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学中“从空间集聚视角认识城镇发展”的思想起源

本部分研究的是从古希腊到初期古典学派境地（斯密）的经济思想中对于产业和城镇空间布局问题的关注。经济分析史是从古希腊人开始的，虽然在古希腊时期经济学尚未获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没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标签[2]，但我们还是可以在相关著作中寻得我们所关心问题的一鳞半爪，而这些几乎是后世经济学者所研究的相关问题的思想源泉。

一 古希腊学者：“多样化偏好”引导下的城镇形成及集聚经济

早在古希腊时期，有关城镇布局及城镇集聚经济效应的观点和研究就已经出现在一些学术著作中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及哲学家柏拉图（Plato）。

色诺芬较早地意识到了分工与城镇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并从分工的角度分析了作为城镇出现先导和空间集聚重要表现的人口集中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3]他认为，只有大城市，而不是小市镇，才能提供分工专业化的市场基础。

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4]

在小市镇上，一个工人要制造床、门、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即使这样，也还不易谋生。……但在大城市中，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可以维持生活了。[5]

不仅如此，色诺芬还对城镇的出现带来的人口等要素集中形成的集聚经济效应有所涉及，认为城镇发展将带来一系列正的外部效应，从而成为增加城镇财富的源泉。

因为多数居民会集聚在银矿附近，就可以从那里举行的市集中、从银矿周围公共建筑的租金中、从熔炉和其他类似的泉源中得到大量的收入。而且，如果我们的城市得到这些好处，它的人口就会特别兴旺，而银矿附近土地的价值对于所有者而言，也会上升到同雅典周围土地一样的价值。[6]

可以看出，色诺芬提供的认识表现出明显的事后分析的特点，其研究的前提是假定基于集聚的城镇业已形成的事实，关注的是“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后世马歇尔外部性的具体化和形象化的表述。

在城镇形成发展的问题上，柏拉图的认识显然更加深邃，虽然他与色诺芬一样表现出对分工专业化的肯定，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色诺芬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创造性且极富预见性地构建了“多样化偏好—分工专业化—城镇形成—集聚经济—城镇扩大”的城镇形成发展模型，这几乎构成了两千多年后新经济地理学派对城镇形成的基本思路[7]，也是本书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重要思想来源。

柏拉图“多样化偏好”引导下的城镇形成及集聚经济的思想模型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多样化偏好与城镇形成的总体思路：“一个城市的形成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镇。”

阶段一：多样化的需求偏好促进人口集中，进而推动分工专业化形成。“一个人（城市的创建者）最迫切需要的是粮食、住房、衣服及其他。那么，城市至少需要有一个农夫、一个瓦匠、一个纺织工人、一个鞋匠或者别的照料身体需要的人。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于是，这四个人不会形成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而是会逐渐进行分工形成专业化。”

阶段二：专业化和贸易发展形成集聚经济新动力推动城镇进一步扩大。“一方面，随着专业化的发展，需要超过四个人来供应了。农夫似乎造不出他用的犁头——如果要的是一张好犁的话，也不能制造他的锄头和其他耕田的工具。建筑工人也是这样，他也需要许多其他的人。织布工人、鞋匠都不例外。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其他城镇人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城镇需要更多的农夫和更多其他的技工了。还需要别种助手做进出口的买卖，这就是商人。”

阶段三：城镇进入内生增长轨道：“对城市内部的市场发展而言，需要市场的中介。而且健康的城邦还需要加进许多必要的人和物——例如各种猎人、模仿形象与色彩的艺术家，一大群搞音乐的人，诗人以及家庭教师、奶妈、保姆、理发师、厨师，等等。”[8]

虽然语言显得形象而略微浅显，但个中流露出的思想光芒是深刻而长青的，一直启发着后人的研究重点和方向。这一点，在接下来的理论梳理和本书研究的模型构建中会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二 坎梯隆：“运输成本”指向下的城镇及城镇经济运行

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梯隆（Richard Cantillon）是较早通过空间因素来详细分析经济模式的学者[9]，他基于运输成本的经济学解释了村庄及城镇的产生和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杜能的区位理论，是古典区位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在以农业发展为主要经济支撑的时代，土地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的天然特性，使无论是在土地上种植何种植物，从事耕作的人们（包括租地农场主或土地工人等）都需要集中生活在与自己有关的土地周围。这一点是大部分经济学者都能意识到的问题，坎梯隆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的认识不限于此。在此基础上，坎梯隆进一步解释了租地农场主或土地工人居住在与自己有关的土地周围的原因，是由于“否则下地和回家将占去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10]。简单而通俗的描述实际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运输成本与村庄产生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坎梯隆的村庄形成观总结如下：租地农场主或土地工人为了节约运输成本而居住在与自己有关的土地周围，于是在被耕作的土地上就出现了人们的集中居住区。不仅如此，为租地农场主或土地工人等修造耕地所需工具、犁和车辆的铁蹄匠和制轮匠等，也会为了节约运输成本而选择靠近自己服务对象的生活生产场所。于是在租地农场主或土地工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会逐渐吸引为农业耕作服务的工匠、家庭仆役等而形成颇具规模的村庄。[11]

