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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其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再教育的目的又是什么？并没有人告诉我们。但下放后不久，我都明白了，就是为了回城，也就是回到南京。我们下放是为了上调，离开是为了回去。听上去有点儿荒唐，但事实就是如此，所有的知青都是这样理解和努力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才能回去？

按大许的说法，就是看谁能熬，憋得住，下乡锻炼炼（练）的就是这个。但仅仅能熬、能憋显然是不够的，那不过是防止在回城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些差错，比如和当地人结婚，生了孩子，就只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就算你熬得住，也憋得住，也不一定就能回去呵，还得积极表现。只有通过积极表现赢得贫下中农的信任，招工、上大学或者当兵才可能有被推荐的机会。

就说老庄子上的四名知青吧，除吴刚以外都在积极表现。吴刚是因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根红苗正，无须表现。他只要能熬能憋就功德圆满了。其他的人就不行了，除了在生产队的大田里摽着干活，还得各显其能，另辟蹊径。

比如我要求喂养闺女，就明显有讨好贫下中农的意思。那闺女是队上唯一的耕牛，虽然年老体衰，村上的人还是把它当成了宝贝，成天咱闺女长闺女短的。如果队上还有其他的牛，也不至于如此，闺女甚至连名字都不会有。就像村子上的那些狗，就没有名字。老庄子上的人叫它们狗，最多根据毛色的不同，称之为黑狗、白狗、黄狗或者花狗。

邵娜积极表现的方式就是给村上的人看病。她自制了一个小药箱，背着挨家挨户地串门，甚至下地劳动的时候也背着。治病用的药品是家里从南京寄来的，无非是红汞、消炎粉、土霉素、去痛片这样一些常见药。因为村上的人平时不吃药，因此一吃就管用。邵娜药到病除，竟然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在此成绩的鼓舞下，她戒骄戒躁，开始学习针灸和肌肉注射，也就是扎针和打针。扎针她在自己身上练习，打针就只能在我身上练了。往往是，邵娜的胳膊和手上扎满了针，而那只扎着的手正按着我屁股上的药棉，的确是够吓人的。邵娜练习扎针是为了治疗贫下中农的疑难杂症，而练习打针却是为了治疗贫下中农的猪。也就是说，我成了给猪治病的实验对象。

打针主要是打青霉素。老庄子上的猪和人一样，不免药到病除。后来，邵娜作为兽医的名声就远远地超过了她作为人医的名声，这自然与当地人的见识有关。他们认为，猪比人更重要。人生病了可以熬，猪生病了就不长膘。再说了，青霉素不仅价钱很贵，而且稀罕，轻易搞不到手。事情总该有个轻重缓急吧？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作为给猪治病的实验对象就不应该感到委屈了。邵娜以兽医而闻名，也是在抬举她。这些道理我是逐渐才体会到的，从医人到医猪的道路邵娜也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再说大许。

他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剥削阶级家庭，1949年以前，家里是开工厂的。我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打翻在地，后来去了“五七”干校。邵娜的父母则是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邵娜的父亲头上还顶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尽管如此，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历史问题。因此大许每次喝多了，不仅哭他没有女人，还哭他没有一个好爸爸。我安慰他说，“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才不是呢，我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和你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大许说。

他不单嫉妒我和邵娜谈恋爱，还嫉妒我们的出身，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许的家里看来很有钱。隔三岔五的，他会收到一些南京寄来的包裹。不仅频率很高，就是在全公社的知青中，大许收到的包裹也算最大的。这些包裹里装的自然不会是药品，但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大许从不当我和吴刚的面拆包裹。他的床边放着一只体积庞大的柳条箱，八个角上都包了铁，包裹里的东西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去。那箱子除了暗锁，外面还加上一把永固牌铁锁。只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柳条箱才会被打开。

吴刚住在大许隔壁，据他说，大许每天夜里会爬起来清点箱子里的东西，也不点灯，怪吓人的。一度我们怀疑大许是不是有梦游的毛病，但又觉得不像。吴刚说他听见大许偷偷地吃东西，就像耗子似的窸窣个不停。明明是自己的东西，却要偷着吃，也真是难为了大许。由此我和吴刚认定，大许的箱子里装的是吃的东西，包裹里寄来的也是吃的东西，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不久以后，这一猜测就被部分地证实了，大许从箱子里拿出一大瓶鱼肝油胶囊。他坦言道，鱼肝油是家里寄来的，让他平时滋补身体的，但他许韶华需要滋补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滋补灵魂鱼肝油显然无用。大许说，“贫下中农的教育滋养了我的灵魂，而你们风里来雨里去，身体倒是真正需要滋补的。”

这话自然不是在知青屋里对我和吴刚说的，而是在瓦屋召开社员大会时对老庄子上的人说的。那鱼肝油也不是给我们吃的，而是给村上的贫下中农吃的。

当时，那黄澄澄玉润珠圆的鱼肝油丸由礼贵分发给在场的人，每个人的手心里都定着一粒，自然四个知青除外。只听礼贵大叫一声，“吃啊！”村子上的人将鱼肝油丸捧起，哧溜吸入口中。

大多数人是囫囵吞枣。有的人则说，“一股腥气！”也有的人尝出了滋味儿，大声地说道，“油，是油呢！”

