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宋民众抗敌与梁山英雄报国

是真实还是虚构的故事？

《水浒全传》最末尾是这首律诗：

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晓，玄猿秋啸暮云稠。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这诗的第六句“却喜忠良作话头”是什么意思呢？“忠良”两字显然是回应书内的话，比方在第一回讲“洪太尉误走妖魔”时，书里说洪信之所以会从龙虎山上清宫中放走这些天罡地煞，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宋朝必显忠良”（《水浒全传》第9页）。可是“忠良”一语，指的是故事中的虚构人物而已，抑或是历史上实有的人和事呢？

一般读者会以为，《水浒传》的中心人物是宋江，宋江之为历史人物，有《宋史·徽宗本纪》和侯蒙、张叔夜两人的列传为证，应当没有问题，所以这本小说不能谓之毫无历史根据。不过，这些传记虽提到宋江，却是语焉不详，别的史籍又罕见佐证，看来这个人物在《水浒传》中的种种事迹，恐怕有很大的虚构成分。至于其他的梁山好汉，文献无征，不妨都视之为比较纯粹的文学创作。《水浒传》中的若干大事更是虚妄，例如“平辽”部分，便是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再如“平方腊”，即使我们相信宋江也出了力，究竟不能说他是成大功的主将。总言之，这部小说是没有根据的虚构为主，不过依循着宋江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些传说来创作而已。

要是我们只看到流行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即经过金圣叹删节的贯华堂本），又不大熟悉南宋的历史，我们会很自然地得到上述的推论。不过，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较古的《水浒传》本子，或是读到汇校本《水浒全传》，我们就要起疑心了。倘若我们更有机会涉猎一些南宋朝野史籍，对两宋之际的抗金活动比较熟悉，我们的疑心就会按捺不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负责校阅《水浒全传》的王利器，细细比较过各早期版本，又阅读了宋代史料之后，认为《水浒传》讲的实在是宋代忠义民军卫国的事，张政烺与严敦易等学者也有相近的结论1。

本文是要为这种新说再做一次诠释，希望能让读者看出，小说中的“忠良”，就是宋时抗金的好汉子，而小说主角宋江，要紧的只是他的名字而已，不是他的历史事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须先把宋金战争中民间武装的活动情况，比较具体地介绍一下。这样做要用不少文字，费读者时间，但是会有好处的。在北京作家出版社所编《水浒研究论文集》的撰稿人中，真正熟悉史料的如王利器、张政烺、华山等几位，都看得出忠义人与这部小说大有关系；反之，其他看不出两者大有关系的人，讨论起来总让人觉得他们对宋金史料实在并无清晰印象2。

南宋的民间武装，包括盗贼、溃兵和自卫组织三大类。本来，这三者是不易截然划分的：因为溃兵会一下子变成杀人越货的盗贼，自卫组织也不严禁杀掠的勾当；另一方面，溃兵与盗贼又会与民众合作而转化为自卫组织；然后呢，三者都会受政府招抚收编，很快便成了正规军队；但军队战败溃散，或因裁汰、缺饷之类的原因而叛变了，又成为溃兵与盗匪。不过，对于了解《水浒传》而言，要紧的是那些抗金的自卫组织和为了粮饷而窜扰的溃卒队伍。至于其他既不抗金、也与溃兵没什么密切关系的盗贼，如范汝为、钟相、杨么等，我们就不多提了。

在叙述这些民众队伍之先，让我们先把时间和年号说一说。宋金战争发生在徽宗宣和末年（1125），由于战事不利，徽宗禅位，钦宗于次年改元靖康元年（1126）。到了靖康二年，汴京陷落，徽钦被掳，高宗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改元建炎，所以1127年同时是靖康二年与建炎元年。建炎年号用了四年，1131年改为绍兴。到绍兴二年，溃兵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大股的队伍都已投诚或剿灭了，民众在金人治下的自卫组织则一直维持到终高宗之世。为了方便与史籍对照，本文不用公元纪年，而沿用宣和、靖康、建炎、绍兴这四个年号。

两宋之际的军贼

先说民间武装中那些溃兵吧。他们在宋代公文史籍中的一般称谓是“军贼”或“游寇”。

这种武装大规模出现，始于靖康之时，到绍兴初年便剿抚平定了，可是在这六七年间，他们分窜四方，情形非常混乱3。现在我们根据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把其中的大股与首要人物活动的本末，略述如下。（须注出处时，徐书简称《北盟会编》或《会编》，李书简称《要录》。但如非必要，将不提出处。好在两书大体都系年，翻查尚不难。）

早在靖康之前，宣和四年（1122）时，童贯伐辽失败，刘延庆的十万大军溃散，自相蹂躏而死者百余里。四年后，金人入侵，宋军连连兵溃，如梁方平、何灌防守黄河，以及诸帅援两河三镇的几场战役都是。这些溃卒事后一定不能完全召集回来，但他们的下落没有清楚的记载。大规模溃卒为寇的记录，最早的是张师正的胜捷军。靖康元年五月，种师中败死榆次，朝廷追究责任，叫李弥大斩张师正，师正的部下就叛变为盗。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本身编制只有五千人，但都是十里挑一的精锐，他们很快就胁到四五万为从，号二十万，沿途掳掠，后来被韩世忠招降。这事见《会编》卷四七，以及《宋史·韩世忠传》和《李弥大传》。但次年八月，杭州发生兵变，为首的是“胜捷军校陈通”，大概受抚的胜捷军已移驻杭州。这乱事到年底方由王渊敉平。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人陷汴京，刘延庆这时又是守城将官之一，他领着部下突围，跟随而出的军民据说有十多万，可是遭遇金兵之时，延庆在混乱中丧生，儿子光国也死了，部下就散在京西为盗，骚扰今天的河南、湖北一带。这些部下有哪些人呢？有王在（有时说是王存）、祝进（祝靖）、党忠、李孝忠、薛广、曹端，可能还有阎仅（瑾）。王、祝、党这三人不久就在德安府（湖北安陆）为患，但碰着守城的陈规是个能员，他们没能攻下。次年（靖康二年，高宗改元为建炎元年）六月，党忠、祝进、阎仅和薛广向湖北招抚司自效（但另有记录说五月七日已有皇命叫薛广渡黄河去“会合河北山寨义兵一万人收复磁相等州”）。李孝忠比较不驯，他在建炎元年五月陷了襄阳，屡败赶来追剿的范琼，但后来战死了。他有十个义兄弟，多数姓李，以孝字排行，他死后，李孝义继起领众，九月里败于陈规，十月被部下杀害，这支溃卒便向政府投降了。曹端扰乱得比较久。宗泽在建炎元年十月的疏中说到有个“曹中正”与王彦“在河西攻敌，收复州县”。“中正”很可能是“端”的别字，若然，则他是曾经渡河效力来的。也许是褒奖他的功劳之故，朝廷曾委他为京西制置使。可是这个绰号“曹火星”的军汉后来就在京西骚扰起来，马千秋把他招抚了，屯驻襄阳城下，建炎四年时军贼桑仲来犯，他还打退了桑仲。再后马千秋指使他的部下王辟谋杀了他，他的后军将领李忠裹上白头巾要为他报仇，聚集河北骁勇数万，有意入四川，最后于绍兴元年五月为守将王彦所败，投奔刘豫去了。阎仅也是个“军贼”，但原来是否刘延庆的部属则不甚清楚。他窜扰了一两年，受了招，最后在建炎三年为部将姚端所杀。

讲到南宋初年溃卒这个题目，宗泽可说是最中心的人物。这位进士出身坚持抗敌的将军，是到了六十多岁才因国难而出任要职的。靖康元年底，康王在河北开府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他当副元帅，那时他们手下的勤王厢军很少，靠着招抚溃兵才勉强成军。招抚是他的一贯方针，当朝廷认为山东义兵为患而议加禁止时，他上疏大力为他们辩护。建炎二年，他任东京留守，一时声势甚盛，主要就是招抚了大群的溃卒与盗贼。次年二月马扩应诏上书论朝廷失策，指出不久之前形势非常有利：

自河以北，传布蜡檄，皆约内应。故王彦、王仔、翟进、马温、靳赛、刘展、樊清、王江、郑立、耿进、耿洪等义兵，杨进、马皋、张用、王善等群党，俱奋渡河讨贼之志，是时若王师得齐，则诸路山寨接势兴举，见签军汉儿变于内，契丹夏国图于后，两河州县，一旦可复，全贼势自瓦解。（《会编》卷一二三）

这形势就是宗泽苦心经营出来的。南宋当时的人往往说宗泽志大才疏，但王夫之在《宋论》卷一〇《高宗》之中很是赞美他的见识。王夫之说汉光武收群盗之用而有天下，“宗汝霖之守东京以抗女直，用此术也”。这位儒将的史书没有白读。

宗泽招到麾下的是些什么人马呢？主要的显然是过去两年金兵入侵时宋将在两河（河东和河北两路）败绩所遗下的溃卒，以及该地区与河南一带失了家园的饥民强壮。此外，再早几年对辽作战所产生的溃卒，也有尚未复原为兵为民的，这时也投奔到来。这些武装聚在东京附近的有多少人呢？王夫之以为有两百万之多——他说宗泽临终大呼渡河，实在是因为担心这两百万人若长驻汴梁，便将由于给养出问题而为患国家了。两百万这数字也许太惊人了一点4，不过，日后在中原与江淮驰骋的游寇头目，大部分的确都与宗留守有点渊源。我们试逐一简说一下。

依《北盟会编》所引时人的《靖康小雅》《林泉野记》《中兴遗史》等书，宗泽招抚下来的巨寇有薛广、丁进、杨进、王善、张用五人。这说得太少了，本文下面有很多补充，但现在我们也不妨就从这五人开始。宗泽任东京留守，前后只有一年左右，他在建炎二年六月时便因为疽发背而死。这时五人之中只有薛广已奉命渡河击虏，随后在相州战死；其余四人，由于继任的杜充不善抚驭，一一叛去。丁进和杨进去得早，收场也早。丁进的绰号是“丁一箭”，原本是军卒出身，建炎元年曾围寿春府，年底向宗泽投效，宗泽一死，九月里他就带队离开汴京，东行寇掠淮西。韩世忠追来对付他，两人原有私怨，数月前他们与翟进同在西京与金人交战，他未能如期到场，弄得韩世忠兵败，几乎送了命。现在韩世忠捉到丁进的将校就斩，有一回斩剩一个王权，日后成为韩部大将。丁进叛离显然只是粮食问题，他到淮西才一个月，让赤心队的刘晏挡了一阵，同时大抵是给养可以解决，就又受了抚。次年二月，朝廷南撤到淮扬，他的部属又有抢掠之事被人告发，朝廷追究，他想逃跑，被王渊诱擒，斩在常州砖桥（这桥自此名“斩丁桥”）。杨进的绰号是“没角牛”，建炎二年十月离开汴京，向西京进发，在一场冲突里杀了翟进。他的军容颇盛，有强壮数万，号七十万，马匹尤多，向外声言是要往云中夺回渊圣皇帝（钦宗），但朝廷接到的报告说他擅置官吏，有僭窃之意。翟进的哥哥翟兴奉命与他周旋，两军战无宁日，到建炎三年，翟兴被他的士卒用药箭射死了。余众还乱了两年，魁首刘可因屡败于桑仲，为部下所杀，刘超继领，建炎四年曾陷荆门军，后来受抚。另一支余党是高安和杨彪，往来京西吃稻，绍兴元年八月，高安杀了杨彪，在陕西边境向王彦投降。

张用和王善的故事说起来长得多。这两人起先并没有叛，张用驻在汴京城南，王善驻在城东，但是杜充对张用放心不下，在建炎三年正月里命令驻在城西的桑仲、李宝、岳飞三人会同马皋去突袭他，张用觉而反击，王善闻讯仗义来援，于是爆发了那场南薰门大战。这六人之中，不但张、王随后即去寇掠中原，其余奉命来攻的四统制，过去与将来也各有一些军贼的事迹可说。张用原是河北相州弓手，与曹成、马友、李宏等人结为兄弟，来到宗泽旗下之时已有众数万，分为六军，后来在京西地区据地千里，更有“张莽荡”之名。王善叫作“王大郎”5，本是濮州民兵首领，两年前领着一千人投到康王的兵马大元帅府，现时的数目似乎总是逾万的了。至于那四个统制，马皋据说本为盗，但从上面所引马扩的疏来看，他是与张用、王善、杨进并提的，也许也是溃卒变成的盗贼。他在日后不知何故为副留守郭仲荀所诛，遗下一个善战斗能领军的妻子，叫作“一丈青”。李宝叫“赛关索”（不是《宋史》列传中那个海战名将忠义人“泼李三”），曾在京东为盗，抚降后跟随范琼到京师勤王。岳飞是受张所之命随王彦北渡黄河效力之后，与桑仲同时南返归于宗泽（或杜充），而驻在东京。桑仲在跟王彦之前，原是种师道（《水浒传》里的“老种经略相公”）部下小校，为溃卒推举出来做首领。这场六人战事的结果，按照《宋史·高宗本纪》（卷二五）及《会编》（卷一二〇）、《要录》（卷一九）的共同说法，是张、王获胜6，四人那边败了，而且李宝被俘。张、王随即率众离开汴梁，马皋追到陈州附近，再吃一次大败仗。后来张用拿一匹驴子把李宝送回；这年年底张俊在浙江明州败金兵，有个统制李宝出了力，不知是否即此李宝7。

张用与王善随即分道扬镳。张用忠直，他觉得乏食而抢还可以，但国家的州县断不可攻。王善却说：“天下大乱乃贵贱贫富更变之时，岂止于求粮而已！”张用不想伤和气，就领众西去。可是王善虽然有意，却没有才能，围住陈州说要“俟鸦头变白乃舍此城”，结果攻不下，在淮南转掠，一直无地可驻。及至金兵南下到合淝，他再向南走，母亲过河在浮桥坠水而死，他大受刺激，想洗手不干了，但部下不肯散，他就降了金，这是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逐高宗过江时的事。（一年多之后，绍兴元年一月里，国奉卿与赵琼的水寨劫金人北返的船，在一船上“有一男子肥而大，自称‘我是王大郎王善也’。乱兵杀其弟五官人者，善曰：‘我尝提二十万众横行中原，不期在此中不能保存一弟！’”）他的部下为金人遣散，余党乱淮南东西路（今日的安徽江苏为主），为首的祝友，“专杀人为粮食”，绍兴元年在镇江向刘光世投降，次年在楚州叛归刘豫的伪齐。

张用和王善分手之后，先是在淮西活动，渐渐去到京东西和湖南的许多地方，几个义兄弟的部队时分时合，自相残杀的事也有发生。他的问题是军食，有食就受招抚，无食又要想办法，所以屡降屡叛。在淮西他曾受闾勍招抚，闾勍从前与宗泽共同策划恢复，曾任汴京管军，认识这些好汉，他早时收了马皋的寡妇一丈青为义女，现在招安了张用，就把一丈青嫁给他。这一丈青是个女丈夫，当张用自己在武昌而部队散乱之时，她挺身而出，把他们聚集起来带到襄阳去。张用流窜了两年多，绍兴元年七月，张俊命岳飞来招他，他就归顺了，而且让朝廷分了军，汰弱留强，拨进官军里，他自己也当了张俊的统制。他的三个义兄弟这时还各据一方。马友据着潭州，屡败另一个军贼孔彦舟，这时朝廷招抚，给他一个湖南兵马副总管的衔。到绍兴二年六月，在他麾下为统制的兄弟李宏，眼见韩世忠大军压境，据说是听了汪若海的话，就把他杀了而降于韩世忠。曹成在绍兴元年俘了湖南安抚向子𬤇，据道州，在二月初已肯受马扩抚，但不肯把军队交出；其后岳飞对他穷追猛打，一直追到两广境内，他势穷力蹙，韩世忠差人来招，他也就降了。他部下的悍将郝政和杨再兴都归了岳飞。这杨再兴作战非常勇敢，绍兴十年时在河南曾经想在阵中生擒兀朮（完颜宗弼），后来战死在小商桥，援军来到，焚他的尸体时得箭镞两升。《宋史》有他的传，《说岳全传》也有这段故事。

杜充派来攻打张用和王善的四统制，李宝和马皋的下落已提过了，桑仲则不久之后成了个“军贼”。他在建炎四年八月竟然陷了京西大城襄阳府，九月犯金州，请老上司王彦放他入川就食。这时他号称有三十万众，但王彦深知他“轻财善斗，然勇而无谋”，就设计把他打退。次年他受了招安，成为襄阳镇抚使，再攻王彦，可是又败了。绍兴二年初，他向朝廷请缨恢复汴京，但这时他的部下霍明已有异志，乘他到郢入城下马梳头之时（据说他有这梳头癖）谋害了他。据他的幕客说，他倒是真心想为朝廷做事，“只待乞两个文官与两子”，高宗果然让他两子出任低级的郎官。他的部属李横继任镇抚，并与牛皋、董先联络，屡战金齐之兵，直到绍兴二年底，因刘豫派遣李成攻陷襄阳，乃到洪州向赵鼎归队。军队给朝廷收编了，牛皋和董先归了岳飞。三十年后，金主完颜亮败盟南征，刘锜受命去淮南领导抵抗，锜年老生病，暂代统军的就是李横。虞允文在采石打胜仗，出力最多的张振也是桑仲部下。（采石之前，在江北不战而奔的王权，原是丁进部下，后归韩世忠；战死沙场的姚兴则曾经在宗泽麾下跟随过张琪。）

岳飞本来是不必在这里多说，不过杜充在建康兵溃而降金时，有岳飞与刘经、扈成两统制一同领兵入山的事。后来岳飞杀了刘经而并其军，扈成则被戚方并了。这个戚方原是孔彦舟部下军卒，后来杀了上司而投杜充。他并了扈成之后，攻宣州（属江南东路）不下，但杀了燕将刘晏（《宋史》有传，属“忠义”）。建炎四年，他被张俊、岳飞夹击，终降张俊。他掳掠所得金银甚多，拿着钱交结臣僚内侍，官运亨通，虽没有什么战功记录，后来却是军贼出身的人之中在宋廷最得意的一位。依岳珂说，岳飞很瞧他不起，然而岳飞在绍兴十一年便赐死了，他则稳步上升，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败盟南侵时，他以大将身份驻守浔阳，次年正月还会合淮北忠义收复寿春。

