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非同一性：否定的辩证法中的范畴星丛

在以上的讨论中，阿多诺从证伪的视角说明了否定的辩证法所反对的东西。我们看到，在这种对第一哲学、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否定性反思中，他宣判了几乎全部人类文化和思想史的死刑。这是尼采、海德格尔全面颠覆式的重写逻辑，也是后现代思维的最初构形。他反对实践第一和工业主义，以显得他比马克思更高明。阿多诺似乎想做得比别人更彻底，为此，他必须拿出比其他人分量更重的东西。这一次，我们面前出现了在非同一性辩证天空上的星丛布展。我觉得，头顶着辩证星丛，心中的道德律令换成了美的音诗，这种东西，恐怕难逃美学浪漫主义的罗网。平心而论，阿多诺在批判他人时，真是气壮山河式的威猛，可一俟让他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就明显气短一截，关键处常常语焉不详，不忍卒读。

1．辩证法：对非同一性（他者）的自觉

阿多诺对否定的辩证法的正面描述起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分析。在他看来，康德在“破除绝对的直接知识的幻想”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中，以二元论的方式试图避免现象与本质、有限主体与无限知识的矛盾，通过对经验主体的现象界限定和自在之物的彼岸悬设，辩证法是在芝诺式的辩证理性的语境中被遭遇的。在康德那里，“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的操作方式试图用最古老的启蒙（即诡计）手段来解开悖论的难题”①。而黑格尔不满意于康德的二元分立，他用一种“绝对的总体的主体哲学”的辩证法将矛盾和差异消解在自身的逻辑中，这种辩证法是否定性的。这种否定性承认差别和不同一的矛盾，但它却以与肯定性相一致的同一性“把一切非同一的和客观的事物包含在一种被扩展和被抬高成一种绝对精神的主观性之中”。这也就是说，黑格尔对异质性的拥戴是策略性的，差异和矛盾不过是走向最终同一总体（绝对）的工具，承认不同一的目的在于最终强制地消除任何不同一和矛盾。所以，阿多诺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归根到底还是一种以否定性出现的“同一化的暴力行为（die Gewalttat des Gleichmachens/violence of equality-mongering）”②。特别是当这种总体性的否定辩证法与现实土地上的普鲁士专制同流合污的时候。我认为，阿多诺的分析是基本到位的。

他正确地看到，从黑格尔那种仍然是第一哲学的同一性逻辑“向非同一性的转向”是从“黑格尔左派”即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开始的，这当然要包括青年马克思。这是历史性的带时间向量的精确指认。个性化的自我意识已经是对老黑格尔同一性的绝对观念的否定，这在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表现为自然哲学中伊壁鸠鲁原子偏斜对德谟克利特直线下降同一性的打破。而当马克思真正面对现实社会的客观矛盾时，辩证法就“同黑格尔告别了”。这也是对的。新的辩证法异质于黑格尔的地方是，“它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Logik des Zerfalls/logic of disintegration）：瓦解认识主体首先直接面对的概念的、准备好的和对象化的形式”③。马克思不过是暗合了阿多诺青年时期就自知的“瓦解的逻辑”这一构想。这在哲学前提上，是指马克思1845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历史地变动着的感性实践对物质实体观念的消解。而当生产的历史性否定因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确认之后，马克思就创立了真正革命的历史辩证法。阿多诺很深地体认到这一点。可是，他显然想比马克思走得更远。辩证法的否定性质不仅仅要证明资本主义体制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打破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对一切同一性的破除。真正的辩证法不会再建立一种新的同一性，哪怕是共产主义的同一性（“计划”）。否定的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必须是大无畏的。这已经是对辩证法革命本质的另一条后马克思式的诠释思路。

