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佛教地方叙事的知识生产与史料价值
一、南诏大理时期的史官制度
《南诏图传》“文字卷”有“帝乃欲遍求圣化，询谋太史
托君占奏云：‘圣化合在西南，但能得其风声，南面逢于真化。’”之语。“询太史
托君”中的“太史”，除专掌星象历法、预事吉凶之外，不知是否亦有史官之实？“文字卷”中还有“掌御书巍丰郡长、封开南侯张傍，监副大军将宗子蒙玄宗等”语，“掌御书之官”即是南诏设置御书房，以及文籍档册内庭收纳制度的佐证。《新唐书·南诏传》说：“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自舍尨以来，有谱次可考。”并详细叙述南诏世系(34)。“有谱次可考”，则《新唐书》编撰之时，作者参考了“蒙氏家（国）谱”，不然何来此语？“文字卷”说得明白：“赞御臣王奉宗、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张顺等，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耳河》等记，而略叙巍山已来胜事。”也就是说，《南诏图传》是依据当时的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记》与《西洱河记》等史籍编纂、绘制的。《蛮书》卷六说：“崔佐时亲信数人，赴云南与牟寻盟誓于玷苍山下，誓文四本：一本进献，一本异牟寻置于点苍山神祠石函内，一本纳于祖父等庙，一本置府库中，以示子孙。”(35)则更明确南诏的国史及府册档案，有府库收藏制度。后世文献譬如万历《云南通志》卷一三有南诏时秘僧王左梨，为南诏王求得天乐（器），并“贮之内藏”的记载(36)。“内藏”当指王室与内廷府库。
大理国时期，有史亦有志。《白古通》与《大理图志》为大理国时期编撰的“国史图志”，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37)。
《兴宝寺德化铭》记载说：“公子高逾城光者，曾祖相国明公高泰明，祖定远将军高明清，已备国史。”高逾城光为大理国高氏“逾城派”重要一员，是世袭相国，碑铭叙其曾祖、祖父的事迹“已备国史”，这是大理有“国史”的证据。而此说亦见于大理国《高生福墓志》：“公之言行志节，恭友孝弟，备在史籍。”“备在史籍”亦即记载于大理国史之中，因为高生福者，死后被大理国主段智祥追谥为“忠节克明果行义帝”，是大理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外，郑氏大长和国时期，僧智照撰《封民三宝记》；大理国第二代国王段素英“明治”甲辰十一年（1004）述《传灯录》，则为南诏大理时期佛教文献撰述的记载。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十二月丙辰…帝既入大理…命姚枢等搜访图籍。”(38)《元史·信苴日传》亦载：
乙卯，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献地图，请悉平诸郡，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领其军。兴智遂委国任其弟信苴日，自与信苴福率僰、爨军二万为前锋，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入朝，兴智在道上卒。(39)
《元史》非常明确“搜访地图”与“献地图”之事，证明大理国确有图籍存在。据元初的记载，大理国段氏统治时期，曾编撰《大理图志》一书，此书是元明两代记述大理国政区沿革的依据。《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说：“（至元）十一年（1274）…即访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其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夷险远近为图以进，帝大悦，遂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40)方国瑜认为，此即取《大理图志》一书，策划建立新统治政权，编绘成图，设置云南行省，置路、府、州、县。袁嘉谷《云南大事记》卷五说：“元入大理，枢访图籍，得为政之要也。考滇中造册入朝者有四十余巨册，殆根于此。”(41)向达认为：“《元史·地理志》记云南历代地理沿革，本末灿然，其所据必为所得大理图籍。”(42)元初依据《大理图志》编撰《云南图志》，而《元史·地理志》有关南诏、大理事迹都出自《大理图志》，这是学界前贤较为一致的看法(43)。
这就是说，南诏大理与内地王朝一样，设有“记言记事”的史官，编纂有“国史”与“图籍”，并有典藏国史与图籍的制度。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封民三宝记》与《传灯录》等文献，记载佛教谱系与信仰情况，只是这些文献大多散佚不存。《新纂云南通志》因此说：“由此推之，云南在唐宋间自有史官，而至今篇卷全失，殊可憾也。”(44)正有此意。
二、“白古通系”地方文献是可靠的史料
云南地方文献整理、研究的结果表明，南诏大理历史的基本史料来自《白古通》，而《白古通》出自《南诏图传》，《南诏图传》则取材于《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记》与《西耳河记》等南诏国史文献。《白古通》成书于大理国时期，原书用僰文写成。被译成汉文的时间不能确定，但不迟于元初。元人李京著《云南志略》，其《总叙》部分即据《白古通》纂录而成。《云南志略》成为元、明以来云南地方志的最早来源。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即源于此。同样，《白古通》被译成汉文之后，被纂录、整理、修订为《南诏野史》《滇载记》《白国因由》《僰古通记浅述》等系列著作，为研究南诏大理历史文化者所推崇。
张道宗撰《纪古滇说集》，亦属于此系列。张氏编撰此书，时间在元至元二年（1265），其时，蒙古灭大理国已经十二年之久，而距南宋灭亡尚有十五年，正是宋元交替之际。因此有人称张道宗为宋人，有的称为元人。如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纪古滇说集》题“宋张道宗撰次，明杨慎点校，诸葛元声考证”。
方国瑜《有关南诏史史料的几个问题》与《试论〈大理图志〉诸问题》两篇大作，是系统论述南诏大理史料的经典论著，其中所涉及的“白古通系”地方记录的史料问题，可以说是对于南诏大理佛教文献最重要的论述。有关云南古代历史掌故，譬如张乐进求逊位于细奴逻一事，方先生认为“史籍（正史）记载与白古通系地方记载互有详略，相得益彰，虽史料有不足之处，惟事属可能，不是后人虚构的空中楼阁…南诏蒙氏以前有白子国，南诏继承白子国文化之后，得到更大的发展”(45)。
那么，《南诏图传》所画、所记是历史真实，抑或虚构的神话，或者是“历史的篡改”？解答这个问题，还应该回到画卷本身。“文字卷”所载中兴皇帝敕文说：
