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5年6月，中国与其他49国创立了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鼓动它的所有盟国不要加入，因为它把AIIB视为1996年成立的“亚洲发展银行”——美国和众多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台湾、日本、印度等是其创始成员——的竞争者。从一开始，AIIB的启动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外交上的惨败。
中国创立AIIB，旨在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机制，以替代二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创立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力争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但最终遭到自己国会的阻挠。
那些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西欧国家率先叛离美国对AIIB的立场。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2015年3月宣布，英国与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经贸关系，并申请成为AIIB发起国之一。德国、法国、意大利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紧随其后，只有日本和加拿大踌躇不定。
用传统地缘政治竞争术语来说，中国是1，美国是0。不幸的是，正是这种思维从一开始就让美国政府对AIIB持错误立场。如果最初美国采取完全不同的观点会如何？如果一开始美国能主张把更多的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且不管它们来自哪里，这会不会积极推动相关的民众福利及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如果是这样，事情的出发点便不是国家间的竞争，而是全球民众的福祉。美国还担心AIIB资金可能会给官员腐败提供便利而不是为民众谋福利，正如世界银行过去经历的那样。这样一来，美国就有理由在AIIB制定章程和开展具体的工作时施以影响。
如果美国的目标是影响AIIB的发展而不是亚洲人民的利益，它可能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战略。影响需要连接，关系网越紧密，影响力越大。基于这一观点，美国应鼓励它的盟友加入AIIB。这样一来，美国就能更了解AIIB的工作，更有能力去影响其盟友，进而影响AIIB的发展。相比美国自己加入AIIB银行与中国形成抗衡，此类间接影响通常更有效。
更不幸的是，美国对叙利亚内战采取的政策面临同样的处境。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缘政治角度看，时任总统奥巴马2011年做出的结论十分合情合理，如同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谈到1992年巴尔干战争时所说的一样，“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短暂的“阿拉伯之春”结束，叙利亚民众和平示威了6个月，之后枪声四起，整个2012年，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意图通过最野蛮的手段击垮反对派，美国有理由认为，这一局势不会危及本地区美国主要盟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或土耳其，也不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因此，美国当局采取的系列措施敷衍了事，毫无作用，只是为了确认、聚拢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而没有提供机会让他们对抗政府军或财力雄厚、装备精良的宗教极端团体，这些团体最终演变为“努斯拉阵线”和ISIS（伊斯兰国）。ISIS威胁的出现，给那些对它发动空袭的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阿萨德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化学武器和桶装炸药则不然。美国动用的武器只是直接对准ISIS而非叙利亚政府军。在撰写本书时，俄罗斯和伊朗无疑是叙利亚局势的地缘政治赢家。除了以色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友都因亲眼看到美国示弱而陷入困境。另外，用严谨的地缘政治术语来说，美国理应认为它在其他地区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得到了很好的部署。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阿拉伯之春”那数百万走上街头的中东和北非民众所面临的危险要高得多。这个地区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战争和全球恐怖主义，不知不觉地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效率低下、严苛和不负责任的政府不能给本国年轻、焦虑不安的民众以希望和机会。有史以来，这一地区的民众第一次因拥有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宗教而连接在一起，时下，他们也借由手机、社交媒体彼此连接，可以很快被示威游行和斩首的图片煽动，被无休止的人类苦难的言论蛊惑。阿萨德政权至今杀害了50余万叙利亚民众，制造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这一暴行成为阿拉伯世界一个公开的伤口。
