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主要观点

通过研究，我们获得的基本观点大致有：

（1）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中国的政府治理水平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维度来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改变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内核所在。如果没有中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变化，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奇迹”，当然恐怕也难以看到各种各样制度、政策的出台，各种改革举措的付诸实施，而所谓造就了学术界所说的“中国经济奇迹”之各种因素的作用就可能荡然无存。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是改革开放前28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累积起来的，也是改革开放后40多年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变革的结果。其中，前28年从外部简单借鉴、学习和照搬的政府治理模式属于一种治理经验的积累，而后40多年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开始内外部结合、不断摸索与创新，并且日益体现出中国政府治理的特色。如果说从中国政府治理的成熟度看，前28年属于经验累积和学习的阶段，政府治理处于相对不成熟阶段，那么后40多年的政府治理则日益走向成熟和自信。

（3）中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包含数量、质量、结构、空间四个层面的主要内容。在本书中，我们称之为有机构成要素。我们认为，在不同层面其表现有所不同，而这些构成要素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关联，它们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等维度，通过党的重要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年计划、人事任免、扶贫、反腐败等多种途径与转型和发展产生关联。

（4）中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是在对国内外经济、社会、自然、政治与军事冲击和挑战的成功应对中不断成长和发展的。或者简单地说，在政府治理思维和模式转变之后，政府管理社会过程中所碰到的各种困难全然变成了机遇，而其中积累和摸索的经验或教训，则成了政府再学习、再提高与治理现代化的动力。这样，政府就成了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中最具有学习力的学习型组织。

（5）未来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是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之所以是国际化，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治理能力与国际上先进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姿态、务实的举措，推动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国际化。之所以是市场化，是因为市场化能赋予经济体以更大的激励与活力，只有在经济体有激励和潜力发展的情况下，政府才能推进任何改革。之所以是法治化，是因为如果市场经济没有法治化，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难以分清，经济体之间、个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就难以协调，中国就会步入几千年的循环之中，难以顺利升级、提升与迭代。有了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中国的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才能更进一步的提升，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奇迹”才能转化为中国经济长期繁荣、富强与可持续发展的蓬勃动力。

（6）“中国经济奇迹”进程中所积累的中国政府治理经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或者地区有着较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对全球治理中的经济治理、发展治理、国际治理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当前的中国急需在这方面总结经验和教训，尽快将这种软实力理论化，并充分发挥这种软实力的作用，使之成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与中国案例。

（7）本书认为，发展治理仍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点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之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主要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上海合作组织等。今后中国仍需要研究其他形式的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载体。“一带一路”倡议是生动诠释中国影响全球治理的绝佳案例，也是中国政府治理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