也是在这一理论倾向下，阿多诺声明否定性的作为瓦解的逻辑的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纯方法，也不是一种现实。这是一个独特的解释。首先，说辩证法不是纯方法，是“因为未被调和的事物——恰恰缺乏被思想所代替的同一性——是矛盾的，从而抵制任何一致性解释的企图。正是事物，而不是思想的组织动力把人们带向了辩证法”。这是说明否定的辩证法的现实动力因素，辩证法的革命性不是来源于逻辑方法，而首先是由客观存在本身的差异性决定的，事物、现象和过程的非同一性构成了否定的辩证法的基础。确认这一点，才能使黑格尔—青年卢卡奇式的总体性否定的辩证法真正从观念的逻辑构架中摆脱出来。其次，“辩证法也不是简单的现实”。这是说，否定辩证法不因为承认一种来自客观现实的非同一性基础，就使自己变成“外部规律的反映”，辩证法的“辩证地演进意味着在矛盾中思维，既支持事物一度经验到的矛盾，又反对矛盾。现实中的矛盾在于它是一种反对现实的矛盾”①。反对现实，非常接近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使用过的“消灭存在规定”，这是指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简单对应客体辩证法，人类的个体与历史主体同样是创造异质性的真正“负熵源”。

实践反对现实。在《哲学笔记》的《伯尔尼笔记》中，列宁转录了黑格尔长长一段表述之后，在右边隔栏的最上方用一个小方框注出了这样一段话：“换句话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②“换句话说”是接着上面那个上方框中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意义的，这也是这里对比性认识的标题。我们发现，这个命题如果在读书前期的进程（150页以前）中，正是列宁轻蔑地批评的对象。当然，这个命题并不是说人的思想可以创造出世界，而是在确证（不以人为转移）自然界仍然为人类生存的前提，但人又通过客观的物质实践（注意：这是人的现实的“作用着的东西”）为自己提供新的客观生存基础，并实现主体目的（“自身的”）冲动。“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① 这里有两个“现实的东西”，一个是外部对象，一个是人的客观实践活动，前者是内在前提，后者则提供一个新的基础。

对此，列宁非常深刻地进一步发挥道：“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② 在这段表述中，列宁第一次明确规定实践绘制客观世界图景，这是最终确定实践辩证法在哲学本体层次上的重要地位。人的客观世界图景不是对外部对象世界的直映，其编织经纬线是改变外部现实，即根据人的目的（需要）变更客体的这些或那些方面和质。如在改造自然条件中，抑制或减少对象环境中那些对人的生存不利的方面（“天”之“灾”、“害”），同时也保留、优选和扩大自然界中那些对人的生存有益的东西（农作物、能源和生态环境的集中优化利用），从而使自然界不断“去掉”那种与人漠不相关的外在性，在人的实践效用上成为“为我”（为人类生存服务）的存在！③

特别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现实往往历史地形成一定的同一性强制总体（中世纪的外部专制或市场的自发总体），否定的辩证法在这一情境下又突显地反对现实。不同的是，列宁与马克思一样，明确提出要用物质实践来反对现实，而反对实践的阿多诺用什么反对现实，我们没有获得答案。

当然，阿多诺也看到，否定的辩证法对同一性逻辑的破除并不是简单地抛弃同一性。前面他说过，思维就是同一，概念就是同一，没有同一就不可能有思想。所以，在理性的层面上，固然“人们可以看透同一性原则，但没有同一性人们就不能思维。任何规定性都是同一化（Identifikation/identifiaction）”④。这倒是一种非浪漫主义的事实认可。在他看来，“传统思维的错误在于把同一性当作目标”，由此，才形成了绝对的专制性的同一性逻辑。这的确是他要反对的东西。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阿多诺并不是反对概念中必然包含的同一性，而是要消解绝对的同一性，他要挖掘出一种在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我以为，这是过去大多数研究者在同一性问题探讨上的一个盲点。阿多诺从来不是在常识的意义上简单否定同一性（如同后现代思潮的那种近乎虚无主义的方式）。这是我们需要进行认真细致分析的地方。

否定的辩证法所确认的“非同一性（nonidentity）是同一化的秘密目标，它是解救的目标”①。这是一种很深刻的辩证关系。例如，当我们说“梧桐是一种树”时，这里面就同时有两种意向，一是说梧桐作为它自己是什么，二是说梧桐不是自己而归属于树（类）。前者是非同一性认识，后者则是同一性思维。阿多诺说：“非同一性认识想说出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归在什么之下，例示或表现什么以及本身不是什么。”②在过去的思维传统中，人们只是过多地关注了归并式的同一性思维并将其抽象地绝对化了，而恰恰没有关注那种指认对象自身特质的非同一性。这个同一性之中的非同一性，才是阿多诺辩证法的思考起点。这也是后来全部后现代语境的起始点。巴特的概念的不逮性，德里达的延异之解构，利奥塔的非宏大叙事，福科的反权力布展，无不是拒斥同一性强权的非同一性运演和实施。