与宗泽有关系的溃卒，其实还不止《中兴遗史》等书所记的五位，另外三个很重要的，是李成、孔彦舟、郦琼。这三人最后都投附刘豫，为金人出力，并在《金史》里有传。李成出身是雄州（河北路）的弓手，故乡失陷，妻子死了，他聚众渡河归朝，渐渐军力也大起来，与宗泽有联络，宗泽的奏疏提到他“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贼”。他在建炎元年末受命为“京东河北都大捉杀使”，责任当然是平盗，可是到了建炎二年八月时，自己却在淮南劫掠起来。劫掠的原因，他告诉出使金国路过的洪皓是为了军食。那大抵不错，但除此之外，还因为有个道士陶子思说他有帝王相，他想扩大自己的队伍。他给刘光世挡了一下，但这时金人也南下了，他便在山东、淮甸为患。建炎三年六月他围楚州；八月在泗州请招安，可是遣派的人还未回来便又作乱了；四年正月，攻六安军不下；二月，陷舒州。绍兴元年正月，他部下的骁将马进陷江州，继陷临江军。这个马进诨名“花衲袄”，原是“没角牛”杨进部下，现在归了李成，兵力号称数十万，吓得朝廷忙派遣张俊领着岳飞等人来对付。李成抵挡官军不住，尤其在蕲州一仗，打得一蹶不振，马进和另一悍将孙建都阵亡了，他就投附刘豫的大齐去了。以后他一直在伪齐为将，常与岳飞对敌，齐废后归金。到绍兴十年兀朮复夺河南地时，他从征，并为金人取了西京、嵩州、汝州诸郡。李成据说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金史》传中说他：“在降附诸将中最勇鸷，号令甚严，众莫敢犯。临阵身先诸将，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士乐为用，所至克捷。”他在蕲州大败时，所佩双刀也给官军掳获，送到临安，高宗见两刀很沉重，叹惜这个汉子没能为国出力。但《北盟会编》的一些记载显示这李成是很深沉狡诈的，比如建炎二年时他想分兵一举取宿泗二州，泗州取不成，他就不取宿州，而谎报前军叛乱已加抚定，这样反而骗得朝廷万副铠甲的赏赐。又曾有人以国是相问，他只吟唐诗两句为答：“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他却是溃兵首领中差不多唯一确定怀反侧的人。他曾造符谶惑众，《会编》又引《岳侯传》说他自呼“李天王”。《水浒传》中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手下的一个兵马都监李成也叫“李天王李成”，这应当不是偶然的吧。

孔彦舟的生平也颇有姿采。他是相州人（岳飞、张用的里人），发达之后弄个别字叫“巨济”，其实原名是“彦威”，做军贼时绰号“九朵花”。《金史》说他少年无赖，避罪到汴京投军，其后犯罪、系狱、逃亡、杀人、为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康王任兵马大元帅时，他是受抚军贼杨青的部下，及至杨青因索粮被濮州人杀了，部将常谨疑惧欲叛，他计斩常谨而领其军，隶属宗泽，也曾数败金兵，立下些汗马功劳，受委为东平府兵马钤辖。可是建炎二年金兵南下时，他率兵叛走，因为他与知东平的权邦彦不和，而权邦彦知道他与一个赵家宗姬有染，要告发他。于是他带着这女人，领兵渡河南下寇掠京东西之地，到建炎三年底，朝廷只好以湖北捉杀使衔来招他。他受了招，次年春在鼎州为朝廷擒了大盗钟相，接着任辰沅靖州镇抚使。但做官是做官，抢掠还是抢掠，他在京西和荆湖闯过不少地方。在潭州被张用的义兄弟马友打败，南行时的行军口号是文绉绉的两句诗：“却被杜鹃啼唤醒，参差兵马过衡阳。”他也做些好事。绍兴元年到鄂州时，见地方饥馑，米珠薪桂，他就刷军中米平粜于市，因此又获委为蕲黄镇抚使。后来他投降伪齐而替金人攻下濠州时，也曾下令禁杀俘。他降齐是绍兴二年七月之事，因为当时死对头权邦彦入枢密院为相。去时他表示必不负朝廷，捶胸至肿，又送走官吏以免被害，不过仕金之后做过工部及兵部尚书，又攻打过宋的州县。

郦琼也是相州人，初读书，曾补州学生，后兼学武，隶宗泽军，到宗泽留守汴京，他又带了数百义兵来从。宗泽死，兵乱，溃卒推他为首，他就以勤王为名南下，聚众逾万，在淮南骚扰，终于在建炎四年受刘光世招降，获委为楚州安抚使、淮东兵马钤辖等职，后来驻淮西，属刘光世管。当时驻淮西的将领还有一个靳赛，本来也是河外忠义，前述马扩的奏疏曾提到他。但到了建炎三年初，他已在真、通、泰等州抢掠，曾败王𤫉，于建炎四年也受刘光世招，并擒诛了张琪。这张琪早几年也是在汴京听命于宗泽的，其后跟过刘洪道驻池州，再后据说叛掠饶州。绍兴七年，张浚要改淮西兵政，郦、靳两人又与王德不和，便在七月里与王世忠等统制官执拿了节制淮西军马的吕祉而北降刘豫，造成震动一时的“淮西兵变”。金人比较赏识郦琼，绍兴十年兀朮南下时，带了他与李成、孔彦舟同行。他在《金史》的传载有他对兀朮嘲贬宋廷兵将之事，那番不尽不实的话大概颇增兀朮的气焰，也有些史家引来证明宋将都不能战8。

军贼之中，除了环绕着宗泽的那一大群，又有一些是与韩世忠有关系的。韩世忠在军队里的日子长，溃兵的事亲见了几次，如宣和时刘延庆攻辽溃于卢沟，靖康初梁方平御金溃于黄河边，他都在队伍里。韩世忠的一个大将张遇，出身河北真定府马军，在靖康年间聚众为盗，号“一窝蜂”，甚为勇悍，于建炎元年在任城打败新开兵马大元帅府的张俊和苗傅，一直窜扰到淮南和江南路。十一月里破池州，若不是王德来救，刘光世也不免。次年初他陷镇江，不久降于王渊，与部下万人拨归韩世忠。这年五月，世忠在河南会同翟进攻金人悟室，由于丁进迟到，陈思恭先遁，世忠被围攻，弄得“被矢如棘”，就靠张遇赶来救援才得免于难。建炎三年南渡之时，韩世忠打不过兀朮的大军，在沭阳兵败溃散，张遇死在乱军中。溃散的士兵随即在江淮一带为患。辅逵是其一，他在这年里聚众涟水，窜扰淮河南北，后来降了王𤫉。另外两人是宋世雄和李在，分据泰州与高邮军。李彦先和李进彦等人则结集在淮河上以舟船来往。李彦先与守楚州的赵立结为兄弟，互相策应。建炎四年九月间金人陷楚州，赵立中炮死，彦先也死淮河中。进彦领余众，不久归降刘光世，朝廷曾用他来对付水寇邵青。

在江淮的还有薛庆、郭仲威、刘文舜三支部队要提一下。《宋史》说薛庆起群盗，但《要录》说他的部下是南渡时的溃卒。他于建炎三年据高邮，张浚以枢密身份去招抚，他觉得张浚的模样不像宰辅，竟加俘执，但后来还是受了招安。郭仲威叫“郭大刀”，这时据淮扬军，从前和李成在一起。这年年底，他降了周望，但不久又大掠平江府，张俊来镇治，他奔兴化，朝廷只好授他真扬镇抚使。金人围楚州赵立时，朝廷下令各路驰援，薛庆战死，于是《宋史》有传（《忠义八》）。郭仲威观望不去，又在金人来时弃扬州，想再与李成合军，终在绍兴元年为王德所执，因他曾为虐平江府，旨令押回平江凌迟。刘文舜曾在山东为僧，本是兵卒出身，后来聚众扰濠州，屯过舒州，败于李成，窜扰到江南路的饶州，建炎四年亦为王德所杀。

两宋之际乱兵窜扰的情况，大致就如上述。他们的活动集中在京东、西，淮南和荆湖诸路，即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北部这些中原地区，以及湖南省的一部。（曹成还窜到了两广。）建炎那几年，中原的州县都无宁日，《宋史》列传中，这时出任地方官的人没有不遇寇的。有个赵令𡷫（原名令裨），于建炎初在湖北蕲黄地区任知州，一口气遇上了张遇、“丁一箭”（丁进）、“九朵花”（孔彦舟）、李成、桂仲和阎仅六大股军贼。这些队伍常有颠覆朝廷之势，如绍兴元年时，李成据着江淮湖湘十多州郡，好像要席卷东南，朝廷很紧张，觉得社稷已受威胁，所以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大将纷纷出动去剿抚。《北盟会编》这套巨帙有过半的篇幅记载靖康、建炎与绍兴初的事，每卷都有军贼游寇的资料，名字繁多，不能尽录。

乱兵前前后后骚扰了六七年，到绍兴二年后，有实力的队伍都消失了。分析起来，他们的去处有几个，一是归降宋室，其中精壮的给挑选出来编入军队，成为宋与金作战的本钱；羸弱的淘汰出来遣散回乡，有些大概在中途便填了沟壑，有些也许又啸聚山林，等政府再来剿抚。另一去处是降顺刘齐与金国，在李成、徐文、孔彦舟等汉奸将领手下与宋朝为敌。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溃兵是在沦陷区与保聚自卫的民众结合，成为抗金忠义。这最后一类的数目一定也很大，因为华北民众若无很多这种有作战经验的人来组织与领导，不可能做下一节所叙述的那么普遍而持久的抗金斗争。在《水浒传》里，忠义堂上的首要人物接近半数是军人出身，这是很有意义的反映。

绍兴三年、四年后，宋的军力渐渐复振，这与收编溃卒关系极大。宣和靖康之时，宋金两国军队的战斗力可谓不可同日而语，金在辽境内摧枯拉朽，宋尚败在辽兵手下。待到辽亡而金侵宋，宋兵一见金人之面便崩败溃散——所以出了那么多的军贼。那时宋军败得真惨凄而且丢脸。例如东道总管胡直孺领勤皇兵万人来援汴京，金兵百骑便把他们冲散了；西道的范致虚集了关陕的兵卒共二十万，亦被粘罕（完颜宗翰）以三千人击败。张孝纯与王禀在河东死守太原，朝廷令众将解围，张灏、刘、解潜、折彦质，以及带领西兵精锐前来的种师中、姚古、黄迪都是未达城下而溃，其中张灏的兵员多至二十万，种师中也有九万人。金人入寇的兵力据说不过十万人，已能由粘罕和斡离不（完颜宗望）分头率领，同时围太原与围汴京。他们陷汴京后，传的檄中有“十三人鼓舞登城，百万师号呼请命”之语，稍后粘罕请钦宗皇帝看元宵灯和杂剧，剧的“致语”是“七将渡河，溃百万之禁旅；八人登垒，摧千仞之坚城”，对宋极尽侮辱之能事。建炎之时情况尚未好转，如那场有名的“富平之战”，张浚总督陕西五路的精兵二十万，内有骑兵七万，以为必可获胜，结果还是败了，若不是金兵亦疲而吴玠兄弟胜了几仗，华西便没有了。在华东，金兵同样势如破竹，韩世忠在沭阳遇兀朮而溃，张俊的“明州之捷”是个小胜，事后急忙弃城而遁。岳飞那时还是未出头的小将领，亦在杜充手下分尝到建康马家渡溃败的滋味，随后在长江下游保聚和打游击，有些小胜捷，但受命去救楚州，赵立战死城上他还未到城下。兀朮把高宗赶入海后领军北返，韩世忠才在黄天荡打了一场较漂亮的仗。不过，这一仗，就如岳飞建康恢复之捷一样，是追击急于回归无心恋战的金人，而兵将们觊觎金人掠得的财货，恐怕也是勇敢奋战的原因之一。（《北盟会编》记载，曾受赵立救助的赵琼，于楚州危急时不敢来援，降顺了金兵，但金兵北撤时，他水寨的民兵又截劫金人船只，因为利其金帛。）可是到了绍兴二年、三年后，军贼收编完毕，宋军的战斗力就提高了。韩世忠从长江边移进至淮河边上，以他的三万精兵镇守楚州，金人再也不敢从山东南下。岳飞在绍兴四年收复襄阳六郡，六年又大举深入陕洛，只因缺粮而回军。若不是绍兴七年闹出一件“淮西兵变”，刘光世手下郦琼等将领带四万兵卒叛投刘齐，宋的军力会更强盛。绍兴八年、九年时宋金和谈，韩、岳诸将反对，表示他们已有作战信心。随后因金人内争，挞懒等主和派失势被杀，兀朮于绍兴十年南下夺回割地，主力大军竟攻不下刘锜临时据守的顺昌。兀朮气呼呼地责骂部下，部下回说：“南朝用兵，已非昔比，元帅临阵自见。”岳飞这时已把洛阳、郑州、颍昌（许昌）等地一举收复了，若不是朝命班师，汴京指日可下。除了韩、岳、刘三位，张俊与杨存中也有战斗力，他们手下的王德、赵密、李显忠等人都勇悍得很。为什么宋兵这时这么强盛呢？主因之一是行伍得到那一大群曾转战南北各地的军贼游寇补充。这批军汉的年龄是三十上下，正当壮盛，又因战场久历，临阵不怯。当时战功最彪炳的宋将，在关陕推吴玠、吴璘兄弟，在长江中下游数“张（俊）、韩（世忠）、刘（锜）、岳（飞）”。吴氏昆仲的功绩须另作解释9，张、韩、刘、岳的队伍则全都靠着招抚溃卒盗寇组成。张、韩、岳剿抚军贼的经过已在本节提过，岳飞军的成分在后文还有资料。刘锜的情形稍异，他原是将门之子，没有参加过剿寇，不过，他在顺昌和柘皋两获大捷，指挥的是有名的“八字军”，那是一支有经验的精兵，骨干是王彦当年带领着在太行山区打游击的河北官兵，加上在山区中吸收的两河忠义（其中有些人大抵是较早时对辽或金作战溃散的军队），以及后来在川陕边境上归顺的军贼（桑仲等人的部下）。

建炎乱兵以北方人为主，籍贯大概是两河（最先被金祸）与关陕（宋禁军的主要来源）最多，但山东的也不少。宋军的官将也是北方居多10，同声同气，招抚起来有些方便。比方韩世忠招胜捷军之时便认陕西同乡，岳飞招张用时亦提到大家是同里（都是河北相州汤阴）。宋兵将籍贯与宋金战事之间的关系大概颇有研究的价值。像韩世忠故意破坏和约，岳飞一再辞职来反和。我们若只以“将官想打仗立功升迁”来解释，完全不考虑他们怀乡之情，不考虑他们部下的愿望与压力，恐怕是不对的，主和的秦桧有句名言是，“若要天下太平，须南自南，北自北”。这句话连宋高宗也得罪了，因为赵家也是北人。但这个有名工心计的老秦，可能是想用这句话来挑起地域情绪，使南宋的民众省悟到流窜南方各省的游寇是北人，吃粮的官将也是北人，如果他们滚回北方，岂不是好？（秦桧自己是江宁人。）

宋廷对这些散兵游勇，并不算仁慈。政府的政策，最终是要把他们剿灭，或是招抚来汰弱留强以充实军队，所以也常宣布“不咎既往”和“胁从不惩”，有一段时间甚至用官位来笼络他们，连他们的武装也保留不动。可是军贼首脑一旦被擒，往往难逃一死。高宗登极时，徽宗在虏中曾经传话过来，赵家祖先原有不杀大臣的誓约，但靖康时钦宗杀蔡京、童贯等人，破了这约，现在他（高宗）须记着不要再破。高宗果然除了诛戮参与篡位的张邦昌和宋齐愈等几个人，几乎不再杀文臣。可是，武人受不到这种优待。我们看见马皋、丁进、郭仲威、张琪、刘文舜都伏诛，他们的罪也未必很大。丁进不过是部下乘乱抢掠，这有时是想管束也管束不来的。马皋、刘文舜，都曾为国出力，刑戮起来一点也不矜恤。当初王善、刘忠、李忠等人宁可降齐也不归顺朝廷，想必是畏显戮之故。郦琼与靳赛发动淮西兵变之前，曾与众将商议，大家都心怀怨愤，说“武臣多受屈辱”。孔彦舟叛降刘齐，远因是刘豫种种招诱，近因是见仇家权邦彦入朝为相，深恐权某会整治他。我们看到日后的岳飞虽然这么显贵，也给秦桧害死狱中，实在也不敢说孔彦舟没有先见。

一般而论，这些提刀使枪的人对宋朝倒颇有感情。《水浒传》的批评家嘲笑宋江和弟兄们是奴才，因为他们老盼望朝廷招安：这种感情正是那些溃卒的感情。溃卒原本是国家养育的士兵，内中还有好些是自黥其面来京师勤王的义民，他们后来因缺饷而抢掠，于是背负恶名，但是许多人心中想也没有想到要做大逆不道的事。我们说过，张用只求粮食，不碰国家城池；别的游寇，如孙琪等，只抢掠，决不杀人。“没角牛”杨进向西京进发时，声言要北上云中复夺渊圣皇帝；洺州又有个“王铁枪”王明，聚众数万，也说要复夺二帝，足见这句口号有号召力。桑仲死前曾请缨去收复汴京，他的部下如李横、张振等人，后来一直都在宋军中效力。只要政府肯收容，肯供应粮饷，这些军汉多半都愿归顺。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都肯，他们对这个去从问题一定常有争执，就如小说中梁山英雄争辩是否该受招安。结果投到金人与刘齐那边去为虎作伥的也不乏其人，李成、孔彦舟、郦琼这几个为祸国家尤烈。李成是没得讲，他是确实有僭篡野心的；孔和郦之倒戈却还是出于愤激。孔彦舟去时把胸口都捶肿了，即使他是在装模作样，究竟也表示他尚知忠君，而且觉得须要这样演给部属看。郦琼降齐时，同去的统制有一个叫作王世忠，次年（绍兴八年）四月，据《北盟会编》记载，金人杀了知华州的王世忠，因为他与李世辅（回朝后改名李显忠）密谋归宋。较早时，派去淮西善后的刘锜回报宋高宗“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淝度可得四五万众”（《要录》卷一一八），倘若刘锜的话不是为了安慰圣心而说的谎话，而是真话，那便表示去年淮西兵变时给郦琼领着去降齐的宋兵，大部分都回归了。

敌前敌后的自卫武装

次说两宋之际民间武装的另一大类，即是那些为保护自己身家性命与宗族乡里而组织的自卫队伍11。这种组织活动，当时的文献多用“倡义结集”“屯聚自保”之类词语来叙述，后来更简化而称之为“保聚”。

从靖康、建炎的时候开始，保聚活动遍及了华北与中原地带，在金兵铁蹄所到之处都有发生。民众组织义兵，组织巡社，如果城池牢固，他们守城；城池若守不了，他们就跑到山里去结山砦，到江河湖泊里结水寨。他们的队伍与上节所述的溃卒有一大不同之处在于，溃卒是流动的，他们却是与土地连在一起的。溃卒不事生产，为了给养便到处流窜抢掠——因此有“军贼”“游寇”之名；保聚的战士则或是自己耕作，或是与农民缔结某种互惠共生的组织关系。他们也有相当的活动性，但他们是有根的，不会像溃兵那么样跑到千百里之外。

