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重建中国文论
我的重建，可与朱光潜《诗论》中论显与隐一文相比较。朱先生曾批评传统的术语，如严羽的“兴趣”、渔洋的“神韵”，乃至王国维的“境界”都含糊笼统，甚至由现代美学看，还颇有错误。像王国维说“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其实是移情作用。移情，是死物的生命化，所以可由物我两忘而至物我合一，故它才应该是无我之境，王先生搞错了。
这种批评，正是现代人之恶习。动辄以批改小学生作业的方式，居高临下，说古人这里对那里错，什么地方没讲清楚；其次是藐视中国人的论述、思维与观念，认为模糊笼统、不明确、没系统；三是以西方理论为标准来看中国物事，合则称许，不合则讥讪之；四、偏偏对中国的东西又不了解，随意比附西方，然后说古人讲错了，把自己扎的稻草人暴打一顿。
我在《诗史、本色与妙悟》的导论中举了这个例子，并说明李普斯（T. Lipps）所讲的移情，乃是建立在西方知识论基础上的，指感官对外在现象的直接知觉。而中国人讲物我合一，却刚好是要否定感官之知，故两者根本不同。同时李普斯认为审美享受虽有事物对象，但其原因却是自我的内部活动（Inner activities），包括了企求、欢乐、意愿、活力、忧郁、失望、沮丧、勤奋、骄傲等心理情绪，而这些情绪又恰好是中国人论物我两忘时所要超越或消除的，因此两者心灵状态迥异。王国维之所以会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之境，正是据中国哲学传统而说。这个我，就是有情绪、欲求、执见之我。庄子说“吾丧我”，便是要忘我、无我。朱光潜不明白中国哲学这一贯的讲法，误以“采菊东篱下”云云为有我之境，认为其境界逊于经过移情作用者；又把物我两忘、物我同一比附为移情，岂非大错？
我们论中国文学，首先应摆脱朱先生这类错乱，回到中国脉络中来理解，明白西方理论到底讲什么，中国人又究竟怎么想，各得其所、恰如其分地说明之。但我们也不能仍用境界、兴趣、神韵等语言，写着古人那种诗话札记。这些术语与观念，须经我人重建而不是复述。
怎么重建呢？我参考成中英先生（即惕轩师公子）之说，认为：想理解古人，首先当然要有理解的能力与方法，不是单靠幻漫无端的灵感、拟测或凭空的想象，而应透过对理性的知识训练来达成，这叫方法性的理解。
其次，则是对于我们所要理解的文学观念的语言层面，要有清晰的掌握；对表达其观念与概念的文学批评用语，做一番语言性的理解。
第三，则须优游含咀，对于中国文学批评中最基本、最原始的价值本体思想及形上原理，产生价值的体会与认识。而这种体会与认识又可分为意义和价值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深入了解其意义，一方面又要体会其价值，进而在意志上对其做肯定与承诺，以达成本体性的理解。
这三部分，自然是互为连锁的。有方法性的理解，才能建构概念、分析结构、批评理论、了解意义、掌握其语言含义和本体思想。有语言性的理解，才能扣紧意义的脉络、摸清该用语所代表的观念及语词与语词之间的关联，不致泛滥枝蔓，随意流荡自己的方法性理解。有本体性的理解，才能体察其用语和观念所以出现并建立的原因，平情默会、深考于言意之表，而不敢凌躐古人、以己为度、以今为度。
通过这样的诠释方法，来重建中国文学批评，既不是回到古代，为历史主义复辟；也不是横蛮武断地古为今用，以今之学科型范来强使古人削足适履。既不是复述传统，也不攀扯西方；不是贯串传统与现代，更不是以现代观点来整容，或批判传统。只是运用我们已拥有的一切理性的知识训练，去探索中国文学批评、解说其观念、阐明其系统，达成“知识诠释学”的理解；寻绎中国文学批评语言的发展与衍变，以洞察文学批评的观念内涵，达成“语言诠释学”的理解；体会及认识中国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明白中国文学批评究竟是什么、何以是这样，并了解它是这样的价值，达成“本体诠释学”的理解。
《诗史、本色与妙悟》就是运用这种方法、针对这三个术语做的具体重建示例，写于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五年我还与颜昆阳、李正治、蔡英俊在《文讯》月刊辟一专栏，准备集成《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术语辞典》，详论了正宗、文笔、正变、性灵、句法、家、句眼、活法、夺胎换骨、本色、境界、自然、气韵、气格、气象、体势、体格、意在笔先、文质、通变等三四十个术语。后来又邀了黄景进、廖栋梁、郑毓瑜等，拟合作一套《中国文学批评术语丛刊》。不幸大伙儿都忙，久而无成，仅景进撰成《意境》，我撰成《才》，二〇〇三年由学生书局出版而已。
不过成绩或许也不能如此看。英俊一九九八年写了《知音说探源》，又替幼狮公司主译《西洋观念史大辞典》；昆阳一九九九年作魏晋南北朝文质观，二〇〇三年作知音观之研究，性质亦均类此。或者说这个工作代表了我们这伙人的理想，所以往往环绕着它在从事尔后的研究。
这样的工作，受当时台湾比较文学发展之启发与影响甚大。但取向及归宿并不相同，争论自然很不小。如一九九四年我在第七届比较文学会议上发表《史诗与诗史》时，因反对朱光潜，得罪了朱的学生齐邦媛。她四处去骂我，我也写了《学术就是这样吗？》反唇相讥。那时，我正提刀踌躇，接战四方呢！
如今我当然很后悔这盛气好战的毛病，但方向却仍觉得没错。与我不同路者，最终九流归海，恐怕还是得走回这路上来。如二〇〇〇年四川大学曹顺庆兄来佛光大学客座，读到我重建中国文学理论的意见，便认为是他所提中国现代文评患了“失语症”的先声。所谓失语症，是指中国人已不能也不会再用中国语言来表述中国文学了；学术话语只能借由西方理论、观念和术语构成之。我的旧说确实如他所言，已表达了对现代文评失语的焦虑，故我重建之方法与成果，或许也值得现今关心这个话题的大陆朋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