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

（一）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史前史——前苏格拉底哲学

哲学始于惊异（wonder）。人们惊异于外部自然界的变化莫测、残酷无情，也惊异于人自身的旦夕祸福、生老病死。正是由于这种惊异，人产生了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在短暂的背后寻求永恒的愿望和冲动，于是，产生了哲学。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的希腊哲学表达的都是这样一种冲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语）。然而，前苏格拉底哲学并未在哲学理论上确立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并未形成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世界二重化和主客二分的原则在他们那里并未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前苏格拉底哲学只是形而上学的史前史。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大多用自然的原因解释自然。他们用自然界中的一种元素或几种元素或自然事物的某些规定性去说明世界万物。在他们那里，世界只有一个，这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自然是浑然一体的：自然往往是充满灵魂的，灵魂往往是被物化了的，具有物质性元素的某些特征。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前501年）似乎是个例外，因为他区分了存在者与非存在者，也区分了存在者和思想。但我们不能在近代的意义上理解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和思想。他的存在者不仅是惟一的、永恒的和不动的，而且还是有限的，“存在者有一条最后的边界，它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好像一个滚圆的球体，从中心到每一个方面的距离都相等。”1可见，他的存在者尚未和具体事物完全分离。他提出了思想与存在者同一的命题，但他的思想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具体的直观活动。所以，我们说，巴门尼德也没有达到形而上学的高度。

（二）本体形而上学的确立——柏拉图哲学

苏格拉底哲学开启了希腊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他不满意用自然的原因说明世界，而是致力于同类事物中共同本质的寻求，致力于概念性知识的获得。这样，早期希腊哲学中“一”与“多”的问题经他之手就转化成了“一般”与“个别”的问题。但根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的看法，在苏格拉底那里，一般尚未和个别完全脱离，这一工作是由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9—前347年）完成的。柏拉图的理念（ideas）是先于具体事物、在具体事物之外并独立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于是，在他那里就出现了截然分明的两个世界：一个是由各种理念构成的世界，一个是由各种具体事物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永恒的，是本质；现实世界则是不真实的、流变的，是现象；理念世界是知识的对象，现实世界只是意见的对象。就其积极的方面而言，两个世界的划分表明了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它以极端的形式提出了“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通过各种变形不断地困扰着我们。它也以极端的形式启示我们：不仅要看到“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的一面，同时要看到常住和永恒的一面；人既生存于时间和空间中，又有超出时空限制的强烈愿望；人既需要感性的现实世界，又需要精神寄托。从其消极的方面看，两个世界的划分使哲学家重理念世界，轻感性世界；重概念，轻具体事物；重本质，轻现象；重理性，轻非理性。于是造成了哲学和生活的疏离。柏拉图哲学意义重大，它以哲学理论的形式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确立了世界二重化原则，从而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一个阶段——本体形而上学。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形而上学家。

（三）主体形而上学的确立——笛卡尔哲学

古代哲学的研究重心是本体论，以世界二重化为标志的本体形而上学是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总的说，古代哲学处于主客未分的状态，尚未把主体抬高到与客体相对的高度，进而从主体出发去建立和论证客体。中世纪哲学处于神学的统治之下，人从属于神，人权从属于神权，人性、理性从属于神性，因此，很难有人的主体性可言。真正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并从主体出发去建立和论证客体的是笛卡尔。笛卡尔的“我思”哲学标志着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确立。就其积极的方面而言，“我思”的确立标志着自我的发现和觉醒，标志着哲学的进步。人不仅是世界的一部分，也不仅是诸在者之中的一在者，人还以自我和世界相对，以自我为世界划定界限，以自我建构世界，以自我为世界赋予意义。在笛卡尔以后的近代哲学家看来，哲学的主题就是自我，而自我就是思维着的主体，就是“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2“我思”的确立，主体和客体的明确区分，也就是对象性思维方式的最终建立，这种思维方式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就其消极的方面来说，自笛卡尔以后，几乎所有近代哲学家都从“自我”出发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不证自明的“自我”发展到最后不再是经验的“我”，而是普遍的“我”、绝对的“我”、先验的“我”，这样的“我”当然就是超时空、超历史的；而且，我的本质就是理性（广义），就是认识。思维的能力是无限的，理性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我们正确使用理性，我们就能穷究世界整体，就能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一句话，我们就无所不能。这就使哲学陷入了“独断论”。