除了“保聚”，他们还有一个名称，叫作“忠义”。本来，民众自组队伍来救国，叫作“义兵”是最普通的，事实上南宋初时也这样叫，如《宋史·高宗本纪》说到高宗在建炎元年五月丁酉命薛广、张琼率兵会合“河北山水砦义兵”共复磁、相两州。到了绍兴八年还有命夔州路“练义兵”的诏令。但朝廷为了表示赞许这些抗金救国的民众，常用“忠义”两字来称呼他们，例如建炎元年七月丙申日高宗“赐诸路强壮巡社名为‘忠义巡社’”；绍兴元年八月庚寅，募人往京东河南伺察金、齐动止之时，“仍赍诏慰抚忠义保聚之人”。不久，这些民军就称为“忠义军”。例如《高宗本纪》提到绍兴十年九月令郭浩“兼措置河东忠义军”。民军首领随即也冠以忠义名号，如《本纪》提及的“忠义军统领王宏”“忠义将刘泰”等，名将李宝也当过“京湖宣抚司忠义统领”。抗金民众往往就叫“忠义人”，比方名将魏胜在《高宗本纪》初露面时叫作“忠义人魏胜”。宋将接到他们的情报而转呈朝廷时，都说是“据忠义人密报”。后来这些名称很自然地简化成“忠义”，如《本纪》记下高宗曾“罢诸路溃兵忠义等人”。南宋时朝野文字常说到“两河忠义”“太行忠义”“山东忠义”等，指的就是在河东、河北、太行山区和山东境内保聚的民众。我们在下面会联系这一点来讨论《水浒传》里的一些名号，如梁山聚义的大厅——“忠义堂”和这小说的旧名——《忠义水浒传》。

朝廷对这些忠义，曾断断续续地给予过一些鼓励。宋皇室对于地方武力，一向是很敏感的，因为诸帝见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后来不可收拾，都很坚持要集权中央，不给武人在地方封建的机会。可是这中央集权强干弱枝的政策使地方官员无力守土，一旦中央有事便无法相救。这个大毛病不仅写《宋论》的王夫之在日后看到了，靖康时人也看到了，所以当时就有复行封建之议。靖康元年十月汴京被围之时，钦宗下诏“河东河北便宜行事”，内里有这些话：

见任官能与乡里豪杰率众捍敌，得守城邑，大者宠以公爵，次者授以节钺，或登用于朝廷，世袭其地，各宜体国，奋然自效，无使乡里坟茔坐受残破，父老妻子生致离散。（《北盟会编》卷五八）

“宠以公爵”或“授以节钺”，并且“世袭其地”，这就是用封建办法来鼓励地方抗敌了。次年初，汴京陷落，钦宗以沉痛心情再“赐河北军民手诏”，末尾说：

咨尔河北之民，与其陷于番夷，各宜自愤，抱孝怀忠，更相推立首领，多与官资，监司守土帅臣，与尔推诚，结集北道州军，自以为号，保守疆土，使予中国不失于番夷，天下安平，朕与汝等分土共享之。（《北盟会编》卷七四）

钦宗是眼见国土快要为金人所并了，倒不如分封给臣民。高宗即位后，李纲于建炎元年上疏请在两河置司措置，他提出中枢既无力照顾这些地方，不如“将来以河外郡县悉议封建，使自为守”（《会编》卷一〇七）；建炎三年二月，马扩奏陈国是，又有“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用为屏翰”之语（《会编》卷一二三）；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说自己于这年为相，选廷臣奏疏凡十九篇之多，请设藩镇以助朝廷抗敌。次年六月，宋室终于改了中央集权国策，复行封建，在京东西淮南一带宋金交战地区设置许多镇抚使——包括王彦与岳飞，“军贼”孔彦舟与郭仲威，以及下面要讲到的翟兴与赵立等——给他们军政财权，叫他们守土，为国家做屏藩（《会编》卷一四〇）。几年后，这职位又取消了，可见宋皇室对封建办法还是不喜欢，对武人也始终不放心。不过，以后每当金人败盟南牧，高宗就与各地忠义招呼。例如在绍兴十年兀朮称兵之时，高宗“诏激励中原忠义之士”，虽没有答应让人世袭，但允许“久任”：“能取一路者，即付以一路，取一州者，即付以一州，便令久任。一应府军所有金帛，并留赏给战士。其余忠力自奋，随功大小，高爵重禄，朕无所吝。”（《会编》卷二〇〇）另一方面，朝廷又曾派遣一些将官去与华北的忠义会合来作战，而且朝里有些廷臣和大将一直主张联络与重用他们，以求发挥抗敌效能。建炎时派去渡河北上的人，前后有薛广、张琼、张换、马忠、王彦、王择仁等，其中薛广、张换战死，王彦打得很漂亮，王择仁等人的消息很零碎，但显然在敌后支撑了很久。廷臣之中，主战派——李纲、张浚、赵鼎、王庶等——大抵都主张重用这些忠义武力，大将如宗泽、韩世忠、岳飞也都积极与他们联络。这些事实我们在下文会细说。“宋室积弱”是一句老话，金兵初遇宋兵之时有如秋风扫落叶，可是，部分总是由于受到鼓励，忠义民军也打了不少轰轰烈烈的仗。

民军抗战的事迹，可以连接着金人入侵来叙述。金人在宣和末年初次攻宋，是由粘罕和斡离不各领一军分别入寇河东河北两路（时称“两河”，大略相当于今天山西河北两省）。当宋的大军团给打得落花流水之时，地方城镇却往往由驻守的厢军和保聚的民兵守住了。比方宋廷在汴京第一次被围而议和时，曾许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可是勤皇兵集而京师解围后，钦宗又悔约而密令三镇固守。三镇果然固守起来：太原由张孝纯、王禀守了三百多天，中山（今河北定县）后来更守了三年，城陷时不满千的残卒饿得站不起来，金人也恻然感动而未加屠戮。组织守城的常不是守土有责的在职官员，而是民众推举出来的有军事经验的人；这时，朝廷或是补给任命，或是由他们暂时“权”该地的军政。有些带罪在身的人也出来领导，像磁州的张昱（《会编》卷一一一）和下面说到的马扩都是例子。乡间民众更是自发地组织自卫，山砦水寨比比皆是。李若水在靖康元年使金议和回京，曾上书乞救两河，因为那里的人“各集散亡卒，立寨栅以自卫，持弓刀以扦贼”。次年，高宗在河北相州开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时，该地的田、李、蔺姓诸大族都在保聚。三月二十九日徽钦二帝与皇族被掳北行，高宗以大元帅身份札下河南北官兵和“河北诸山寨头项土豪民兵”并力把截，又命宗泽促“河东河北山寨水寨诸头项义士首领”火急行动（《会编》卷八九）。高宗的诚意总是个疑问，但《南渡录》记载二帝北行途中，确曾亲睹乡兵与金人战斗。民众保聚出于求生本能，加上同仇敌忾，意志甚坚，常有壮烈的表现。太原还未陷时，城外有个保正石竧在山边结寨保聚，八个月后寨为粘罕所破，他宁可被钉死也不投降。

两河民众抗敌的事，绝大多数都缺记录。靖康事变之初，朝里乱纷纷的，没有人关注这些在大河彼岸的人民。只有一个张所，时任御史，在围城之内密书与他们联络，这消息在河外传开，民众都说还有个张相公记得我们，十分兴奋，一时响应呼召的义兵有十七万之多；这让我们知道当时在两河地区保聚是多么普遍，而朝廷又使他们何等失望。两三年后，宋都迁到南方，路途长了，消息传递也难了。在川陕、京畿、淮甸的民众因为是在前线抗金，消息直接报到都下，记录比较详，两河处在敌后，记录就少了。但从金境放回、逃回，或到金国去通问的人，都说在两河之间的太行山区遇见忠义人。他们也提到“红巾”，这种人据说会杀人越货，不过，盗行之外，民族情感也肯定是有的。他们与金政权作对，对南方来往的人常会善待，而既为亡命，为了取给养而用些非法手段自属难免。他们与溃卒和保聚的忠义之间的关系恐怕是说不清的，我们不妨视他们为忠义的一派。他们那做标记的红布显然有徽号的作用，可能是保聚的栅寨用来互相联络以采共同行动的。

我们且以五马山寨为代表，发一下这些忠义人潜德的幽光。五马山在河北真定府境，真定（今正定）在太行山的东麓，五马山自然当算是太行山脉的一支。靖康元年金人入寇而汴京尚未陷落之时，已有赵邦杰领导着在这里建立栅寨。赵邦杰的身世不详，可能就是一位民众领袖，他有个武翼大夫的衔，但这也许是倡义后颁赠的。两年后，马扩加入领导。马扩在徽、钦、高宗三朝里参与了不少事，他的《茅斋自叙》在《三朝北盟会编》中引用得很多，所以我们能详知五马山寨的事；但也许是由于官爵不大，《宋史》里没有他的传。他是个进士出身的武士教谕，早岁曾随父亲马政间道赴金结盟，又曾使辽，边事很熟。金兵入侵时，他任保州路廉访使，因为与刘子羽不睦，被子羽的父亲刘下在真定狱中。靖康元年十月，真定失守，他在乱中从狱里逃出，跑到西山（必定也是太行山脉的一部分）和尚洞的保聚砦寨去，由于他是个官员，又谙番情，结寨的民众推他为首领。次年，他战败被金人所执，适值斡离不来到真定，因为从前在金国认识，斡离不乃劝他降顺；他表示身受国恩，仕金必不可，但请求斡离不赐些田地赡家，斡离不也答应了。过了一年，他借开酒肆之便又与山寨忠义联络上了，在寒食日以送丧为名，携家跑到五马山寨。据赵子砥《燕云录》说，当时知真定府获鹿县的旧朝官张龚，也曾在暗中与马扩、赵邦杰密谋，想会合中山民兵，先复真定，再取燕山（今日的北京）。这时，有消息说徽宗的儿子信王赵榛从金国逃回，扮作平民，假冒姓梁，杂在金人寨中，马、赵等人就袭破金人寨，请他上山为诸寨总制。这时“两河忠义闻风响应，变旗榜者约数十万人”。由于山寨粮食器甲都不足，信王在三月初七派马扩南下，赴行在请援，还写了两首诗送行。马扩沿途遇上许多大盗，各据险要，大概原先都是溃兵或自卫武装。他们听说是信王去请救兵，都表示愿意效力，马扩渡黄河也是盗魁亲自操舟的。过了河，马扩先在汴京见了宗泽，宗泽送他到淮扬见高宗皇帝。高宗看到信王（是他亲弟）笔迹，觉得绝无可疑。马扩奏说自己在真定陷敌中之时适逢二帝北行，徽宗曾密令他设法告诉高宗，因金人无信，宋必须战胜，二帝才有回国之望；高宗听了也为之落泪。按照《高宗本纪》所载，建炎二年四月里，高宗任命信王为“河外兵马都元帅”，马扩为“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可是当时秉政的是汪伯彦和黄潜善，他们力劝不要生事，于是马扩只得到几千残兵，比及来到黄河边，又得诏禁渡河。这时金人已得了请救兵的消息，就急攻五马山，绝了栅寨的水道，民兵支持不住，未到六月就失陷了。信王不知所终，赵邦杰也不知下落12，马扩则再也没机会回到黄河北岸去。

两河忠义的力量本是很可利用的，而且宋室有过几次很好的时机。建炎元年高宗登位之初，李纲等人力促他勿忘两河，他就因李纲之荐，委了张所和傅亮分别为河北招抚使与河东制置使。由于汪、黄主和，张、傅的任命取消得很快，但在那短短数月间，张所已派了王彦渡河。王彦是武艺中选的军官，建炎元年十月，他以河北招抚都统制的身份领军七千，渡过黄河，在隔河遥望开封的地区活动起来。起初，他恢复了卫州新乡县，金人急调几万大军来应付，围他数匝，他的部队突围时溃散，部分逃回黄河南岸。他收集散亡士卒七百人退保共城西山，在太行山区聚众。那时因金人悬赏捕捉甚急，他怕夜间遇害，常迁寝所，部下为表示无二心，循着宋兵刺花的传统，在脸上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自此他的部队叫作“八字军”。王彦由是奋勇与金人作战，并努力开展联络工作，不出数月，两河响应，忠义首领如焦文通、傅选、孟德等人13都与他接触，受他约束的山寨有十九个，人数达十多万，号令行于并、汾、泽、怀、卫、相诸州。建炎二年五月，他拟集合人马去攻太原，请示东京留守宗泽。宗泽那时已招抚了号称百万的“军贼”，又联络了不少河外忠义，正谋大举，就叫他先回汴京集合，一同筹划渡河。于是他领了万人回来，渡河之事遂告结束。王彦这趟渡河是没有辱命，他在敌后组织了很大的武装力量，很可用以与金人作战。说起来，当时太行山区的忠义人马其实极夥，比方前述的五马山寨这时也在活动，只是真定在太行较北之处，而王彦号令的民军活动在今天山西、河北两省太行山脉南部两侧，所以没有共同作战。马扩在建炎三年二月里奏陈国是之时，惊叹去年没有利用大好形势，他所提到的义兵，除了以王彦为首的，还有“王仔、翟进、马温、靳赛、刘展、樊清、王江、郑立、耿进、耿洪”等人。倘使宗泽不死而北渡黄河，或者是王彦不南归而北攻太原，情势都会很不同的。

王彦与八字军抗敌的事，还须好好再讲一段。王彦在建炎元年渡河之时，带了十一员裨将，内有岳飞：岳家军日后与两河忠义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这里。岳飞当时违了他的将令，有人教斩了，他怜才而赦了，但两人终是有了芥蒂，岳飞随即离去而转投宗泽（杜充？），而岳飞后世的传记差不多都是很偏颇的，往往就用些“不能容人”之类的话来诋他。他南返之后，宗泽非常高兴，可是过了一个月左右这位老将军就逝世了，后继的杜充领导无方，汴梁士卒离心，王彦也在九月里离汴南下到行在去。他满心想劝高宗北伐，但得罪了汪、黄二相，于是圣颜也不获一见，失望之余，把军队交出，到真州（仪征）去闭门过日子。苗傅、刘正彦叛乱行废立，想拉他帮忙，他不肯去；建炎三年，张浚西出措置川陕，请了他为前军统制。以后六七年，他在京西川陕边上效力，驻守金、均、房数州。他的行状（录在《会编》）与《宋史》中传记讲述他守土之事很详，如何挡住不让桑仲、李忠等军贼入川，如何与金人苦战，等等。他这时相当于保聚，因为朝廷给他的任命是金、均、房镇抚使，即是不供应粮饷，要他自己筹措。在这样艰苦的情状下，他帮忙保存了西蜀，使关陕一带的军队有四川财赋支持。他的八字军前后也经历了不少沧桑，这些汉子最初跟他北渡黄河到太行作战，后来南下行在交给了范琼，等到张浚找王彦西行，大抵由于范琼已伏诛，他们又跟老上司到川陕那边。王彦破贼之后总要选降卒精锐来补充行伍，不求高大好看，只挑有胆量且好脚力的。到了绍兴五年，岳飞在荆襄地区获重任，朝廷知道两人有芥蒂，乃把王彦先调到荆南屯田，再调江南，后来更任他为知州，他几年来常有病，最终在绍兴九年死于任所。他的部队拨给了刘锜。刘锜是陕将，早几年战败被贬，手下无兵，就靠着这三万八千河朔子弟，绍兴十年在顺昌大败兀朮，时人称为“中兴第一功”。按当时刘锜是奉命去接收汴京，才到顺昌附近，接报知兀朮败盟南来夺地，就守起城来。兀朮瞧不起他们，斥骂那些败退的先锋部队说，顺昌的城墙用脚就能踢倒，怎么攻不下？气冲冲地自领了主力精兵，用铁浮图和两拐子马（布成两翼的骑兵拥着铁甲亲兵）来攻，结果还是败于这些“天下精兵旧八字军”手里。

再回头从建炎初年说起。金太宗废宋徽钦二宗为庶人而掳之北返，是靖康二年三月的事；但傀儡皇帝张邦昌没人拥护，只得让出皇位，由康王赵构于五月里登极为高宗皇帝，同时改元建炎。金廷的政策是要立异姓，见高宗登位已不满意，而高宗派王彦等黄榜渡河去联络忠义，更犯他们之忌。数月后，高宗诛张邦昌，金太宗就在年底下诏伐宋。金兵分三路出动，中路由粘罕统率，攻京畿而图荆湖；西路由娄宿（斡里衍，完颜娄室）统率，攻关陕而图蜀；东路由窝里嗢（讹里朵，完颜宗辅，即金睿宗）统率，由山东指向江南。于是从建炎二年、三年开始，除了两河有忠义人在敌后打游击，在金人所到的京东西、关陕与江淮地区，也出现许多敌前的忠义自卫武装。

先说金兵的中路。他们向河南进发时，宗泽还未死。当时他任东京留守，聚集在汴梁附近的军队与招抚来的溃卒队伍数目庞大，金人也不大敢来进犯。东京是要到他死了，杜充接任而弄得队伍各自散去——张用、王善被攻而去，王彦南下，杨进西行，丁进、桑仲等都分头离开——才被金人取去的。但在东京还守着之时，金兵已把京畿的许多州县蹂躏了，而民众也同时起而自卫。

最有名的保聚武装是翟兴与翟进组织的一支。这两位同族兄弟在《宋史》有传（卷四五二《忠义七》），在《会编》和《要录》中前前后后有许多事迹记录。两人都是军人，靖康元年底跟王襄来京勤皇，大军在京师附近给金兵击溃了。靖康二年三月，在一片崩败声中而金人要掳二帝北行前后，两人领步兵数百潜入西京洛阳，擒斩降金之后受任西京留守的高世由。以后他们就在洛阳附近活动。建炎元年五月，有诏令他们“团结本处义兵保护陵寝”。次年他们和金兵打了几次仗，终于在三月里巷战之后收复洛阳。稍后又与韩世忠、丁进等合攻金人于文家寺等地，但吃了败仗。金人叫他们作“大翟、小翟”，大概是谐“大贼、小贼”的音。这年中，宗泽死了，派来援西京作战的没角牛杨进为了给养而抢掠起来，凭着骑兵优势，在十月里打死了翟进。翟兴率余众退保伊阳，次年正月，逃到了扬州的高宗任他为“京西北路马步军都总管兼安抚制置使、河南尹、京西南北路招抚使”，即是叫他联络统率京西路的保聚武装，以维持秩序。翟兴就慢慢在西京附近经营起来，一年之中，射杀了杨进，克了河南府，平定京西的南北两路，在永安军谒皇陵，后来又败了另一支民间武装王俊。建炎四年七月，朝廷正式授他“河南孟汝唐州镇抚使，兼知河南府”，把地方的军政财权都交给他，又因为他用蜡书与两河忠义联络，更授他“河东河北路军马使”。那时他的管区已在金人包围之内，政府不能给钱粮武器支援，于是在绍兴元年十月特名他的军队为“忠护军”以资鼓励。绍兴二年，金人傀儡齐帝刘豫要绥靖国境，见翟兴屡招不附，便收买他的部下杨伟把他杀了。他死时已是六十的人，高宗追赠他为节度使，命他儿子翟琮继任镇抚使。翟琮也有相当本领，绍兴三年初他又攻入西京，擒了伪齐留守孟邦雄，但在八月里受不住伪齐大将李成的压迫，突围去到襄阳，依附李横（原军贼桑仲部下，现任镇抚）。李横也有志收复东西京，但也不是李成敌手，结果都去了江西岳飞军中。后来李横调走，翟琮跟着岳飞，在岳飞下狱死的次年也死了，不知是否像牛皋那样中毒死的。

