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坏的境遇里，做最好的自己

苦难有何意义？小时候为了追求文字的优美，我说，也许生命是椴木，需要不断被磨砺才会光滑成型，其实当时我连椴木究竟什么样都不知道。我用这个字眼仅仅因为它看起来好看，以及，“椴”字看上去很适合被磨炼、锻造。

苦难分为两种，一种来自内心，一种来自境遇。来自内心的苦难，很可能世间无人能逃，越是敏感的心灵越会磨得鲜血淋漓；来自境遇的苦难，一旦降临，世人也无处可逃，只是每个人要面对的，可能本来就不一样多。

苦难值得赞美吗？我想，至少我不愿意赞美它。它就像公路上的巨大坑洞，巨大到你绕无可绕，只能一头栽进去，再慢慢想办法爬出来，有的人甚至就此爬不出来了。这有什么好赞美的呢？只是因为不可避免，所以不得不接受，还必须去面对它，挺过去。

也许它唯一的价值只在于，逼着你跟你自己更近更紧地贴在一起，短兵相接，无处可逃。

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苦难，在我看来周围的一切都是充满惊奇的。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同情，因为还不懂得什么是痛，什么是悲伤，为什么生命不可戕害，所以我任意地扯掉蚂蚁的肚子，只为了尝尝它是不是酸味的，随便就抓一串蝗虫喂鸡，站着看人们宰羊剥羊皮而毫无畏惧。

不知道是从哪一天起，我忽然有了心，懂得了敬畏，开始害怕。

也许从我渐渐知道了父母的故事开始。

父亲的故事开始于1946年，那时候他还不到一岁。他有一个勤劳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爷爷）。这位老人家白手打天下，种地，卖饭，买地，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下了八十亩良田。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城里读书，一个在乡下管理田地。他本来可以做个老太爷，安心终老的。

在乡下种地的，是我父亲的父亲。那年他三十多岁，刚得到一个儿子，之前已经有一个女儿，现在正好儿女双全。爷爷雄心勃勃，计划着把家里的房子拆掉，重新盖一座砖楼。

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关于这场飞来横祸，我听说过两个版本的开头，至今没能确认哪个是真的。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当时家乡在闹土匪。

其中一个开头并不传奇：因为家里的钱太多，不够地方放，太爷爷便在院中水井壁上凿了个洞，藏了一些钱进去。小孩子们淘气，下井去玩，竟抓了一把银元出来，全村都轰动了——只说这老头有钱，没想到竟这么有钱！

另一个开头更戏剧化一些：某天，太爷爷挎了搭着大手巾的篮子，穿过本村的集市进城看儿子。有熟人凑过来问：看儿子去？带了啥好吃的？并极快地拉下了手巾。于是，太爷爷傻了，那人也傻了，全集的人都傻了——

手巾下，是满满一篮子钱啊！

就这样，过了没几天，我爷爷便“失踪”了。

为了赎回他，据说，家里的钱是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出去的。

最后，家完全空了，人却永远没有回来。

我无法想象太爷爷如何面对这一切，也不能体味奶奶和姑姑的心情。

过了几年，因为重病，我奶奶去世了。五岁的父亲跟着太爷爷生活，他十二岁那年，太爷爷也去世了。他便依附于自己的二叔，自此也不再上学，开始跟着别人去城西拉煤。直到二十五岁学木匠手艺、跟二叔分家之后，他所有的财产，都不过是分来的那间小屋子。直到三十二岁，他才跟母亲结了婚。

母亲的故事没有这么复杂。她出生在一个贫困但人口众多的家庭，姥爷姥姥有七个儿女，她排行第五。姥爷性情乖张，脾气暴虐，孩子若闹了，劈头盖脸便是一顿打。母亲性格倔强执拗，便是挨打也从来都硬挺着，只有一次在挨打之前撒腿跑了，姥爷竟然开心地扔了棍子，以为闺女终于开窍了。他的暴虐一直持续到晚年，去世那天正是大年初二，也是我们这边闺女回门探望父母的日子。姥姥骂他说，他是唯恐孩子们不记得祭拜他，选好了日子才死的。姥姥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人，勤劳沉默，吃尽了生活的苦头，年老后又患上了骨质增生，渐至卧病在床，不能走路。几年前，也悄然离世。

在多愁善感的少女时代，我不敢认真去想父母的命运，只要想到就会哭。但当事人对这些事都保持缄默，父亲很少说起过去，即使说起，也从不自哀；母亲有一种不管年纪多大都保有的孩子般的天真，她说起姥爷打自己的事儿，更像是讲一个好玩的故事，也并不抱怨或咒骂。