克利斯提娜女王和笛卡尔的辩论

（四）在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试图突破这一框架的企图——康德哲学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学对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性总结，这种批评是在对纯粹理性的分析批判中展开的。而这种分析批判的结果则完全是消极的：理性的认识能力不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人们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本质、本体、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物自身是超出可能的经验范围之外的，因而构成了认识的界限。这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是康德哲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它不仅大大动摇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而且使人从万能理性的高压下解放出来，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如果说哲学的主题是自我，那么自我的本性并不就是思维；人不仅是认识的理性动物，而且是情感动物和行为的主体。康德哲学是充满矛盾的哲学，也是不彻底的哲学。这种矛盾和不彻底性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是可以理解的：康德哲学是在形而上学框架内突破这一框架的企图。康德以后，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和黑格尔都认为，康德哲学的不彻底主要是他的物自体学说和不可知论造成的，于是，他们纷纷起来批判不可知论，这种批判导致了为康德所批判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复兴。

康德和他的朋友们

（五）形而上学的顶峰与终结——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

黑格尔哲学是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开始的。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的最大失误是假定了一个和意识格格不入的、空洞抽象的物自身，并视理性自身的矛盾为非法，从而割裂了思维与存在，导致了不可知论。于是，黑格尔以他的思维和存在辩证同一哲学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黑格尔认为，要消除康德的“物自身”，首先必须假定思维和存在的同质性。“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3“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4这样，理念、理性不再像康德那样是纯粹主观的，而是事物、对象的本质，是世界的灵魂。“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本性。”5这个既为实体又为主体的理性、绝对精神并不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排斥矛盾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理性自身中矛盾的存在，非但不是理性有限性的根据，相反，恰恰是理性的本质所在。我们看到，自柏拉图肇始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以其庞大的逻辑体系论证了本体形而上学的世界二重化原则；以膨胀了的、神化了的理性哲学使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毫无疑问，黑格尔哲学曾是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的哲学，他以理性为武器，反对17、18世纪的机械的因果决定论，论证、高扬人的自由。然而，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也会直接危及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这种理性哲学中，不是人支配理性，而是理性支配人；个体是服从整体的，欲望、情感、本能是从属于理性的。所有这些都明显地和现代意识不合拍。黑格尔以其绝对形而上学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

（六）后形而上学（post-metaphysics）时代——黑格尔以后

黑格尔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呈多元化趋势。在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相反的运动：一个是黑格尔复兴运动即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sm），一个是非黑格尔化运动。这两种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不满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样，以反传统形而上学为己任的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家都绕过黑格尔，回到康德，即回到康德所开始的工作上去。“回到康德去”（back to Kant）不仅仅是新康德主义（Neo-Kantism）的口号，也几乎是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共同呼声。

海德格尔

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们在批判形而上学的过程中试图表明：传统形而上学并不是哲学的惟一可能性，或者说，形而上学并不是思想所必须承担的一种命运。与此相联系，很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下述两种倾向：一是向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回归，一是向东方思想的靠拢。这两种倾向所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愿望：超越和克服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就第一种倾向而言，尼采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表现得十分突出。尼采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痛快淋漓的，历史上的大哲学家似乎都达不到和他对话的高度。于是，他回到了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悲剧时代，回到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40—前480年）。“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对赫拉克利特之英名刮目相看。”6因为赫拉克利特肯定矛盾，肯定短暂，肯定生成，一句话，肯定生命。海德格尔也十分欣赏前苏哲学，因为那时人与世界尚未对立起来，人还不是主体，世界也不是主体的“对象”。人首先生存在世，和世界融为一体，后来才成了主体，才开始对世界做主题式的研究。就第二种倾向而言，我们可以举出叔本华和海德格尔。叔本华大概是迄今为止惟一真正精通东方思想并使它与自己的著作相关联的伟大的西方哲学家。他不满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大厦，试图借助古印度思想特别是《奥义书》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改造。而旨在克服西方哲学主客二分模式、试图回溯到主客未分的本源境域的海德格尔，更是转向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寻求思想资源。在20世纪30年代思想转向之际他就已经开始引用老庄，40年代更是曾经与台湾学者萧师毅共同翻译老子《道德经》。尽管这一译事最终并未完成，但与中国哲学的这种具体而生动的“对话”，无疑使海德格尔加深了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从而更加坚定了恢复或开辟一种非形而上学之思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