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发展农村经济既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已经连续17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和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实现上述目标，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然而与城市金融相比，农村金融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依旧比较明显。尤其在农村信贷市场上，由于农户自身的特性以及其居住的分散性，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金融机构收集农户信息成本很高，这就直接降低了其对农户发放贷款的意愿，加之农户缺少合意的抵押品，正规金融机构通常难以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往往附加诸多限制，从而导致农户受到不同程度的信贷配给（朱喜等，2006；李锐等，2007；刘西川等，2009；韩俊等，2009；褚保金等，2009；张龙耀等，2011；张三峰等，2013），金融抑制现象较为严重。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然而总体来看，农村金融仍然是我们金融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长期处于金融服务链的末端，各类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金融抑制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普惠金融政策的提出对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亦称包容性金融）一词最早是由联合国提出的。我国在2006年引入“普惠金融”的概念，之后普惠金融的观念和理论也受到中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在推进普惠金融的改革实践中，首先要明确普惠金融体系服务的对象，普惠金融要体现“普民”和“惠民”的思想，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其中最大的困难群体是农民，工作重点依然是农村。因此，如何解决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是普惠金融目标实现的关键。

自普惠金融政策推行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不断推进和发展。一方面，通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金融机构体系，除了已有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外，还逐步成立了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及村镇银行、农村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初步建立起了一个以多种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另一方面，随着金融科技的进步，互联网金融也得到快速发展，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互联网金融平台所开展的网贷业务有效拓展了普惠金融的服务半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的金融抑制问题有所缓解。然而在农民看来，无论是农村金融机构供给的增加，还是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网贷业务，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户“融资贵”“融资难”的困境，金融抑制问题依然存在。究其根本，仍然在于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农户信用信息建设相对落后，同时农户缺乏必要的抵押担保品，以及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资源支撑，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金融资本很难自愿流入农村金融市场。此外，尽管互联网金融助力了普惠金融工作的推进，但其也只是针对有网上交易记录的客户开展业务，而没有网上信息的广大长尾农户仍然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在农户缺少有效抵押品的现实背景下，如何选择有效的农户多元信号特征信息，使金融机构能够区分出哪些农户具备还款能力且有还款意愿，是有效降低农户与金融机构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彼此信任、缓解农户所受信贷配给、改善农村金融抑制现状、实现农村普惠金融目标的关键所在，也是学术界和理论界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