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风成就好孩子:普通家庭的孩子如何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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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罢官”的有志青年

在孟津县朝阳棉花加工厂工作了3年,1972年10月1日“国庆节”工厂放假时,我到发小好友商洪勇家里玩。他的父亲商金坤在县武装部当部长,还兼任县委常委,因我小时候经常到他家里玩,商部长对我很好。在他家吃过饭,商部长把我叫到他屋里面说:“现在武装部正在征兵,根据你的心劲和能耐,到部队锻炼锻炼,说不定能提干当军官,你愿意不愿意去当兵?”当时国家对复原退伍军人有优厚的待遇,可以安排进工厂当工人,吃“商品粮”。所以,当兵对农民家的孩子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我不假思索,马上应允。商部长当即给县征兵办公室的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而后告诉我说:“你去体检一下身体,到征兵办领服装和背包,当兵去吧!”当时我高兴得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半个月后,年满19岁的我,第一次坐上火车,来到山东青岛北海舰队,当上了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我们部队的性质是海军工程兵,为祖国的潜艇挖“军营”。当时部队提干不看学历,只要你在工地里肯埋头苦干、有干劲就行,我虽然不识多少字,但我一个农家孩子只要给吃饱饭,干活有的是力气:施工前,我主动到炊事班挑两桶开水到工地,供战友们干活时喝;收工后,我们个个累得筋疲力尽,而我把战友们放得凌乱的工具码得整整齐齐;回到营房后,我把大家汗水浸透的工装挂在太阳下晒干收好;休班时帮帮厨,扫扫厕所,出出猪粪,两手总是不闲地干活。因为我肯卖力,不怕吃亏,落了个人缘好,新兵老兵都喜欢同我共事。

我在部队服役的第9个月就光荣入了党;3年服役期还不满,就被团党委任命为“代理排长”;家里的母亲3年收到了部队寄来的4份“嘉奖”喜报;3年服役期满的第1个月,团政治部就正式下命令去掉了我的“代理”二字,实现了我人生的第二个梦想:提干当了军官。

当时部队按照规定,将我提干的消息通知了县武装部和公社、大队,让我家里享受“军官待遇”。我“提干吃商品粮,成为国家干部”的这一消息,对一个世世代代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家来说,不亚于世界上“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不亚于国家出了新“皇帝”的喜庆,含辛茹苦把我拉扯长大的养母、同我共患难的姐姐,在人面前腰也直了许多,说话也不再觉得低人一等,家里终于盼来了翻身的“曙光”。她们很快将这一喜庆消息传遍了整个生产队和亲朋家里。

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人生的第二个梦想刚刚实现了2个月,就突然破灭了。和我同一个生产队、一起参军、同在一个连队的老乡“大义灭亲”,向部队政治部写信,举报我“隐瞒家庭社会关系”:我的姑父新中国成立前当过3个月的“伪保长”,我隐瞒不报。

老乡举报的完全是事实,当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时,我辩解了为什么在我的“入伍登记表”和“提干政审表”上,没有向组织坦白我姑父当过“伪保长”这一事实真相。我告诉政治部主任,我姑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携家外逃的,我是1953年出生在一个父母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家庭,而后被现在这个“贫农成分”的家庭抱养的,我提干时间是1976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7年之久。加之从1949年他潜逃至今,不知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不知是死是活,杳无音信。我出生至今与他从未谋过面、来往过,没任何关联。27年时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在事实上已经同他划清了“阶级界限”,我“根红苗正”觉得没必要向组织交代,我也真的交代不清楚。

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一个星期后,一位政治部干事奉命在连队晚点名时,宣布撤销了我的“提干令”,恢复了“代理排长”;撤销了我的军官“工资”待遇,恢复成战士“津贴”;收回了我的四个兜的“军干装”,恢复了两个兜的“士兵服”。晚点名结束,我送走政治部干事,万念俱灰,在茫茫的夜雾里我完全迷失了方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徘徊在青岛波涛汹涌的大海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明天怎么面对江东父老?怎么写信向母亲、商叔叔、岳父岳母交代?

我在大海边一直呆坐到天微微发亮,一轮红日慢慢从海上升起时,听到军营里嘀嗒的起床号,我才如梦初醒:知足吧,现在起码每顿饭都有大米饭、白蒸馍,可以放量吃个饱,不用再偷牛草充饥;知足吧,尽管是“代理排长”,可我高喊一声“立正”,全排40多个兄弟,没一个敢“稍息”。一个生下来就“多余”的农家穷孩子,该知足了!

回到营房,我洗了把脸,带领我的几十号战友,钻进了工地。

从那以后,我一个月体重瘦了12斤;我开始失眠,大把地掉头发;在施工现场,我常常走神发呆,几次险些被矿车撞下坑道。当时军营里流行着两句话:“好男儿志在四方”“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可我当时心里有两个不同的念头:世界这么大,唯一能容留我的是养父死后遗留下的5间四面透风的土坯房;时势造英雄,我在部队的“时势”已尽,就算你是块“金子”,也没了再次发光的余地和可能——换个地方重新奋斗!

半年后,我谢绝了团政委“耐心等待组织调查”的多次挽留,怀揣78元战士退伍金,从起点又回到了原点,根据国家政策“复工复职”,到孟津县汽车站当起了“合同工”。后来,在岳父岳母的大力鼎助下,我转正调入了城市,成为正式职工,最终圆了我吃“商品粮”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