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蛮族入侵以前之欧洲

1.罗马帝国统一之原因

吾人如欲明了中古欧洲史，不能不先略知罗马帝国史。当五世纪初年，西部欧洲一带，并无独立之国家。今日之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诸国，在当日均系罗马帝国之领土。至于今日之德国，在当日则草莱未辟，蛮族居之。罗马人曾欲力征之而不得，乃沿莱茵河及多瑙河两河筑垒驻兵以御之。

罗马帝国之领土，包有欧洲之西南部，亚洲之西部，及非洲之北部。国内人种甚杂，埃及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希腊人、日耳曼种人、Gaul种人、Briton种人、Iberian人，无不俯首帖耳，臣服于罗马。

领土既广，人种又杂，各人种之文明程度，又复各不相同，而罗马帝国竟能统一而维持之，达五百年之久，殊非吾人意料所及。然稍加研究，即可知罗马帝国之能维持如此之久者，其故厥有数端：（一）罗马帝国之政治组织，完备异常。中央之于地方，如臂使指。（二）罗马人民之尊崇皇帝，几同神圣。（三）罗马法律，通行全国而无阻。（四）罗马国道，四通八达；币制划一，商旅均便。（五）罗马政府常遗教师并建设驻防地于国之四境，故罗马之思想及文化，得以弥漫国中，无远弗届。

兹先述罗马之政府及皇帝。皇帝命令，颁行全国而无阻，所谓“君意即法律”，为罗马法中精理之一。国内城市，虽有自由，然帝国官吏，监视甚密。罗马政府除维持秩序，管理司法，防守边疆外，尚有管理民食之责任。有时且迫国民之子继其父之业，不得见异而思迁。贫民之饮食，由政府供给之，故无蠢动之患。此外并费巨款举行赛车格斗诸戏以娱国民。总之，罗马政府之组织，固然完备异常，即其保育人民之周至，亦复世间罕有。

凡罗马人均有崇拜皇帝之义，人民虽有信教之自由，而崇拜帝像之事，则全国一致。故罗马政府之虐杀基督教徒，不但因信仰不同而已，亦且因基督教徒每有不愿崇拜皇帝之举，并公言罗马帝国之将亡也。

罗马帝国既有统一之政府，故有全国一致之法律。各地习俗，纵有不同，而公平原理，不分畛域。罗马帝国之法律，欧洲至今受其赐。人道精神，始终贯彻其间，为古代各种法典所不及。凡为妻为母为子者，无不受法律之保护，不若昔日受家长之压制，并主张与其加罪于无罪之人，不若罪人脱逃之为愈。又以为所谓人类者，非此界彼疆，各族分居之谓，乃属于一国及一法之人民之谓。

罗马国内之大道，四通八达，邮传军队，朝发夕至。商民行旅，来往无虞。全国之币制及量衡，又复一致。驻防之地遍布国中，至今Treves,Cologne,Bath,Salzburg诸地，犹有罗马桥梁建筑之遗迹，当日文化之弥漫，可想而知。

罗马政府之提倡教育，尤为尽力，凡巨城中，至少必有政府所派之教师三人，负教授修词学及闳辩术等学科之责。罗马人天性不喜文学及美术，故其文化多仿自希腊。由政府教师播之于国中，使全国之文化，现相同之象。故罗马人仅知其为帝国之公民，初无地域之观念也。

自Augustus以来至蛮族入侵时，先后凡四百年，吾人绝未闻罗马人有叛乱之举，或独立之心。时人以为罗马帝国，必能维持永久而不蔽。

2.罗马帝国衰替之原因

罗马帝国之组织完备及统一精神，既如上述，何以一旦蛮族入侵，骤形瓦解？欲求其故，殊不易易。大抵罗马帝国时代之人民，已渐失其有为之志与自信之心。所以如是，殆有四端：（一）税制不良，民力日疲。（二）奴制风行，工人无业。（三）人口减少，国力遂微。（四）蛮族入居境内，伏他日西部帝国瓦解之基。