考虑到这一相互关联的人为因素，使用炸弹、化学武器和饥饿屠杀叙利亚平民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经历着这些骇人遭遇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反抗，要么逃走。那些选择反抗的人眼看着美国的飞机升空，只轰炸ISIS的设施而不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家人免受炸弹的袭击。他们以及正在关注中东的百万民众将得出结论，我们有关民主和人权的完美言论也不过如此。谁能给他们提供保护和向那些我们力图击败的狂热者复仇的机会，他们就会对谁效忠。
据估计，那些选择逃走的人大约有1100万——超过叙利亚人口的半数，他们要么成为难民，要么无家可归，在国内四处游荡。其中至少有100万人进入欧洲，未来还会有更多人紧随其后。这股人流正在搅动欧洲政界，这使得右翼政党蔓延整个欧洲，并推动英国投票退出欧盟。英国的脱欧，甚至可能是英国自身的分裂，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这无疑都与美国有关。
解决叙利亚问题并非易事。我们不能替别人打仗，也无法阻止全球范围内发生暴行。然而，在一个深度互联互通的世界，人们自己——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政府——就是世界舞台的主角。他们的命运必须成为战略考量的一部分，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予以权衡。相较于在决策时面临的含糊不清和复杂局势，马后炮要容易得多。但当今外交决策者所缺少的并非简单的先见之明，而是观察和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的一整套办法。
棋盘与网络
政客和外交家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即将世界看成一个棋盘，在一场永无止境的战略优势博弈中分析大国的决定，预测敌人的反应。19世纪的英国和俄罗斯政治家公开拥护这一比喻，把他们在中亚的对抗行为称为“大博弈”。1国家间讨价还价的理论基础是博弈论，1960年托马斯·谢林撰写的《冲突的战略》对它进行了详细阐述。半个世纪后，《权力的游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其血腥和无比诱人的地缘政治，彼此征战的王国展开你死我活、难以捉摸和无休止的竞争。
享利·基辛格是此类博弈的卫冕大师，他堪称20世纪的梅特涅或俾斯麦，行事大胆，不惧变革，1972年向中国敞开了美国的大门。2基辛格本人扩充了上述比喻，用美国人下国际象棋、中国人下围棋来说明美中外交战略的不同。围棋“象征战略包围理念”并“形成战略灵活性”，而国际象棋“旨在完胜”和“从一而终”。3
用棋盘作为观察和认识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的隐喻被广为接受，约瑟夫·奈把冷战后更为纷繁的世界政治比喻为“复杂的三维国际象棋”。4最高层是美国主导的军事力量的博弈，中间层是经济大国的多极世界，最底层是由众多非国家行为者组成的分散领域。外交官和外交政策制定者在进行多重博弈，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不是所有的博弈都是下棋。另外，博弈各方仍执着于一场增加本国利益的竞争，顺便增加别国的利益，但更多时候是给别国造成损失。
用棋盘描述190多个相互竞争的国家以及那些参与了双边、地区和多边博弈的更小的国家，多数时候是精准和有意义的。但这不是唯一的描述方式，只通过棋盘一个视角来观察世界，会阻挡其他同样重要和有关系的视角。
想象一幅标准的世界地图，就像挂在5年级教室墙上的地图一样，它会标出边界和所有国家的首都。这就是棋盘视角。现在，想象一幅夜间世界地图，城市和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灯火辉煌，郊区和荒野则是漆黑一片。那些光带代表公路、汽车、房屋和办公室，它们标志着把家人、职员和游客聚集起来的人类关系网。
这就是网络的视角。这张地图不是讲述分隔而是讲述联系，不是标出主权边界而是代表跨越国界联系的密度和强度。把国际体系看成一个网络，就是认为世界是由网络节点而不是国家构成的，这个世界在一些地方相互交叉，紧密交融，在另一些地方则更为错综复杂。这个世界不仅有恐怖分子，有合法和非法的全球贸易，如贩卖毒品、武器和人口，有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有水资源战争和食品安全，有腐败、洗钱和逃税，还有通过空中、海上、陆地扩散的流行病。简言之，这是一个充满紧迫威胁的21世纪。这个变化莫测的地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沿。
1996年，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出版了《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这是《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的第一部。5卡斯特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就已经看到，人类活动中几乎每个传统的、垂直整合的领域都在横向重组。数字技术正在缩小世界，让每个人都能瞬间在任何地方交流信息，跨越了传统的等级和权威。如同重塑了农业时代社会结构的批量生产技术一样，卡斯特指出，信息社会将重塑社会的每个领域。
