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意义、内容与观点

1.1 研究缘起

过去这些年，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原因和各方面影响因素的探讨似乎大多集中于政府治理之外的领域，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对外开放、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对外直接投资等。同时，在学术界或者社会上往往具有一种“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或者“小政府、大社会”的普遍倾向，并倾向于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是因为我们采取了这样或者那样具体的改革措施。比如，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似乎只取决于诸如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相应的技术进步等硬条件，而与这些要素背后更广阔的市场环境、改革与政府的支持、相应的公共服务提升、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改善、诚信体系建设等软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即使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深入到诸如技术进步、创新、人力资本、集聚、营商环境、法治建设、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但学术界乃至社会上有关“中国经济奇迹”中政府治理作用的全面理解，在当前仍然是十分欠缺或者说非常不全面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两方面：

第一，过去4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渐进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更多扮演的是学生而不是老师的角色。在改革开放之初，无论在领导人、企业家，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心中，恐怕都没有一个完全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也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或者先进改革国家的类似经验提供指导或者借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即所谓的亚洲“四小龙”虽然给了中国大陆一些启迪，但改革却依然没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供参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很多时候，都表现为一种“边改革、边试点、边学习、边推广”的试验过程，而不是那种“预先有顶层设计，而后有目标地推动”的改革过程。如果说中国是过去40多年中那个最好学的“优等生”的话，那么很显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及其所代表的成熟市场经济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最好学的“优等生”的直接或间接的“老师”。因此，这样看来，过去40多年，中国所依据和学习的各种“教材”或者“蓝本”几乎都来自西方。

除此之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呈几何式增长，其中不少人学成回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初推动者、赞成者和倡导者。那些最初推动、赞成和倡导改革开放的人，无论是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还是其他社会成功人士，往往都是那些受过西方文化熏陶和历练的留学归国人员或者有一定海归经历的人员。在这种情境下，毫无疑问，无论是理论界、政策界，还是社会中，都普遍接受西方那种流行了上百年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背后的基本假设，即“政府越小越好”，或者“小政府、大社会才是最美好社会”的预言，而对那些支持政府作用，或者赞成政府监管、政府干预与产业政策的观点和学者，都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敬而远之或者拒绝的心理。

第二，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类似于新加坡那样的地域狭小、文化积淀时间相对较短的完全外向型社会；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只不过是那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积淀和绵长文化传统，特别是长期具有大一统、中央集权传统的社会的一个瞬间而已。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集权政府过多干预所导致的历史悲剧还有很多尚未褪去的记忆。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二十多年。那时，受制于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全面封锁、贸易禁运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围追堵截，中国不得不复制和移植了苏联的那种全面计划治理模式，其结果是，全社会的生产、分配、运输与消费几乎全由政府包办。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出现如政府和人们预期那样的快速增长，国力也没有快速强盛。相反，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社会、经济、政治曾一度陷入动乱乃至崩溃的边缘。很显然，这种源于强势政府、全面干预和计划掌控的种种负面影响，再次刷新了全社会对政府作用的负面印象。因此，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外普遍抱有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浓浓期待。

在这样的情境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应运而生。与此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进的放松管制、强化市场作用的各方面改革先后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经济绩效，让一个濒于破产的大国在短短40多年间跃升为全球GDP排名第二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并让那个排名第一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感到不小的压力。这种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奇迹”与改革前疲态不断、波折不断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巨大反差，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政府负面作用的情绪化认识，使得全社会充满了一种日益重视市场、不断弱化政府作用的普遍观点和情绪。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讨论“中国经济奇迹”中的政府治理作用，很可能会被冠以各种不受欢迎的称呼，甚至还可能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