翟兴死后，部属的组织继续在京西活动，但由于缺乏军饷，刘豫来招诱时，他们便不能都像翟兴那么忠贞不贰。不过，军食问题解决之时他们也会反正，后来好几个都归到岳飞的旗下。一个是李兴，他是农民出身，在河南失陷时聚众万人守险，屡败金兵，翟兴招他为部属，保举他受了官职，屯驻商州，常受翟兴命与翟琮一同破敌。翟兴死后，他因乏食而降了齐，刘豫任他为河南兵马钤辖。绍兴十年，金人归还三京与河南地，高宗命他仍任原职。及至金人败盟来取河南时，他联络忠义守土，与李成周旋了许久，于是宋廷命他知河南府，一如翟兴当年。次年，在岳飞下狱前不久，他在鄂州归了岳家军，以后便没有什么消息。另一个是董先，他曾因为受到一支耿某（耿嗣宗？）的部队压迫而投靠翟兴，但其后不知何故又怀恨而设伏擒了翟兴，拟加杀害。后来乏粮，假降刘豫并曾攻逐忠义人邵兴（隆），又与宋将王彦交战。等到粮饷问题解决，又反正而与忠义人牛皋和李横合兵攻打到汴京的朱仙镇。后来在绍兴三年归岳飞，与牛皋同为岳家军的重要将领。董先善战，很受岳飞器重，但人品如何则较难说。岳飞下狱时他与王贵都奉命做了不利的证供，令岳珂愤恨不已，但面对宰相秦桧和枢密使张俊的淫威，也是要很硬骨头才撑得住的。事后董先与王贵都没有飞黄腾达，因为和谈之后抗金队伍全不受重用。百年后，岳飞封王立庙，他们也护封侯配享。董先的副将是张玘，在董先假降刘豫之时为他维持着部队并养育他的妻小，在他反正时把一切都归还给他。张玘跟着岳飞，于平湖寇（杨么）及收京西六郡的战事中立了功，后来调拨到御营军中做统制，于绍兴末年救海州时阵亡，传在《宋史·忠义八》。

回头再说建炎初年另一支金兵进入关陕那边的情形。关陕在传统上是宋精卒的主要来源，是以金人最初入侵就已经听取了叛将郭药师等人之谋而分兵西向，以阻截“西兵”勤皇之路。后来吴玠、吴璘兄弟与杨政、郭浩等陕将也果然守住了领土。不过，靖康年间西兵的损失很大，种师道、种师中、姚古、黄迪、范致虚等的大兵团都溃散了，一时必定很难补充。建炎元年底，金人破了潼关，二年初，永兴军也破了，曾受李纲、宗泽推荐任河东制置以联络忠义的傅亮竟然降敌，继而秦州、凤翔等地也陷落，关陕大震。那时高宗已向南逃，宋室并无全盘的抗战方案。（张浚措置华西是后来建炎三年五月的任命，张浚要到这年十月才抵陕西兴元府治兵，十一月才“出行关陕”，到了四年九月才有办法聚五路之兵在富平与金人会战。）但在这时，关陕的忠义已经与河东、京西的一同起而自卫。建炎二年三月，李彦仙的一支光复了邻接河东、京西北路的陕州。

李彦仙守陕是轰动一时之事，在《宋史》《会编》《要录》以及好几种宋人笔记里都有记载。彦仙出身商贾之家，祖上开线店，但他早早就投了军，不过由于对李纲、范致虚等大臣用兵表示过意见，于是不获重用。建炎二年初，金兵连陷华、陕、陇、秦诸州时，宋廷的鄜延经略司出檄召各地民众共起义兵，当时李彦仙以溃军小头领的身份在三觜地方保聚，手下也有万人，就与孟迪等六支忠义部队到经略司报到。三月里，他打探到金人在陕州的军力不强，于是与驻守的降卒联络，一鼓作气恢复了城池。此后，他以陕州为根据地，与附近的民兵通消息，邵兴（隆）、邵云、吕圆登等队伍一一归附于他。势力日大之时，他遣兵调将，恢复了河东的绛州和陕西的解州、虢州等州县，并在中条山屡败金兵。消息传到江南，高宗自言“喜而不寐”，先后授他知县、安抚使、观察使等职衔。据说他并不是勇悍过人，只是很正直，所以能团结将士。建炎三年底，娄宿领着降将折可求，率兵号十万来对付陕州，务求攻下。李彦仙想打灵活的仗，准备待金人攻陕州时，用骑兵快速攻击金人后方的并州、汾州等地，他因此向刚抵达关陕主持大局的张浚要三千匹马。张浚不允，只劝他空城清野以据险保聚。他不听，就在陕州死守。娄宿是金兵西路的主将，折可求也是重要降将（他随后与刘豫角逐伪齐的傀儡帝位），他们把兵士分队，轮流逐日攻城，不许后退，攻了三十多天。张浚只送来一些劳军的财帛，曲端的援军也始终不来，城就陷了。李彦仙投河自杀（因此在《宋史·忠义》有传），几个部将都殉国。

李彦仙所联络的义兵，有些冲进陕州来与他同生死（吕圆登等），其他的在他殉国后大概仍与金人奋战，就像翟兴的部属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是在聚保自卫，只要金人对他们仍有威胁，他们就会打下去。据《会编》记载，建炎四年正月，也就是陕州失守的那月里，彦仙的部下耿嗣宗在卢氏县败了金人。这耿嗣宗的其他事迹，就如大多数忠义人的事迹一样，已经找不着了；但是李彦仙的另一个部下邵兴，却有相当详细的记载。邵兴是陕西解州安邑的农民，字晋卿，绍兴元年他到兴元府去依附王庶时遇见张浚，张浚说“邵兴”与“绍兴”同音，教他改名为“邵隆”。（《宋史》两个名字都用，却没有说明。）他的乡里叫他“邵大伯”，金人初到陕时他在解州神稷山“起兵为盗”，即是聚保；金人挟他弟弟来招降，他挥泪作战如故。李彦仙在建炎二年初光复陕州时，他领队去归附，彦仙辟他统领河北忠义军马，又为陕西州军马都统制。建炎二年、三年间，他一连在解州朱家山、夏县、绛州曲沃、潼关、虢州等地打败金人——即使说胜负是片面之词，究竟他的弟兄们能与金人一再周旋而没有被歼，也是了不起的。建炎三年底，他知虢州；彦仙死后，他退到卢氏县。绍兴元年，为董先（见前）所迫，走兴元府从王庶，并改名隆。绍兴三年，王彦委他知商州军事，金大军来时他撤退了，等到六年时商州恢复，又知商州。绍兴十一年，他再给金军逐出，但不久又配合宋军反攻，恢复了商、虢、陕诸州。岳飞死后，商州也在绍兴十二年割予金人，他眼巴巴地看着这片前后守了近十年的地方失去，心内怏怏。绍兴十五年，他在知叙州的任内暴卒。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常与附近金人冲突，秦桧叫人鸩杀了他。

再回到建炎初年。那时第三支金兵向东南进发，由于东南是宋朝廷所在，金人也特别重视，派遣太祖的嫡子窝里嗢来统率，副帅是日后政坛中心人物四太子兀朮。其实宋室既没力量，也没有意志来抵抗。高宗畏葸得很，当初登大宝也不敢到东京汴梁去，只在南京应天府（不属京畿而属京东西路）草草了事，然后就重用主和的汪伯彦和黄潜善，南巡到江淮去，好让金人放心。年底金人起兵来追究张邦昌被戮的事，他在次年四月和七月里两次向金元帅府求和，表里不敢自称皇帝而称“宋康皇赵构”14，同时“诏录张邦昌亲属”，遣使“持邦昌贻金人约和书稿”去谈和，并在大赦时特别声明主战的“李纲罪在不赦”。汪、黄二相与金人有往还，以为这些举措必可令金人满意了，所以听见谍报金兵进至江滨，还笑而不信。不过，即使朝廷有意抵抗，当时的军力也不足一战。宋的劲旅是在北方招募的，朝廷来到东南后，这兵源便没有了。随驾的军队，韩世忠和刘光世两支于建炎三年初分别溃于沭阳和淮河边上，高宗狼狈奔过长江，紧接着扈从的苗傅与刘正彦又行废立。这几年正是军贼游寇横行之时，而且其中大部分——李成和马进、孔彦舟、郦琼、靳赛、刘忠、王善、张用等人——窜扰的正是山东、淮南、江南这几路。他们的力量残破州县则有余，阻挡金兵则不足，李成、王善、张用都曾给金人轻易打败了。金兵在建炎二年内把河北剩下的大名、开德两府取了，继陷山东的济南府，收降了刘豫。等到苗刘之乱平定时，中路和西路的金兵也来助攻，淮南的真、扬、通、泰等州一起陷没，江南的洪州和临江军等地也不保了。宋廷在年底“定议航海避兵”，高宗从明州（今宁波）上船奔温州。金兵到明州追之不及，焚掠平江（苏州）等地而回，另一支在荆湖那边打到潭州（湖南长沙）。

在这样的情况下，山东和江淮的军民自卫起来。山东方面，早期民众保聚的记录比较少，几支大的自卫武装都以溃卒与叛军为骨干，如葛进（盖进）、张成、阎皋、宫仪和密州的杜彦、李逵、吴顺。他们的行径介乎游寇与保聚之间，如葛进最初在滨州（属河北东路）起事，部下脸上都刺着“永不负赵王，誓不从金贼”十个字，令人想到王彦的八字军，但他们似乎四出掳掠，流动性很大。他们有一回劫金人寨，救出进士刘洪道，建炎三年初青州有变，朝廷就命刘洪道知青州，并号令山东这一带的军政，可是不久葛进却因军饷与刘洪道不协，围攻起青州来。阎皋和张成于建炎三年初金兵退出之时据住潍州，但两人不和，朝廷就令阎皋归朝，张成守土。宫仪是博州卒，建炎二年成了军贼，但随即受了招安。由于他据即墨，知密州的赵野（《宋史》有传的大臣，曾任勤皇兵东道总管）弃城想奔行在，被部下军校杜彦、李逵、吴顺三个捉回来骑木驴虐杀了，这三人据住州城，“尽刷壮丁为军”，其后李逵杀了杜彦。金兵再来之时，葛进战死，张成投降，李逵、吴顺也降，刘洪道和阎皋去依宫仪。宫仪和金人招架了一番，金人赞美了“宫太尉步卒”一番来使宫仪飘飘然之后，挥军猛攻，宫仪不敌，退到淮南，这时刘洪道把他过去犯法的事密告朝廷，宫仪怕治罪，就自缢了。阎皋当了吕颐浩的手下统制官，绍兴元年七月曾败军贼张琪于饶州，但绍兴三年时水军统领徐文叛而降齐，却是因为他与别的将领排挤之故。

江淮方面的自卫武装，以史康民、刘位、薛庆、赵立、李彦先这几支最大。几位首领的出身与作风各有不同：史康民是走江湖出身，行径像盗贼，带着几（十？）万人从濮州（属京东西路，今河南境内）一路掳掠到淮南，粮乏便吃人，绰号“饿虱子”，部下张文孝不久与他分了家，把他父母都杀了，两伙战无宁日。当时朝廷派了闾勍来招抚江淮民间武装，他招了张用（嫁之以义女一丈青，见前），委任了赵立，随即被张文孝挟持，继而被史康民抢走，金兵陷定远，史康民逃时又没有保护他，白白累死了这条好汉。刘位是招信（今江苏盱眙）的大族，当时的名称是“土豪”，他在乱时聚族练武自卫，北方士族南来托庇的很多，附近保聚的，如土豪“静卫三郎”王维忠等也来投靠。薛庆是“军贼”受招，李彦先15是沭阳溃卒，聚了舟船在淮河上，这两人前已提过。赵立是徐州小校，他的事迹下面要说。建炎四年，政府为了要这些独立武装做屏藩，便设立“镇抚使”，授予军政之权，令他们分区镇守。于是赵立镇守楚、泗二州和涟水军，李彦先镇守海州和淮阳军，刘位镇守滁、濠二州，薛庆承州和天长军，史康民稍后在郭仲威伏诛后也接镇真、扬二州。镇抚使其实不是优差，朝廷连钱粮都不供应的16，若地方残破，粮饷是个大问题。不久，赵立、薛庆、李彦先都为国捐了躯；刘位为张文孝所杀，子刘纲继任，等到镇抚取消，他任泗州知州；史康民于绍兴三年任浙西兵马钤辖和忠锐第九将，以后就不详了。

赵立领导的抗战，就像翟兴和李彦仙的一样，真正表现出民众的力量。他在《宋史》有传（《忠义三》），在《三朝北盟会编》亦有详细记录。有人在评论建炎年间的诸镇抚时，说他是其中少数的官员，这其实不甚正确。他原是徐州的军校——《宋史》说他是都虞候，《会编》只称他为排军。徐州陷于建炎三年初，金兵把他上司王复一家杀光，他也在巷战中被击晕，半夜在微雨中才得复苏，于是偷跑出城，以后就用切齿咬牙不共戴天的仇恨来与金人从事。他先组织队伍，劫金人物资而富，于是召集散亡的官军，团结乡兵，于这年三月间金人大军撤走时收复了徐州，由民众推举出来权州事，朝廷这时才委他知徐州。他在徐州力量渐大，聚到禁兵和乡兵两三万人，与金人打仗互有胜负，但因乏粮，又值朝廷叫勤皇，便领着队伍南下。才到临淮，从汴京退到建康的杜充见楚州没有守御，命他去知楚州。金人知道了，派兵在淮阴拦截，有些徐州兵就回头北返了，余下的跟他转战四十里，直打进楚州去。那是一连七场杀得天昏地暗的仗，赵立双颊被箭贯穿，不能说话，指挥杀进城后，拔了矢才能开口；有些士兵刀枪打坏了，拾起砌街砖石掷敌，岳庙前三里的街砖都打光了。当时人认为这是宣和末年郭药师领宋兵偷袭辽京燕山府以来最惨烈的一仗。进城不久，挞懒的兵便来攻了，赵立初时不但守得住，而且能出城破阵，还有余力去支援建康。由于痛恨金人，他上阵喜欢自为旗头，身先士卒，俘虏和杀死的金人就挂在城上示众，不像岳飞等人会送到临安去（所谓“献俘献馘”）。为了守土，他与李彦先结为兄弟，委进士国奉卿去知高邮军，又招抚在附近已归附金人的赵琼水寨等保聚组织。建炎四年四月，他受委为楚泗和涟水军镇抚。六月里，兀朮和挞懒要打通南北，用大军压迫楚州，朝里赵鼎等人也深知江南安危所系，十分焦急，可是令诸大将去救时，张俊力辞，刘光世接高宗五诏，也是懒洋洋不想动。只有拿不到政府粮饷的几位邻近镇抚还肯相救，可惜先是薛庆战死，李彦先的舟师陷在淮河上未能顺利来到——后来也死在淮河上。镇抚通泰两州兵微将寡的岳飞也攻不到城下。赵琼等寨的民兵早时曾来援，敌退放还，现在再派使者杨柳金去召集他们，因旧日仇怨，他们把杨柳金杀了，不肯再来。赵立在城上敲鼓，希望听到援军回应的鼓声，却始终没听到。九月里，他在城上督战，中炮身亡，旬日后城陷，民兵四散。高宗致悼甚隆：辍朝，追赠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谥号，立庙，官子孙十人。但其实赵立一点实质好处都得不到：他没有子孙去受官，连政府最后拨给的粟万斛也没有享受过，因为城陷时粟还未起运。由于打仗勇敢，时人拿他比唐代守睢阳的张巡。

讲到建炎那几年民众自卫的情形，我们还应当提一下山东和江淮的水上武装。华东多江河湖泊，民众除了依山，还可以依水据险保聚，所以水寨特多。薛庆所镇的承州和焦湖水砦都很有名，《高宗本纪》中多次提到。我们说过，李彦先在淮河上聚众，他死后舟船由李进彦（也是韩世忠旧部）率领，后来受宋廷招安，收编为官军。赵立所招的赵琼，是个水寨。像这样的水寨也许是颇普遍的：赵琼他们组织栅寨的目的是保家护产，小股的游寇和金人可以抵抗得住，金大军来招降，他们就投降以求存；但赵立来招，他们会舍金人而归附赵立，可见并非全无民族感情；楚州陷，他们重新降给挞懒；再后金人稍撤离这地区，赵琼又与国奉卿劫金人北返的船只——在船上还看见降官李棁和陈邦光的家属以及那胖大的“巨寇”王善。水上武装最大股的似是邵青了，他原是济南艄公，似乎没有当兵就做贼了——他妻子劝他归顺朝廷时，提到从前给他在牢里送饭的事。建炎三年初，他和丁（孙？）立在楚泗间来往，并了水贼罗成（原洪泽闸卒），受杜充委为沿江措置司水军统领。及至建康失守，他便在长江中聚舟船百余，曾在芜湖破了李成部下周虎，自己当然也做些无法无天的事。绍兴元年，他再受招安17，成为枢密院水军都统制；十一年，金人与孔彦舟犯濠州，他守土战死。山东还有个张荣，《水浒传》读者当会有兴趣。他是梁山泺的打渔人，别号“张敌万”，建炎二年、三年时聚舟师数百人屡劫金人船只，杜充给他借补武功大夫。建炎四年，金人攻维扬，他领兵沿清河而下，为金人所败，去了通州，曾因绝粮吃人。绍兴元年三月，他在泰州缩头湖大败挞懒，俘蕃汉军四千人，内有挞懒女婿，乃向刘光世报捷，朝廷给他右武大夫的官，令知泰州。这缩头湖之战，很像小说中晁盖和三阮等人败何涛那一仗。