网络无视国家边界。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把自身打造成一个驱动全球化的“全球系统”。6在卡斯特的研究开始一年后，1997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首席顾问周若刚出版了《连通性：如何生活在互联世界中》一书，他认为，世界日益增强的相互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事实”，它补充了之前对那个由分散和孤立的个体构成的世界极不充分的分析。7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人们对全球化和网络都非常乐观。近20年后，另一个先知性的言论加入其中，它同样席卷全球，但显然不那么乐观。基辛格咨询公司的联席首席执行官和副主席乔舒亚·库珀·雷默把他那本精彩绝伦的书命名为《第七感：权力、财富与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这一灵感源自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认为，人类需要“第六感”去捕捉历史的韵律，以便理解工业革命给生活各方面带来的变化。眼下雷默则认为，在“一个互相连接的新时代”，我们需要“第七感”遨游在“一个时时连接着整个网络世界的新时代，这些网络无处不在并定义了我们”。第七感“是观察所有事物并发现它们如何被连接的能力”。万物将互联互通，包括“我们的身体、城市和思想”，这种连接已经并正在压缩时空，赋予了网络大师“新种姓”，创建了虚拟的拓扑空间，这个空间正在用与我们居住的物理空间一样的比特塑造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8雷默在书中写道，如果没有领会到连接的重要性和后果，我们就有可能看不到，也无法为即将到来的末日做好准备，就像“镀金时代”的工业巨擘无法想象工业化战争的恐怖一样。
毫无疑问，我们看到身边的互联互通只是“网络化时代”的开端。当所有人都彼此连接且不仅仅停留在表面时，他们就像科罗拉多州白杨树的巨型菌落，共同组成一个有机体，当我们可以创造出神经网络，使其运转速度远超人类大脑的理解（更不用说相匹配了）时，许多坏事就可能发生。但从我简单的观察来看，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眼光至少还停留在17世纪，当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主权和国家平等的框架，它们构成了国际法、国际政治、国际商业与贸易的基础，甚至“国际”一词也因此而诞生。无论未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都需要能力和工具以确保这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得以高效运转，国家仍旧存在并行使权力，但同时又与企业、公民、犯罪分子一起陷入一个网络组成的网络。
21世纪工具箱
托马斯·谢林1960年出版了《冲突的战略》，那个时候正值冷战最危险的时刻。美国和苏联因古巴而战，费德尔·卡斯特罗刚刚赢得革命的胜利，1961年4月美国在猪湾的行动的失败，一年半后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使世界濒临一场核灾难。谢林最大的贡献，是把看似永无休止的美苏冲突转变为一系列博弈，在这些博弈中，双方往往能够找出并获得共同利益，他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冲突的战略》向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展示，与苏联明显的“零和”、殊死搏斗的战争僵局实际上是一场可能产生某些“正和”结果的竞争。关键在于，在众多的问题和事件中，找出这两个超级大国在某个特殊时期正在玩儿什么游戏。谢林列举了三种基本游戏：胆小鬼游戏，围捕牡鹿及囚徒的困境。9博弈过程虽然出奇地复杂，但描述起来很简单。
·胆小鬼游戏：两名司机直奔对方，都试图阻止对方继续行驶。
·围捕牡鹿：两名猎人选择各自追逐一只野兔或者一起追逐一头牡鹿。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打到一头牡鹿，但一个人如果食言去找兔子，另一个人就会一无所获。每个游戏者都不知道对方的选择。
·囚徒的困境：两名囚犯被指控共同犯罪，并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他们可以揭发对方也可以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都保持沉默，并因此获得最轻的刑罚。显然，他们都会揭发对方。
一旦明确了是在玩儿哪种游戏，决策者就可以采取最符合自己利益的策略。
继谢林之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出版了《合作的进化》一书，测试了将囚徒的困境从一个可能出现“双输”结果的博弈转变为一个达成合作结果的博弈的不同策略。“一报还一报”是计算机算法得出的最佳策略，它的进入方式很简单：在一个多回合游戏中，玩家第一步选择合作，接下来每一方都选择跟对方上一步相同的策略。它永远不会打败对手，但多走一步也不会输。这个策略使游戏双方得以实现一个对彼此来说都是次佳的结果，但要比其他策略的收益更好。10此类博弈和策略构成了几十年来我们思考国际关系的基础。
