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网络的世界
第一章 大国与全球化
1977年秋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政治系时，我第一次接触到国际关系这门学科——“国际关系导论”（我丈夫当时也在教这门课）。那时我的授课教授福阿德·阿贾米指定了一本由两个这一领域的新星——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撰写的新书《权力与相互依赖》。像许多本科生一样，我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全新的，我认为它是永恒的真理。这本书后来的确成为一部经典，2011年发行了第四版。现在重读这本书，我发现它准确描述了棋盘和网络这两个世界。
奈和基欧汉把世界政治的两种理想状态进行了并列描述：传统的强权政治的现实主义世界——“由有组织的暴力主导的斗争”和“复杂的相互依赖”的世界。1在现实主义者（棋盘式）的眼中，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角色”，扮演“连贯的单元”或单一行为体的角色；武力作为一种外交工具，有用又有效；在一个严格的外交政策等级结构中，军事问题优于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相比之下，在复杂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家与超政府和跨国行为体共同分享全球舞台，国际政治包含众多等级不分明的问题，武力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复杂的相互依赖不是把全球化的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只是描述其中联系最紧密的部分——当今发达的工业化—数字化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西方国家”加上日本、韩国，以及一些全球化的经济体，如新加坡、班加罗尔。英国外交家罗伯特·库珀把这种尝试互连的区域描述为“后现代体系”。在一篇2003年撰写的文章中，他认为这个区域是指欧盟，但后来他将范围扩展到日本和美国。库珀还认为，对欧洲国家而言，不使用武力是一种可行的政策选择。他的观点比基欧汉和奈更极端，他认为欧洲正在经历一次“国家分裂”，新秩序正在出现，在这种新秩序下，“国家主权不再被视为绝对”，国家的“边界越来越无关紧要”，各国允许外界对其外交和国内事务加以干涉。2
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几十年来一直在前进的欧洲一体化面临着严峻挑战，民族主义重现，一些欧洲国家强化了边境管控，英国投票脱离欧盟，但欧洲进行的实验仍然是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集中国家主权的努力。
复杂的相互依赖是网络世界的一个极端案例。基欧汉和奈观察了欧洲和美国不同政府官员之间的网络密度。30年后，在《世界新秩序》一书中，我集中论述了监管机构、法官、（某种程度上还有）立法者之间网络的爆炸式增长——不仅在欧盟内部，而且在欧盟和其他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我认为，这个复杂的政府网络——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到一个全球的反垄断网络，再到全球最高法院法官的电子邮件群发系统，它们与正式的全球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同构成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
但如果40年前基欧汉和奈就论述了棋盘与网络，并形成迄今还在发展的学术圈，眼下为什么还要重新引用这两个基本模式？原因在于，尽管我们认识到国家与其他众多行为体共享全球舞台，但外交政策制定者仍优先关注以国家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工具。特别是罗伯特·基欧汉，他继续领导着一个学术体系，专注于如何设计国际制度，通过国际合作解决问题。复杂的相互依赖描述了网络的世界，但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网络策略。
其他学者侧重于把网络作为一个独立的参与者，但他们的观点更多是描述而非解决问题。3本书的观点来自多个领域：国际关系学者、政治科学家、国际律师、科学家，以及模范的企业家。与其他各种国际组织相比，他们都对网络相对于其他国际组织的优势和影响越来越感兴趣。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探讨另一个把复杂理论引入全球政治的类似机构。
棋盘之外
当基欧汉和奈撰写《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时，他们为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塑造了一个主导范式：结构现实主义。他们的目标是为世界提供一个严密的理论框架，说明这个世界不会注定陷入无休止的国家间零和冲突，而是可以支持国家间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持续合作，这些利益包括改善本国公民的生活状况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他们希望说明“军事安全”并不会自动成为国家间政治交往的“主要目标”，“军事力量”也不一定是国家政策最有效的工具。4该书出版在冷战期间，他们需要证明，复杂的相互依赖的世界能够成为一个国家间合作而非持续冲突的世界。
