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喻巴蜀檄》到《难蜀父老》

樊 荣

《文选》第四十四卷收入《司马长卿喻巴蜀檄》《陈孔璋为袁绍檄豫州》《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钟士季檄蜀文》《司马长卿难蜀父老》五篇文章,是自汉代至魏晋时期的檄文代表作品。其中《司马长卿喻巴蜀檄》《司马长卿难蜀父老》虽然分别具有檄文和论难文的特征,然而,《司马长卿喻巴蜀檄》的核心,却在于“喻”而不在“檄”,意在晓谕巴蜀父老,大臣唐蒙所为并非皇帝的本意。 《难蜀父老》的核心,重点在“移”,在“论”“辩”“劝”,而不在“难”,针对理有难明的客观现实,通过阐述甚至辩难而使之明白。

因此,本文认为,虽然昭明太子萧统将这两篇文章归入“檄”类,但是从内容来看,在写作动机上,《司马长卿喻巴蜀檄》在君尊臣卑的背景下,司马相如以纵横家的口气于晓谕之中有斥责,于斥责之中寓安抚,于安抚之中有解释。《司马长卿难蜀父老》则借助缙绅先生之徒与使者的对话,阐明了打通西南夷,遐迩一体的重要性,最后达到了使蜀中父老明白后“迁延而规避”的目的。

一 《喻巴蜀檄》: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使命

汉武帝借助司马相如在蜀地的影响,先后在七年之内两次晓谕巴蜀父老,是为了集中精力反击匈奴入侵,以避免南部动乱分散精力,影响反击匈奴基本国策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一)创作《喻巴蜀檄》的特定历史背景

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大军讨伐叛将韩王信,进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时,被匈奴冒顿单于率精兵40 万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马铺山)达七日之久,虽然后来汉高祖用陈平之计得以突围,但“白登之围”后,刘邦不得不实行“和亲”政策,每年给匈奴送去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等,以换取边境的安宁。建元元年(前140)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废除屈辱的“和亲”政策,采取措施鼓励养马,训练精兵,委派李广等名将带兵镇守边郡要塞。

建元三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希望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经过经济、军事、外交一系列的努力,西汉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已经基本形成。接着,面对匈奴的进犯,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前127) 、元朔五年春、元狩二年(前121),先后在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漠南(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部二连浩特一带)、河西(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发起了河南之战、漠南之战和河西之战,歼灭匈奴9 万余人,严重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

《喻巴蜀檄》作于西汉元光五年(前130)夏季。这时,距离武帝元光二年马邑之围(今山西朔州)伏击匈奴主力失败,才仅仅两年。马邑之战,也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在西南,为了打通西南夷与长沙、豫章(今南昌)的联系,使陆路、水运畅通无阻,必须保证蜀地的社会秩序不发生大的动荡,影响到反击匈奴的基本国策。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曰:“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1《喻巴蜀檄》是在中郎将唐蒙大规模征发巴蜀吏卒,各郡陆路、水路大兴徭役,并以严厉的法令名义,诛杀当地教团组织头领的局势下发布的。因此,《喻巴蜀檄》虚虚实实,绵里藏针,颇费了一番心思。“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2客观的情况是在马邑(今山西朔州)试图伏击匈奴主力失败后,才仅仅两年,匈奴加强了对北方边境的骚扰、入侵力度。汉王朝必须消除内患,集中精力对付北方匈奴这个强大的对手。

(二)创作《喻巴蜀檄》的隐情

《文选旧注辑存》卷第四十四《旧钞佚注》引“日本永清文库本”曰:“当汉武帝建元五年,知通夜郎、滇池。遣中郎将唐蒙赍帛遗诏。征巴蜀千人,兵粮送从。蒙在郡发万人,后诛巴蜀之渠帅,蜀人大惊。故帝遣司马相如,相如往檄以晓喻之。”3《喻巴蜀檄》先从北征匈奴的“胜利”开始,以唐蒙所为非陛下之意晓谕真相,接着对蜀中父老未尽到教诲之责,子弟对朝廷缺乏恭敬之心,蜀地不够恭谨宽厚的风俗进行教育,晓之以理,明以利害,同时明确阐述了不得不继续发卒,重烦百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谿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4在此,司马相如纠正了唐蒙对蜀中父老的评价,认为唐蒙所作所为有歪曲圣上本意的嫌疑。

