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理论基础

2.1　农户生产行为理论

目前，国内外对农户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户”是以家庭为计量单位的集合，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具有资源集中利用、集体决策、共同生产、利益共享等特点，是农民生产、生活、交往的基本组织单位。在研究农业问题时，以“户”为单位进行研究非常具有意义（Albert Ellis, 2006）。对于农村地区，亲缘关系相对城市更加紧密，“农户”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是微观经济的主体，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经济单位，具有生产、消费、文化传承等多种经济、社会属性。农户的生产行为是指在一定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政治资源环境约束下，农户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展开的一系列与生产相关的经济行为选择。主要包括农户的要素投入行为、技术选择行为、风险规避行为等。关于农户行为理论的研究，国外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2.1.1　自给小农学派

自给小农学派是由苏联经济学家Chayanov（1923）提出的。他将农户行为与企业行为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在目标、成本利润核算方式、生产模式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农户行为具有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农户生产经营一般以“户”为单位，即属于家庭式生产经营，由于农户不存在劳动力雇佣市场，所以其生产劳动力就是家庭成员；第二，农户生产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即以自给为主要目的，而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研究目的，所以农户最终目标是家庭消费最大化；第三，由于农户生产的特殊性，其劳动力投入无法用工资进行衡量和价值化，很难计算生产成本，另外，农户的投入与产出有时候不分，例如养殖畜禽类所产粪便，可以作为种植作物的肥料，所以，Chayanov认为小农户、小规模家庭农场的运行目标以劳动力的供给与满足农产品的消费为决定因素，而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利润和成本之间的权衡。这一理论也称为“劳动—消费均衡论”。Chayanov的自给小农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现代小农生产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

2.1.2　理性小农学派

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农民视为“经济人”或“便士农民”“理性农民”。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其196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继承了这种理论。舒尔茨认为，农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其生产目的是获取价值。舒尔茨精辟地论述：农民的经济行为，绝非西方社会一般人心中那样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事实上，他们是在“传统农业”（即在投入现代机械动力和化肥以前）的范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做最适度运用的人。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效率极高，它渐趋接近于一个“均衡”水平。在这个均衡水平下，“生产要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的低效率现象”。舒尔茨认为，农民作为“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并主张用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农户的经济行为。波普金（S. Popkin）在其《理性的小农》（1979）一书中提出了中心假设——农户是理性的个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者，并指明“我所指的理性意味着，个人根据他们的偏好和价值观评估他们选择的后果，然后做出他认为能够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的选择”。由于以上两者的观点接近，学术界将其概括为“舒尔茨—波普金命题”。该学派的特点是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该学派的主要论点是：在传统农业时期，农户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投资收益率很少出现明显的不平衡。在这种经济组织中，农户的行为完全是有理性的。传统农业增长的停止，不是来自农户进取心的缺乏、自身努力不够以及自由和竞争不足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边际投入下的收益递减。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的获得，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应选择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应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

2.1.3　有限理性小农学派

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介于非理性和绝对理性之间的一种受限理性。西蒙认为人类的行为中理性和非理性同时存在，要达到完全理性，就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①每一个人做决策时必须了解影响决策的每一个因素；②每一个人做决策时必须能够完全估计到每一种可能的结果及其发生的概率；③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对每一种结果的偏好程度进行排序。事实上是没有人能够达到以上三个条件的，因此“完全理性”的人不存在，信息的局限性导致了人类决策和行为的非理性。他还指出了传统研究中简单运用利润最大化模式进行分析的局限性，主张恢复效用模式对传统农户进行分析。与舒尔茨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小农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后来，斯科特（James C. Scott）进一步认为农民经济的主导动机是“回避风险，安全第一”。

2.1.4　历史学派

1985年，黄宗智在其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小农命题——“拐杖逻辑”。他认为，中国小农家庭的收入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业家庭收入，另一部分是非农佣工收入。在“拐杖逻辑”中，非农佣工收入就是家庭农业收入的拐杖。中国农村存在着一种“半无产化”的现象，即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大量独立分离出来成为“无产—雇佣”劳动力，因此，多余的劳动力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新阶级。由于不能形成独立的新阶级，这些多余的劳动力只能继续走小农经济。1986年，黄宗智在其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对农户家庭劳动力的投入有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农户一方面对投入的边际报酬概念不明确，另一方面受到种植规模的限制，在生产边际报酬比较低的情况下仍然投入劳动，这种情况也受到农户家庭劳动力获取容易、农村劳动力剩余较多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黄宗智总结中国20世纪中期的农业情况，认为农业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即“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此时农产品属于“劳动过密型的商品化”。

2.1.5　农户生产行为理论在蜂产业中的应用

目前，中国的养蜂生产主要是采用以农户家庭结构为主体的一家一户单独分散生产模式，大规模的养蜂场极少。一般的养蜂生产方式都是以家庭农户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的，每户一般是蜂农独自一人、父子两人或夫妻二人共同劳动，从事养蜂生产。养蜂农户一般不雇佣工人，只有在劳动量较大的个别短时间内，如转场时雇佣工人搬运蜂箱，一旦忙过这段时间，仍然是靠养蜂户家庭经营。因此，在考察分析中国的养蜂生产情况时，应基于农户生产行为的理论框架，对蜂农的生产行为做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