但对于多数我们眼下面临的急切问题来说，这些博弈都无法套用。网络化世界，网络构成的世界存在诸多冲突和竞争。但网络关系的模式——最常见和典型的关系——就是互联互通。问题与威胁之所以不断涌现，是因为我们彼此连接而不是连接不够，或者错误的人或物以错误的方式连接在一起。ISIS能煽动独狼分子残杀自己的同事。通过航空枢纽，病毒能在一周内传遍全球。在一个大规模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中对更廉价货物的需求催生了薪酬极低的工作。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失去了获得正规教育、工作和充实生活的机会，这加剧了跨越国界的愤怒与暴力。如果没有与学校、工作、家庭以及对未来的向往的积极有益的连接，这些年轻人就会与有害的事业连接，他们会认同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
当问题在于连接时，我们的策略是什么？这里并没有讨价还价的博弈。网络化的威胁需要网络化的应对。往大了说，源自人们及其行为模式的威胁，需要采取直接与人及其行为模式相关的应对方法。这意味着低于国家行动水平的响应。在一个棋盘化的世界里，假设政客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协议，要求某些国家对其人口进行控制，如给公民接种疫苗，或者在境内实施抓捕以摧毁全球犯罪网。但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即这些国家的政府要么存在腐败，要么能力不够，要么几乎不存在管理部门。甚至那些出于善意和高效的政府也常常无法足够了解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恐怖袭击发生后，从纽约到雅加达的全球大城市会互相接触，分享信息，一起制定保护战略。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相较于制定威慑、与他国政府合作及协作的策略，建立一个网络——出于特殊目的、使用特殊方式把人与机构连接起来——要好得多。如今，政府意识到要和公民、业界或组织直接接触，也就是召开会议，相比之下，建立一个网络也是一个更系统化的策略。从促进全球创业精神到保障妇女权利，各种会议和峰会都是人们选择的工具。主办方希望一次性或每年召开的会议能够鼓励与会者采取行动，并通过建立有用的连接来建立网络。人们在组织和举办这些会议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在组织与会者和培养他们之间的连接以采取具体行动方面却付出得很少。
对于连接，我们没有应对手册，也没有生成策略执行工具的指南。为此，我们必须转向网络理论，就像谢林当年求助于博弈论一样。出于不同目的，不同的网络有着不同的结构和属性。
2012年，印度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断电事故，6.7亿人失去电力供应。事故的根本原因是供大于求。但影响范围之所以如此广泛，是因为印度的电网传输高度集中。整个电网依赖于少数关键发电站。只要其中几个出现故障，整体系统就会被破坏。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表现会比这好得多。
或者，考虑一下病毒的传播方式，它通过随机但密集的接触得以传播，事后可以被追踪并绘制成一个网络。为了防止疾病快速传播，我们采用隔离和检疫的方法来切断其传播网络。但当一个模因“病毒式传播”时，我们震惊于同样的去中心化、自组织的网络可以快速和大范围地传播信息。在死亡或愉悦在这些网络中蔓延之前，了解网络的堵塞点或中心枢纽在哪里对制定促进和预防传播的策略至关重要。
数字技术意味着我们可以实时绘制人类网络。人们通过声音、键盘和面对面交流建立联系，无论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交流方式，都会留下数字痕迹。如果我们用延时摄影拍下城市街道上的汽车，我们创造的光的轨迹将迅速填满整个都市，创造节点和边缘、明亮的街道和黑暗的区域。从理论上讲，在遵守新的隐私和安全法规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追踪从本地到全球的所有人类活动。同样，还可以发现谁与谁、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联系。一旦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就需要一些策略和工具以做到学以致用。
网络先锋
我并不是说政府对网络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看到的那样，一些有远见的人和政府部门正在实施网络战略。正如我2004年在《世界新秩序》一书中写的那样，正在快速发展的全球治理领域，是一个由活跃在地区和全球的部长、法官及立法者组成的网络。11美国也在考虑建立国家层面的网络，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6年6月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呼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原则性强的安全网络”，目的是在该地区建立包容、稳定的法治秩序。12美国正在鼓励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联合进行训练、演习、策划，并最终共同行动，目的是把东南亚和东亚、从澳大利亚到日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不依赖于美国力量的地区网络，也就是要把现在的星状网络转变成一个分布式网状网络。6年前，美国前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也意图在西半球采取类似的做法，他提出深化和发展美洲各国的联系以提升安全和繁荣的战略。13