2．非同一性的意义域

第一，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阿多诺的这种非同一不是一种外在的说“不”，不是一种简单的拒绝和破坏，而是一种基于同一性、内在于同一性自身逻辑中的非同一性和差异性，即矛盾统一之中不可调和的差异性。我发现，这可能是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在非同一性的否定性理解上的原初差异。我注意到一些研究者简单地从时间上推断，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非同一性是对马尔库塞否定性思维的模仿，但他们都没有对二者之间存在的根本异质性进行过精确的理论甄别。③ 这不能说是准确的界说。阿多诺绝对不像马尔库塞那样主张简单地否定同一性和统一性，“对统一性的抽象否定也不适合于思维。那种想直接把握杂多的幻想将是一种模仿性的倒退”①，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从简单的同一性走向极端的否定性和非同一性，看似彻底激进，其实必然因其本身的不可能性而对现实同一性没有任何真正的触动，最终以成为现状的一种同谋而告终。这可能也是后来阿多诺坚决反对左派学生践行马尔库塞“文化大拒绝”运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阿多诺主张的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不仅是思维本身运转的要求，也是一种现实的要求。比如我们上面已经看到他对商品交换原则与同一性关联的批判，但他也并没有打算要现实地简单破坏这种关系。他极深刻地说：如果人们抽象地否定交换原则，“如果人们为了不可还原的质的更高荣誉而断定同质性（parity）不再是理想的原则，那就是为倒退回古代的不公平寻找借口”。这让我们想到十月革命初期理想化地简单取消商品交换之后的军事共产主义和中国的1958年那种疯疯傻傻的“人民公社”。阿多诺说，虽然“等价物交换的主要特点是在不同等的事物以其名义来交换时，剩余劳动价值会被占有。假如可比较性作为一个尺度范畴而被简单地取消了，那么，内在于交换原则中的合理性——当然是作为意识形态，但也是作为一个前提——就会让位于直接占有，让位于暴力，在今天就是让位于垄断集团赤裸裸的特权”②。这种分析实在是太精彩了。批判商品交换原则的同一性，揭露等价交换原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绝不是以倒退到封建专制的直接暴力为代价的，而恰恰只有商品交换原则的实现，“才会超越商品交换”。他还说，“启蒙的自我反思不是废除启蒙”, “自由只有通过强制的文明，而不是靠 ‘回到自然’而成为现实”。这是同理。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太深的历史性实践痛楚。我觉得，阿多诺这里的分析要比《启蒙辩证法》更加深入了一步。道理是深刻了，可究竟如何去做？我们还是空手而归。

第二，非同一性是同一性中的异质性，是一种客观的矛盾。否定的辩证法正是对这种历史性生存中的深层矛盾差异的自觉。在这一点上，阿多诺倒是复活了黑格尔的矛盾观念。“客观的矛盾性并不只是标志我们的判断之外仍存在的存在物，它还标志着在被判断的东西之中的某种东西。”① 所以，“黑格尔是第一个正视矛盾的人”。阿多诺赞成这样一种观点：正视事物内在的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他与真正理解了黑格尔哲学秘密的马克思和列宁一致。当然，不同于黑格尔将矛盾变成一种“全盘同一性的一个运载工具”，否定的辩证法将矛盾视为对同一性逻辑辩证消解的中介。“辩证法打算靠在同一性强制中贮存起来并在它的对象化物中凝结的能量来破除这种同一性强制。”② 这种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本身就是矛盾。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述，就是“它的他者”（its otherness）。这又是一种很深的辩证关系。实际上，这一关系式的原初形态是费希特实现自我的“非我”，这种不是我的我阐释了一种深层的同体关联。后来，黑格尔在本体论上以走向他者的反射规定来实现主体，其最精彩的隐喻式关系说明是《精神现象学》中描述的主奴关系。这一观点，后来也被拉康以及德里达和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中以大写的“Other”所挪用。阿多诺说：“在非同一物的内部有它和它不是的东西的联系，这种东西也就是它的被操纵的、冻结的同一性对它隐瞒的东西。”③ 与黑格尔对“他者的漠不关心”不同，阿多诺正是要关注这个处于同一性内部的异己的他者。

