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实证结果

3.5.1　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变迁趋势

中国城镇社会流动性趋势的结果展示在表3-2中。d（P，J）值越大，代际流动性越低。d（P，Q）衡量了组间差异的显著性。从职业流动来看，“60后”d（P，J）值最小，为10.02，说明“60后”代际流动性最强。由于“60后”事业稳定期处于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90年代），社会结构的变革给“60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削弱了代际之间的继承性。(14)“政治型社会体制”的瓦解以及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机会，可能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流动性提升有重要作用（Bian, 2002）。

“70后”的d（P，J）值为17.93，显著高于“60后”，说明“70后”代际流动性有所降低。以事业稳定期30周岁左右推算，这意味着2000年前后社会流动性出现下降趋势。这与既有文献结论一致（何石军和黄桂田，2013；Deng et al.，2012；Khor & Pencavel, 2010；尹恒等，2006）。

“80后”的d（P，J）值为12.55，显著低于“70后”，但高于“60后”。这说明“80后”代际流动性较“70后”有显著提升，但低于“60后”。以事业稳定期为30周岁左右推算，这意味着2010年前后的社会流动性有所提升。这与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的结论相符。“60后”，“70后”与“80后”相互之间d（P，Q）值显著不等于0，说明关于代际流动性趋势的结论在统计上是可靠的。为了检验结论稳健性，本研究还从收入流动的视角对中国城镇社会流动性趋势进行了分析。收入视角的代际流动性趋势与职业视角的结论一致：城镇居民代际流动性先降后升；“60后”的代际流动性最高，“70后”最低，“80后”居中。

本文首先结合历史大背景初步阐释代际流动性变迁的原因，后文将通过实证研究进行细致探讨。我们在Blau & Duncan（1967）的OED理论框架下，对影响我国代际流动性变迁的重要因素做了如表3-3所示的梳理。家庭背景差异越大，教育越不平等，教育回报率越高且就业竞争越大，则代际流动性越低。据此可以构建表2-2分析结果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

“60后”的父辈主要是“40后”，职业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因此“60后”的家庭背景比较平等（体现于表3-1中父亲收入的方差）。“60后”由于受“文革”影响，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60后”主体参加工作时，恰恰是废除“子女顶替就业制度”开始自主择业之时。综合上述因素，“60后”家庭背景对择业影响较弱，导致“60后”群体代际流动性较高。

“70后”的父辈主要是“50后”，“50后”在40岁时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发展，收入差距开始拉大。这意味着“70后”的家庭背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始分化，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就业提供了基本条件。“70后”主体接受教育的时期，中国教育开始扩张。但教育的扩张并非平均惠及所有人群。根据“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平等化，教育扩张创造的新教育机会通常被优势阶层占据；仅当优势阶层在某级别的教育达到饱和后，该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李春玲，2010）。因此，教育初步扩张会加剧家庭背景的影响。“70后”就业环境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而日益市场化，教育回报率不断提升，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加大。家庭背景、教育和就业三因素叠加，使“70后”的父辈对子女职业影响较大，因而代际流动性降低。

“80后”家庭背景因市场经济发展而日益分化，但“80后”的代际流动性较“70后”有所提升。这主要是由于教育和就业两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80后”处于教育资源膨胀，教育走向大众化的阶段，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有所改善。就业方面，“80后”主体参加工作时是2000年之后，户籍制度约束不断放松，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户籍制度放松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迁徙；而劳动力自由迁徙能够显著提升代际流动性（孙三百等，2012）。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使社会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为“80后”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积极因素导致“80后”的代际流动性较“70后”有所改善。

3.5.2　代际流动性变迁的决定因素

（1）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多元离散选择模型结果

表3-4展示了职业阶层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参照组为“普通工人”，系数反映了变量对职业阶层相对概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教育是影响子女职业的最重要因素，能够显著增加成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概率。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对应的“80后”群组与教育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教育对“80后”的职业获取具有更重要的影响。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在放弃IIA假设时，我们使用MP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职业阶层决定的影响。此外，我们还使用TSML模型控制教育内生性，使用Lee & Marsh（2000）模型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各模型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均显示教育是决定职业阶层的最重要因素，对成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至关重要。教育对职业获取的影响随时代演进而日益增强，对“80后”职业获取的影响显著高于“60后”和“70后”。

