发了人类的根本性转变。在此之前，人类生活的特征是平等主义、流动性、强制共享任何财产、开放获取生活必需品以及对眷顾我们的环境怀抱感恩之心。在觅食社会，想成为领导者，只要提出的观点比其他人的更受尊敬就可以。权力是流动的，不能攫取、继承或购买。[4]值得一提的是，狩猎采集者生活（占智人生活95%以上的时间）的这些特征，正如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在《群的征服》中所解释的那样，在学界没有争议：

狩猎采集者群体和小农村基本秉持平等主义。成为领导者靠的是智慧和勇气，领导者死后，位置会传给其他人，继任者和上任领导者是不是亲戚并不重要。平等主义社会一般会选择在集体宴会、节日和宗教庆祝活动中做出重要决定。少数幸存的狩猎采集者群体也采用这种做法，他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主要位于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在组织上最接近活跃于新石器时代前数千年的狩猎采集者。

（请注意，威尔逊详细指出“狩猎采集者群体和小农村”是采取平等主义的。为了追求便捷，我称平等主义是前农业社会的特征，但是为了清楚和准确起见，我必须指出，考古记录清楚地表明，平等主义的社会组织并没有在人们采用农业耕种后立即消失。虽然放弃了四处迁移的生活方式，但许多小型农业社区似乎很好地维持了其平等主义社会组织。因此，尽管农业最终带来了社会等级秩序，但这一过程有时需要经过几代人。）

觅食者的平等主义并不重男轻女。例如，在《史前女性》中，玛格丽特·埃伦伯格清楚地指出，“社会组织建立的基础是个体和两性的平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提出建议并让人倾听，每个人都有权自主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

当然，这些情况也有例外。就像生活在不同社会组织里的智人一样，觅食者既复杂又多样。根据有关记录，在一些觅食社会，不仅妇女地位低下，有时儿童还会遭受虐待，还有一些觅食社会，会有自负的傻瓜试图集权，想要指挥、压迫别人。然而，这些都属于个例，而且这些人到底算不算真正的“觅食者”都不太确定。甚至最偏远的觅食社会也长期受到文明入侵的影响，包括传染病、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伐木、影响狩猎和捕鱼的生态变化、邻近部落消失或突然侵略等。但是，关于我们这个物种的起源，以下几点是确定无疑的：

• 约10 000年前农业问世前，几百万年来，我们所有的祖先几乎都是觅食者。

• 生活在世界各地、不同生态环境中的觅食者用极其相似的方式组织生活。人类学家已经注意到他们在养育子女、分配政治权力和财富、解决冲突、看待两性关系和灵性体验，甚至理解和面对死亡方面有很多共同点。

• 这些共同点属于彼此隔离的不同社会——因为它们来自觅食生活本身。无论其物理环境如何，这些行为和认知模式都持续存在，因为在觅食者的社会，它们很有用。

• 最终，由于这些认知和行为模式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物种数十万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继续存在于我们中间，塑造我们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倾向。

一些读者可能会指责我有浪漫的怀旧情结或只挑好的说，我能理解。这毫不奇怪，文明人一贯喜欢否定对前文明生活的任何积极看法。关于人性的任何观点都将是一面之词。我在本书最后添加了丰富的参考文献和推荐书目，供读者深入阅读，以免本书成为一家之言。毫无疑问，黄金时代的神话广为流传，部分原因是人们对婴儿时期无忧无虑、天真纯洁的时光心生向往。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根据对过去的清楚认知，而对现在进行批判性审查。尽管这种信念无处不在，但没有确凿的理由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盲目相信进步与一心怀旧都是明显的错误。

高贵的野蛮人、野蛮贵族和稻草穴居人

自给自足的猎人不一定比其他人更有道德，他们只是无法逃脱自私行为带来的惩罚，因为他们生活在小团体中，几乎所有事情都逃不过审查。

——塞巴斯蒂安·荣格，《部落：归宿与归属》

觅食者标志性的慷慨大方和热情好客并不是受骗的卢梭浪漫主义分子和散发着广藿香转呼啦圈的人[5]编造出来的。变幻莫测的环境会带来挑战，而相互之间慷慨好客是最好的应对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野蛮人”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群体培养并赞扬慷慨、有礼的行为，以减轻风险和保护自己。如果这些行为是“天生的”，那么就像对“野蛮人”一样，对你和我来说，这些行为也是天生的。