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因以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扎之灾，五谷有丰盈之瑞。然而朕以童幼，未博古今，虽典教而入邦，未知何圣为始。担欲加心供养，图像流行，今世后身，除灾致福。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辨今之流，莫隐知闻，速宜进奏。
因为此敕文，当时最有学问的“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辨今之流”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搜罗史料，寻访圣迹，依据内府档册《巍山起因》《铁柱记》与《西耳河记》等“国史材料”，并加入“田野调查”所得的故事与圣迹仙踪，编撰而成“圣教入国起因之图”。“文字卷”因此说：
洎中兴皇帝问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辨今之流，崇入国起因之图，致安邦异俗之化。赞御臣王奉宗、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张顺等，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耳河》等记，而略叙巍山已来胜事。
也就是说，《南诏图传》是依据国史典籍及社会记忆集成的图文并茂、互注互释的南诏官方历史文本，不是凭空想象、虚构的。
方国瑜比较了《新唐书·南诏传》以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证明《南诏图传》中有关史事，与“史籍记载互有详略，相得益彰…白古通系记载洱海区域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有依据的”(46)。古正美认为，《南诏图传》是一段记载印度密教观音行法传入南诏的历史文献(47)。古先生用“南诏的历史文献”来说明《南诏图传》的可靠与可信，此说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譬如张泽洪就认为，观音显化故事，是梵僧传教南诏大理国的历史真实。南诏大理国梵僧阿叱力的种种神异事迹，折射反映梵僧的社会影响与民间的集体记忆(48)。
这里就引出了“记忆”问题。有关记忆的理论认为，记忆有社会记忆、个体记忆、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之分，记忆有可能是“基于现实的建构”，也有可能是“真实的过去”。扬·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记忆是一种文化符号编码系统，它经由文字或图像等外显的符号系统发挥作用。文化记忆可以回溯到时间深处，形成连续性的想象。文化记忆是根基式的回忆，也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而巩固认同的知识，需要循环与再生产(49)。社会记忆的传递和延续，透过物象、定期仪式活动，以及日常生活而得以实现。
王明珂认为，有些集体记忆将许多片段的社会记忆组织起来，从此对群体认同或对现实社会情境产生意义。它有其叙事性，有其现实目的，这样的集体记忆，便等同于历史记忆(50)。《南诏图传》将祭天、梵僧显化、南诏王隆舜灌顶仪式、祭西洱河神四个片段，放在同一画卷之中，以“观音七化”的主题使其具有连续性，形成观音佛王信仰的社会记忆。
记忆理论对我们更有启发的两点论述，一是巩固记忆的知识，需要循环与再生产；二是记忆被不断建构和重组，但却保持着连续性。也就是说，记忆无论如何被再生产，它们所具有的连续性，可以回溯至此种记忆的根基历史之中。因此，从《南诏图传》到《白古通》再到《白国因由》，呈现的是“观音七化”到“观音十八化”的发展与变迁，即“观音神话”的知识再生产过程。尽管“观音幻化”的记忆一直被演绎，但其“观音幻化、南诏立国”的核心母题却从未改变。从记忆的知识再生产及其连续性特征出发，不难理解“白古通系”观音神话的接续、演绎与发展逻辑。
今天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与传说，不独见于“白古通系”地方文献。譬如司马迁《史记》开篇所述五帝本纪，乃至三代祖源世系，诸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神话，还有“河图洛书”神话，多神异荒诞，却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以南诏大理历史为例，正史的记载并不完整，而地方史志文献能为我们提供南诏大理国世系、纪年体系的基本框架。因此，方国瑜先生说，《南诏野史》《白国因由》《僰古通记浅述》等地方文献所载基本史实，可与正史相得益彰。这就是说，对于南诏大理佛教研究来讲，以《南诏图传》为起点所发展而来的“白古通系”文献是可信的(51)。
(1) 〔唐〕梁建方撰，林超民辑：《西洱河风土记》，收入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在唐宋时代的文献中，“西洱河”又称“西二河”“西耳河”“耳河”“洱河”等，均指洱海。如《南诏图传》中的《西耳河记》，新旧《唐书》之《南诏传》中的“西二河”都是例证。
(2) 〔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唐〕樊绰撰，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参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71—73页。
(4)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上》，第6290页。
(5)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两爨蛮传》，第6322页；卷二二二下《骠国传》，第6308页。
(6) 〔宋〕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第620页。
(7) 参见方国瑜：《宋史有关云南纪、志、传摘录》，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
(8)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八八《大理国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73页。
(9)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八册，中华书局，1957年，第7742页。