罗马之皇室及官吏，人数甚多，费用浩大，而贫民“面包与马戏”（Bread and Circuses）之供给，所费尤为不资。不得已唯有重征于民之一法。地税为国家最巨之收入，其率本高；再加以官吏之中饱，人民之负担因之益重。国内各地之地税，由各地少数富民征收之，只求收足应征之数，不问其来源之如何。地主因之而倾家荡产者，不一其人，故政府至有地主不得离其土地以逃避重税之令。此种重税，唯少数之富民能担负之。至于中流社会，境遇日恶，贫困不堪，帝国社会之中坚，为之丧亡殆尽矣。

至于工人之地位，尤为恶劣，而奴制之存在，实为主因。盖罗马自征服各国以来，国内之奴隶，有增无减。五百年间，城乡各种工作，无一不入于奴隶之手。奴隶之数以百万计，一地主每有奴隶数百人，多或数千人，唯极贫苦者，家中方无奴隶。

地税虽重，而罗马帝国时代之人民，仍以土地之多寡为贫富之标准。无广大田地者，即无充当缙绅或官吏之望。故国内土地，渐入于少数富民之手，而中人之家，日渐消灭。富民之田产曰Villas者，遍布于意大利，Gaul及Britain诸地。为奴隶者，不但负管理及耕耘之责，即地主家庭中之一切日用，亦由若辈供给之。凡制造器具及衣服、烹饪食物、侍候主人及记室之役，均由奴隶任之。另命奴隶一人负管理全地之责。田产既广，有同村落，而直辖于地主之一人。

各种工作，既皆任奴隶为之，自由民遂多不愿工作者，以为此乃奴隶之责任。哲学家Seneca常谓工艺之为物，决非哲学家所发明，实系“下流奴隶所想出者”。

奴隶制度，即使工作有堕落之虞，而国内市场，亦复为奴制所垄断。盖巨族大家之日用品，皆由本家奴隶供给之，而且蓄奴之主，往往使奴隶出为人佣，自由民工作之机会，因之剥削殆尽。

当蛮族入侵以前数百年间，奴隶景况，亦颇有改良之处。昔日奴主每有深夜监禁奴隶于地牢之习，至是革除。政府亦有种种保护奴隶之法律，其最要者，莫如禁止奴主之不得擅杀奴隶。蛮族将入侵之际，奴隶之数，日形减少，一因罗马已无远征他国扩充领土之事，二因奴主每有释放奴隶之举也。

被释放而自由之奴隶日“被放之人”（Freedmen），其地位不若自由民之高尚。虽不至再为奴主之牛马，然每年仍有为主人服役之义，并须纳其收入之一部分于主人。婚姻之事，亦须得主人之允许，方得实行。

奴隶虽被释放，而自由民之状况，益趋恶劣。城市之中，自由民工作之时，每与奴隶或被放之人同流合污。至于乡间之自由农民，亦一变而为介于奴隶与自由民间之“自由佃奴”（Coloni）。其身体始终附于某地，随土地而易其主人。唯年能纳其收入之一部分于地主，且为地主服役若干日者，地主不得任意剥夺其种地，此则与中古时代之“佃奴”（Serf）同。因此为乡民者永无自立之望，生生世世为佃奴矣。此种自由佃奴渐与奴隶合而为一。因法律规定某种乡间奴隶永不得离其种地，须随土地而易其主人也。

而且罗马大地主，每有许多之贫弱地主附属之。盖地主之贫弱者，为逃避重税及获得保护计，每愿将其田产让诸强有力之地主；唯大地主须保护之，并允其终身仍得耕种其土地。贫弱之地主既死，其子孙即流为自由之佃奴。此即他日封建制度之起源也。

凡国家隆盛者，其人口必日有增加。至于罗马帝国，则自Augustus以来，人口即渐形减少，国家精力，随之日疲。战争也，疫疠也，奴制也，重税也，凡此种种，皆足以促人口之日减者也。盖人民生活，既甚困难，则婚姻之事，每因之而被阻。大家巨族，遂不可多见云。

