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人道”的道理

作为“十年动乱”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四十五年后，我在机关纪念“五四”青年座谈会上回忆道：

我记得“文革”年代的那一幕。

老干部被“革命造反派”在家属院游斗，他们双手被墨涂黑，细铁丝深深地勒入老人的脖子，下面拽着沉重的铁牌，强迫他们边走边敲锣喊：“我是大黑手！”正值广东七、八月间的酷热天，他们脸憋得发紫，一步一蹒跚，汗水滴到滚烫的水泥地上顷刻无影无踪。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罪行”是什么，只是内心强烈感觉这是在羞辱、折磨人。真不明白，平日斯文和蔼的“叔叔阿姨”，怎么一夜之间变得这么狠？！

马路上，不时见到衣着褴褛的尸体被捆在电线杆下，他们是被人诬为“监狱跑出来的劳改犯”，然后被活活打死的无辜普通百姓。那是人性泯灭的年代，我们的作文里从不单独使用“善”字，因为那个年代它是贬义词，与“虚伪”同义！

我上面说到的“打劳改犯”是一起发生在广州的“暴民事件”，时间是1967年的夏天。8月11日前后几天，据说是广州“文革”期间死人最多的。那些天街上谣言四起，不知道始作俑者是谁，蛊惑说“公安系统把在监狱的犯人放出来了”，还有更耸人听闻的：“粤北监狱的犯人都跑出来了，他们要来报复广州人！”一时间，惊恐情绪迅速蔓延，全市各处的锣声、敲打脸盆声“嘭嘭”大作，临街居民自发在路口筑栅设卡，逐一盘查“可疑”的路人。

不知有多少人度过了这不眠之夜。到了第二天即12日上午，我经过珠光东路菜市场时，看到路北的木头电线杆下围了一圈人，神情木然地在议论什么。我走过去踮起脚往里一瞄，不禁倒吸了一口气：地上躺着一个40岁左右的壮实男人，一身旧的黑粗布衣服，上面沾满了泥土，双手被麻绳捆着，肿胀的脑袋淌着黑褐色的血，看上去人已经没有气息了。

曾有人点算过，仅离我家最近的德政路到文德路这一段，看到的尸体就有8具！据当年一些见证人回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连新路、教育路、万福路、惠福西路、沿江路，甚至远到郊区的芳村、白鹤洞，都能见到尸体。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在这三两天内被活活打死的平民有200人左右。

呜呼哀哉！这些冤魂至今不知向谁索命？当年那些下手的人有负罪感吗，真是天晓得啊。

这时正值“文革”发动的第二年，广东省、广州市的党委、政府基本瘫痪了，正道来的消息没有了，群众的惶惶心态正好与谣传相契合。能怨市民幼稚妄动吗，这是当时盛行“怀疑一切、打到一切”、社会秩序混乱的直接恶果。你想一想，堂堂国家主席突然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广东省委的权被“一月风暴”刮走了（发生在1967年1月22日），广州市公检法系统也被砸瘫了。试想，在一般老百姓脑子里，还有什么不会发生的呢？！

凡学校的全体师生大会，几乎每次都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题，“闹革命”仍然是学生的主课。每所学校都要在老师、学生中揪出“阶级异己分子”，在学校的批斗大会上，被诬告者，百口莫辩；整人者，随心所欲。人们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中，唯恐自己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者”。记得来自文德南路小学的两个女生，印象中她们个子偏小身体瘦弱，平日寡言少语。据说在她们书包里发现了写有对学校不满的纸条，在学校多次批斗后，她们被押到了粤北农村监督劳动。她们那年才十四五岁，就成了这场梦魇的牺牲品。

思之得

一场浩劫，对发动者和被发动者来说，都是人伦悲剧。他们的共同之处，如鲁迅所指：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