说到这里，金兵南侵所引发的宋民众自卫活动，已见梗概了。高宗改元绍兴后，新的保聚组织大概很少再有组成，因为宋金两国的边界渐渐稳定下来，大片的新沦陷区不再出现。建炎四年是关键性的一年，金人眼见灭宋还办不到，就册立刘豫，建大齐国来做宋金之间的缓冲。但是在已沦陷地区的旧有保聚组织依然继续活动：前头说过，邵隆他们继李彦仙之后，翟琮与李兴的队伍继翟兴之后，在绍兴年间仍在京西和关陕边上抗金。甚至在最早沦亡的两河地区，建炎四年时——即马扩和信王榛的五马山寨已陷落、王彦的八字军已撤回之后——还有太行义士石子明在真定西山大败韩常之事。这个昭武大将军韩常是辽国降金的大将，后来在京西（河南一带）常与岳飞、刘锜对阵，石子明在真定西山杀了他一个千户，一定是组织到相当大的力量。刘豫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这些民间抗战武装，他手下的大将李成、徐文、孔彦舟等人，在《金史》的传中，都提到如何对付李兴、董先、邵青、孟邦杰、梁小哥（梁兴、梁青）这些忠义人。刘豫的绥靖工作渐渐也见成绩，在河南，李兴和董先曾受他招降，翟琮和牛皋被赶到襄阳去依李横，襄阳也一度被李成攻破。别处的忠义人同样相继被逐，邵隆给赶得东奔西跑，山东、淮南的保聚队伍纷纷逃到韩世忠和刘光世的防地去。在陷敌最早而距离宋廷最远的两河地区，绍兴五年、六年时，许多保聚的山砦已经和金齐休战了。建炎时由王择仁联络到的河东民军首领之中，除了冯赛跟随邵隆南下而最终成为岳飞的部将，韦忠佺（韦寿全）和宋用臣（李宋臣）等只是据险自保，耕种而食，不再与金兵及刘豫开仗。梁兴于绍兴六年从太行山区奔到鄂州岳飞军中，看来也是敌人的压力太大。

但是终高宗之世，忠义人抗金之火还燎原了两回。头一回始于绍兴七年左右，那时因为那个平辽灭北宋的主将粘罕功高震主，新登位的金熙宗完颜亶很不放心，与蒲鲁虎（完颜宗磐）合谋务要将他除去，于是借题把他的左右手高庆裔杀了，粘罕营救不得，也在同年内郁死18。粘罕之死是一场重大内争的开端，这年年底刘豫之废，显然也与这内争有关。过了两年，蒲鲁虎自己也与讹鲁观（完颜宗隽）和挞懒两个宗室重臣因是否该把齐地还宋的问题而下狱，于是变成兀朮掌权。据《会编》卷一七八引归朝官张汇的《金虏节要》说，粘罕死后，“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张汇提到在河北知怀州的金国沁南军节度使乌陵思谋，当忠义人攻破境内的万善镇时，他请父老安抚子弟暂勿骚动，应允若是南朝军马来到，马上开门迎降。按金人内争之际，又颁行一些苛暴的政令，如抽重税与禁逃亡（逃亡者与藏庇者都死，产业家人没官。很多金人利用这项条例来勒索汉人），加以黄河若干地区似有饥馑，于是民众大量上山保聚。绍兴九年，太行忠义王忠植（《宋史·忠义三》）一举恢复了石州等十一郡，南方的宋廷拜他为统制河东忠义军马。这几年很可能是恢复北宋版图的最好时机，因为金人不团结，汉人思故国。《要录》卷一三三说那时“朔方盛传御驾北征”，沿河民众都在准备武装响应：“每遇阴晦，辄引领南望曰：‘御营烈火光矣！’”

这个时候，南宋的形势很好，军贼窜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兵士的战斗力相对地提高了很多，将领有了信心。将领之中最可注意的是岳飞，他这时屯驻在今日湖北的武昌和襄阳一带，想图中原。他自己有过做溃卒的经验，打过游击，做过镇抚使，重入政府编制之后，又借着剿抚溃兵和招纳忠义人而组成大军。在最后的六七年里，他很积极与金人占领区中的保聚武装联络，打着岳字旗帜的忠义军马从陕西到山东都见得到。我们在下节会详述他与军贼及忠义的关系，并拿他的一生来具体说明溃卒及自卫民众对南宋初年国运起了些什么作用。在这里，我们先说后来民众抗金高潮是如何下沉的。绍兴十年时，由于兀朮挥军南下要夺回先前由挞懒等人下令归还的河南三京之地，宋廷下令众将应战，岳飞久已与沦陷区的忠义联络，这时便一齐动手，岳家军会合忠义军，在京西、关陕和两河地区收复州县。可是当岳飞的主力攻取了西京洛阳、郑州、颍昌，而正待进攻汴京时，和谈又开始了，于是有“十二金牌”召还之事，这样一来，在黄河两岸枕戈待旦的百万民军便颓然散去。次年，岳飞下狱死，和议告成，抗金的怒潮便完全平下来。

和议的条款，除了划清地界和规定宋每年进贡银绢，还要高宗受金主册封为侄皇帝，一似早时的张邦昌和刘豫，而金人则把高宗的生母韦妃从掳去的皇族之中挑出来送回。高宗极其隆重地迎接他母亲，因为“孝道”是他受辱求和的借口；另一方面，金人很合作，替他继续扣押着亲哥哥钦宗皇帝19。从这时起，宋金之间有二十年没有大战发生。为权奸秦桧辩护的人说，和议实在未可厚非，它起码造就了这长期的和平，而且说不定还救了国家，因为宋的国力本弱，日后孝宗任用张浚力图恢复也不能成功，便是明证。说这种话的人颠倒了是非了，事实上宋的国力在绍兴十一年和议之前本来比金强，转弱是和议之后的事，而且这正是秦丞相用心布置的结果。他一方面把有统率大兵经验的大帅除去——岳飞杀了，韩世忠罢了，张俊日后也罢了——把兵权收归枢密院，由他自己管制，而且二十年间禁朝野言兵，勇猛的将官如王德、李显忠等都闲置着；另一方面，他断绝了从前韩、岳诸将对沦陷区忠义人的支援，任由他们被金人消灭。岳飞在绍兴八年、九年时尚且接到诏令禁他越界招纳，现在派人入金境更是大罪，连京城里的官员去沦陷区接亲属都不许可20。在京西和陕边与金人从事了十多二十年的邵隆（兴），传闻是秦桧叫人毒死的，因为他在边界上常与金人有纷争；牛皋在《宋史》的传也说他是被秦桧派去接替岳飞的佞将田师中毒死的，相信也是因为他仇恨金人之故。就算这些都不是真事，但当年既有这类传言，时人的观感也就可知了。二十年后，孝宗想倚仗这些已给大大削弱了、衰老了，让既无士气亦且久未经历战阵的将士去恢复，怎可能成功呢？

忠义人虽然给遗弃在绝境里，但后来形势一变，另一次抗金怒潮又爆发出来。那是绍兴三十一年，当时金国的皇帝是气盛矜夸的完颜亮（死后贬称海陵王），他写下那些“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诗句，便要南下一举统一中国。我们都知道他结果兵败身亡，因为他的舟师被李宝在胶西海面歼灭，陆军又在采石失利，他要严惩将吏之时，部下便叛杀了他。不过，他出师之初，起兵达百万，征税五年，加以连年在燕山和汴梁营建宫殿，又对宗室大肆杀戮，于是外有战事，内有民怨，而统治阶层不安，造成类似绍兴八九年前后的局面，结果，汉人又像二十年前一样，广泛揭竿而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二）以“大名王友直、济南耿京、太行陈俊”为代表来泛说起义的情形；除了这三人，较显彰的例子还有魏胜和陈亨祖。五个都是失败的英雄，他们不能成功，因为他们自力不足推翻金国，而宋这时军力已弱，不能支援。王友直是河北“豪民”，他与王任等数人因见完颜亮起兵时地方不安，就自行编造些官衔组织，号召几十万民兵，攻占北京大名府。《金史》完颜亮的本纪记载着这事（用友直的小名“王九”来称谓），并承认金人一时也莫可奈何。这时在山东的耿京也与贾瑞和辛弃疾等人组织到数十万人，攻取了兖州和郓州，自任天平军（郓州，亦即东平府，天平军节度）节度使。他一面与王友直联络，一面派遣辛弃疾南下朝见宋高宗，准备大举，可是不久却被叛将张安国杀了。辛弃疾回去擒杀了张安国，但这时山东的形势已变，他见事不可为，只好回到南宋做事，日后恢复故土的大志也不能伸，只是在文学史上留下大名。王友直在河北维持了一段日子，得不到宋军支援，等到金世宗乌禄（完颜雍，本名褒）即位，渐渐平了民情，又赦反叛罪，使起义的民众散回乡间耕种去了。王友直没有了部队，带着数十人逃到临安，以后在宋做官，在《宋史》有传。

魏胜和陈亨祖在《宋史》也都有传。魏胜的传比较长，简言之，他是山东人，徙居淮南，于绍兴三十一年闻金兵将南下，就聚众北上，联络忠义，先后恢复涟水军和海州。当时朝廷并不知道这些胜捷之事，但因为李宝要筹备海防，派了儿子李公佐北上侦探敌情，与魏胜联络上了。李宝奏上魏胜之功，朝廷才委他知海州，兼任山东忠义军都统。以后，李魏二人合作败了金人数次，海州也守了数年，只是这时的李宝虽有胆略，却没有他的上司岳飞当年的实力，不能采什么攻势了。新登极的孝宗很想进取，然而力不从心，符离败后，隆兴二年谈和，海州要归还给金，于是魏胜改知楚州，同年战死在清河口。陈亨祖是“陈州大豪”，陈州即淮宁府，属京西路，绍兴三十一年宋军收复蔡州时，他率领民兵光复淮宁府，擒了金人知府完颜耶鲁，于是政府委他知淮宁。次年，金兵反攻，他监督守城，在城上中流矢死，在《宋史》的传属“忠义”类。

陈俊起义的经过不详，但起码显示最早陷敌的两河地区，虽经金人统治了三十多年，仍然没有完全屈服。忠义人显然有了地下的秘密组织，形势不利时他们寂然不动，时局一变，他们会在同一地方死灰复燃。靖康二年，马扩在河北真定出狱，随即跑到西山和尚洞去保聚抗金。四年后，石子明败韩常，又是在真定西山这地方。绍兴十年时，李宝衔岳飞命，以统领河北忠义军马的身份驻扎在卫州共城西山，十三年前，王彦率岳飞等渡河恢复，不利之时也曾在此保聚。绍兴十年，金人虐政残民，而且内部不稳，王忠植一举恢复河东十多州县；现在，金人又有内争和虐政，于是陈俊领头来反抗。据《会编》和《要录》记载，绍兴卅一二年时，在京西活跃的忠义人也不少，如昝朝、辛溥、王宏、王彦忠，以及许多只有姓氏的忠义统制，他们配合官军收复了河南府、顺昌府、虢州等要地。京西一带的保聚，自翟兴、李彦仙而下，有一个传统，岳飞当年也委出许多忠义统制，现在昝朝、孟俊这些人，看来就是下一代了。高宗不用这些组织，真是非常可惜的。

岳飞的复国方略

以下我们用一整节来叙述岳飞。我们花这么多的篇幅，原因有几点。首先，他的生平事迹可以把前两节所讲的许许多多溃卒和抗金自卫武装的事实贯串起来。其次，他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他个人的历史重要性可以显现这些事实在南宋高宗朝的重要性。最后，他对水浒故事的创作起了极大的影响。我们会在下面看到，他给予这些故事创造的推动力，比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要大得多。

但岳飞的一生，许多地方还是不甚清楚的。他在《宋史》中的传记虽然长，独占了一卷篇幅，然而既不尽又不实21。因为他是以叛逆大罪而赐死的，后来秦桧又连续独揽了十多年大权，威临天下，同僚下属以及亲友都慑于淫威而不敢保藏与岳飞有关的文字，加以秦桧父子直接管辖着史馆，把他的文件弄得荡然无存，所以他的孙子岳珂在六十年后编撰《鄂国金佗稡编》时，资料已很难搜寻。岳珂根据找到的少许资料加上传闻，以一个孝子贤孙的好意与虚荣心，写出了《鄂王行实编年》，把他神化了，变成不是一个凡人。这篇《编年》后来被史官章颖改写成《鄂王传》，再后便成了《宋史》中岳飞的传记。同时，在这些年月里，宋金两境的汉人一同怀念着这位唯一能够复大仇雪大恨的将军，于是他的诗文和墨宝都愈发现愈多，他本人俨然是一位儒将，是宗留守或甚至诸葛孔明之俦，而不是韩蕲王或刘两府之辈了。他的图像正好反映美化的情形，我们今天所见的鄂王像是一个发达的廷臣模像，长身大腹，一张国字脸端正得很，但据时人传说他微微清瘦，两眼一大一小，所以叫作“大小眼将军”。（这相信是眼病所致，他因为曾有几年经常盛暑行军而患目疾，为此高宗还派遣过御医到军中替他医治。）

幸好《三朝北盟会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常记到他，而且所引书籍全是岳珂《金佗稡编》面世前之作，如《林泉野记》和《岳侯传》等。《会编》还有些来历不明而很入信的资料，从他在马家渡溃散说起，包括他并刘经，与戚方的恩怨，以及杀舅和斩傅庆，等等，似出自一个早年部属或幕客之手。《金佗稡编》中的若干搜集，诸如黄元振《纪事编》（《岳武穆事迹》，记他父亲黄纵在岳飞幕中见闻），也很有价值。由这些资料显露出来的岳飞，仍是个大人物，而且更真实，其中孝子贤孙与英雄崇拜的偏见都很少。以讲出身为例，岳珂很不愿说他祖父少时贫贱，章颖和修《宋史》的史官亦恐亵渎先贤，在传记中只讲讲他父亲岳和肯周济人，隐约表示他们家用富足。这一系的传记不忘叙述岳飞如何在韩魏公庄上英勇退贼，却不提他当时的身份是韩琦家的佃户家客。岳飞投军先后投了几次，在金人入侵致使“中原板荡”之前，他已经“发愤河朔”了，原因看来是家里穷而食指繁。岳珂他们写的传记从没有说出他家有多少人当了兵22，但《北盟会编》让我们知道他在同一支部队里起码有一个舅父（因为用暗箭射他而为他手刃了）和一个弟弟岳翻（被杨再兴杀了，这件事《宋史·杨再兴传》提到）。他早年的裨将岳亨，可能也是一家的人。

我们不是以发人家隐私为乐，强调岳飞出身贫寒，只是想指出他与溃卒和民军之间，并没有一道社会鸿沟。高宗的朝廷对于是否收编溃兵及倚重民军，曾有很多不同意见：像汪伯彦、黄潜善等廷臣是彻底反对的，所以高宗在即位之初，虽然手下很缺军队，竟也禁止各地组织义军勤皇。汪、黄敌视民军，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力主与金议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是士大夫，对于“暴民”总怀着戒心。当然，士大夫也有主张用忠义人的，如李纲、宗泽、张所、张浚等人便是，原因是他们主战，要打仗，就须联络一切力量。他们心中惦记着的只是史书上“铜马帝汉光武”这些利用群盗来兴邦的先例，对下层民众未必是很信任的。甚至主战的军人亦会仇视民军，例如在关陕那边，曲端和吴玠都曾杀戮过忠义首领。这些“西兵”将领多来自职业军人世家，他们也是一种贵族。岳飞与所有这些大臣将领都不同，他出身的阶层就是产出溃卒和民军的阶层。他的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本与他们无别，而且他们为求粮而流窜与为求存而保聚的经验，他是亲身经历过的。

他的一生可说是与两宋之际的溃兵游寇和抗金民军分不开。他青年时最初的大事，是在建炎元年跟随王彦北渡黄河，联络两河地区那些忠义人来与金人作战。在这以前，他在童贯的将官刘旗下当过“敢战士”，到过辽国首都燕山府，大抵还亲历过那场联金袭辽的大溃败，那即是说，很早就有机会目睹溃兵变成军贼的过程。他跟随王彦在太行山区打游击之后，渡河南归汴京，在杜充手下当统制，这时又有机会与军贼接触，因为汴京四周都是宗泽不久之前招抚的溃卒队伍。建炎三年初汴京南薰门之战，便是杜充命他配合马皋、桑仲等队伍去攻打张用和王善，日后张、王成了抢掠四方的游寇，桑仲也变了军贼，窜扰京西。及至杜充弃汴京而南撤到建康，大军在马家渡给金兵击溃，杜充终于投降，岳飞便与刘经、扈成、戚方等统制带队跑到钟山打游击。这时他自己也成了溃卒的首领，不久又因军饷问题，接受宜兴县吏民的邀请去守土，即是说，在那里保聚抗金。随后朝廷委他为通泰镇抚使，但岳珂在《鄂王行实》中指出，这些镇抚使是没有朝廷钱粮供应的，他的队伍基本上仍是像忠义人一样在地方保聚。由于他作战勇敢，有收复建康等功劳，朝廷终于把他收编为正军，做起剿匪工作来。他剿的盗匪有两类，一是在长江以南的本地乱民，如杨么、钟仪（子义）那些湖寇和陈颙、罗闲十那些虔寇；另一些是那些与他自己背景差不多、从北方跑下来到处抢粮的溃卒军贼。他在李回、张俊等官将指挥下，和韩世忠、刘光世等人一同追击他们，从江西而两湖而两广，解决了张用和曹成两大支，又迫得李成那帮投到刘豫那里去。等到他由于战功彪炳而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帅，收复长江中游襄阳六郡而图中原之时，河南和陕西的忠义武装纷纷归附，甚至远在太行和山东地区也有人间关来到。他把这些人派回去做地下工作，于是联络到很大的敌后武装。在他冤死狱中的前一年，由于兀朮叛盟南下，高宗放手任他反攻，响应的大河忠义据说有百万之众。