第三，辩证法的非同一性是一种他者对同一性的永远的抵抗。阿多诺认为，这个作为他者的“非同一物不像某种自身是肯定的东西那样可直接获得，也不是靠对否定之物的否定来获得”。阿多诺要在这里出新。他认为，黑格尔那里，“在辩证法的最核心之处一种反辩证法的原则占了优势”，即否定之否定还等于肯定。固然黑格尔承认矛盾，但他总是以“同一性来平息矛盾”；他也标举否定和批判，但这种否定的目的还是重新肯定，于是，“否定之否定也是一种同一性，一种新的幻觉，是推论的逻辑——最终是主观性原则——对绝对的投射”④。阿多诺说，这种负负得正的逻辑正是一种更狡猾的“同一化的精髓”。从现实生活来看，资产阶级的狡计就在于它不同于封建专制的简单肯定（不准说“不”），而是让你说“不”，让你在议会大厅里制度化地骂娘和在大街上按轨线举行抗议游行，目的恰恰是肯定这种“民主”制度！这是一种“对自在的肯定之物的崇拜”，否定是为了更深地肯定现存之物，这也是它之所以出现“风靡世界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原因。这让我们想起后来福科对权力话语隐性布展的批判和敏斯的“甜蜜的权力”之说。① 阿多诺以为，真正的否定性始终是否定的，它不会“认可现存事物”。非同一性的本质是永远的否定，也只有永远的“他者对同一性的抵抗，这才是辩证法的力量所在”②。

第四，非同一性并不因为反对抽象的同一性，就将与观念一般相对立的个别变成一种形而上学最终之物。阿多诺这里明显是批判克尔凯郭尔以后的个人本位的新人本主义。他说，如果我们为了反对理性的同一性而倒向非理性的个体生存，个人主体的思辨性的内省模式必然造成“思想的费解性和严密性（rigor）的光环和权威”，理论表现出对纯个别的“顺从”，其结果仍然是“维护现状”③。这一指认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当一种理论（如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变成一种只有由纯个体的内省感悟或者少数思辨专家诗意地摇头晃脑的乐子时，人们是不可能从中获得反抗力量的。这说得很对。可是我的疑问是，阿多诺自己的东西，人们就能读懂吗？

总之，阿多诺所主张的非同一性是一种承认客观矛盾统一体中的异质性（德里达后来的延异就是在此之上生长起来的④）。这是一种辩证法的非中心、非等级、非奴役的关系。他形象地说，这就是星丛。我们终于要过“云上的日子”了。

3．星丛：非同一性的存在形式

从导言中我们已经知道，所谓星丛（constellation），即关注异质性的非同一性，是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所主张的一种承认矛盾、承认差别的新型的存在与思想的关系。这不仅在主体与客体之间，而且在主体与主体、主体与类、意识与存在、概念与经验、价值与技术等凡是存在关系的地方，都应该构成一种各种不同因素之间“和平”的伙伴关系，即“相安无事中彼此不存在支配关系但又存在各自介入的区别状态”①。我觉得，阿多诺这里的理论设定吸取了海德格尔的教训，即消除一种外在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峙之后，却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存在之神的至上权力，相对于本真的存在，衬托出一大批次等的非本真的存在物和常人之在。而阿多诺的星丛则是在消除所有奴役关系之后，所导引的一种全新的伙伴关系。

