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同志情

厂里的事说了不少，该说说公司的事情了。

民政工业公司所在地是广州起义路162号址，说起来这里还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该路开辟于1919年，当时起名维新路，寓意要走推翻清朝、维新变革之路。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两个月，在这条路叫素波巷的胡同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1927年我党发动了广州武装起义，成立的新生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就设在维新路国民政府“省会公安局”里，位置就在从公司往北走约300米处。1966年，老马路改名为“广州起义路”后一直沿用至今。

话回到1984年年初，公司党委召开公司领导干部民主推荐会议，会场在首层旧礼堂，屋顶是圆木金字架的大梁，地面是老式的大方块红地砖，两旁的窗户让邻家墙遮挡了，阳光难以自然照射进来。

会议由公司党委主持，各厂副职以上的干部全部参加，陈汉书记做动员讲话。我还依稀记得他在会上说，希望大家从民政工业的长远发展考虑，推荐出有事业心、有基层工作经验、年富力强的同志。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同志，已经记不起名字了，他微微笑看着我说：“哟，说的条件好像和你都能对上号啊？”说实话，当年公司系统有四千多号职工，这队伍里包括一批资历丰富的“老民政”干部，所以，我压根儿也没往那方面去想，更没有得到过其他什么信息。

不久，经过一系列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程序，我被市民政局党委任命为民政工业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这时候算下来，我已经在福利企业工作了14个年头。当时，对组织的职务安排，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感到的压力是自工作后从没有过的。在厂的欢送会上，厂领导、厂部办公室和各车间负责人都参加了，大家相互紧靠着围坐成一圈。我眼前都是相处了十几个春秋的同事，平日见面熟视无睹，甚至还发生过言语争执，说真的要离开了，大家不由触景生情，有的同志眼睛湿润了。

黎彭坐在我身旁，他觉察到我的思想负担挺重的，语气关切地说：“阿新宪，以你的能力，我觉得完全可以胜任，不要紧，不用顾虑太多啦。”要知道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及时的信任和鼓励，还真是难得啊。何况我一下子从老黎的下级变成了上级，他依然对我这么真诚坦荡，这更是难得了。听了这番话，我绷着的大脑似乎松开了紧箍咒，思绪慢慢平复了下来。

1985年下半年，黎彭调海珠区任民政局副局长。这期间，又遇上一件很巧的事情：我与老黎分别代表市和区的两方，共同处理移交海珠区瓶盖厂（福利企业）资产的事宜。工业公司是移交方，海珠区民政局是接收方，具体办事的同志各为其主，出于为本单位多争取些利益的动机，连厂里办公电话的归属也争执不下。我主动与老黎商量后，向郑国帆经理建议：区里的情况比较困难，做一些让步有利于照顾下面的工作。最后经多次友好协商，大家都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厂领导黎彭、张善林（三排右五、右六）等与部分干部职工合影（1984年9月）

岁月的流逝，没有冲淡我们之间的感情。黎彭后来办了辞职，全家移居到美国。他回国探亲时我俩在越秀天安大厦喝茶，他缓缓地回忆道：过罗湖桥的时候，我真是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两个孩子能出去念书，还是违心过了界桥。他还告诉我初到美国那阵子，为了挣钱交房租，他每天都要爬上三米多高的梯子，给当地人粉刷墙壁，要干满整整两周才能挣到一个月的房租。后来，又在华人开的小杂货铺当搬运工、收银员。听了老黎这番苦涩的叙说，我真不知道该鼓励呢还是安慰，只是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这时讲啥都是多余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伤感。

如今，许多老领导、老同志已经走了，但在我脑中他们从未远去：吴庭芳、卓仁道、周杜南、谭锡华、李夫、宋仲霖、陈汉、郑国帆、张定平、李雄、关世良……

思之得

与同事关系相比，处理家庭关系有时要困难得多。血亲、姻亲的“粘连”，使后者的“重要性”排列在了前头。不少干部大半生清醒明白、睿智过人，最后还是倒在亲属熬制的“温情汤”里。快乐、幸福又夹杂着痛苦、无奈，可能就来自世俗家庭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