岳家军本身的组成，主要也就是军贼和忠义民兵。宋时的人大抵很清楚这些事实，所以岳珂和章颖在他们写的传记中赞美岳飞的军纪时，说他的将士原本“皆四方亡命嗜杀好纵之人”。岳家军士卒的来源今天已不易细细追寻了，但众统制的出身还能证实这句话。我们先从首要的将领说起吧，在岳飞的冤狱昭雪之后，理宗于景定年间把他麾下六大将追封侯爵并塑像在鄂王庙里从祀配享，这六位是张宪、王贵、徐庆、牛皋、董先、李宝，我们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六人各有一段军贼或忠义人的历史。李宝是山东的忠义，我们就快要细说他的事迹。牛皋是射士出身，原先在河南保聚抗金，曾受翟兴荐举补官；董先也是翟兴下属，降过刘豫，后来又反正的。王贵、张宪、徐庆三人是很早就跟随岳飞的，他们可能跟着他一同渡河在太行山打游击，可能是身为太行忠义而跟他南渡到汴京，但也可能原是汴京附近的溃卒群盗而投到他旗下。依黄元振《岳武穆事迹》所记，岳飞自言带领着两千人来受杜充节制，按岳飞当王彦的准备将时手下的人很少，所以这些部下大多数恐怕都是太行忠义或汴梁溃卒。王贵做过军贼的可能性尤其高，因为宗泽留守汴京时，建炎元年十月招抚到的群盗中有个名叫王贵的（《要录》卷一〇）。无论如何，后来岳飞跟从杜充南撤到建康，溃败于马家渡而到附近屯驻打游击之时，从《会编》所记他与刘经、扈成、戚方的恩恩怨怨以及静安、清水亭、广德各处的战役来看，王、张、徐与傅庆、姚政、庞荣、王万、王刚等人都已是他部将，也即是说，他们都富有身为溃卒与保聚的经验。《会编》和《要录》多处记下岳飞吸收军贼和忠义人的事，例如勇悍的杨再兴与“白头巾”郝晸原来都是军贼曹成的部曲。傅选也做过贼，他起初在杨惟忠麾下护送孟太后南迁，在江西溃散为盗，不久又受招抚，后来李回把他拨给了岳飞。建炎元年在太行山响应王彦的砦寨首领中有个叫傅选，说不定就是他。岳飞吸收的忠义人多得不胜枚举。首先，京西一带的大概全都与他联络了。董先与牛皋于绍兴三年来到岳家军中之时，同时来到的尚有翟琮（翟兴的儿子）、李横和李道，这二李都是军贼桑仲——岳飞在汴京南薰门的战友——的部下，后来在京西受招安的。董先的副将张玘也来了；还有个苏坚，《会编》曾提到他奉董先之命擒翟兴（卷一五〇），现在也在岳家旗下建功。绍兴六年，王贵与董先在唐州败伪齐将薛亨，是依靠冯赛在背后奇兵包抄，这冯赛原是河东山寨首领之一，绍兴元年八月十五有诏令任他与韦寿佺、李宋臣遥领河东官职，其实那时他已跟邵兴（隆）到兴元府隶王庶了。他在九月二十四配合王彦打败军贼李忠，间道斩了李忠的三将（《会编》卷一四八），但什么时候加入岳家军则不得而知。冯赛的老上司邵隆，和翟琮的战友李兴，都与岳飞有部属关系，因为岳飞曾请朝廷给他们转官。除了京西和相邻的关陕与河东地区，远在山东有李宝来到，在太行山有梁兴来到，梁兴来到之时，先后引来了赵云、董荣、李进、张峪等首领。此外，岳飞在绍兴十年时的捷报中提到的孟邦杰、乔握坚、赵俊等人，官衔都是“忠义统制”或“统制忠义军马”，不用说都是忠义人。反之，由朝廷拨给岳飞的正规将士，可考的数目并不多，大概就是吴全、吴锡、李山、赵秉渊、颜孝恭、崔邦弼、任士安这几个。其中吴全早死，勇猛的“夜叉”吴锡与崔邦弼后来又拨付马扩去了。而且，说不定这些人也曾保聚和掳掠过23，就如同傅选一样。当然，岳家军的军纪是著名地好，宋人周密、曾敏行等都有证言，这是鄂王又一点了不起之处。

岳飞当年是否有可能复国呢？《宋史·高宗本纪》的赞责备高宗，有“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语，意谓岳飞不杀，金国是要败亡的。《牛皋传》最后一段专讲绍兴十年时岳家军如何连战皆捷，形势是如何地好，但朝廷把岳飞召还下狱，“世以为恨云”。《金佗稡编》收录了时人叶绍翁的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如公但缓须臾死，此虏（指金人）安能八十年”，所表达的大概是许多南宋人的同感。宋人也罢了，据薛季宣在《浪语集》中说，金人在二十年之后也还流传这样的论调（卷二二，“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但岳飞会怎样去复国呢？他会采取怎样的方式与策略去打败金人呢？

后世相信岳飞能成大功的人，或因读了《精忠岳传》，或因看过《金佗稡编》到《宋史》这一系的岳飞传记，都会以为他能凭着自身无与伦比的将才，率领着长胜的岳家军，一举而直捣黄龙，于是雪耻复国。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岳家军确实是当时宋军最强的一支24，兵力十万，训练认真；不过岳飞原本希望用“精兵二十万”来“直捣中原”（《稡编》卷一〇“画守襄阳等郡札子”），朝廷只让他有十万人，只是所需的半数25。全金国的精兵不止这数目，马匹又多26，还有辽国降将和李成、孔彦舟这些伪军相助，期望岳飞孤军去扫荡金国，何异痴人说梦？岳珂说他平生数百战未尝败北，出兵一定能够战胜攻克，而且最擅以很少胜很多：在汴京南薰门以八百人破张用、王善、孔彦舟五十万，在岭表的桂岭以八千人破曹成十万，在朱仙镇以五百背嵬破兀朮拐子马十万，等等27。贤孙为祖父夸功，又为他讳了战不胜攻不克的事28。后人误信，便以为他确实可以独力平金，甚至怪他为什么要听命班师，而不以“将在外”为名先光复了汴京与两河再说。岳飞不是神仙，怎可能做得到29？

岳飞自己很明白，单凭他麾下的正规兵将来复国是办不到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沦陷区的武装民众身上。这些为了自卫而组织起来的队伍，我们在上节讲过，他们出现在靖康建炎之时，至今一直在金齐境内坚持着保聚抵抗，总数过百万，其中许多还是军人出身，甚至当过军贼，战斗力之强不逊政府部队。当然，他们良莠不齐，组织和统属都混乱，并不是理想的队伍，但岳飞本身的兵力既不足以达成大志，这便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事实上，在招纳了无数溃卒和忠义人的岳家军大本营中，这办法是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的。依黄元振所记，他父亲黄纵曾在幕中对岳飞说，恢复中原须用河北忠义做奇兵，岳飞回答自己也用这策略，而且已经在进行了：

此正吾之计也。相州之众，尽结之矣。关渡口之舟车，与夫食宿之店，皆吾之人也，往来无碍，食宿有所。至于彩帛之铺，亦我之人，一朝众起，则为旗帜也。今将大举，河北响应，一战而中原复矣！（《金佗续编》卷二七）

这番话简直令人想到朱贵等梁山好汉所开的店子。岳飞一定常与将佐幕僚谈论这个策略；绍兴十年时，他的参议官左承议郎守司农少卿高颖奏请高宗委他（高颖）去“措置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忠义军马，庶几可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金佗续编》卷一一）。这个高颖是陷敌多年的士人，最近来到岳飞军中，对于沦陷区的情况以及岳飞忠义民军的联络，想必知之甚详30。他的奏札中有两点可以注意，一是说岳飞连结河朔是个“十年之谋”，一是要措置的是远在两河和京东（今日的山西、河北和山东）的忠义人马。

所谓“十年之谋”，是想要说一个整数，准确一些，应当是七八年之谋。岳飞在绍兴三年平了江西的虔寇，朝廷开始付以重任，令他负责长江中游防务，移师湖北鄂州（武昌），并把许多支部队拨给他以增强他的军力。拨来的部队中，李横、李道、牛皋、董先、翟琮等原先是在襄阳和河南府地区与金人周旋的，他们都有溃卒和保聚的经验，最近才被刘豫的大将李成逐了下来。绍兴四年，岳飞进兵收复襄阳、信阳、随、郢、唐、邓六郡，新队伍中原先在这地区活动过的人发挥了作用，牛皋和董先的功劳尤大。两年后，岳飞把大本营从鄂州向西北移到襄阳，进军至西京洛阳附近的伊阳、长水等县，以及商、虢、汝、颍诸州。次年他的一个奏札，是这样提及这回出师之事：

去秋臣兵深入陕洛，而在寨卒伍有饥饿而死者，臣故亟还，前功不遂，致使贼地陷伪，忠义之人，旋被创杀。（《金佗稡编》卷一一“乞出师札子”）

按西京一带原是翟琮的父亲翟兴维持的，金人大军来时，翟兴若抵挡不住，就会与翟琮、李兴一同退保伊阳、长水等县份；商、虢诸州则是董先、邵隆、冯赛这些将领往日的地盘。这些地方收复得容易，自然是那些将领以旧头领、老战友的身份号召当地武装民众的结果。及后岳飞撤退了，金人和刘豫来报复，于是民众惨遭杀害。绍兴九年时，刘豫已经被废，宋金谈和，高宗下了一道“戒招纳”的诏（《稡编》卷二“高宗宸翰中”），叫岳飞把派遣入敌区的人员召回，可见岳飞的敌后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敌后民众虽已受过金虏与伪齐报复性的屠戮，但大概响应岳飞号召时仍很踊跃，因为忠君爱国之心他们是有的，而岳飞在讲民族大义之余，一定还会送去一些物质奖励：一些金帛、粮食、武器以及委任的官诰。南宋时法外与半法外的武装常常都渴望资助，他们不单纯是贪婪，而更由于匮乏，由于器甲不全且粮饷无着。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里的好汉看见有人“疏财仗义”便那么感动与兴奋。宗泽早时深得各路溃卒游寇拥戴，是因为他肯把东京的存粮供应他们，他死时，“悍贼”丁一箭和“没角牛”杨进等在帐中痛哭。岳飞当然会师法宗泽。

其次，高颖所请求措置的忠义军马，是远在两河和京东的，与岳家军大本营所在的湖北隔了一大片包括东、西、南三京在内的中原之地，约略是今天整个的河南省（宋京西路）。措置这三路的忠义民军既然是为了帮助达成岳飞连结河朔之谋，这便证实了岳飞的大计是要把整个黄河流域的武装民众都动员起来。京西的民军也是要动员的，只是由于他们处身湖北之邻，已经与岳家军有良好的联络，加以岳飞已是湖北、京西宣抚使，便不必再设司来措置。其余河东、河北、京东三路由于路遥，联络得不够好，所以高颖毛遂自荐。其实，在高颖上书之前，岳飞已在这三路地区做了很多敌后工作。绍兴七至八年时，李宝在山东起事不成而南逃归宋，朝廷送他到韩世忠军中，他却请求转到岳飞处31：韩世忠也是大将，成名更早于岳飞，防地楚州（淮安）地近山东，而李宝却选岳飞，可知岳飞在沦陷区的名声。《金史》列传二二有奔睹（完颜昂）的传，讲到在绍兴九年时，岳飞率兵十万，号百万，来攻奔睹治下的京东东平府。这里头当然有错误，因为绍兴九年时岳飞坐镇湖北鄂州，他不可能违犯朝廷禁越界的命令而领着十万岳家军全数跑过大半个中原到山东攻奔睹。这支兵明明白白是山东忠义，只不过他们打着岳字旗罢了。在两河的忠义人，打岳字军旗的似乎也颇不少，《鄂王行实》中说，岳飞曾派人策动张横起事，杀了金人两州的同知；又曾派人攻陷怀州万善镇，那狡黠的金官乌陵思谋请州内汉人暂时不要骚动，答应他们岳飞一到就开门投降32。岳飞在这些遥远地区的号召力，令人想起《水浒传》中的宋江。小说告诉我们这个“及时雨”因为“疏财仗义”而天下闻名，江湖好汉无不仰慕，岳飞这时身在湖北，而岳字大旗飘扬在京西、关陕、两河和京东，倒实实在在是闻名天下而为江湖好汉所倾服。其所以能如此，除了别的原因，大概也正因为他“疏财仗义”。他资助别人的能力之强，不是《水浒传》中宋江那样身份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在捉襟见肘的忠义民军眼中，他简直是富可敌国33。他能动用的款项非常大，而因为心存大志，钱财看得轻，曾为了节省时间而自掏腰包制弓矢为军用，当然不会舍不得供应忠义人。

岳飞派遣到两河和山东去做敌后工作的重要人员，我们知道的有梁兴和李宝两位。幸运得很，这两人在南宋的各种记载中颇留下一些痕迹，让我们后人对那些武装活动有一个较为具体生动的印象。《三朝北盟会编》有许多段是专记李宝的，卷二〇〇之中“十八日辛卯李宝败金人于渤海庙”条提及他的出身、投奔岳飞的经过以及在岳家军初时的活动：

李宝，兴仁府（即曹州，属京东路）乘氏（县）人也，少无赖，尚气节，乡人号为“泼李三”。京东陷伪地，金人为濮州知州，宝聚三十余人，谋杀知州归南，不捷，脱身走濠州（淮南路，今安徽凤阳），知州寇宏接引，差人伴送往行在。朝廷以方议和，不用宝，欲送于韩世忠军中，宝不愿。会岳飞来朝，宝以乡曲之故往见飞，愿归，飞遂令宝同归鄂州，以为马军，犹未见宝。宝怏怏，时思乡中忠义之人，遂有归北心，乃结连四十余人，各持一大杴，约日就江下夺船，以杴为棹济渡。前期败露，捉获尽立阶下。唯宝言乃宝之罪，众皆不预，飞奇之。送入狱拘系三十九日，有北报金人将扰边，出宝于狱，问北方事。宝言愿归京东会合忠义人立功，飞差承局李成赠银一锭（？），令赴伪界。得忠义人，发遣八百余人赴飞军。飞壮其志，遂给付武翼大夫閤门宣赞舍人，充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依旧黄河驻扎，并付空头文牒，令以次补官，时绍兴七年也。

李宝回宋的年份看来是绍兴八年，因为绍兴六年、七年时岳飞移镇襄阳求进取，不驻在鄂州，而再早便未有和谈之事。岳飞派他到敌区去联络时，让他带着空头文牒（未填名字的委任状）和银子。（但这里说的“银一锭”疑有误，因为太少了。岳珂说是黄金百两。）这段叙述接下去说：

十年，金人败盟（早一年挞懒等废了刘豫而把河南地与三京归还予宋，现在兀朮推翻前议，南下抢回归还之地），是时宝在河上滑州（京西路）境内，梁兴在太行山，宝约兴与同举事，兴探得金人兵重，不从。金人渡沙店，寇京师（东京汴梁），留守孟庾投拜，既而知兴仁府李师雄亦投拜。宝方在共城西山（河北卫州，十年前王彦曾在此保聚）上，具闻其详，乃率众沿河夺舟顺流而下，渐至兴仁府。是时兀朮欲南侵，而虑宝在河上，遂复回，至荆冈（亦作堽），人马困乏，皆熟寝。宝探闻荆冈之东二十里渤海庙下有金人，尤不整，亦熟寝，乃与其次孙定（彦？）、王靖约夜半袭杀之。遂分两路，各率众乘舟，分上下水而进。宝与曹洋作一路，至渤海庙，见金人马果困乏，熟寝不觉，乃次第以刀斧击杀数百人。定与靖亦至，并力杀之。金人渐有觉而起者，已不能整，不及乘马，皆走，堕于金堤下死者无数。然遗马甚多，岸高船低，马不能下，宝令杀马，载之以行为粮食，由是一马活斫为四五段，自岸推下，尽载而去，盖五月之辛卯也。质明，金人以精骑来援，已无及，积尸而焚之。兀朮聚河南河北兵捉宝，不获，守之半月余，乃南侵顺昌。有枢密院准备差使邱延世者，先差在兴仁府刺探，以金人复取河南，方图南归，备闻宝等在荆冈击杀金人事，延世惭，隐名觅路归朝廷，具言宝之克捷事，故朝廷知宝在河上击杀金人，恨未能得宝用之也。

荆冈渤海庙之捷是岳珂系的岳飞传都记载的，《金佗稡编》卷一九还有为这仗报捷的“呼纽郎君捷报申省状”，报告李宝和孙彦于五月二十四日在曹州宛亭荆堽半夜劫金人寨，杀了鹘旋郎君及三个千户，六月初二再战，又杀败一个金牌郎君。但《北盟会编》这段记载之可贵，在于把李宝的敌后工作情形介绍了一下。《会编》后来又叙述李宝等人如何回宋——那时岳飞已经从郾城等地班师，敌后人员大抵都奉令撤回：

十月十五日丙戌李宝以其众归于淮东宣抚使。

李宝自五月在渤海庙克捷，即放船越广济军，遇金人纲船，得银绢钱米甚多。将抵徐州，与金人兵船相遇，乃来戍徐州者。宝方欲严备过徐州，曹洋曰：“我有备矣，金人不知我至，必无备，当掩击之。”金人果无备，皆不及持仗，为宝所杀，生擒七十余人。宝欲杀之，洋曰：“不可，我方欲归朝廷，何不留金人生口以为实验？”宝然之。已过淮阳军，知军贾舍人乘马率人从数十追及，沿岸呼曰：“尔为谁？”时宝之众皆绯缬头巾绯缬袍为号（类似称为“红巾”的太行忠义服饰），宝应曰：“我曹州泼李三也，欲归朝廷耳。”言讫，引弓一发，贾舍人中矢堕马，船已行矣。出清河口渡（清河或泗河入淮河处，在楚州旁）南岸而见胡深，作一寨聚居民养种，深乃具申宣抚使，韩世忠差许世安、王权来接引。丙戌，宝到楚州，世忠犒劳甚厚，宝以生口七十余人解赴世忠，世忠大喜。（卷二〇四）

《北盟会编》在卷二〇六再提到李宝，那是绍兴十一年六月，岳飞与张俊到楚州抚定韩世忠的兵，李宝这时戍在海州（今苏北连云港等地），岳飞慰劳他一番，又叫他去牵制敌后，他便航海到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扰敌一番。自此以后，二十年没有他的记载。这二十年是议和、杀岳飞和禁止越界活动的年代——想起来，李宝到了淮南便停驻下来而没有回岳家军防地，恐怕就是朝廷不想他又潜上黄河去行动吧。他大概就在海州一带投闲了这二十年，我们再听到他消息时已是绍兴三十一年，那时他儿子李公佐也长成而可以北上侦察了。根据他在《宋史》中的传记，高宗偶然见到他，发觉这汉子“北事”很熟，应对时也不“沮慑”，就起用他来负责海岸防御工作，他果然不辱命，不久便在胶西海面大捷。那是一场关键性的胜利，与虞允文采石之战一同延了宋祚，当时金帝海陵皇完颜亮想要灭宋，毁约兴兵，除了亲率马步大军南下，又遣大臣苏保衡和郑家领一支几万人的庞大舰队直取临安，想封了钱塘江口，使高宗不能重施三十多年前航海逃难的故智，不料李宝领着三千闽浙弓手在陈家岛冒死迎战，由老搭档曹洋像诸葛亮似的祭风之后，用火进攻，把金舰悉数歼灭，郑家也打死了。李宝因此拜节度使，成为岳家官将中最发达的一人，并凭着独立战功赢得《宋史》立传的光荣34。高宗见李宝获胜，以为自己知人，高兴地说：“朕独用李宝，果立功，为天下倡矣！”却不知二十年来有多少像李宝这样有胆识、有志气的好汉子已经赍志而殁了。