司马相如明确阐明了唐蒙“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的不得人心措施,“皆非陛下之意也” 。正是因为唐蒙歪曲圣上本意,把“征巴蜀千人,兵粮送从”的旨意篡改为“在郡发万人”“诛巴蜀之渠帅”的荒谬行为,才导致了“蜀人大惊”的恶劣后果。

但是,司马相如又从维护帝国权威的角度,斥责了那些应该服役而逃亡或伤害别人的人,认为他们的行为“非人臣之节”。司马相如以强势的口吻,晓谕蜀中父老应该接受对子弟们未尽到教诲之责的教训。如果蜀地子弟对朝廷缺乏恭敬之心,蜀地风俗中少数寡廉鲜耻的人,就败坏了蜀地恭谨宽厚的名声,这样那些犯上作乱的人即使受到刑罚杀戮,也是罪有应得! 司马相如在文章中表面是站在维护中央政权利益、顾全大局的立场上,实际是站在与蜀地子弟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立场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试图解开蜀中父老子弟的心结,以达到沟通西南夷少数民族的最终目的。

《喻巴蜀檄》的写作目的,就在于纠正唐蒙“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之过,责三老孝悌以不教诲子弟之失,斥蜀中子弟对朝廷缺乏恭敬之谨,晓西南夷诸君长效职之需。“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厓、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5取得了西夷诸君拆除边关、疏通道路,纷纷请为内臣的良好效果。

李充《翰林论》曰:“盟檄发于师诱,相如《喻巴蜀檄》 ,可谓德音矣。” 《文章辨体序说》 :“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6《喻巴蜀檄》具有“说”的基本特征,即以纵横家的气势和论辩才能,纵横捭阖,驰骋巧辞,以达到既定的劝说、警告、安抚等综合目的。“暨战国争雄,辨士云踊;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7《周易》“说卦”、许慎《说文》,盖亦祖述其名而为之辞也。

王德华《事昭而理辨 气盛而辞断——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解读》说:“相如《喻巴蜀檄》不是对敌的檄文,主要是晓谕百姓的,类似于告示,故任昉根据篇名一‘喻’字,归为‘喻’体。”8因此,我们在分析《喻巴蜀檄》时,就不能僵化地用《文心雕龙·移檄》中的“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惩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标准9,来一成不变地分析具有特定历史地位的《喻巴蜀檄》,而应该将其置于西汉初年汉武帝不想南北双方用兵,不想分散精力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去综合考量。

二 《难蜀父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媒介

《司马长卿难蜀父老》写作于司马相如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南后的元朔元年,属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早期阶段。

(一)尊重蜀地风土民情的重要性

蜀地西部由于地域偏僻,自古以来即盛行亦官亦民的袍哥文化。“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袍哥文化自古以来尚武轻文、称兄道弟,不讲级别上下,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二字。他们先礼后兵,脾气急躁火爆,嗓门大得吓人。他们虽多粗俗,少优雅,却个性耿直豪爽,崇尚节义,欣赏可靠、自信、仗义、敢于担当的勇气,讨厌懦弱、薄情、恃强凌弱的不公,敢于打抱不平,为朋友两肋插刀、勇往直前。“讲义气”是四川人骨子里的传统美德,对于讲义气的袍哥,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礼遇;而对那些不讲义气的人,则往往横眉冷对、万人不齿。

司马相如出生于蜀地,自然深深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和袍哥文化特色。《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曰:“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10元光五年,儒士公孙弘对策被天子擢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11。司马相如第二次奉命出使巴蜀故地时,不仅面临着对巴蜀战略地位贬低的制约,蜀中父老对通西南夷不为用的误解,在朝中还遭遇到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大臣们对开发西南夷的掣肘。

因此,当司马相如出使巴蜀时,先宣告大汉的国威,把打通西南夷与王化之地的联系,提高到“命使西征”的原则高度上,宣示了沟通西南夷对于大汉江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厓从駹,定筰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轶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12傅刚《论〈文选〉“难”体》说:“与其说《难蜀父老》是‘檄’类,不如说它是‘移’类,因为是刘勰在解释‘移’之后提及的。” “对照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无疑更合‘洗涤民心’的定义。”13《文心雕龙注》卷四“移檄第二十”曰:“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14傅刚对“难”体的分析,结合文章具体内容,将《难蜀父老》划归“移”类,是符合《文选》文体安排要求的。