在低于国家的层面上，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国土安全机构和全球卫生机构都在打造各种各样的网络，我将在书中阐述这些例子。国家安全官员直接建立了打击恐怖分子和罪犯的反制网络。特别是国土安全官员更是与数千位州和地方官员合作，他们必须考虑如何把更多人纳入这个联系网，以快速获得所需信息，同时提高弹性。克里斯托弗·福塞尔——一名在海豹突击队服役15年的老兵，是一名网络战争专家，他认为：“我们现有的思考和处理冲突的大多数体系都是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基础上建立的，存在偏差。这些体系一旦失效，就会被去中心化的、不大接受传统游戏规则的分布式网络取代。需要适应的是我们的体制，而非他们的体制。”14
一些外交官也在努力掌握这个新世界。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驻瑞典大使、第二个任期内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马修·巴赞就职前是一名技术主管。当我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见到他时，我很高兴看到他那间大大的大使级办公室旁边有一间小办公室，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网络参与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致力于与英国公民、业界和团体建立持续的、有意义的联系，以便加强两国的特殊关系。它还是一个牵线人，不断发现新的联系和合作机会。巴赞开创了以网络建设和参与为核心的外交工作。
这些都是新外交政策的前景。然而，它们提供了早期的经验教训，分辨出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如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正在对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做出积极响应。但没有一个国家系统地采用我脑中的连接战略。我们看到的是对网络不可阻挡的逻辑的特别反映，并没有深入或更系统的战略思考。
大战略
用连接的视角思考战略并拿出可落实的措施势在必行，当我们考虑大战略时，这一点更为重要。大战略指一国如何平衡地利用其权力工具——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甚至道德——来促进繁荣和安全。15针对各大洲的大战略就是要用网络的思维来思考，即便一些国家还没有系统、科学地思考如何让它们的大构想与其实际能力相匹配。
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网络化大战略。2007-2008年，我和家人在上海生活了一年，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以中国而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绘制的航空飞行图，上面列出所有飞往美国、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东西航线。历史上中国自称“中央王国”，是巨大纳贡关系网的中心，是宇宙的中心，与中世纪西方王国把地球视为太阳系的中心一样。
今天，中国认为自己正在回归它在世界上正确的位置。它又一次采取战略，在全球编织起一个商业和政治关系网，这个战略可以被描述为全新的经济“丝绸之路”，贯穿西方国家和“海上丝绸之路”，通往南亚和东南亚。美国海军学院教授邓勇写道，中国的“丝绸之路倡议建立在欧亚和海上亚洲开放网络的基础之上，这些国家通过中国资助的基础设施和交通工程，以及贸易和经济纽带联系在一起”。16换言之，在这个网络世界里，条条大路通北京。
从很多方面看，欧盟是一个网络的集合体。它的管理委员会是由不同部长——交通、财政、农业、司法、国土安全部长等——组成的网络。所以，欧盟把新战略聚焦在如何在一个网络化世界里促进自身利益上一点儿都不让人感到惊奇。在2016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中，欧盟声称，它“要成为网络世界中的议程塑造者、连接器、协调者和促进者”。它呼吁要深化与公民社会、私营企业、地区行为体和全球治理机构的伙伴关系。它将通过“动员它无与伦比的网络”来实现自己的优先目标。17
同样，现任总理贾斯廷·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自由党，把它的外交策略称为“全球网络战略”，明确承认“通过连接收获影响”，因为“网络定义了当今世界的运行方式”。18该战略的基石是与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以及加拿大形形色色的人口群体协作，包括年轻人、学者、宗教团队和艺术家等。
奥巴马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也出台了一个网络大战略，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他对一些国家大方表示，美国已经逃避了数十年，“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拳头，我们将伸出手来”。19在任期结束前，他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说服了缅甸、古巴和伊朗实行类似的战略。奥巴马采取传统的外交手段，派遣一小队外交官展开秘密对话，拟定所需的复杂协议，打破严重的历史僵局，这些僵局首先会导致国家关系的断绝或冻结。在处理与伊朗的关系时，这些做法只起到部分作用。达成让伊朗停止核武器项目的协议，至少为结束美国几十年前实施的商业和其他制裁打开了大门，但通向全面建交的道路仍然漫长而艰难。