老庄子上的人平时缺少油水，能有油吃显然是最高兴的事了。他们形容喜悦的心情时经常会说“像喝油一样快活”。鱼肝油是油，不是水，不禁引起了轰动。

礼贵将瓶子里的鱼肝油丸又每人分了一粒，还剩下三粒。大许建议说，“正好队上的领导班子是三个人，一人一粒。”

礼贵没理会大许，他代表为巧、仁军说，“不了。”随后叫过大秃子，把剩下的鱼肝油连同瓶子交给他，“给福爷爷送过去。”

大秃子接过玻璃瓶，一颠一颠地跑出门去了。

“队长，这可是你让送过去的啊。”大许强调说。

“是我让送过去的。”

大许此举就叫作“向贫下中农献鱼肝油”，结果竟然有三粒献到了富农分子那里。大许不免担心。回到知青屋后，他反复念叨着这件事。我和吴刚向他保证，他许韶华的确是把鱼肝油献给了贫下中农，最后三粒是献给队干部的，是队干部把鱼肝油献给了富农分子。大许总算是放下心来。

向贫下中农献鱼肝油可谓一举两得，既表达了大许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不食鱼肝油），又答谢了社员群众的教育再造之恩（请他们吃鱼肝油）。因为这件事，大许作为可教育子女的代表被推荐参加了公社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是代表中的代表，真的不容易呵。至此，大许不仅和我和邵娜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还超出了不少。

大许做的另一件事是布置活动室，也就是瓦屋的主屋。

那主屋平时大门紧锁，只是在开社员大会的时候才会被打开。一年中，这样的大会也开不了一两次。在大许的一再建议下，礼贵同意大许进去拾掇一番。后者用刷锅把子掸去香案和太师椅上的灰尘，又从村上人家里借来几张长板凳。当然最重要的工作是张贴领袖画像。大许别出心裁，不仅贴了毛主席画像（毛主席画像家家都贴，不稀奇），还贴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自然是毛主席像居中，马、恩、列、斯分列两边。五张画像一字排开，张贴在主屋的北墙上，对着大门，的确气势不凡。如果只贴毛主席像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了。画像的两边还贴了一副大许亲自书写的对联，上联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下联为“五洲震荡风雷激”。

活动室布置好以后，老庄子上的人纷纷前往看个究竟，甚至福爷爷在他的儿子礼寿的搀扶下也来了。只听福爷爷追忆说，“以前这北墙上挂的中堂是一头斑斓猛虎下山，两边的对子是‘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子孙耕读两行’，横批‘祭如在’，下面的大桌上供的就是老范家先人的神位了。”

他捋着下巴上的白胡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支拐棍指指戳戳的。幸好领袖们的画像贴得很高，不至于被福爷爷的拐棍戳到。

福爷爷说，“也罢，也罢，如今这画上的人就是咱的先人，不止是姓范的先人，也是赵钱孙李的先人。”

“我爹的意思是人民的先人。”礼寿在旁边解释道。

“还是福爷爷的觉悟高！”为巧拍马屁说。

“啥高不高的？”福爷爷说，“有先人总比没先人好，这屋里贴个画儿总比啥都没有要好！”

活动室的布置得到了福爷爷的肯定，大许不禁舒了一口气。但也有担心的地方。回到知青屋后，大许显得非常惶恐，他说，“福爷爷讲反动话了，你们听出来没有？”

吴刚问，“他讲什么反动话了？”

大许说，“他说画上的人是咱的先人。先人肯定是死人，马恩列斯不说，可毛主席万寿无疆啊。”

吴刚说，“他是讲反动话了。”

“再说了，姓范的先人怎么能和马恩列斯毛比？”大许说，“为巧还说福爷爷的觉悟高呢！”

吴刚说，“是不能比。”

我说，“福爷爷的觉悟是不高，但也不至于反动。”

其实大许是怕被人议论，说他把领袖画像贴到村上人祭祖搞迷信的地方去了，还得到了富农分子的支持。显然他是多虑了。活动室里的活动如期开展起来，每天晚上，大许准时来到瓦屋的主屋里，读《毛选》或者“两报一刊”社论给老庄子上的人听。伴随着他那不无别扭的方言（为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故意别出来的），村上的妇道纳鞋底、捻棉线，男子汉们则抽烟袋、下泥棋。说笑打闹声在空旷的房子里回荡不已，根本就没有人在听大许读报。

村上的人来活动室是因为新鲜。不出三天，妇道就不来了。她们说：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回家困觉呢，队上又不记工分！男子汉们如果来瓦屋，也不去活动室了，说是房子大，不聚气，又没有火烤。他们更愿意来牛屋，张开十指，向火而坐，听着闺女在身后的阴影里反刍，顺便拉个家常什么的。

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主屋的门大敞着，柱子的上方悬挂着一盏马灯，大许孤单一人坐在供桌后面，手上捏着一张报纸发愣。而牛屋里火光熊熊，人影晃动，起哄笑骂声更是此起彼伏。由于负责喂养闺女的是我，因此在这一轮的较量中大许不禁落了下风。

大概又过了三天，大许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关上了主屋的门，也来牛屋里烤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