另辟蹊径地看，“高贵的野蛮人”一词源于有意混淆和不良意图。这种混淆显然源于“高贵”一词的两个含义：崇高的举止和上流的阶级。与大众印象相反，让-雅克·卢梭并非该词组的创始人，他甚至从未在文章中使用过它。历史学家特尔·埃林森在《高贵的野蛮人的神话》中解释说，法国律师兼民族志学者马克·莱斯卡博特在1609年就创造了该词，他比卢梭早出生一个世纪。莱斯卡博特说，美洲的印第安人“真的高贵，无所事事，但是很慷慨，不管是他们的狩猎活动还是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都给人这种感觉”。埃林森认为，“印第安人的高贵与诸如慷慨大方及行为合宜等道德品质有关”。他说道：“美洲‘野蛮人’相当于欧洲的贵族，这种说法是很合理的。”换句话说，莱斯卡博特看到印第安人身上也有欧洲贵族的自由、特权和责任。

埃林森解释说，这个词大约消失了250年，1859年又因白人至上主义者约翰·克劳弗德而重新焕发生机，他当时想要成为伦敦民族学会的主席。对于当时人类学对普遍人权的倡导，克劳弗德不屑一顾。在学会发表一场重要演讲时，克劳弗德引入了该词组，错误地将其说成卢梭的创作，用来嘲笑那些同情“落后”文化的人。埃林森写道：“从人类学家卢伯克、泰勒和博厄斯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期的学者们，他们对神话的每一次引用都采用了克劳弗德的说法。”“高贵的野蛮人”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家的话术，这无疑是有史以来存在时间最长的稻草人谬误之一，至今仍然导致人们的观点两极分化，阻碍当今关于狩猎采集者生活的复杂讨论。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在《食人族和国王》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莱斯卡博特可能从其访问的印第安人中看到了高贵的特质：“在国家出现之前，大多数群体和乡村社会中的普通人都享有经济和政治自由，而今天只有少数特权阶级才配享有这种自由。人们自己决定某天要工作多久、做什么工作，甚至要不要工作。没有租金、税金或朝贡迫使人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如此轻松、不受限制的生活令欧洲人震惊，他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类似生活的社会。

印第安人的财富（以自由和自主衡量），在欧洲人看来却是物质贫困。假设你是一个五六十人的群体中的一员，群体中有孩子和老人，并且群体会定期迁移，那么有多少东西会是你想随身携带的？如果你的群体用陶壶做饭，那么每个人都会带上自己的陶壶吗？带几个共用的陶壶不是更有道理吗？即使最优秀的猎人也不一定总是成功。大多数时候，猎人都会空手而归。但当有人杀死一只鹿时，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像大多数进化心理学家声称的那样，只与其“妻子”和孩子分享吗？绝不可能！这种自私的行为会导致社会动乱，会遭到群体放逐，肉会腐烂，他会和朋友决裂。有个非洲村民告诉我妻子，“多余食物最好的归宿就是我朋友的肚子”，他知道他的朋友们会将他多余的食物吃掉。当你像觅食者那样消耗完自己的物资并且没有积蓄时，你唯一的保险单就是周围人的慷慨。保险费就是自己也向他人伸出可靠的援助之手。如此说来，心理学家所说的提高幸福感的妙方就是帮助他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一部分，对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与高贵或野蛮无关。在人类生活的几千年里，慷慨的名声是通往成功、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马文·哈里斯解释说，从觅食者的平等自治转变成文明的强制权力结构，对我们这个物种而言是很痛苦的：

随着国家的崛起，普通人若想要利用自然资源，就不得不获得别人的许可、纳税、纳贡、提供额外劳动。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国王、独裁者、大祭司、皇帝、总理、总统、州长、市长、将军、海军上将、警察局长、法官、律师和狱卒，以及地牢、监狱、感化院和集中营。在国家的命令下，人类第一次学会了如何鞠躬、卑躬屈膝、跪拜和磕头。从很多方面来说，国家崛起后，自由世界就堕落成了奴隶制。

然而，与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农业社会相比，觅食者的平等主义真的更符合人性的要求吗？我们的确需要学习如何做一个人类，但是有些教训来得更容易一些。以从自私到共享的过程为例。在个人层面上，我们都想自私一点。任何生物都希望过得长寿、富裕，这会让它们想要以自己为先。与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一样，我们这个物种天生是分等级的，作为猎人，也很熟悉暴力。