这些外交协议和之前的谈判是棋盘战略战术的核心。它们必不可少，最高层如果没有打开大门，就不可能编织一张商业、教育、文化和人际关系的网络。一旦这扇大门被打开了，我们就需要中间层次的连接战略去实现那些更宏伟的目标，去实现棋盘和网络更复杂和系统的整合。
外交政策中断
我可能属于沿用老式方法研究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代人。20从高中时代开始，我就对自己未来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心知肚明。我母亲是比利时人，父亲是美国人，我总说我是一个国际产物，我选择进入法学院，就是想未来能到纽约或华盛顿特区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然后出入政府。这完全是那一代国务院高层官员走的传统路径。
我这个雄伟计划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我确实不喜欢大律所的法律工作。所以我成为一名法学教授，教授那些渴望投身外交职业生涯的年轻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不幸的是，我一边尽力为他们提供职业建议，一边不停地给他们泼冷水。我告诉他们，尽管他们能找到很多被派驻国外的法律工作（这需要他们熟知外国文化），但实际的外交政策工作——与他国合作或斗争去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决策权——仅仅被握在一小部分政府部门手里。
昨天一去不复返。网络化世界最令人兴奋的特征之一，是在发现、制定和实施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方面能真正产生影响的人群在急剧扩大。仅仅在美国政府内部，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疾病控制中心、环保局和其他部门都参与了对外工作。如今，州长们也会率领贸易和投资代表团访问其他国家。许多城市的官员基本上都在实践城市外交政策，与他国城市的官员合作，解决从气候变化到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在政府之外，网络世界的众多参与者也在塑造着外交。各种大型基金会、大学和公民组织都在努力解决之前所谓“发展问题”或气候变化、全球卫生等国际问题。21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发展实验室管理着“实际影响联盟”，这是一个由美国美慈和西门子公司等私营企业和公共组织组成的网络，旨在制定和实施应对全球贫困的经济和技术方案。22彭博慈善基金会在创造和资助国际气候变化网络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最著名的是“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盟约”，它连接和调动全球7100个城市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减少碳排放，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23以网络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和战争与和平一样，都是外交政策问题。它们涉及的人和机构要么与机会和资源网络脱节，要么相互关联，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会对全球产生负面影响。
私营企业也紧随其后。万事达的“包容性增长中心”认为，实现世界平等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把微型企业的企业家与“关键网络”联系起来，如金融服务网、对等网络、社交网络以及人力资本发展网。24当杰瑞德·科恩——现任谷歌Jigsaw技术孵化器项目负责人——做国务卿顾问时，他常常思考，如果全球企业都配备政策策划人员，考虑全球大问题和大趋势，按政府的方式去思考策略，最终的结果将会多么美妙。Jigsaw是谷歌实现这一想法的手段之一，它创造了花样繁多的产品，例如为选举监控器、人权组织、独立新闻网站提供保护的网络攻击盾牌。其他公司也在追随它的脚步。
许多跨国公司在其全球供应链中也履行着环境和人权义务，逐渐组成一个公私合作和多边标准化的组织网络，它们都签署了《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25从苹果、耐克到沃尔玛等公司，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执行着供应商行为准则。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在网络化世界，它们工作所在的社区和地区的卫生、教育、机会、环境保护和物理安全等既是政府的问题，也是它们自身的问题。
从直接实力看，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市值超过许多小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175个最大的主权国家和私营企业中，112个是企业。26在国际上，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比多数国家的总理和外交部长更重要，至少他们不需要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地区组织中赢得投票表决。例如，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拥有私人武装，且拥有由前外交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组成的精英外交团队，在某些国家，它的影响力不亚于任何政府。27即使在解决问题确实需要投票的情况下，小国政府也很少会反对那些财富过于集中的企业。它们通常会寻求发达国家公民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这些组织起草决议和支持它们在国际组织中的立场。28