对于这种全新的非奴役性的关系，阿多诺将其别出心裁地称之为无中心、无等级的“星丛”和“力场”的非架构状态。我们已经了解到，力场和星丛是阿多诺分别从物理学和本雅明那里借来的术语，都是指一种彼此并立而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诸种变动因素的集合体，这些因素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基本内核或本源的第一原理。所谓星丛，是本雅明用星星与星丛那种既松散又联结的存在状态，来说明概念与客体的一种非强制的辩证关系。本雅明常说，“星丛不是星星的法则！”阿多诺正是依从这一思路来重新定位星丛概念的。他指认：“星丛不应该被还原为某一种本质，在这个星丛中内在地存在的东西本身不是本质。”② 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星丛化拒绝把自己钉牢在某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之上”。星丛的意义在于维护非同一的特殊性，使对象在同一性的爆裂中获得新生。在阿多诺这里，“理性的统一性将为每一个特殊瞬间之间的空隙所取代，每一个特殊瞬间都向无法预料的下一个特殊瞬间开放”③。

可是，我并不认为，阿多诺自己非常成功地从理论上说明过这一范畴，这在论说的量和质两个方面都是很弱的。我无法判断，这是不是一种理论策略。这也给我们这里的讨论带来了一些困难。为了说明阿多诺这个别具匠心的规定，我们可以先以他对认识星丛的具体分析为例。

如前所述，反对专制的同一性思维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要思维中的任何统一，否定的辩证法中的科学统一就是认知星丛。在这里，统一不再是“从概念到更一般的总括性概念的一步步递进，而是使概念进入一个星丛”①。与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的强制不同，“星丛只是从外部来表示被概念在内部切掉的东西：即概念非常想成为但又不能成为的 ‘更多’。概念聚集在认识的客体周围，潜在地决定着客体的内部，在思维中达到了必然从思维中被割去的东西”。在过去那种归一式的本质主义认知结构中，永远只是历史性认知结果的概念将自己完全假定为对象本身，因此，概念（本质）的非历史呈现就是对对象粗暴的切除术，那些并没有进入概念中的东西被严重遮蔽了。星丛性认知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反切除。说到底，它承认一种历史性的认知宽容。比如，“在客体的星丛中，对客体的认识是对客体自身中积淀的过程的认识。作为一个星丛，理论思维围着它的概念转，希望像对付一个严加保护的保险箱的锁一样把它突然打开：不是靠一把钥匙或一个数字，而是靠一种组合”②。这就像马斯洛在反对线性因果观和还原论时举过的一个例子：今天在科学认识的台球桌上，一只球不再是被一只球击中，而常常是被十只甚至更多的球同时击中！在这里，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一切条件和因素都会形成一种自然的星丛式的关联。这就是一种全新的科学认识。在这种认识中，一切线性的奴役性的强制、所有的理论体系和“主义”都被消除了，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功利性意向都消解了。在这里，否定的辩证法给人一个真实的世界图景。

为此，阿多诺还专门以韦伯为例。他认为，“在韦伯那里，星丛取代了分类学的位置”。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阿多诺说，“韦伯在他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中提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他和流行的科学做法相反，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像他以前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尼采那样去定义历史概念所碰到的困难。他明确反对界定的定义程序，即固守 ‘种加属差’的图式，而是要求社会学的概念必须从 ‘来自历史现实的个别部分中逐渐谱写成。最终的概念理解因此不能是在探索的开端，而只能是在探索的终点’”③。这是说，在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中，他不再仅仅着眼于下定义或本质主义的理论断言，而是力图进行一种历史发生学的具体描述。这一指认有一定道理。阿多诺还注意到，韦伯的分析“不仅是概念的固定化，而且还是一种尝试——通过围绕一个被探求的核心概念而聚集概念，试图表达这一概念针对的东西，而不是把它限制于操作的目的”①。这可能是说，当韦伯描述资本主义时，不是简单地执著于一个固定的结论性的东西，而是具体地从多层面（如理性层面的工具性的形式合理化，技术层面的可计算性、标准化，经济运转中的复式记簿，政治法律体制中的官僚制）展现一个星丛式的资本主义历史功能体。阿多诺甚至认为，韦伯的分析很接近马克思，并且，韦伯对资本主义星丛式的分析并不是观念的臆造，而恰恰是基于现实资本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它的诸因素盘绕成越来越完善的功能关联。”所以，“我们无须用认识论的批判来追求星丛，对星丛的追求是现实的历史过程强加于我们的”②。这种说法并不完全错。