可能，接受苦难对旁观者来说，比承受者更难。虚拟的代入，比真实的承担更沉重。因为没有参与，反而更能看到境遇里的残酷之处：当事者毫无过错，只是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命运丢入某一个残忍的状态中，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从中逃脱，唯有抱着不可知的乐观心态忍受，等待时间带来的改变。其中有些强者，会在苦难中积蓄力量，待命运一旦出现转机，立刻跳起抓住，扭转人生。

父亲给我讲过邻村一个男人的故事。那人的命运前期像是父亲的一个投映。在遥远的当年，那人是地主的儿子，也属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后代。他的父母也早早死去，跟姐姐相依为命长大。二十多岁时，为了帮助他早日成家，姐姐不得不跟人换亲——就是姐姐嫁给另外一个家庭里的一个男人，而对方则把自己的姐妹嫁给他。婚后不久，他添了个儿子。早年间他曾吃尽苦头跟人学了点车工手艺，此时便偷偷摸摸私下干点车工活儿来养家。改革开放来了，他瞅准时机，从倒卖零件开始，最终开办了属于自己的机械加工厂。五年之间，身价飙升至百万（当时的身价百万与现在的身价千万差不多），又接连添了三个儿子。——父亲感叹说，只要时机对了，发家其实很快。

是这样的吧，若你像冬日的种子，已经储备好了足够的营养，有可能只需要一个契机，短时间内，一切就会天翻地覆。

但是，故事攀上烈火烹油的高峰时，危机也出现了。他的厂子越做越大，家里的四个儿子开始内讧。市场开始变化，毫无现代化经营与管理观念的家族不仅没有发现，还在忙着争权夺利。三年后，家里的四个厂子全部破产，他们跌回原点，甚至比原点更穷。——骨子里的要强和机敏在时机来临时帮助了他，而成长中经验的缺陷、性格中的弱点又在极盛时代颠覆了他。跌落比攀升更为迅速彻底。失败来临时，他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不久后，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不是一个对抗苦难的好例子，因为主人公最终被命运击溃。如果要举个好例子，我更愿意心怀崇敬地说出我另外一个亲人的故事，那就是我姑姑。

姑姑比父亲大八岁。她的命运，其实只有几年跟父亲重叠。她两三岁时，就由爷爷做主定了娃娃亲，注定会嫁给几里地外邻村的我姑父。十六七岁时，她离开只有七八岁的弟弟，嫁了过去。

姑父家原来也是大户，在历史的洪流中，也毫不意外地跟我们家一样败落了。从我记事起，姑姑家的境况也并不好，但我喜欢去他们家玩。她家门庭干净，院子里种满了花，月季、夹竹桃、指甲花、死不了……连厨房屋顶都放着几盆花，高高低低，粉紫艳红。我有三个表姐和一个表哥。姐姐们都很要强，表哥是年纪最小的，初中没毕业就不读了。夏日里常骑了自行车，后座上载着一个白色保温箱，走街串巷地卖冰棍。那时我刚上初一，有一次放学后在校门口遇见他，他还送我一支。

表哥十八岁那年，在我们村口出了车祸。那天，他本是要到我们村弹点棉花，来准备新的冬衣和棉被的。村里已有人给他说了媒，快要“小见面”（相亲时第一次见面）了。

表哥的去世，让姑姑家和我家都陷入了长久的痛苦之中。姑姑一家和我父亲，都经历了长久的追凶过程，却在找到肇事者后，原谅了对方。

我一点也不想渲染这件事对姑姑造成的打击程度。只是姑姑的头发，半年间白了一大半，二十多岁的二表姐，额前也长出了一绺白发。但从那时到现在，姑姑从未在人前因提到表哥而哭过。她家还是像以前一样干净，花还是一样开着，除了白发，几乎看不到悲伤在她身上留下的其他痕迹。

后来，二表姐在家里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这几年又开了小超市，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姑父前两年过世了。姑姑的头发全都白了，腰也越来越弯，但去年秋天，大表姐还曾带她到北京游玩，据她说，姑姑爬长城的速度，比她还要快。

贴满金箔的快乐王子最后因悲伤而死去，千寻却凭着自己的双手，带父母走出神隐世界。娇贵的兰花多浇了一点水都有可能死掉，野草被又踩又踏，却还能蓬勃地活下去。不管境遇有多坏，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做最好的自己。如果你不屈从，苦难就不能夺走你的意志和微笑。而只要还能微笑，幸福就不是闭门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