政治科学家正试图找出政治行为的决定性动因，在国际关系中，政治行为在传统上意味着国家行为。如果各国是寻求军事安全的黑匣子，那么，它们会陷入与他国永无止境的竞争和冲突。但如果国家由不同的政府行为体组成，每个行为体都嵌入其他政府机构同行的关系网络，并承受来自本国社会网络化行为体的压力，那么这些国家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目标，至少在某些时候合作是有可能的。对基欧汉和奈来说，核心问题是，达成合作需要什么工具？他们的答案是国际机构，它们将“设置日程，推动联盟的形成，成为弱国政治活动的舞台”。5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否建构现实主义）与一些学者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些学者更多地从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国际安全出发，后来被称为自由制度主义者。6他们争论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可以相信国家会寻求和遵守让各方获利的合作，在什么情况下各国更关心相对于彼此的利益。7两个阵营都提出多种模式，把国内政治对国际进程的影响都考虑在内。8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把自由制度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把棋盘与网络有效结合起来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他认为，“国家—社会关系——身处国内和跨国社会背景的国家关系——对一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行为有着根本的影响”。9通俗来说，莫劳夫奇克的出发点是国内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他们与其他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存在着联系，这就是网络。另外，他还认为，“世界政治的普遍现象就是全球化”。10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网络决定着公民个人、企业、公民团体的生活状况，并决定了他们和政府的想法。11（所有政府，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会对一些利益集团的偏好做出反应。）
那么，我们就不要假装把网络看成一种新事物。它是许多社会科学家、企业和公民团体——更不用说罪犯了——观察这个世界的透镜。本书稍后会继续讲述他们已经做的事情。然而，这个透镜仍聚焦于决定国家行为的网络，而不是全球本身。
网络步入舞台中心
一小群国际律师和政治科学家已经开始把网络科学与国际政治整合起来。政治经济学家迈尔斯·卡勒2009年收集了一些相关成果，将其编辑成《网络化政治》一书。用他的话来说，“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中心”，但往往“是一个隐喻而不是一种分析工具”。12
此书的撰写者同时研究了“作为结构的网络”和“作为行为体的网络”，前者研究一个网络的结构如何影响其中的节点或行为人，后者探讨网络化的组织是否比等级结构或市场更有效，或者只是在国际体系中产生不同的影响。他们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绘制基地组织的图谱，研究哥伦比亚贩毒网络的结构，并研究跨国宣传网络的演进和有效性，如旨在消除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国际组织Jubilee 2000。本书的后面几章将介绍一些在国家签署特惠贸易协议时出现的非正式网络，并将大赦国际等网络化组织和其他等级更高的组织进行比较。13
这项工作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对网络内部和网络行使权力的本质的洞见，我将在第七章中讨论这个主题。鉴于政治科学家是研究权力理论的学生，这种强调并不令人奇怪，它能给那些从事网络研究但不怎么关注权力的学者提供一些有益的修正，下一章我将继续解释这一点。它还允许国际关系学者检验对网络中个人的研究结论——例如圈子成员对非圈子成员的明显敌意，或者越是居于网络中央的成员越可能表现得咄咄逼人，看看他们的行为是否预示着国家行为。14
掌握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和工具的学者，刚刚开始把他们的方法应用到研究全球政治上。但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已经产生一些深刻的见解。包括：
1.网络位置和连接的程度能赋予参与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和社会权力，从而抵消物质权力带来的不平等。15例如，一些国家很小但连接度很高，它们通过中间人的身份把那些连接度较低的大国加入它们的连接网络，从而把自身的权力最大化。几个世纪以来，瑞士一直在利用这一优势。
2.一些网络表现出“富者愈富”的模式，即新节点倾向于接入那些已经拥有最多连接的中心。这一趋势强化了中心规范倡导者的权力，让他们能够制定倡导议程。16
3.能够提供网络信息的行为者可以提升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
4.参与一些网络能影响其他网络的参与度。例如，若两国是同一个政府间组织成员，那么它们之间的贸易会增加。17
5.许多成功的网络，从基地组织到大赦国际，都是等级体系和网络的混合体。
6.具有一个强大中心枢纽的网络比那些略微分散的网络效率更高，但弹性更小，而且难以扩展。18
对那些把网络作为全球治理行为体加以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网络化的国际组织、机制或非正式的倡议是否以及何时会比传统国际组织更有效地解决国际问题或实现成员目标。在《世界新秩序》一书中，我提出要解决全球问题，由央行行长、政府部长、法官和立法者组成的跨政府网络是对传统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补充。此类网络的增加源于我提出的“国家的瓦解”，这意味着政府的不同部门正在剥离受命于国家和外交部领导的外交政策棋盘模式，转而创建私人或公民的网络。
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方面进行的更详尽的研究分析了跨政府网络在不同问题领域的价值。19它们大多侧重于全球管理进程。各国既不想要也不期待全球政府。然而行为体——从企业到罪犯到形形色色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内行动，他们只需要点击鼠标就可以跨越国界和管辖区域。除非机构和法官以及越来越多的立法者相互合作，或者至少是相互了解，否则他们只能为一个更大整体中的一部分制定和执行行为规则。20理解国家政府和私人组织实际上是如何制定和尝试执行规则的，将最终改变国家和全球决策者解决公共问题的方式，并将促进正式和非正式的全球行政法律体系的发展。