有趣的是，阿多诺似乎真心肯定韦伯的写作方式，他还称这种“‘谱写’很像它们的类似物音乐谱曲”。星丛式的认知和写作被指认为一种音乐般的思。这倒真很形象。不过，韦伯的确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有太深的影响，以至于他们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理论运作，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韦伯工具理性观念的颠倒上（从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但阿多诺在方法论上能说韦伯这么多的好话，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说到音乐的谱写与思，读者已经知道阿多诺的长项是关于音乐的理论分析。但在他那里，音乐之思并非天生具有星丛的意味，这有一个历史性的建构问题。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初步了解到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渊源是现代新音乐的革命。相对于西方音乐传统中那种与工业体制相一致的调性体系，即“固有的持续性，动机、主题的展开，完整、绵延和旋律结构，音乐常规中的逻辑发展”③ 的建构路数，瓦格纳的半音化调性结构已经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而勋伯格则进一步瓦解了调性体系，形成了阿多诺所钟情的无调性原则。特别是由勋伯格所创立的十二音技法，才第一次在音乐创作中构成了星丛式的新革命。在《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阿多诺曾经仔细分析过这种星丛式音乐技法的质性。在他看来，传统音乐创作的主要构件——音乐要素长期处于一种分离和对立状态之中，往往是一种要素居统治地位，其他要素则处于从属的地位。这是音乐结构中的等级。例如在浪漫主义音乐中，和声处于主导地位，旋律常常依附于和声构架，而对位就不过是主音音乐作曲技法中的一个装饰。而在勋伯格的新音乐中，音乐创作中的各种要素第一次彼此融合起来，构成一个不分等级、相互综合、相互超越的音乐星丛。由此，一种无调性、无固定结构的革命新音乐出现了。

4．否定的辩证法的范畴星丛

我已经说过，阿多诺从来不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讨论辩证法。他的否定的辩证法是理论星丛式的、处在历史变化中的概念与范畴。所以，阿多诺特别强调说，“当一个范畴——如同同一性和总体性范畴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变化时，一切范畴的星丛、因而每一范畴也会有所变化”①。

应该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把握星丛式的范畴，最关键的是祛除范畴关系中的择一性和首位性，即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性或总是要设定某一概念或范畴是决定性的，相关的另一概念或范畴则是被决定的或从属性的，这是过去同一性暴政的结果。星丛式的关系是平等的有差别的共在。这一观点在后来德鲁兹“ET（和）”观中有深入的体现。在他那里，反对同一性的“一”（the One）的首位性，强调范畴之间的“ET（和）意味着多种多样性，意味着对同一的摧毁”②。我们下面来看阿多诺所讨论的一些辩证关系星丛。

首先是主体与客体的星丛。阿多诺认为，反对二元论的构架并不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别”可以被简单地否定。解构二元论绝不意味着非历史地倒退到海德格尔那种主客不分的原始混沌状态。处于星丛关系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既不是一种终极的二元性，也不是一道掩盖终极同一性的屏幕。二者互相构成，就像它们由于这种构成而相互分离一样”③。主体与客体界划是由于一种能动的相互建构，“相互构成”这一定位很重要，它既不简单强调物的自在性，也不偏向主体的狂怒，这是一种在本体上平等的相互构成关系。很清楚，阿多诺要求一种“对个别要素的一定的否定”（die bestimmte Negation/definite negation），这个特定的否定也就是面对“主体不完全是主体，客体也不完全是客体”，二者不能在孤立的分离中独存，同时，它们也不是用“那种超越它们的第三者串起来的”①。关系不能实体化为第三者，更不能构成一种新的关系本体论。这是同时反对黑格尔和海德格尔。

以阿多诺之见，“尽管主体与客体是不同的，不能形成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纯粹同一性，但它们又是相互限定的，因为如果没有主体，任何客体都是不可确定的，主体使客体成为客体的规定性，因为任何主体都不能思考不与它相对立的东西，甚至不能思考主体自身。思维与存在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②。这也就是说，主客体的关系将取决于人们之间以及人类与他们的对象物之间的和平的实现。这种和平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以及主体际有差别的平等交往。这就是星丛关系。在其他地方，阿多诺曾经表述为一种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与客观世界的三星集结（后来哈贝马斯以此才扩展出一种交往理论）。③