敌后工作的另一大将梁兴，便是赍志而殁的。他又是《宋史》遗漏的许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只是零零碎碎地录载在各种册籍上，籍贯等样样都不可确考，连名字究竟是“兴”还是“青”也成问题，只知小名是“梁小哥”35。他于绍兴五年冬或六年春领着百余骑从太行山强渡黄河来到湖北岳飞军中，据赵鼎的日记说，这事报到朝廷，高宗和张浚、赵鼎都很兴奋，觉得这显示河外的忠义山寨对朝廷还有向心力。《金佗稡编》卷一八有岳飞的“梁兴夺河申省状”，报告梁兴来到军前，并解释他之所以来是由于从前已有联络（“飞先来结约太行山忠义保社密为内应”）。他勇敢善战，曾聚集数千忠义，在太行败金，记录在时人的《中兴小纪》等书中。来到岳飞军中后，岳飞大概给了他财帛器甲，很快便又派遣他回到黄河北岸去工作。绍兴八年时，他与徐文作战，载在《金史》的《徐文传》。前述绍兴九年时有十万岳家军攻完颜昂的东平府，很可能是他组织的义军。绍兴十年，岳飞大举进军，《鄂王行实编年》所记梁兴的战功，尤多于李宝：

是月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贼于绛州垣曲县（河东路），虏入城，复拔之，擒其千户刘来孙等一十四人，获马百余匹及器甲等。又捷于沁水县（河东泽州），复之，斩贼将阿波那千户、李孛堇，死者无数。又追至于孟州王屋县（京西北路）之邵原，汉儿军张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十余人降。又追至东阳，贼弃城而去，追杀三十人，获其所遗马八匹，衣甲刀枪旗帜无数。又至济源县（京西孟州）之曲阳，破高太尉之兵五千余骑，尸布十里，获器械枪刀旗鼓甚众，擒者八十余人。高太尉引怀、孟、卫等州之兵万余人再战，又破之，贼死者十之八，擒者百余人，得马驴骡二百余头。高太尉以余卒逃，又败之于翼城县（河东绛州），复翼城县。又会乔握坚等复赵州（即庆源府，属河北西路）。（《金佗稡编》卷八）

这些战功是岳珂根据岳飞的军报（收在《稡编》卷一六）写出的，行动广及京西、河东、河北三路，即是今天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

等到岳飞奉令班师，我们看见李宝随后也撤退到淮南宋境，梁兴却不肯回来。他觉得朝廷和长官的命令，也不如故乡和同胞要紧。这年年底，枢密院收到几则关于他的谍报（录在《金佗续编》卷一一），一是说他攻陷了河北的怀卫两州，兀朮亲自到滑州去对付他；二是说在河北的大名府和开德府交界上，他截了山东金帛纲和河北马纲36；三是说金人在徐州戒备，怕他从梁山泺乘船下来——即是说怕他会走李宝的老路。岳飞死后，绍兴十二年，他还有过奏章送到临安，此后由于两国已谈和，宋廷严禁与金对敌，他的消息也就没有了。他没有李宝晚年发达的运气，没有史馆立传。理宗时立庙祀岳飞，配享的将领有六人，对岳飞不甚忠诚的王贵和董先都入选了，他却名落孙山。不过，在各地岳庙里有些岳飞墨迹的刻石，碑阴注明原件是梁兴家藏37。这些墨迹是赝品，大概是出于两河或山东的遗民之手，他们年年南望皇师，在胡尘中怀念着岳飞，记得当年活跃的梁兴是岳少保的将领，于是就这样说。

岳飞向北方进军，前后有三回，每回都得到忠义民军之助。绍兴四年复襄阳六郡，与六年进至洛阳陕边的情形，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第三次是绍兴十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岳飞当时下令全军分头出击，与诸将领约定平定了河北再相见。出击的经过，《宋史·牛皋传》末段有这简要的叙述：

……飞乃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经略东西京、汝、郑、颍、陈、曹、光、蔡诸郡（曹州在京东西路，光州在淮南西路，余在京西北路）；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捷于宛亭，捷于渤海庙；董先、姚政捷于颍昌（京西）；刘政捷于中牟（京畿）。张宪复颍昌、淮宁府（京西陈州）；王贵之将杨成复郑州（京西）；张应、韩清复西京（京西）。皋及傅选捷于京西，捷于黄河上。孟邦杰复永安军（京西），其将杨遇复南城军（京西），又与刘政捷于西京。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河东绛州），又捷于沁水（河东泽州），追至孟州（京西）之邵原，金张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济源（京西孟州）。乔握坚等复赵州（河北）；李兴捷于河南府（京西），捷于永安军；梁兴在河北取怀、卫二州，大破兀朮军，断山东、河北金帛马纲之路，金人大扰……

这段叙述稍有些错漏38，但大体是对的，各场胜利都有捷报为凭。我们分析一下，发现张宪、王贵、牛皋、傅选、姚政这些正规岳家军集中在京西路作战，目标是东京汴梁；从稍北的洛阳河南府地带起，向东北伸展到河东、河北和京东路，则是岳家军与忠义人配合作战，甚至可能只是岳飞派人策动组织民军作战。（在军报中，李宝、梁兴、乔握坚、孟邦杰以及所率的赵云、杨遇等头领，叫作“忠义统制”或“忠义统领”。）硬的仗是正规军打的，但收复失地却是民军功劳大。这一次的行动结果可说是胎死腹中，因为才打了个多月就接命令班师了。岳飞原先的期望很高，出师之始曾说：“这回杀番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事后他沉痛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十年”还是那个联络忠义人的约数。

我们可以猜想，沦陷区的忠义人在拥护与支援岳飞之时，也向他提出要求，施加压力。他们除了会要求器甲与物资，还会催促岳飞出兵攻打金人，因为他们不愿长久生活在金人治下，更不愿因与岳家军有来往而受到报复惩治。岳飞在绍兴六年北伐因粮尽而还之后，见朝廷无意再出兵，曾三番几次要辞职。绍兴七年，朝廷原定把刘光世的军队给他来图谋中原，结果没有实行，后来刘光世军兵变降齐，他便赌气上庐山守母亲的坟，不肯领军。绍兴八年，王庶受命为兵部尚书，他对王庶说，今年再不出师，他便要纳节求闲了。有人会以为这不过是武人想借打仗来飞黄腾达，这些人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岳飞在绍兴七年已除太尉，那是武官最高的级别了，何必再去庐墓和纳节求闲？绍兴九年，和议成功，岳飞也分到一个“开府仪同三司”，根本不用打仗就得了最高的文阶。打仗究竟冒一些危险，撇开阵亡不说，打败仗是要降级的39，官阶已这么高了，若为私利，何苦去打仗？其他武将何尝不想升迁，却都不闻以辞职来要挟的。岳飞这样做，除了是想留名青史，十九还是受到忠义人的压力。

最后，岳飞罹杀身之祸，也与这些忠义民军大有关系。岳珂为给高宗皇帝脱罪，便说杀岳飞只是秦桧得金人授意而为，皇上并不知情。这才真是胡说八道。《高宗本纪》明白写着赐岳飞死，可知是高宗下的命令，而且似乎在事前算是朝廷讨论过的。高宗为什么要自坏长城，杀掉最得力的大将呢？这会是金人谈和的秘密条件吗？不太可能；而且，即使是，高宗也大可不接纳40。真正的原因一定是他觉得岳飞的威胁太大。宋朝传统最怕将帅的力量大，现在岳飞已有全国最强的一军，还有敌区的忠义民军响应，这些民军人逾百万，服从的只是岳宣抚，不是赵官家。《宋史·岳飞传》说他们“所揭旗以‘岳’为号”，不是以“宋”为号，《金史·奔睹传》证实了这一点。高宗只要疑心岳飞对他个人不是绝对忠诚41，便会认为须先下手为强，把他除掉。

历史在小说里

高宗朝的溃卒窜扰和民众保聚的情况，略如上述。《水浒传》有一首入话诗，咏的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战士：

幼辞父母去乡邦，铁马金戈入战场。

截发为绳穿断甲，扯旗作带裹金疮。

腹饥惯把人心食，口渴曾将虏血尝。

四海太平无事业，青铜愁见鬓如霜。42

这个汉子曾经和外族打过仗（喝的是“虏血”），吃过苦，器甲不全（所以要截发穿甲和扯旗裹创），因粮缺而要吃人肉，现在没仗打了（两国谈和？），他年纪大了，镜子里看见白发。这首律诗咏的不是任何一位梁山好汉，而是梁山好汉背后的一代真实人物。再大胆一点，我们可以猜想这是水浒故事的一位作者在咏怀：他自己原是个抗金的军汉，做过溃卒和忠义人，现在宋金讲和了，他年事也高，便在说故事求生计43。

要说明水浒故事的素材部分来自宋金战争，我们不妨从“忠义”这两个字入手。“忠义”平常用作广泛的形容词，意思是“忠贞”和“正义”，但我们已经看到，在宋金战争的时代，它变成了一个特指沦陷区抗金民众的词语。有时它是名词，如说“两河忠义”“山东忠义”，有时用来修饰，如“忠义人”“忠义山砦”“忠义军马”“忠义统制”，但无论怎样，总是在说那些与金齐为敌的民间武装。在《水浒传》里，这两字的地位非常重要，学者如王利器、严敦易都已注意到。首先，小说的全名，历来都有这两字在内，郑振铎编辑汇校本《水浒全传》时所依据的九种主要版本，前八种全叫作《忠义水浒传》或《忠义水浒全传》。例外的第九种是金圣叹的贯华堂本，金圣叹由于眼见明末流寇为患，心中恨恶强盗，便把书名上“忠义”两字删去。贯华堂这个七十回本是近代最流行的版本，于是一般读者都不知道小说的原名。其实这里头“忠义”两字可能比“水浒”两字更重要，前几年上海图书馆发现一本旧书封面内页的两张补纸，中缝标名为《京本忠义传》，内容是“三打祝家庄”。据说，这两张残页，看来比现存一切水浒版本都要早44。

其次，梁山上好汉聚会的大厅叫作“忠义堂”。这厅原本叫“聚义厅”，是宋江换上这个新名字的。换名发生在第六十回，当时晁盖在曾头市中箭身亡，大家请宋江继位，宋江答应“今日权居此位”后，也不讲为什么，就宣布“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全传》第1012页）。我们看过宋金战争的历史，知道改名不是没有缘故的。本文一开头曾指出，《水浒传》结束的律诗有“却喜忠良作话头”之句，而最初洪太尉放走魔星的缘由之一又是“宋朝必显忠良”，这几处的意思很连贯，而且与历史背景吻合。小说在三处都只是点到即止，不加详释，想必是由于怕犯禁忌。须知不但在北方金人不容揄扬抗金的忠义人，就是在南方，宋廷也有很多时候是不允许讲论这个题目的。

未经宋江改革之前，梁山与别的山寨本质上并无二致。梁山的寨本是王伦和杜迁、宋万这些平庸角色所创，天然的形势虽胜，人力的建设却没有什么特色。寨内有一间“聚义厅”，那是小说中一切合伙山寨所共有的建筑；另有一座“断金亭”，也不是梁山独有的。比方在第四十四回裴宣等人于蓟州饮马川筑的山寨，便同样地在山前建个聚义厅，山后筑座断金亭。断金亭不过是拿来衬托聚义厅的，因为“义”字在江湖上的含意是同道中人同心互助，“断金”则来自《易经·系辞》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那句话。“聚义”一词在《水浒传》中出现得很多，好汉合伙做事或经营山寨都叫作“聚义”；但如果把其中用得极滥的“义”字撇开，剩下的“聚”字就令人想起华北抗金民众的“保聚”。

“保聚”原是“聚众自保”或“保民聚众”缩短而成，“聚义”也是聚众的行为。《水浒传》中好汉们聚义的一座座山寨，反映的是华北民众保聚的组织。保聚是据险要筑寨栅以自卫，寨中民众是武装的，为了给养，或因为天生贪婪之心已没有了法律来禁制，他们会出来抢掠，于是被外间目为盗贼。我们在第三节提过的那位在河北真定五马山寨领导保聚的马扩，他受信王赵榛之命南下到行在请救兵时，沿途就曾见到许多这种盗贼似的山寨：

马〔扩〕率麾下五百人沿路转河朔，皆大盗据要险，马每至，辄单骑诣其寨， 谕以信王请兵之意，且与结约同效忠义，盗贼皆踊跃忻从。时兵间无纸笔，马所至，裂衣襟记其姓名次第，云俟到朝廷即先命尔辈以官。渡黄河时，皆盗魁自操舟相送以济。（《北盟会编》卷一一六，引马扩《茅斋自叙》）

这些盗贼的反应，显示他们本质上就是些宗宋反金的“忠义人。”《水浒传》中的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饮马川等砦寨的强人，指的正是这种人，所以都是“忠良”，日后受招安而效力报国。

宋江的改革，象征着把一群保聚的人改变成忠于宋室的“忠义人”。根据小说，宋江自始就是有心为国效劳的，其后在还道村受过玄女娘娘的嘱咐，于是更加在意，及至晁盖死去，他继为梁山领袖，就进行改革，把聚义厅改名忠义堂，并开始教导弟兄尽忠报国。改革的高潮是第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由于上天显应降下石碣，昭示了天命，要大家“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宋江便放开手来大干一番，除了在忠义堂上挂起堂名的牌额，还在山顶竖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大字，堂前柱上又立两面朱红牌，金字写着“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然后，择了一个吉日良时，宋江领着弟兄们对天盟誓，誓词最末的几句是“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全传》第1205页）。叙述至此，小说有这样的两句话：“看官听说：这里方才是梁山泊大聚义处。”为什么说“方才”呢？似乎表示尽管梁山好汉不是现在才聚齐，尽管他们早已依着义气原则互相扶持，但是要大家一同立下这保国安民的誓，他们的聚义才是有意义的“大聚义”。

我们试检查一下，就会发现石碣上和盟誓中的话语，都与宋金战事的背景有关系。石碣上的两句话中，“忠义双全”的意思很清楚：梁山好汉从前只讲义，没有讲忠，现在上天要他们都像宋江一样，忠义两者都不忽略。联系历史来说，就意味着叫华北保聚的民众不仅要团结互助自保，还要忠于宋朝而与金人对敌，即是说，要做忠义人。“替天行道”比较含糊，许多人以为这表示梁山好汉认为国家的政治不修明，天道不行，要自己出来主持正义，所以说“替天行道”。但联系小说的上下文来看，这句话肯定不是这样的意思。宋江在第四十二回遇见玄女娘娘时，娘娘一口气教他要“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全传》第679页），现在石碣上又并列着“替天行道”与“忠义双全”，则“替天行道”并不是要取赵宋皇朝而代之，其理至明。这句中的“替”字特别值得注意，它的“替代”的意思正与南宋初年华北沦陷的情况相合：由于赵官家远在南方鞭长莫及，不能保护黎元，要忠义人出来照顾他们免受金虏之虐，所以叫作“替天行道”。好汉们大聚义的誓词把“替天行道”与“保境安民”连在一起，就是这意思45。既然大家是忠义人，不是山贼了，大堂便是忠义堂，堂前柱上便写上“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依常理说，法外之徒自然是扰民的，他们若会去“保境安民”，除非是建立新皇朝，现在梁山好汉又要忠君，要“同著功勋于国”，他们若不是宋时保聚的忠义人，还有什么逻辑呢？梁山泊在山顶上竖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所象征的明白是一个抗金的忠义山寨。梁山大聚义的誓词，看来就是一篇典型的忠义人誓词，“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这些话，应当便是宋朝廷或官员给他们的勉励，或是他们的自勉。

表面上，《水浒传》讲的是宋江和绿林弟兄们的故事，这宋江是《宋史》里头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所提到的那个强盗，他在宣和年间起事于淮南，转掠京东、河朔，后来败降张叔夜。但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小说的背景不会是徽宗宣和年间，主角也不会真是那“淮南盗”。淮南盗宋江是个流寇，他在短短两三年间窜扰了几路，大抵并没有久留在哪一处地方，更不闻以梁山泊做大本营。我们没有史料证据，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他有“忠义双全”和“保境安民”的抱负。他归顺张叔夜，是战败后势穷力蹙而降，日后究竟有无参与平方腊是个疑问，而即使有，也不见得是出于忠君辅国的素志。所有这些口号与理想，只可能属于徽宗宣和之后、高宗炎兴之时在华北敌区中保聚的忠义人。他们原不是绿林，只是因为金人蹂躏了家乡，为了求生存和保护父老妻子，才铤而走险的。“替天行道”与“保境安民”根本就是他们组织起来的宗旨与目的，而“忠义双全”既是他们的名号（“忠义人”），也是他们的实质。《水浒传》叙述阮氏三雄在石碣湖上拒捕之时唱出“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句子，今天的读者都恐怕要觉得莫名其妙，但我们提过，建炎时在山东的葛进，他的队伍曾在脸上刺着“永不负赵皇，誓下从金贼”的字样。

梁山好汉的成分与心态，分析起来，给我们同样的结论。拿中国人素所重视的籍贯来说吧，若按照宋时的“路”来划分，好汉们以京东籍（今天的山东省为主，加上苏北与皖北小部分）的最多，约有三十六七人；河北有十九人，河东八人，两河共二十七人；江南有十五人；京畿有五人，京西、淮南、关陕、荆湖各四五人；另外四川有两人，广东有三人46。这里头京东的人最多，大概是因为《水浒传》的创作与山东的关系最密切47，但除此之外，籍贯的分布与民众结寨保聚的情况是相合的。保聚的团体中总要有相当数目的军人才行，因为他们才有武艺与作战经验，平民需要他们来领导与组织。宋时的禁军主要来自关陕和两河，梁山好汉中关西人的数目虽然偏低了一些，河东河北的人数则相当合理。至于其他籍贯的好汉，正足以反映出各地征召来抗敌的厢军和自动前来勤皇的民军。那时民众自卫的山砦水寨中一定有相当数目来自各地的将士和官吏，看惯了这种情形的“说话人”编讲水浒故事时，自自然然就这样地讲忠义堂上的籍贯。反之，倘若我们执着旧的看法，认为《水浒传》讲的基本上是淮南盗宋江那批人的事，众好汉的籍贯分布就很费解了：山东和两河的人最多也还说得过去，因为史载宋江曾犯京东与河朔；但何以这批强人所起源的淮南路只有四个人那么少，而且四人——王英、朱武、李忠、陶忠旺——之中没有一位是在三十六天罡之列呢？其他各路的好汉还有三四十人，占总数近五分之二，他们又为什么会远从关陕、四川、荆湖、广东等地方汇集到淮南或京东来做流寇？