类似“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大赦国际”这样的组织在全球舞台上也拥有类似的权力，它们是全球人道主义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受人尊敬的公共部门、企业和公民组织领导人会参加在纽约召开的“克林顿全球倡议”会议，这个会议与联合国大会或世界经济论坛同时在世界各地举行，这些会议映射出全球事务参与者和其影响力的真实情况。这张会议地图看起来与联合国的成员名单非常不同。
但是，国际关系的新世界发展得越快，连接断开的影响越大。学习外交政策的学生和实践者并非对这一变化视而不见，然而，他们没有现成的方法把这些行动者纳入只在理论和法律上为国家建立的框架。29在各大学和国务院，网络化世界的参与者被称为“非国家行为者”，就像克莱·舍基说的那样，这种比喻就像把汽车称为“无马的车”。30回头看，我们知道它们不是什么。向前看，我们没有确切的词语去描述它们是什么。
在网络世界中，他们都是外交的参与者，仅此而已。他们在国内有着相同的身份，个人、企业、慈善机构、公民组织、犯罪集团、大学，以及我们在国内各领域认可的所有其他机构。在网络世界中，和政府官员及机构一样，他们都有能力创建网络并在其中充当节点。
二者兼得
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位兼容并蓄的政客。当我在美国国务院为她工作时，我的下属和我常常起草各种备忘录，提出政策建议。她通常会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些问题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二者兼得。问题的起因多种多样，解决的办法也不可胜数，复杂问题常常需要兼顾左右两方的解决方案，兼顾更多政府、家庭及社区，兼顾管理和创新。
我在本书中展示了一种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既此又彼的方式。“国际体系”和“全球政治”是抽象概念，是我们想象中的世界的心理地图。棋盘与网络是绘制这些地图的不同方式，但两者并不相互排斥。美国可以在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进行棋盘威慑或讨价还价的同时，建立网络与上述国家的公民和机构打交道。
我们必须学会从多维度去观察。人类和灵长类动物都可以用双眼看世界：两眼都朝向前方，而不是像许多哺乳动物那样，眼睛分别长在脑袋的两侧，这样就会有更宽广的视野。两眼朝前，每只眼睛看同一物体时会有轻微的差别，大脑处理这些差别并生成一个三维图像。每只眼睛感知不同的现实，组合在一起它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更丰富、更精准的整体图景。31我们如果把棋盘和网络两种方式整合起来，就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统一的行为体，与其他国家展开竞争和合作，又可以将其看成许多延展出边界，但和公民、企业、公民组织和犯罪团伙合作的各种网络的节点。
我们必须用棋盘与网络的双重视角来看待全球事件。如果你提到1949年，受过棋盘思维训练的外交政策专家马上就会知道那一年签署了《华盛顿公约》，成立了一个对抗苏联的西方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受过网络化思维训练的专家更有可能想到《世界人权宣言》，它是人类尊严之网的基石。埃莉诺·罗斯福是《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在《罗斯福家族百年史》这部电影中，肯·伯恩斯捕捉到她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维辛斯基的回应，维辛斯基要求100多万来自东欧的政治避难申请者必须回到苏联治下的国家。她回答说：“联合国的成立就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权利而非政府的特权。”32在更早的一些画面中，作者乔恩·米查姆引用了他在雅尔塔用经典的棋盘思维术语描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他说，罗斯福“一贯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从不相信先走第一步”。
两方面的事情都会发生，每种思维都抓住了国际现实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必须学会将棋盘与网络统一起来，同时看到国家和人民，国家与网络。例如，我们必须明白，当美国宣称要捍卫共同价值而随后的行动却完全出于自利的算计时，棋盘世界和网络世界就可能出现不同的反应。政府官员通常都明白，虚伪是外交手段的一部分。大多数公民则不然，他们会注意到美国人言行不一，常常会因此而讨厌美国人，这种讨厌胜过对美国人简单地表明坚持权力政治时的讨厌。
当我们能看到一个更丰富、更精准、更立体的世界时，我们就能制定出兼顾冲突和合作的连接策略。我们将了解网络结构和框架的丰富多样性，将学会针对特定的网络问题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当然，我们还会在尝试与失败中前进，但至少我们找到一个出发点，一个分析框架和一套工具。这就是本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