政府为增加人口计，每允日耳曼蛮族人居国中为自由之佃奴。相传皇帝Constantine曾召蛮族三十万人入境。其时并募蛮族人入罗马军队中为抵御蛮族之用，开其端者为Julius Caesar。此种政策渐成习惯，至帝国末年，甚至全军兵士，纯属蛮人。日耳曼种人有为军官者，亦有高据政府中之要津者。故蛮族未入侵以前，帝国中之蛮人，已遍地皆是。罗马人与蛮族之畛域，渐不分明。他日帝国西部之瓦解，如此之速，盖非无因。蛮人对于罗马帝国，虽甚尊重，然其个人自由之精神，则可断其必不放弃也。

3.罗马文化之衰替及基督教之传入

罗马帝国之国力既衰，蛮族之人民又遍布全国，文学美术亦随之而衰替，远不若黄金时代之盛极一时。Constantine时代之雕刻，远不若Trajan时代之宏壮。Cicero之文体，美丽可观，至四五两世纪时，已不可再得，而绮靡之闳辩，遂起而代之矣。Tacitus殆为罗马著作家中最后之一人。自彼于一二〇年死后，文学家无继起者。二世纪初年以后之著作，已无一顾之价值矣。

蛮族入侵以前三百年间，凡文人学士之攻习古人名著者，每不读其原本，而惟“名著选要”或“菁华录”一类之书是赖。至于科学，亦端恃“大纲”而已。此种肤浅求学之方法，传至中古，至十四世纪时Petrarch出世，方有精究古籍之精神发见也。

罗马帝国之文化，日就衰微，已如上述。其进步者，厥有一端。当一二两世纪时，罗马人之宗教热诚忽现中兴之象，为他日基督教传人之先驱。其时哲学家，已不信多神之说，而渐有崇奉一神之趋向。一世纪末年罗马哲学家Epictetus曾言曰：“吾人之义务，在于追随一神……与彼同其心，尽力实行其命令。”皇帝Marcus Aurelius于所著《静思录》（Meditations）中，亦有此意。盖其时巨城中人民之生活，荒淫无度，见者无不触目而伤心，思有以挽狂澜于既倒。其时人民心目之中，尚以为死者灵魂，居于黄泉（Hades）之下，至于来生则绝无乐趣之可言也。

自基督教传入以后，人民有自新之望，罪过有忏悔之机。而且基督教主张凡为善之人，死者必居乐土。罗马人无论男女，闻之莫不色喜。以为此生虽苦，来生或有快乐之一日。

基督教自小亚西亚传入欧洲以后，渐受异端思想之影响。基督教会之神父，极言基督教之教义与异端之精理，初无不合。基督教之仪式，亦多适用昔日异端之习惯。教会之组织，初本简单，不久则教士阶级，复杂异常。基督教与异端，因此渐形混合。故基督教与异端，虽有类于两军之对垒，而同时亦有类于两河之合流。立于两河交叉之处者，有Boethius其人（死于五二四年），为罗马末造之名著作者。著有《哲学之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一书，风行于中古时代，盖时人以为彼固基督教徒也。实则书中所述者，类皆异端之精义，至今尚有人疑其非信基督教之人。

4.纪元初年之基督教会

据St.Paul书札中之言论，谓当日之基督教徒，颇感有组织之必要。故选出主教（Bishop）及牧师（Priest）等以管理教务，唯彼绝未提及此种官吏之职务如何。此外并有所谓助祭者（Deacons）负抚恤贫民之责。最初之基督教徒，以为耶稣不久即出而救世，故教徒之组织无复杂之必要。然日久教徒之数大增，良莠混杂，故组织宗教政府以管理而监督之。

