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我坚信，作为一个大领域的思想史，要想保持其分析上的活力，就必须采取“挖洞插杆”（post-holing）的方法，即用这个大领域中每个区域自身的术语来检视各个区域，这也就决定了我的研究策略。因此，这些研究成形于对文化活动的不同分支的单独研究——首先是文学，然后是城市规划，再往后是造型艺术等。但是假使我只关心该领域的自主性及其内部变化的话，它们之间的共时关系或许就会不复存在。孕育文化元素的沃土，以及将这些元素凝聚在一起的基础，是广义上的共有的社会体验。使我开始关注这片沃土的，是战后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变迁。我后面的历史叙述，借鉴了美国的发展，当然，它并没有假装在解释它。

1947年之后的10年，由罗斯福新政和反抗纳粹而带来的历史与社会乐观情绪最终消失。诚然，美国在过去也有过悲观和怀疑的思潮，有爱伦·坡（Edgar Allan Poe）、麦尔维尔（Melville）或者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这样有力的代言人，但在一个知识分子同公共生活紧密关联的国家里，他们对国家文化并没有造成很深的印迹。如今，一股悲观情绪——有时是由于无能为力，有时是由于防备心很重，有时则是干脆听天由命——笼罩着知识界，而在以前，不管是温和派分子还是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满怀社会乐观精神地团结在一起。由于战后几年的各种政治原因（如冷战加深、苏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新揭露的斯大林暴政真相，再加上麦卡锡主义在所有社会阶层造成的巨大而可怕的分歧），知识界曾经共同享有的启蒙前提已被大大削弱。倒不是说这些政治变化导致知识分子改变了政治立场或者完全放弃政治（尽管有不少人确实这么做了），而是说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危机似乎迫使普遍的哲学观发生转变，原本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立场都镶嵌在这种世界观中。简言之，两派分子几乎是在无意识间就调整了自己的世界观，以顺应这一场政治期待值不断降低的革命。一些终生对宗教漠不关心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倾向于新正统的新教教义（neo-orthodox Protestantism）；基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成了他们反复念叨的人物。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伦理理性主义或卡尔·马克思强硬的概要构想，一度曾非常引人入胜，可是在当时，对于大学生中那些引领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言，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顺从天命的贵族哲学，似乎更能说明文化和权力问题。对年轻的美国主义者来说，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笔下那些清教徒先辈雄浑有力的道德现实主义，要比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的开放民主精神来得更有说服力。

从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英雄到伊毕米修斯式的文化英雄，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的转变。在这里，对困扰人类病因的探索和理解，已经渐渐地从公共和社会学领域，转移到了个人的私人和心理学世界。毫无疑问，弗洛伊德早已在美国思想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像对待《旧约》一样迷恋于罪疚和责任问题，再加上他对于解放“健康”性本能的关注，使他早在1930年之前，就赢得了广泛的道德权威，无论是作为治疗师还是作为人性的进步理论家而言都是如此。1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活各个方面中那些原本无人触及的心弦，被弗洛伊德学说里较为阴郁的那一面所扣动。观念各异的学者们戏剧性地体现出这种变化。历史学家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就是因为对历史编纂中一味囿于政治利益的研究心怀不满，才转而投向精神分析的，他将文化与社会变迁解释为一种集体创伤。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其自由主义观和左派展开斗争时，也开始有限地借鉴精神分析这个本能的神秘世界，来巩固自己的人文理性主义。与此同时，其他的政治左派，如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古典主义者诺曼·布朗，也着手重新绘制乌托邦的轮廓，将其思想基础从马克思转到了弗洛伊德。虽然这四位知识分子领袖的政治观点从极端保守到极端激进，彼此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在转化过程（或者说至少是拓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从社会范畴转移到心理学范畴来理解人类和社会，是离不开这个前提的。而且他们当时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就是政治领域新出现的不容异己的趋向。

弗洛伊德当然是奥地利人，但他并不是战后美国所关注的唯一一位世纪之交的奥地利人。曾经长期被看作陈腐而乏味的曲作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突然成了交响乐演出中颇受追捧的大家。在伯克利的学生闹“革命”期间，一个新成立的马勒学社在其徽章上（这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宣示他们的信条——“马勒精神”（Mahler Grooves）。与此同时，勋伯格的影响力也从先锋派及其他作曲家们那里，扩展到了学院派的大本营。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和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维也纳感官世界和心灵生活的画家们，也从默默无闻，一夜间变得风行一时。

布克哈特曾经说过：“所谓历史，就是一个时代从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东西。”两次大战间的美国曾经对1918年之前作为一个失败的多民族国家的奥地利颇感兴趣，而当时的美国则发现，奥地利历史上同一时期的思想作品也很“值得关注”。当然，美国人在进行文化借鉴时，几乎并不理解“另一个时代”的问题和经验，而吸引他们的观念和艺术，恰恰正是在这“另一个时代”里形成的。这自然激起了我的兴趣，引发我在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探索曾经吸引过我同时代人的思想。把这些观念理解为广阔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当然既不能证实它们，也无法为今天的我们展现其价值。这些都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然而历史分析法至少可以揭示出，历史在文化的孕育和诞生时赋予它的特征。通过阐明那些观念在其所处时代中的起源、意义和局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在自己的时代里对这些观念的亲近性的含义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