《诗·大雅·公刘》 “于时语语”毛传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陈奂传疏:“论难者,理有难明,必辨论之不已也。”15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曰:“ 《难蜀父老》 ,亦设问也。”16《难蜀父老》以问答体的形式,借助“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之口,表达了蜀中父老对“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的不满,对汉王朝历年“士卒劳倦,万民不赡”“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的担忧。许结在《汉代京都赋与亚欧文化交流》一文中说:“在汉代,以长安(西京)、洛阳(东京)为中心形成的横跨亚欧大陆的巨大‘羁縻’(朝贡体系) ,其历史文化意义可追溯到先秦《诗》 、《书》及礼书所描述的‘畿服制’,但其现实价值则在汉代真正意义的京都建制的完成,反映于文学创作就是京都赋的出现。” “而朝贡贸易与进贡联系,政治意义往往大于经济惠益,但汉唐帝国作为当时亚洲诸国所敬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却缘此确立。”17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行国大月氏,既有夹击匈奴的战略考虑,也是对中亚、西亚的大宛、大月氏、康尼、安息诸国实行羁縻政策,实现“君临四海”雄心的重要举措,其政治意义对于西汉王朝而言是至为重要的。

(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大局意识

《难蜀父老》从体裁上虽不属于京都赋,它却具有京都赋的灵魂,具有小品赋和“论”的综合文体特征。小品赋相对于铺陈大赋而言,语言简洁,结构短小,意向单一,有时采用对话体的手法层层推进,表达主题内容。 《文心雕龙注·诠赋》卷二第八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18《文心雕龙注·论说》卷四第十八曰:“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19《难蜀父老》以“蜀不变服、巴不化俗”为反面论据,理直气壮地提出了“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驳论论点。

《难蜀父老》借助使臣之口,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宣示上谕,传达下情。从夏后氏决江疏河,天下永宁,写到贤君践位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浸润其泽,把不通西南夷的弊病,提高到“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的威胁君权高度来看待,把通西南夷的举措提高到“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的重要战略地位反复阐述,铺陈扬厉,说明了即使“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的道理。20

《难蜀父老》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司马相如站在全局的高度,联系蜀中的具体困难,从远古论起,对蜀中父老晓之以理,阐明了当今圣上的宏图远略,更在于他从“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的角度动之以情,慨叹“鹪明以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的局限,以致认识不清形势,错失难得的发展机遇。 “鹪明以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典故出自《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21说明鹪鹩已在寥廓的天空飞翔,而捕鸟者还眼盯着薮泽;形势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蜀中父老却还固守着传统的思想画地为牢,实在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司马相如从西汉大局出发,从战略地位重要性的高度,“宣其使知,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晓谕了皇帝欲建非常之功的壮志,同时又借助蜀中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的进言,表达了蜀中父老对“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的困难和不满。22 这样,《难蜀父老》就成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媒介,同时也成为西汉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蜀番邦关系早期交往的重要记录。

三 二者之异同及其理论价值

《司马长卿喻巴蜀檄》作于西汉元光五年夏季。《难蜀父老》写作于司马相如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南后的元朔元年。 《喻巴蜀檄》的核心在“喻”在“劝”,目的是想方设法使巴蜀父老明白,中郎将唐蒙的“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在“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的同时,“数之以不忠死亡之最,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 。目的是宣上威而抚黎民,斥有司而责三老,“使咸知陛下之意”。 《司马长卿难蜀父老》的核心则在于借父老之辞而劝谏天子,宣圣意以坚定蜀中父老打通西南夷之心,达到了使“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因迁延而辞避”的明显效果,表现了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果断干练的政治智慧和析薪破理的说服能力,为西汉王朝拓展边土、便利交通、沟通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两篇文章的文风均绵里藏针,外柔内刚,代表了汉代杂取王、霸之道,充满盛世精神的宫廷文化,宣示了通夜郎和西南夷对于大汉江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同样是为了“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从国家战略高度阐述了通西南夷的政治意义,宣示了大一统的汉王朝对巴蜀地域的重视和沟通西南民族的决心。

