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先进”的代价

这是由一个铝制饭盒勾起的回忆。

几年前的一天，我出差办事回到了广州，晚上在母亲住处陪她老人家吃晚饭。回到自己的小家以后，我总觉得弟媳手里的饭盒特别眼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第二天，再回到母亲那儿，我急迫地把饭盒要过来一看，泛黄的盖子上，两行依稀能辨的红字映入眼帘：“东升电器厂1972年先进生产者奖品”。哦！这可是我当工人唯一留下的奖品啊，这可太珍贵了。

记得有一年，厂里年终评先进，能评上的大约有十个人左右，我是其中的一个。获奖者除了面子上感觉光彩外，“一等奖”还能获得实物奖励，奖品是一个洗脸盆，当时商店的售价是2元。

厂的总结会开完了，我兴冲冲往自己车间走，当经过冲剪车间时，耳边传来窃窃人语：“那脸盆是‘双料’的（质量好，售价要贵一些）！”接着是带有点愤愤不平的附和声：“让那些捧脸盆的人干活吧，谁还会那么笨哪！”“是啊，我也不干了！”又有人跟着发泄情绪。

全年奖励才一个“2元钱”的脸盆，一年算下来每天仅仅6厘钱，当时竟对人产生如此的刺激。我第一次领到工资是普通工一级、月工资额33元。相当长时间里，福利企业工资制度共实行九个种类，分别为：技术工、普通工、残疾工、搬运工、炊事员、司机、医务人员、技术人员、行政人员。我干的活是钣金工，属于重工种，粮食定量为每月33市斤。那年代，省市机关干部无论级别高低，定量都是26市斤，这体现了当时计划供给制度的公平特征。也就因为这样，一些老工人不高兴了，“为啥给你们这么高？一来就拿30多块钱、33斤米，我们进厂时才14块钱、28斤米，他妈的，太不合理了！”雷师傅愤愤不平地说。

1971年厂内工资等级类别表

我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班，要比别人早近一小时到车间。那年头，工资低、劳动强度大，每天借看病蒙休假条的人不少。我几乎每天都一个样，开工前就得考虑怎么调度好人力，把有某种技术专长的人补充到缺勤的岗位上，保证生产线能正常运转。如果实在找不出人来，就只好把自己给顶上。仅加工电焊机箱壳的系列产品就有十多道主要工序，柱上油高压开关、干式变压器等产品外壳工序也不少。

当车间主管要求技术全面，否则就会受制于人，关键时候还可能让你管的人给“拿住”了。还要有做思想工作的本事，你的安排别人不乐意的话，还得耐心说服开导，而且真要做通思想，要不表面应诺暗里“磨洋工”，到节骨眼了上换不行不换也不行，你更受不了，生产任务不等人啊。

我责任心是强的，在上班路上就开始琢磨厂里的事。有一次，骑着车子想事走了神，经过东华东路铁路岔口时，冷不丁自行车轮横夹在分叉的两股铁轨里，人立马摔在了地上。还没缓过神来，看道口的工人大声喊：“快起来走啊，火车要来啦！”我的腿又不好使，赶紧忍痛爬起来使劲把车拽到铁路边上，这时火车轰隆而过，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1975年3月，我参加了市民政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暨一九七四年先进集体、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我用自己写的讲稿，做了题为《虚心向老工人学习 自觉接受三大革命斗争的考验》的个人体会发言，那时候流行的叫法是“讲用”。也是这一年，我被评为广州市工业学大庆先进工作者，成为广州市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代表。

1977年3月，我被评为广州市民政工业公司一九七六年度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在代表会议上做了发言，题目是《努力学习 刻苦磨炼》。5月，被广州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出席了广州市工业学大庆会议。9月，又出席了广东省政法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大会，获“广东省政法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属于省劳动模范序列。

我心里明白，自己是从民政系统里走出来的，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斗转星移依然感情如初，如同幼子对母亲的感觉一样。也可以说，在最年轻力壮的岁月里，我全部力气都用在了公家的事情上。

思之得

我自1979年走上管理岗位后，再没有获得过类似的荣誉，这应该是要求不一样了。后来，有种权威提法“评先要向一线工人倾斜”，云云。细想下来，这是近似“异化”的表象，本来就是受表彰的主体，怎么成了勉强的“倾斜”对象呢？它背后的现实是，人们的观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