其次是本质与现象的星丛。当然，本质与现象不是一对本体论的范畴，而是认识论的范畴。因为，只有在客体面对主体的意义上，才有现象与本质的划分。这是黑格尔没有意识到的康德的深刻之处。在这一点上，阿多诺明确反对实证主义，也拒绝后来那种对本质（主义）的简单否定。他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同一性的逻辑使他将本质视为“尚未达到自身的精神”。在此，本质是区别于现象的“纯粹的、精神的自在存在”。这是一种绝对物，即被唯心主义肯定地抹平了的“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结果。而阿多诺主张在现象与本质非同一的矛盾中把握这对范畴：“对本质的认识只能靠事物所是的样子和它们应是的样子之间的矛盾”④ 来完成。这是说，在黑格尔的认识论中，认识永远是绝对本质的自我体认，现象中没有新东西！这也是说明，在同一性认知逻辑中，始终不存在新的认识可能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在认识论的本体基础上，结果总是现成的。阿多诺反对这种神学目的论。他承认认知对象的先在性（所是），但更看到认知活动在历史性生存中的建构性，“本质”不是非历史的凝固实体，它同样是变动不居的。这也是说，在认识中当然存在着与事物、现象历史性运动同体的新东西，认识永远应该是真正新的可能性，认识总是在历史性地生成，而不仅仅是反映。

同时，与事实相比，“本质也是概念的（begrifflich/conceptual），不是直接的”①。这是说，在人的认识中，本质总是由抽象的概念中介式地达及的。但更重要的是，本质的概念性（conceptuality）并不是要证明本质是纯粹的主观存在，而恰恰确认了：不管人们对本质的认识“多么依赖于主体的责任，被感知的世界都不是主体自身的世界，而是一个敌视主体的世界”②。也是在这一点上，阿多诺批评胡塞尔。他认为，胡塞尔固然也对“思维主体的普遍统治”不满，反对将本质看成是“从某个源头产生的一种要素”，但由于他的“唯心主义、纯粹精神的一种本体论变得如此肥大”，以至于他关于本质直觉的观点也落入了另一种绝对同一性逻辑之中。阿多诺深刻地指出：“现象学禁止主体在它必须服从法则的地方去规定法则。”③这是指胡塞尔要搁置作为意识存在形式的无法搁置的构架性前件，这也是达到还原的前提。阿多诺说，实际上，胡塞尔很深地体验到强加于对象的同一性观念构架所遮蔽的某种非同一性，这是一种“客观的东西”。但由于胡塞尔像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一样，中介性总是属于主观的思维，所以他只能将这种客观的东西理解为“自成一类的直接性，他不得不采取一种认识论的暴力行为来摹写感官的知觉”④。本质直觉就是这种唯心主义强制下所形成的思辨怪物。海德格尔后来也步其后尘。

在另一方面，阿多诺还从疯癫的尼采说起实证主义在本质与现象关系上的问题。他认为：“尼采，这位同形而上学的神学遗产势不两立的对手曾嘲笑了本质与现象的差别。他把这个 ‘背后的世界’托付给 ‘乡巴佬’，其中不乏一种实证主义的意义。”⑤ 可是激进的尼采不会想到，否定本质，“本质本身便是被掩盖起来的东西，否认本质的存在就意味着站在现象一边，站在此在在当时已经变成的总意识形态一边”。因为，当现象与本质的区别被取消，直观“事实”就成为本体，而当人们只能去非本质地“同等地看待一切现象”时，结果必然是与现象同流合污。这是尼采未必情愿看到的结果。由此，实际上我们也能反思一个当代问题，即同样缘起于尼采的激进的后现代思潮也是否定本质、规律以及一切深度认知，当这种东西的实际结果是使人严重地丧失真实的批判理性时，后现代思潮就成为现实统治的险恶帮凶。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问题。