再以出身和职业而论，倘若小说描写的真是历史上那群宣和盗，那么梁山好汉当中应该以贼匪、闲汉与农民为主；但我们发现，在三十六天罡之中，只有远道来找晁盖去截劫生辰纲的刘唐像个贼匪或闲汉。把七十二地煞加进来算，也只有七八个这种人。而这七八人已包括了梁山、少华山、桃花山等山寨的开寨头领，但这些人就如马扩所见的盗魁，可能是忠义人。梁山人马之中，出身军官和胥吏的最多，一〇八人里共有近四十人，占总人数三分之一，天罡三十六人里有十八位，高达一半，其中除了宋江、戴宗、李逵、杨雄四人，都是军官。这显然是反映了保聚的实情，因为保聚是由溃兵和民众联合组成的。天罡之中富人颇不少，如柴进、卢俊义是大财主，宋江、李应、史进、穆弘都有田地庄院，六人便是三十六人的六分之一——若说宣和那群淮南流寇的首领有六分之一是地主富户，那真是匪夷所思；但保聚的首领中有很多是富户，则是事实，而且入情入理。柴进这个金枝玉叶的形象，说不定是受前述在真定五马山结寨的信王赵榛启发的，“进”“榛”两字的读音也相近。真真正正农民出身的梁山好汉是少之又少，不要说比不上军官，甚至比不上富户和客商。历史上的流寇队伍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说到梁山好汉的心态，本书头一篇曾有讨论，认为是相当典型的法外强徒心态：他们不戒杀掠，对妇女的疑虑很重，很急于结拜，经常为自身的安全而焦急，讲小圈子的道德（江湖义气），等等。这样的心态，其实是各时代、各地方、各种各类的强人所共有的，不能据之以判断那些强人的身份。但梁山好汉还有一些心理是比较特别的，其中之一可见之于书中“疏财仗义”那句话。这话所指的事例，绝大多数是讲一个好汉得到另一个较富裕的好汉相助，而不是讲好汉救助无依靠的妇孺弱者。读者与听众如何接收这类故事，是个有趣的问题48，但无论如何，这种态度在一般的英雄故事里是见不到的。文学里的侠盗都是些我们在前面称之为“田牧式”的创作，他们是不要钱财的；退一步来说，即使要，英雄好汉也应当自己去弄来，怎可以盼望人家施与，看见疏财的人就鼓掌叫好呢？《水浒传》里这种独特心理，恐怕只会是反映那些贫穷匮乏的保聚武装，他们渴望得到物资援助49。

梁山好汉另一点独特心理，是想为朝廷效力。他们不仅是被动地愿意归顺宋室，而且是很积极地盼望朝廷派人来招安。这很明显地反映了沦陷区忠义人的心理。但如果只看小说，看见一群上山落草的人望招安，读者自不免要觉得奇怪，要反问这些人“何必当初”？这种态度由于看似很矛盾，于是引来诘难和解释。但我们已分析过，众好汉为国效力，原是天意，宋江不过是早从玄女娘娘处得到令旨，所以早些提出辅国安民之意而已，等到大家一齐目睹天降石碣，全伙便一同遵天命受招安了。无论如何，全伙受招安一事与当初众人不情不愿地“逼上梁山”的描写是相配合的。为了归顺问题，好汉们曾有争论，这是事实，但这或许更多的是反映了当年华北的保聚武装对于在宋金二者之间选择取舍时的分歧。沦陷区内的砦寨，外有金齐军队压迫，内有粮食衣服器甲的供应问题，要长期保聚下去是很不易为的，砦寨内的军民对这个问题一定常会讨论。他们自然的情感会是倾向故国与故主，但金齐在近，宋廷在远，刘豫来引诱他们，而宋朝廷亏待军汉与忠义人马的事情他们也会有所闻50。许多忠义人渐渐都守不住节操，我们也看到李兴和董先如何先后受了刘豫的伪职，河东韦忠佺等人的山砦又如何与金人休战了。《水浒传》中受招安的梁山人马，相当于那些继续尽忠于宋朝的战士，如邵兴（隆）、翟琮、冯赛这些人，是历史上真正硬骨头的好汉子。

我们当然不能责怪现代的读者误解了《水浒传》，因为书中故事的原意并不明显，故事里的人与事究竟代表什么，都很混乱。我们说忠义堂上的好汉是华北的抗金忠义，他们为宋效力就是为宋效力，这脉络很清楚，没有问题；但金人在小说中是怎样代表的呢？我们可以猜想，曾头市的故事讲的是他们了，因为书里说曾家府是女真族类51。但除此之外，我们在下节就会谈到，“平辽”似乎是“平金”之意。这还不止，在第二部的考证里，我们发现那个“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十九是演忠义人截劫金人的运输，因为一方面那为人传颂的梁小哥曾截劫金人“河北马纲”和“山东金帛纲”；另一方面，小说讲蔡京的女婿每年输送巨额的礼物给蔡京，这样的事情颇不近情理，当然也无史料佐证。依我们分析，这故事所牵涉的地方大名府，与人物梁世杰、李成、闻达等，全都有明显突出的代表性意义，不是随便说的。这样说来，代表金人的方法就很多了，难怪读者觉得无所适从。然后，生辰纲是杨志押运的，倘使这些财宝代表刘齐给金人的进贡，为什么押运的是民族英雄杨令公的后人？总言之，《水浒传》的喻言意义混乱得很，其中什么代表什么，往往并无系统与一贯性可言。

我们也不能太责怪作者。《水浒传》是集体创作而成，是由许多人在长久的年月里创作了许多故事，再由后人编辑成书。创作故事的人各自为政，没有统筹，而后来的编者对前代作者的心思又未必完全了解，混乱自然是免不了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情形是民间文学的正道，故事流传皆因得到满足的民众让讲故事的艺人有饭吃。艺人为稻粱谋，便须投民众所好，如宋时民众仇恨金人，他们便多说反金的话；到了元明时，金与宋都消灭了，民众这时是听英雄故事为主，他们便尽力讲动听的英雄故事，其间政治意味或民族斗争的话如果有碍故事的艺术，他们便会大力修削。今天小说里的忠义人意识都是他们刀斧下的孑遗，面目当然不完整，也当然不易辨认。

小说如何写成

让我们再看看《水浒传》是怎样写成的，看看忠义人的意识在它的结构和情节上起了些什么作用。

《水浒传》有一个神话做架子，小说的第一回叙述钦差洪信到龙虎山请张天师去京师祈禳以祛除瘟疫，洪信不小心放走了镇压在上清宫里的妖魔，这些魔头日后便大乱天下。也许《水浒传》就像《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一样，有一个前身，这前身也许是没有忠义人意识而真正讲宣和盗宋江三十六人的，所以视他们为恶魔52。果然是这样的话，那些有忠义人意识的说话人承接了这套故事，马上连模子也修改了，把魔星的逃脱用“宋朝必显忠良”来解释。这点修改后来更强调了两次，一次是宋江在还道村遇见玄女娘娘，娘娘教他要与众弟兄一同忠心报国，把魔心洗净，将来才能复归天界；一次是在第七十一回大聚义，天降石碣，证实弟兄们的星宿身份，并勉励他们替天行道。这样，整本小说的神话架构都是宣扬忠义的了。

模子布下了局，《水浒传》就讲众英雄个人的故事，叙述他们一个个怎样上山加盟。这些故事的情节，大多数似乎与宋金战争无涉。比方叙述武松的“武十回”，讲他打虎、杀嫂、遇张青夫妇、打蒋门神、在鸳鸯楼报仇等，显然就是一个很有姿采的流浪英雄故事而已。据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南宋时杭州说话人的故事篇目中有“武行者”，可知武松有一系列的故事，《水浒传》也许就把这些故事收用了，并不多做修改。这类故事是《水浒传》的艺术本钱，没有了它们，小说便不会这么受欢迎。有时候，水浒故事的情节虽没有什么深意，里头却会夹着一两个时事中的人名地名，令当时的听众震动一下。比方武松的搭档鲁智深，他也列名《醉翁谈录》，他吃狗肉和大闹山门等故事与忠义人的经验亦似乎没什么关系，但他出身是“小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这位经略相公却是宋金战争中的人物53。这个关西的军官跑到河东雁门的五台山去做和尚也不是偶然的，原来五台山的和尚曾屡与金人打仗54。《水浒传》里的许多对阵打仗的场面，写得都不甚真实，大可以拿来与《三国演义》或别的演义小说里的战阵调换；可是呼延灼的连环马（第五十五回）显然来自传说中四太子兀朮的“拐子马”55，晁盖和三阮弟兄败何涛（第十九回）也实在像“梁山泺打鱼人张荣”在缩头湖破挞懒。

忠义堂上的一些名字与形象，明白是取自建炎绍兴时候的人物。姓名雷同本属常见，中国人姓氏有限，军汉爱用的名字又不太多，水浒英雄和炎兴时的将佐、军贼以及忠义人马同名同姓，未必有什么意义，因此，次要人物的重合，我们不必太注意。比方小说里在桃花山作寨的两人名叫李忠和周通，这种名字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屡见，我们没法确言这对桃花山山贼是受哪一个李忠和哪一个周通启发的。即使是重要人物，若无影射的理由说得出，也不必算数。例如建炎时山东有个军卒李逵，与吴顺、杜彦一同作乱，杀了东道总管赵野，后来降金。这李逵与《水浒传》中的小牢子黑旋风毫不相似，只好算是姓名偶合。但是关胜的情形就不同了：建炎时刘豫守济南，副将是关胜，刘豫变节降金之时他不肯相从，刘豫就把他杀了。山东的忠义人马一定忘不了这位“济南骁将”，于是在小说里他是梁山五虎将之首。山东的忠义人大概也知道那驻在南部境外的韩世忠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呼延通，他的战功曾数次录在《宋史·高宗本纪》里，他曾单骑勇救韩世忠出险，又曾独自与金将决斗，擒之而回。这个好汉后来受了韩世忠的冤屈，跳进运河里溺死了。《水浒传》里的呼延灼也是五虎将之一，他与呼延通虽然异名，但同是太保呼延赞之后。再如小说里的一丈青，当然是军贼张用之妻一丈青变成的。这位“关西贞烈女 护国马夫人”在建炎时名气很大，因为“张莽荡”那时据地千里，她有时代丈夫统军，那时中原的游寇和士兵大抵都在传讲她的故事，大家心里有个挺罗曼蒂克的印象，所以《水浒传》里的一丈青也是高强而美艳，但朦朦胧胧，看不清楚，话也几乎没有说一句。这些人物，在下面第二部另有详论。

但小说里的关胜、呼延灼、一丈青这些英雄，和同名的炎兴人物，在事迹上，并无多少相似之处，说话人把他们的名字放进小说之中，主要是致以纪念之意罢了。真正把事迹演在这小说里的重要历史人物，是岳飞。小说里宋江的一些特质，是从他身上来的。我们看见过岳飞在宋金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与忠义人的渊源，现在看见梁山领袖身上出现他的特色，当不会很惊诧。宋江并非完全反映岳飞，宋江的山东籍贯是山东忠义说话人的手笔，他那些杀阎婆惜的故事则似乎是旧日这个淮南盗的传说，但是疏财仗义、名满江湖、为国效力、被诬毒死、身后封侯立庙，等等，却与岳飞相同。淮南盗宋江曾寇京东河朔，又有参与敉平方腊之说，似乎也可以算是名满江湖与为国出力，但究竟不如岳飞之事实俱在——他平群盗，北伐复中原州县，岳字军旗甚至在敌后的山东和河北飘扬。我们有理由认为岳飞在忠义人之间有“疏财仗义”的美名，但有什么证据来说淮南盗宋江当年也有此令誉？历史上的宋江是否被诬而死虽不得而知，但身后并无封侯立庙之事——否则学者研究之时也不致慨叹文物与踪迹之难寻；但岳飞正是死于冤狱，据说是毒死的，后来在孝宗登位时昭雪，封爵立庙。他的“鄂王”的封号是宁宗时颁的，在孝宗时封的正是侯爵——所以《北盟会编》所引用那篇早期传记叫《岳侯传》。我们在下面第二部的考证篇章中还会说到他下狱的故事以及宋人悼他的诗如何移植到《水浒传》里。

宋江在小说中露面后，穿针引线，陆续把许多好汉引上了梁山，较大规模的集体性行动就开始取代那些个人故事。集体行动中，有些显然是拿来讲南宋时的史事的。比方曾头市的故事，曾家府的人据说是金人。假使《水浒传》的内容真正是淮南盗宋江的事，梁山人马应当不会与金人起冲突，因为当时宋金之间还夹着一个疆域与宋相埒的大辽，那时宋的使臣如马政等要到金国去结盟便须航海。梁山泊的先主晁天王死在曾头市，含意已相当明显的了。再如梁山泊和大名府的争争斗斗也并不偶然，因为这个“北京”原来是刘豫受金人册立时的京城，几年之后刘齐才迁都汴京。“梁中书靠着京师里的丈人蔡太师撑腰才能在北京管事，所以他每年要送大礼给蔡太师”，这样的一番话是喻言性的，在表面之下另有一套完整的意思。这样来看，“智取生辰纲”演的当然就是岳家军忠义统制梁兴的事迹。梁山好汉后来打破北京城的故事，则是讲忠义人的愿望，他们一定气愤地讲了不知多少次“看老子那一天不打破城池，宰了这些乌龟王八蛋”！

第七十一回的梁山大聚义是《水浒传》中高潮所在，如果我们不能把它系在某一件历史事件上，便应视之为抽象广泛地象征保聚的山寨转变成宗宋抗金的忠义山寨。不过，影射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我们若相信岳飞与水浒故事的创作有密切关系，也可猜想一下这个忠义堂大聚义是不是喻言在绍兴七八年时岳飞把两河和山东的忠义山寨联结起来那回事。大聚义之后，梁山好汉有几件集体的大行动，即是“平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撇开次序不论，我们发现每个故事都与岳飞生平的事迹相应。平田、王和方腊，相类于岳飞之平盗，即是平张用、曹成等军贼和湖寇、虔寇等乱民。“平辽”呢，像攻打大名府一样，又是一个泄愤故事。绍兴十年前后，无数的忠义人都把破金复国的希望放在岳飞身上，可是他在大好形势里受命班师，令他们失望到极点，他们心胸中强烈的“遗恨失吞金”的情绪，发泄出来，就有这种“平辽”故事。一定有人不同意这解释，他们会问，平辽就是平辽，怎么会针对金国？如果对金有恨，应当来一个好像《说岳全传》中那样的平金故事才对。而且对金的仇恨已在曾头市故事中发泄过了，现在又重复吗？再说，平辽在《水浒传》里置在平盗之前，与岳飞先平盗再伐金的次序也不合。但我们须记得，《水浒传》并不是由一位作者依着个单一的构想写成的，书的前身是一大堆由许多人创造出来的故事，一贯性往往谈不上。南宋的人赞许韩、岳诸将平群盗以靖地方而且又提高军力，有些说话人可能还直接间接有过身为军贼被收编而参与平盗寇和抗金兵的经历，他们就会以他们忠君爱国的态度写出平田虎、王庆、方腊以及曾头市和辽国的故事。这一大堆故事日后集合成书时，编者也许故意不让岳飞的形象显露得太清楚，也许由于年湮代远，已经不知道这些故事与岳飞及南宋史事相应，于是就不依岳飞生平的次序安排，而且任由重复，讲完曾头市又讲平辽。此外，《水浒传》中的平辽故事不可能是由对辽的仇恨而生，因为辽宋冲突只见之于北宋较早的年代，到徽宗宣和时，宋之所以与金结盟夹攻辽，只是由于惦记着旧恨而且想恢复燕云十数州而已，并不是有什么新争斗。到了南宋，水浒故事开始创作之时，辽已灭亡，而宋人大抵颇为怀念这个尚算和睦的老邻舍，常听见廷臣和大将建议助辽复国以对付金人。

《水浒传》的结局，更是清晰地盖着忠义人怨愤的印记。梁山好汉为国为民，大半在疆场捐了躯，凯旋之后，除了急流勇退的人得尽天年，其余的都没有好收场，宋、卢两领袖亦分别给奸臣毒死——这样的结局，其实是炎兴时抗金汉子的命运渲染成的。忠义人从绍兴十二三年起就可能已经生出很强烈的怨愤之情了，那时和议已成，岳飞已杀，一些在早几年收复的土地又割还金国。沦陷区内的保聚砦寨任由自生自灭，宋的朝廷和官将再也不理会了。这些砦寨中有不少前面叙过的忠义人，他们为国流过血，有弟兄子侄牺牲了，家里还藏着岳家军、韩家军送来的什么大夫、什么使的官诰文牒。有些人不是留在家乡保聚，而是去当了兵或勤皇，也许一直在行伍里服役，也许打败溃散，吃过无粮之苦，跟随桑仲、张遇、张用、丁进、曹端等人背着军贼恶名，后来又收编回军队里，可是也受不到什么好待遇。万中无一的际遇制造出一个李宝（所以《水浒传》里也有个朱仝日后荣封节度使），但枉杀的军汉就不知有多少，像前述的丁进、刘文舜、张琪、韩世清、马皋、宫仪等，都未必真是该死的。宋江遇毒之事，最可能是影射岳飞在狱中被毒死，但那几年间鸩杀仇金分子的传闻也实在多，如《宋史》也说牛皋疑是给张俊的干儿子田师中毒死的，邵隆（兴）亦有被秦桧差人毒死之说。就拿这个叫作“邵大伯”的民军领袖来说吧，我们记得他如何聚众抗金，如何先后追随李彦仙、王庶和岳飞，在京西和陕边与金人周旋了十多年，等到宋金和谈，他夺回的商州又割还给金人，而他因常与金人冲突，终于遇害。他的官不大，死事又不够烈，于是修《宋史》的官僚不替他立传。反而那些投降金人的，如李成、徐文、孔彦舟、郦琼，都活得长命富贵56。

从结局回头看，忠义人写梁山大聚义、全伙受招安与保国安民等，并不是为了宣扬赵宋之德，也不是要劝勉后代继续向这皇朝尽忠。他们既尝过被遗弃被出卖的滋味，又已写出了宋江和弟兄们的下场，没有什么理由再大力提倡向这个朝廷效力。他们把自身在宋金战争中的经验写进故事里，只不过是把过去的岁月录下来留个纪念了。他们要在故事中发言，也只是为自己剖白，说一番apologia pro vitis suis（为他们的生命辩护）的话，向后世解释他们那一代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