从许多方面来说，觅食者群体就像一支足球队或篮球队。如果某个成员是非常优秀的得分手（猎人、采集者、解决冲突的人、讲故事的人、疗愈师或决策者），只要能为团队带来利益，其才能就会受到鼓励和赞赏。然而，一旦这些“才能”变成了骄傲、专横或权益，完善的平衡机制就会启动。这种行为是不被鼓励的，人们会通过塑造孩子的无私行为和表达对慷慨的赞美来强化平等主义。如果有必要，人们还会用幽默和嘲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假如取笑某人不起作用，那么那些将自我满足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人还会被社会孤立甚至死亡。如果每个群体成员都依赖其他成员的慷慨和善意，而致命的武器又随处可见，那么人们的头脑必须保持冷静。

但是，在大规模的“文明”社会中，适当行为的标准是相互矛盾的：在游乐场和小学，我们鼓励小朋友要慷慨大方，如果没有给所有人带糖果，那么自己也不能吃，但是商学院和董事会鼓励野心勃勃的竞争、收购和个人成功。从狩猎采集者祖先身上继承的自发慷慨与文明诱导的自私自利之间的深刻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同意，要养育一个快乐的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视或避开邻居和他们的孩子。大约40%的美国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金额不到其收入的2%，而45%的美国人从不捐款，尽管事实证明，一向慷慨的人比悲哀的守财奴更幸福。[6]我们在言谈、思想中，似乎把配偶和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物。“我的太太。”“我的孩子。”“宝贝，你属于我。”在狩猎采集者群体中，任何有这种想法的人都会被视为可怕、危险、不适应社会的疯子，会面临被放逐或更糟糕的结局。

觅食者生活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他们还在影响我们当今的生活。几千代人以来，亲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已经融入了我们这个物种的基因之中。这些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要求大家互帮互助，要求大脑能做出复杂的道德判断，包括何时以及如何惩罚威胁群体的人。

人类文化的这些基本组成部分和我们这个物种的基因一同进化。正如我们异常短的结肠和钝钝的牙齿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100万年前甚至更久之前就开始吃熟食了，我们的大脑也反映、认可并回馈了我们这个生活在群体中的物种的社会价值观。

毕竟，我们这个物种是因为群体才壮大并存活下来的。作为个体，智人平平无奇：他们是弱小而行动缓慢的猿类，面对愤怒的浣熊几乎毫无招架之力。然而，若几个人一起行动，带上大家共同开发的武器，就能打倒一只洞熊或猛犸象。

今天，这种亲社会的生存动力体现在我们对正义的渴望、与他人分享食物时的宁静舒适、对孩子无私和自发的爱意和保护欲，以及我们凝视小火苗时极度放松的心情中。难怪作家克里斯托弗·本费在对世界各地的乌托邦群体进行调查时发现，即使受时间、国籍和宗教取向的影响，一些基本思想还是相同的：“社会应基于合作而不是竞争，核心家庭应被纳入更大的群体，财产应当是共有的，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即使工作再低贱也必须被尊重。”[7]这本质上是在描绘智人曾经生活的社会，这并非偶然。现代人迷路了，我们正在寻找回家的路，永恒进步的叙事却在拖后腿。史前的人并不是吃人的狼，实际上，他生活在一个相当仁慈的世界里。

[1] 说得清楚一点，当我提到人体或其他生态系统的“设计”时，我口中唯一的“设计师”就是进化过程。

[2] 琼·利德洛夫关于表达“期望”的身体“设计”的想法来自The Continuum Concept（Da Capo Press，1986），p.23。

[3] 丹尼尔·埃弗里特关于他在皮拉罕人中生活的回忆录是一本精彩读物：Don’t Sleep, There Are Snakes: Life and Language in the Amazonian Jungle（Pantheon, 2008）。有关埃弗里特的工作和皮拉罕人的简要介绍，参见John Colapinto，“The Interpreter: Has a Remote Amazonian Tribe Upended Our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The New Yorker，April 9，2007。

[4] 有关觅食社会经济学的更多信息，参见Limited Wants, Unlimited Means（Island Press, 1997）。这本书主要由人类学家撰写，由经济学家约翰·高迪收集和编辑，对觅食者常见的行为和社会特征进行了出色的概述，并解释了这些特征是如何从共享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

[5] 广藿香有治疗头晕、和中止呕的功效，而转呼啦圈有可能使人头晕、想要呕吐，此处作者写“散发着广藿香转呼啦圈的人”，大概是想描述做不必要的、多余的事情，多此一举、卖弄聪明的人。——译者注

[6] 有关悲哀的守财奴的更多信息，参见Christian Smith & Hilary Davidson,The Paradox of Generos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 Christopher Benfey, “Building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6,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