《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均属于汉大赋发展变化的艺术产物,是抒情小品赋的典型代表作品。抒情小品赋的理论价值,可以从其呈发展状态的文体因素、依附大赋的文学观念和大赋掩压下的文化生存特征三方面来略加探讨。首先,汉代辞赋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体现了辞赋文体呈现出发展状态的文体因素。《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的文体基础来自辞赋,并顺从圣上和晓谕的客观需要,分别以“檄”“难”为其外表,在内涵上向“说”体和“论”体转化,而以“晓谕”为主要写作目的。《文心雕龙·诠赋第八》曰:“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23汉大赋从无为保真、虚静自持的骚体赋发展到“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以总览天、地、人的豪迈气势取代了虚无缥缈的艺术境界。

从枚乘《柳赋》 、孔臧《杨柳赋》 、王褒《洞箫赋》等作品,即可看出:“如果从藩王文学侍从集团的角度来审视其发展趋势,可以看出散体大赋与抒情小赋的创作模式都产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的藩王文学侍从集团中,即成双线发展势头。”24从《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的文体特征来看,有学者认为从东汉末年赵壹以后,“赋风为之一变”,“铺陈叙事的汉大赋,就逐渐为抒情小赋所代替了”,25或把王褒视为“魏晋六朝赋的远祖”26,此类说法则还需慎重考量。

其次,汉代文体在客观上多少均具有依附大赋的文学观念。汉乐府的问答形式,辞赋的对话内容,华美的语言应用,铺张的陈述方式,充沛的情感,自信的内在气势等形式均可为其代表。早期的抒情小赋在创作影响上依附于汉大赋,表达状物或抒情内容的客观需要。大赋具有大赋铺张扬厉、歌功颂德、宣扬文治武功的浩大气势,小赋具有小赋辩丽可喜、愉悦耳目的特殊功用。《汉书》卷六四《王褒传》汉宣帝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武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27随着汉王朝国力的变化,在大赋盛行的同时,抒情小赋即从大赋帷幕下,以清丽的语言、活泼的韵律、细腻的铺陈,凸显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并渐备大体,形成气候。

最后,在汉大赋的掩压下,汉帝国的文化生存特征具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性。汉代辞赋的多元盛世文化机制、艺术之深层与表层文化结构,是西汉强盛国力文化建构工程的重要内涵。这种铺陈叙述、依类托寓,兼具才学、威望、辞采、乡情于一体的文章,宣上德而陈下情,依托着汉帝国宫廷文化特征的盛世精神。抒情小品赋即具备如此特征。许结《论小品赋》说:“与之不同,小品赋自西汉为大赋掩压,即由宫廷系统向文士系统转移,其在汉魏之际的复兴实质上标志了文士觉醒的自立意识。”28在此,许结注意到了“小品赋自西汉为大赋掩压”的创作事实,当辞赋为宫廷服务时,就集中体现了宫廷系统的创作特点。但是,当司马相如身负朝廷使命,回到故乡蜀地去晓谕上情,或下情上达时,小品赋即已体现出向文士系统转移的发展趋势了。

杨民博士的学位论文《秦汉西晋中央与巴蜀地方关系研究》说:“司马相如对当时政治形势有比较敏锐和清醒的认识,他站在中央朝廷的立场上,在其赋作中强调君臣尊卑,抨击地方化,颂扬大一统,表现出对国家秩序的高度认同。”29《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的出现,就体现了抒情小品赋在大赋掩压状态下,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依据不同任务需要,或义正词严,或宾主对话,或下情上达,呈现出灵活多变的文化生存特征。

(商丘学院人文学院)

1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677页。

2 同上书,第679页。

3 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8640页。

4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678页。

5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678页。

6 (明)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3页。

7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8—329页。

8 王德华《事昭而理辨 气盛而辞断——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解读》,《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5期,第110—118页。

9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78页。

10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679页。

11 同上书,第655页。

12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678页。

13 傅刚《论〈文选〉“难”体》,《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第86—89页。

14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79页。

15 向熹《诗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3页。

16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上海书店,1988年,第25页。

17 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55—57页。

18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4—135页。

19 同上书,第328页。

20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680页。

21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24页。

22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679页。

23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6页。

24 樊荣《竹林七贤研究(外二编)·宫廷文学侍从集团形成对汉赋的影响》,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年,第270页。

25 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78页。

26 陶秋英《汉赋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9页。

27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9页。

28 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29 杨民《秦汉西晋中央与巴蜀地方关系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陈廷湘教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