我将通过本书，冒险跨越棋盘去研究网络行为体、全球行为体而非国家。鲜有相关的研究超越国家网络去探讨由个人、团体和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结构”与“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我们研究国际体系时，必须有一个出发点，最简单的做法是把国家行为作为某种国际结构——无论是单极、两极、多极、联盟体系，这是某个国际组织的成员的权力分配——的一个功能进行分析和预测。一旦假设或明确了体系的结构，你就可以分析和最终预测参与者（即国家）在这个结构中将如何行动。
这确实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参与者创造了结构，结构也在塑造参与者的行为。网络分析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去分析参与者的行为，即便这些参与者人数众多。研究网络参与者，是解释全球政治的另一种可能。
全球涌现
混沌理论试图描述确定的、常常是封闭的非线性系统，在此类系统中，微小的变化可以有非常大的影响。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蝴蝶效应”，蝴蝶扇动翅膀能引发一场飓风。混沌理论的这一特性及其他观点使得人们对复杂性和复合自适应系统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21这些系统拥有“大量相互影响的组成部分，它们向所在的环境开放，用新颖甚至有时是出乎意料的肉眼可见的属性组织其内部结构”。22金融市场、全球气候以及人脑都是复合自适应系统。
众多国际关系学者尝试用“基于主体的建模”去了解这些系统：从本质上讲，计算机模拟可以为一组主体——无论是个人、企业、国家还是其他行为体——规定初始条件，然后实时模拟这些主体在一段时间内相互作用时会发生什么。研究合作的最著名的理论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指出，“基于主体的建模是一种进行思维实验的方式”，根据众多参与者的互动和彼此适应来改变决策规则，然后观察整个系统会呈现什么状态。23泽夫·毛兹利用这种方法将国际关系建模为“国际网络的网络”。24这些网络本身就是“突现结构”，它们是从国家适应彼此行为的相互作用的状态演化而来的。但其他利用这种方法的学者并不专门研究网络。阿克塞尔罗德率先在探讨企业如何制定标准、规则如何演变和固化、国家如何选择立场以及新的政治角色如何涌现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研究。25拉斯-埃里克·塞德曼用“基于主体的建模”把国家与民族区分开来，而不是像国际关系理论家那样把民族国家假设为国际体系的默认前提。26这些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有些民族成功地发展为国家，而另一些民族，如库尔德人却没有？
把全球政治理解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它的组成部分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像欧洲议会或冷战时的两极对峙那样的（暂时的）静态平衡。模拟能让我们看到这种均势是如何出现的，正如复杂理论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态系统中的众多要素是如何互动的，它们都在影响和适应着彼此，最后带来一种结果，即只跟踪其中一个或少数要素是无法预测未来的。
这项工作在几个方面与网络科学是交叉的。用于分析复杂适应系统的计算机模型常常和那些被用来提出网络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假设模型一样。事实上，复杂适应系统中的系统本身通常被称为复杂网络。另外，那些关注全球政治网络的学者把它们定义为“能够定义、允许和约束参与者持久关系模式的涌现特性”。27
本书不会聚焦于涌现。更相关的是，理解不同参与者——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是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不同类型网络的联系模式的区别是什么，某网络内某个参与者的位置，它与其他参与者关系的数量与质量，决定力，影响，以及某网络内部及整个网络各节点的脆弱性。另外，如同决策者开始创建网络并把它作为完成各种外交目标的工具一样，能够将这些网络的发展与演变建模为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对情景规划可能更有价值。
政策工具箱
我们已经确定，在学术圈，棋盘与网络对国际体系模型来说并不陌生，即使我用新名词来界定它们。网络参与者，通常被称为非国家行为体——或有时候当成为政府的一分子时，它们也被称为跨政府行为体——被视为国家行为的驱动者，即使学者在一些问题上各执一词，如参与者之间的沟通纽带是什么、它们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国家到底如何行动等。为数不多但数量与日俱增的学者正在把不同的网络作为全球参与者进行研究。
然而，没有一项研究成果能为外交政策制定者提供网络工具，帮助他们完成工作，比如应对全球危机，稳固推进美国的外交、军事或商业利益，或者与其他全球参与者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机构的建议比比皆是。关于国内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文献也提供了一些思路，告诉我们何时以及如何建立国内政治联盟来支持国际政治目标。但是，网络一直未被视为一种可能的工具，用来设计、激活和管理，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
为创建这套工具，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科学：系统地研究网络本身。上文提及的观点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从生物学到物理学再到工业组织等的多个学科，它们本身存在着更为丰富的网络学术宝库。是时候该细化一下网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