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们应当讨论一下《天亡簋》里的“”字。

这篇铭文有“不（丕）克衣（殷）王祀”之句。关于这句话的考释，诸家虽然各异其说，但影响最大的是陈梦家、郭沫若等的说法。他们均据于省吾释“”为乞而释解。于先生说：“乞应读讫训终”，即《尚书·多士》所谓的“殷命终于帝”之义。1259这个解释有两个方面可以商榷。其一，此种解释和《天亡簋》原义不合。根据簋铭可知“不（丕）克衣（殷）王祀”是“不（不）显王”的重大功绩之一，所谓“不（丕）显王乍省，不（丕）㣈王乍賡，不（丕）克衣（殷）王祀”即此。关于“不（丕）显王”，有文王和武王两说，不管如何，它是指周先王，则是确定无疑的。“衣（殷）王祀”系周王所为，于先生等却将此事归于“帝”之名下，盖误。其二，《尚书·多士》所谓“殷命终于帝”固然是周人思想，甚至连殷人自己也认为是“天既讫我殷命”（《尚书·西伯戡黎》），但更重要的是周人认为“殷命”其实是终于殷人自己的。《多士》云：“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祇。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1260周人屡次声明，只是由于殷的“后嗣王”，即帝辛，把事情弄糟了，所以才使“上帝不保”的。《尚书·牧誓》“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尚书·多方》“洪惟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均指斥殷王抛弃了对天的祭祀。因此，我们可以退一步说，即令《天亡簋》里的“”可以如于先生所言而“读讫，训终”，即令“衣（殷）王祀”可以如陈梦家先生所言而指“终迄殷王的历年”1261，那么簋铭之义就将是“不（丕）显王”，即文王或武王，终结了殷命。这显然与周人关于殷周之际变革的一贯思想不合。

关于殷周之际的变革，周人的基本观点是“革殷受天明命”。1262所谓“殪戎殷，诞受厥命”1263、“天命靡常”1264、“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1265等均其义。“革殷受天明命”的结果，周人认为并不是终结了“衣（殷）王祀”，而是得到了，或者说是继承了“衣（殷）王祀”。从治理殷遗民和争取殷的旧属国的策略出发，周人屡次颂扬除帝辛以外的殷王，说“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1266，“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1267。不仅如此，而且在周初还继续采用殷历记时并以殷礼进行祭祀。《尚书·洛诰》云:“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1268伪孔传：“言王当始举殷家祭祀，以礼典祀于新邑。”这样做是为了向殷人及其旧属国表示，周是在继承殷人对天的祭祀。康叔受封时，成王嘱咐他说：“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从周人一再申明的言论看，“不（丕）克衣（殷）王祀”绝非终结“衣（殷）王祀”之义。通过我们对甲骨文“ （中）”的考释，可以说《天亡簋》里的“”亦中字。它和卜辞里的许多“（中）”字一样用如“得”。“不（丕）克 （中）衣（殷）王祀”，即能够得到“衣（殷）王祀”，意为能够继续进行殷人对天的祭祀。这样释解，不仅和周人“受有殷命”、“肇称殷礼”的思想若合符节，而且和整篇铭文的意义也是十分融洽的。陈梦家所指出的《天亡簋》这句话的另一种解释，谓“继续殷王的祭祀”，当近于铭文原义。

总之，甲骨文“”和一样，也是中字初文。在卜辞和记事刻辞里，它们不仅表示中间、中心等意义，而且表示然诺之义，类于可以、行等词，这反映了殷商地区方言的特点。在一、二期卜辞里，“”和同时并用，以后则“”的使用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和“”跟数量词三容易混淆有关。在周初金文里，“”字虽然偶有所见，但仍是趋向消亡，终至被“中”字完全替代。

（原载《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