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如何化解矛盾

组织协调问题，首先就是个“同欲合意”问题。所谓同欲合意就是指上下同心同德，它强调的是组织的内聚力问题。

“同欲合意”就是实现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组织团结。

孙武把“上下同欲”作为胜道的一种，是总结了一条治军作战、治理国家的重要规律。两军相敌，争战厮杀，虽然决策定计权在将帅，但战争最后胜利，仍然靠全体官兵奋战。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全体士兵的奋战，再高明的决策也难以实现，任何战争也无法取胜。并且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大凡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部队，都可以在实战中取得胜利。同样，搞建设以及进行别的事业，也必须上下同心，团结一致，目标一致，这样才能有力量；反之，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是不能有力量的，也不能成就事业。所以“上下同欲者胜，上下不同欲者败”。

周郝王年间，燕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六国之军伐齐，燕昭王与乐毅意见统一，方略一致。乐毅在前线征战，燕昭王不但赏赐乐毅家衣物，还派人带大批礼物送给乐毅，并立为齐王，以示信任，乐毅不受，回书向燕昭王表示誓死效忠。燕军仅半年时间，连夺齐70余城。仅剩二城未下。公元前279年，在乐毅伐齐将要取得最后胜利时，燕昭王死去，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为太子时，对乐毅不满。田单乘机施离间计，使燕惠王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知道燕惠王居心叵测，怕回国后被杀，向骑劫交出兵权后便投奔了赵国。燕军将士因此愤愤不平，军心涣散，齐国转败为胜。

同欲合意的团结必须有坚实的组织基础即要形成一个团结一敏、联系群众、经常健全的领导集体和骨干圈子。

古诗云：“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悟不栖，士伏处一方兮，非王不依。”只有珍洁的梧桐树，才能吸引高贵的凤凰，只有杰出的领袖才能吸引人才。唐初，李渊诸子各树一党，其中最主要的为太子建成的东宫集团和秦王世民的秦王府集团，两人都重视收集人才，但世民更善于团结人，更善于发挥部属的作用。一次，有人怀疑猛将尉迟恭叛逃，就把他抓起来，并建议世民把他杀掉。世民认为尉迟恭并无叛心，就立即将他释放，还把他请进卧室，好言相慰，又赐以重金，说如果真的要走，这些钱财就给你作路费，并作为我们共事一场的纪念。不久，敌军突然而来，包围了世民的大本营，局势非常危险。尉迟恭拼死杀敌，救出世民。从此，他就成了世民的一名心腹大将。建成很欣赏尉迟恭的勇猛，要齐王元吉用重金高价去收买他，没有成功。于是，转而对他进行陷害，把他打入大牢，这更使尉迟恭死心塌地地站在世民—边。“玄武门之变”时，尉迟恭一马当先，射杀元吉，驱散进攻秦王府军队，进入皇宫要挟李渊，为世民夺取最高权力立了大功。后来，尉迟恭恃功骄傲，行为鲁莽，有一次几乎把任城王李道宗的眼睛打瞎。世民对他进行严重警告，劝他不要重蹈汉初骄横功臣的覆辙。这样，尉迟恭及绝大部分功臣都得以保全晚节，并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

古话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李世民一生，错误不少，如主张广封宗室，刺史(地方军政长官)世袭；试图广修行宫；还怒气冲冲地扬言要杀掉魏征这名经常犯颜直谏的“田舍翁”。由于世民身边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有胆有识的文臣武将，世民本人也还能够纳谏改过，这些错误主张或没成为事实，或没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世民深深地感到，一个好的君主应该向良臣学习，以人为鉴，这样才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作得好，哪些地方作得不好。当魏征逝世时，他感慨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而万众一心才能产生更好更多的“元首”、“股肱”。

组织团结有如“滚雪球”，一层裹一层裹得越紧，“雪球”就滚得越大；滚得越大，核心里层也就裹得越紧。古代，这个“雪球”只能滚到一定程度，中华民族时分时合，即使是统一时期，用现代标准衡量，也是“一盘散沙”。正因如此，近代史上中国这个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往往被几千、几万、几十万名外国侵略军打得焦头烂额。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特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他们认为，根据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要几个月就可以吞并中国。但是，这时的中国，已经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华民族在中共的有力领导下，“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通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革命队伍不断壮大的基础上，中共也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因此，古今中外的组织团结方法，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推举生杰出的领袖与优秀的骨干，再通过他们去团结广大群众，就像毛泽东总结的那样，以“主要负责人为核心”，“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