(10)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十二》，第4956页。
(11) 〔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427页。
(12) 〔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一四，《大正藏》，第53册，第284页。
(13) 〔唐〕义净撰，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106页。
(14) 〔宋〕范成大撰，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57—258页。
(15) 〔宋〕张知甫撰：《可书》，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20年，第417页。此段史料，以往被误为出自宋人龚鼎臣《东原录》，饶宗颐已详说之。见饶宗颐：《饶宗颐东方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263页。
(16) 《白古通》《白古通记》《僰古通》《僰古通记》所指相同，是同一部书。与此相关联，《白古通记浅述》与《僰古通记浅述》亦指同一部书。
(17) 王叔武编著：《云南古佚书钞（增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18) 参见方国瑜：《有关南诏史史料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19) 参见王叔武编著：《云南古佚书钞（增订本）》，第52—55页。
(20) 参见尤中校注：《僰古通纪浅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21) 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9—744页。
(22) 参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621页。
(23) 参见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九章《南诏大理的佛教建国信仰》。
(24) 参见方国瑜：《大理行记概说》，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25) 〔元〕郭松年、〔元〕李京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
(26) 《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第5页。
(27) 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1—133页。
(28) 参见《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第55页。
(29) 《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第56页。
(30) 参见木芹：《〈云南志略〉概说后记》，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第131—133页。
(31) 袁嘉谷：《〈南诏野史〉书后》，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第767—768页。
(32) 〔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3) 尤中校注：《僰古通纪浅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4)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上》，第6270页。
(35) 《云南志补注》，第40页。
(36) 〔明〕邹应龙修，〔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刘景毛等点校，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第1171—1172页。
(37) 方国瑜：《有关南诏史史料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38)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59页。
(39) 《元史》卷一六六《信苴日传》，第3910页。此条史料，纪年有差，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一〇录此传，并指出“旧传使归国在乙卯，献地图在丙辰，事实倒误”。
(40) 《元史》卷一二五，第3064页。
(41) 周钟岳等纂，李春龙、刘鸿斌点校，李春龙审订：《新纂云南通志》（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42) 《蛮书校注》，第149页。
(43) 方国瑜：《试论〈大理图志〉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44) 《新纂云南通志》（五），第208页。
(45) 方国瑜：《有关南诏史史料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46) 方国瑜：《有关南诏史史料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47) 参见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九章《南诏大理的佛教建国信仰》。
(48) 参见张泽洪：《梵僧传教与社会记忆——南诏大理国梵僧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2期。
(49) 参见〔德〕扬·阿斯曼（Jan Assmann）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48、149页。
(50) 参见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1—143页。
(51) 因为《南诏图传》与《张胜温绘梵像卷》等新资料的出现，袁嘉谷与赵式铭有关《南诏野史》的争论，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向达认为《白古通》不可信，方国瑜认为可信，两位先生之间的讨论，多见于他们的论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