取消本质与现象的差别，反对人们关注直观“事实”背后的真相，是实证主义作为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质。阿多诺体认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主流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式地将本质与现象拉平（leveling），人也就必然丧失对本质与现象的辨别能力，幸福与痛苦的界限也就没有了，于是“最新风格的乡巴佬不会在 ‘背后的世界’问题上自寻烦恼，而是愉快地购买 ‘台前世界’有声或无声地兜售给他的东西。实证主义成了意识形态”①。实证主义是被控制的最重要的前提。

其三是客观的中介性。大家知道，从青年卢卡奇开始，中介范畴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问题。在非同一性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同样重解了中介性范畴。这是一段极为抽象的表述。

在传统哲学中，中介性是唯心主义辩证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相对于直观式的认识论（这可能包括旧唯物主义和一切从直接经验、对象出发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挖掘了非直接的中介性的规定。唯心主义辩证法是从中介的间接性出发的，“它成功地发现直接性完全是被中介的，但它用这种发现残暴地欺凌被中介物，并且轻率地达到任何非概念物都不能阻止的概念的总体性，即主体的绝对统治”②。这是说，在人的认识中，任何直接的规定性在更深的语境中，实际上都被中介过，“不被中介的东西是没有的”。并且，在传统唯心主义中，由于中介性往往是与主观性相关联的，中介直接就等于概念。如上所述，中介的概念性实际上也就是本质性的：“中介是本质的，概念本身按其本性直接就是中介。”因此，由于这种对中介性的唯心主义发现，也就建立了概念（主体）同一性的绝对统治，所有被中介物被奴役实属必然。黑格尔就是从感性意谓被自我意识所中介（构成统觉）开始，最后指认理念的绝对中介性来建立自己的绝对观念王国的。在现代，科学认知理论中波普和皮亚杰的“理论先于观察”也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理论先于观察：现代哲学认识论的突现是由科学哲学的波普尔揭竿而起的。他首先提出了“理论先于观察”的思想。他将培根开始的“科学始于观察”这一近代实验科学的重要原则称之为“过时的神话”，其理由是现代科学并非始于实验，而是基于特定的科学理论框架。波普尔从现代科学史的角度重申着康德的论断：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观察，任何实验的观察都必然是依据一定理论参考系的观察，这是“一种有目的，并由一定的问题以及期望的范围引导的活动”①。在这一点上，波普尔和皮亚杰完全走到一起去了。在他们看来，人类认识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理论框架制约下发生和发展的，一定的理论深层结构（或称科学认识结构）始终决定着特定的认知活动，而这种理论框架的认知参考坐标系的改变也必将引起全部知识活动的格式塔转换。这就是现代哲学认识论的理论框架决定论。这似乎是康德在新的科学基础上的重新复活，所不同的是康德的先验理性框架被历史的动态理论格局替换了，并且还把不可知论丢在了坟墓里。②

阿多诺显然不赞成这种唯心主义中介观，前面我们也看到过他对青年卢卡奇的批评。

首先，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中介性不再仅仅是主观性的概念性的因素，而是一种客观的中介作用。“把事实中介起来的东西，与其说是预先形成并理解事实的主观机制，不如说是与主体相异质的客观性。”③ 阿多诺的分析有时非常直白，“没有 ‘某一事件’就没有中介”。对象物的直接性并不等于那种假象中的直观性，承认中介性不应该否认客观的直接性。这一点，我认为也是在批评青年卢卡奇等人对中介性不恰当的夸大所导致的唯心主义思辨倾向。其次，唯心主义辩证法用思辨的中介所建立的那种观念同一性的绝对统治是非法的。因为在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反对直观性（“现成在手”的直接性），最终都是以思辨的中介本体化促成一种唯心主义同一性统治。而以阿多诺的观点，承认中介性恰恰能够“使人们认识到了曾被神秘地拐走的差别”（这是指直观性与事物虚假的直接等同），这恰恰能够“破除同一性的符咒”。

这里有的只是观念中的星丛，它的言说更像美学的意境。至于人类现实的社会历史生存如何星丛化，具体地说，阿多诺批判的这个“被管理的世界”如何被改造成一个星丛满布的天空。阿多诺只是双手端放在腿上，无语地面对非同一性的钢琴，并且始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