本研究继续考察教育对代际流动性趋势的影响，并着重分析教育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趋势的影响。之所以将重点放在教育不平等而非受教育程度上，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不能改变社会成员的相对竞争力，而教育不平等的变化可以改变社会成员的相对竞争力，影响其职业获取。一些研究也说明了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影响。Blanden et al.（2007）的分析表明，英国1970年出生的群体比1958年出生的群体表现出了更低的社会流动性；而这种社会流动性的下降85%是由教育不平等导致的。后文将基于反事实分析，考察教育不平等对中国代际流动性变迁的影响。

（2）教育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

为了分析教育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我们提出如下反事实假设：特定年龄群体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变完全相同，即该年龄群体受教育程度的均值。在此反事实假设下，特定年龄群组内教育完全平等。根据此反事实假设，对子女本人教育变量重新赋值。进而，结合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预测职业阶层或收入阶层的概率。我们选择概率最大的职业阶层作为反事实假设对应的预测结果。然后，根据预测结果和父亲数据构建反事实社会流动表，并计算。

反事实假设条件下教育完全平等，则清除了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反映了教育完全平等时的代际流动性。因此，原始d（P，J）与反事实的差异可以衡量教育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本文将其定义为教育不平等效应，记为EEI，如式（3-6）所示。

为了衡量教育不平等效应对代际流动性变迁的影响，构建“教育不平等效应解释力”指标，记为EP，如式（3-7）所示。其中，d（P，J）为原始d（P，J）变动，是指相对于前一年龄群组原始d（P，J）的变动大小。EEI为教育不平等效应变动，是指相对于前一年龄群组的教育不平等效应而言，该年龄群组教育不平等效应的变化。“教育不平等效应解释力”指标EP的经济含义是：代际流动性变动的多大比例可以由教育不平等效应解释。

关于教育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影响的分析结果展示在表3-5中。结果表明，教育不平等效应的变动是代际流动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利用ML模型及反事实假设预测子女职业，并构建反事实社会流动表，得到为4.64。“60后”原始职业流动表的d（P，J）为10.02，与反事实流动表差异为5.38，即教育不平等效应EEI为5.38。“70后”原始职业流动表的d（P，J）为17.93，比“60后”原始d（P，J）值10.02增加了7.91。“70后”的教育不平等效应为9.28，相比“60后”的教育不平等效应增加了3.90。因此，“70后”代际流动性相对于“60后”的变动中49.30%（=3.90/7.91）可由教育不平等效应解释。依类似逻辑分析，“80后”代际流动性的提升中，27.51%可由教育不平等效应解释。

结合MP模型、TSML模型和Lee & Marsh（2000）模型的反事实分析结果可知，“70后”与“60后”的代际流动性差异中45.64%~49.68%可由教育不平等效应解释；“80后”与“70后”的代际流动性差异中的16.17%~36.62%可由教育不平等效应解释。教育不平等效应是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对“70后”群体代际流动性的下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本研究所指教育不平等效应不仅是教育分布不平等，在Blau & Duncan（1967）的OED理论框架下分析，教育不平等效应取决于三方面因素：家庭背景差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教育体系的不平等程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家庭背景差异是父辈影响子女就业的基本条件。教育体系不平等导致优质教育资源更易被优势阶层获取，是家庭背景施加影响的第二个基本条件。前两个基本条件给定时，子女教育对就业的重要性越大，则教育不平等效应越强。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则取决于教育回报率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机会的数量与分布）。教育回报率越高，劳动力市场竞争越激烈，则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越重要。

表3-5的实证结果显示70后教育不平等效应最强，60后和80后教育不平等效应较弱。这恰恰验证了前文在OED理论框架下关于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变迁的初步阐释。70后教育不平等效应显著增加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家庭背景日益分化、教育扩张初期教育不平等的恶化，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教育回报率上升。60后教育不平等效应较小，主要原因可能是家庭背景差异不大。80后教育不平等效应较小，主要原因可能是教育走向大众化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改善，以及户籍制度放松和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多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