主教Cyprian（死于二五八年）所著之书名《教会之统一者》（The Unity of Church），吾人读之，颇得以窥见基督教未定为罗马国教以前之教会情形。其时教徒中颇主张建设“大一统”之教会（Universal或Catholic）以统驭各地之信徒。

其时教会中之官吏与普通人民，已显分畛域，前者曰“教士”（Clergy），后者曰“俗人”（Laity）。凡管理教务，及教训教徒之责，均由教士负之。罗马帝国之内，每城必有主教一人，每乡必有牧师一人，再下有助祭，有副助祭（Subdeacon），再下有侍僧（Acolyte）、驱魔者（Exorcist）、读经者（Reader）及守门者（Doorkeeper）。凡牧师皆受主教之节制，故巨城中之主教，势力尤大，渐改称为大主教（Archbishop），有召集省中各城主教开“宗教大会”（Council）议决要事之权。

当三一一年罗马皇帝Galerius下令使基督教在法律上与异端同等。皇帝Constantine为罗马皇帝之最先信基督教者，颇能实行前令。三二五年，彼并召集第一次基督教大会于Nicaea地方。据召集大会命令中之言，则知当日教会之组织，已与今日无异，不过罗马城之主教尚未为教皇耳。至于罗马城之主教何以雄长欧洲之故，后再详述，兹不先赘。罗马城主教之第一有势者，当推Leo the Great其人，其就任之期，则在四四〇年也。

皇帝Constantine以后诸帝，多禁异端而崇奉基督教。Theodosius法典最后一册中，凡历代皇帝所颁关于基督教会及教士之命令，搜罗甚富。据其所述，则教士已享有免除徭役及纳税之特权，并得受收遗产。皇帝之以财产赐予教会者，颇不乏人。中古时代之君主及富民，亦莫不仿而踵行之，故教会财产之富，收入之巨，远驾欧洲诸国政府之上。教士并有开庭审案之权，而教士之犯法者，亦归教会法庭审理之。此种法典之最后册，先说明“三位一体”原理（Trinity）之意义，再详述不信教者之种类及其刑罚。观于Theodosius法典中之条文，即可知中古教会之起源，已端倪于此。罗马帝国西部之政府，虽为蛮族所倾覆，而蛮族卒为基督教会所征服。当罗马官吏逃亡之日，正基督教士折服蛮族之时，昔日之文明及秩序，全赖教士之维持。拉丁文之不绝，教会之力也；教育之不尽亡，亦教士之力也。

5.东部罗马帝国

蛮族未入侵以前，罗马帝国之政府、法律及文化，虽全国具一统之观，然帝国东西两部，亦早现分离之象。皇帝Constantine以武力入承大统，思再建第二帝都于东部以统制东方一带之地以固国基。故于三三〇年建都于欧亚两洲之交点，名之曰Constantinople。然彼初无分裂帝国之心，即皇帝Theodosius于三九五年有命其二子分治东西两部之举，亦未尝心存分裂。嗣后罗马帝国之中，虽有两帝并治之迹，然帝国之一统，一如昔日，而两帝亦绝无畛域之见存。凡国中法律，仍必得二帝之同意而后颁发。当时之著作家，凡提罗马必曰帝国。一若国中仅有一君者然。实则统一思想，直贯彻于中古时代人民之心目中也。

蛮族之入居罗马帝国中者，虽始于东部；然西部瓦解之后，东部诸帝尚能守护其领土至千年之久。他日帝国东部，不亡于日耳曼种人，实亡于土耳其人。

罗马帝国东部之历史，虽不可不知，然此书不能尽情详述。其言语、文字及文明，多仍希腊之旧，且颇受东方诸国之影响，故与西部欧洲之文明绝异。而文学与美术，在东部颇能继续罔替，在西部则荡然无存。

自罗马帝国西部瓦解以后，东都遂为欧洲最巨最富之城，典章文物，灿然可观。建筑之宏丽，街市之清洁，西部欧洲人见之，莫不惊异。他日十字军兴时代，西部欧洲兵士之道经其地者，颇受其激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