在坎梯隆看来，集镇是在村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那个年代，决定哪些村庄会最终演变为集镇的因素主要是“由于某些富人或权贵的关心”[12]。但是这只是实现由村庄向集镇转化的状态改变的初始条件之一，村庄转变为集镇的实质是小业主及商人等在村庄的集聚，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当一些村庄在某些富人或权贵的关心下成为周围其他村庄的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中心场所的时候就标志着集镇的产生。这种集镇的产生相比于让商人和代理商把物品运到各个村庄去以便交换他们的产品表现出了明显的经济性，坎梯隆将之总结为四点，即运输成本的节约性、产品交易的便捷性和交易信息的完全性、交易时间空间上的匹配性以及商品价格的合理性。[13]可见，运输成本的节约同样是集镇产生的重要内生原因之一。同时，伴随集镇产生出现的人口及产品的集聚带来了比较显著的经济性，这基本上触及空间经济学研究中的“运输成本”和“集聚经济”两个关键性的主题。

与村庄和集镇相对，坎梯隆解释的城市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空间系统，其产生和发展有着独有的特征。不同于基于围绕土地集中居住而形成的村庄以及方便村庄商品交易而形成的集镇，城市的产生则是基于拥有大庄园的地主的集聚。坎梯隆对大小地主的区分主要是看其与土地的关系，当然，这也为区分村庄与城市的差别作了一定的铺垫。仅拥有小庄园的地主需要把取之于土地和租地农场主的产品运送到遥远的城镇，所以他们往往要居住在村庄和集镇。[14]拥有许多大庄园的地主则有办法生活在远离土地和租地农场主的地方，同其他地位相当的地主、士绅共享愉快的社交生活。正是由于这些拥有大庄园的大地主和贵族的集聚，引来了商人、工匠和各行各业的人，诸如面包师、屠夫、酿酒师、酒商和各类制造商等，这些工匠和业主不仅为贵族服务而且彼此提供服务，形成了复杂的城市社会网络。坎梯隆总结道，“只要许多富有的地主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种聚集就足以构成所谓的城市”[15]。按照坎梯隆对村庄及集镇形成的分析逻辑，城市的形成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运输成本的内在机制，但实际上商人、工匠等的集中居住离不开节约运输成本的解释。在另外一章“关于都市”中，坎梯隆直接写道：

为了便于运输，大城市通常建立在海岸或大河两岸，因为利用水路运送保证居民生存与舒适所必不可少的产品与商品，比利用陆路运输便宜得多。[16]

这将大城市的建立归结为交通运输条件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刚才关于“城市形成的解释离不开运输成本”的判断。事实上，这只是相对比较特殊的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城镇形成发展的情况。更加一般的均质空间条件下基于运输成本的城镇形成发展的解释会在本书的第三章关于均质空间条件下的两阶段的城镇形成发展模型中会有更加深入细致的展现。

三 斯密：关于“城镇、集聚的经济和福利效应”松散而全面的思路

作为公认的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产业和城镇空间布局问题上同样有着宏观、全面而又提纲挈领的阐述。但是，就像熊彼特评价的那样，“斯密的学说很松散，在许多方面都能加以发展”[17]。确实是这样，斯密对产业城镇发展的空间问题的认识除了主要分布在《国富论》第三篇的“罗马帝国衰亡后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及“城镇商业如何促进了农村发展”两章之外[18]，其他各个章节几乎都有涉及。总结起来，斯密关于“城镇、集聚的经济和福利效应”松散而全面的思路主要考察了城镇空间集聚的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经济效应：城镇形成及其发展的城镇集聚效应

1.基于“分工”的城镇起源

斯密的城镇形成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色诺芬和柏拉图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再现[19]，此处不赘述。

2.集聚带来“市场扩大”“信息优势”等城镇集聚经济效应

斯密对城镇集聚经济效应的分析散见于《国富论》的各个章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城镇的集聚经济特性促进分工，而分工促进经济增长。斯密认为，交换能力引起了劳动分工，而交换能力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分工范围的大小。[20]他同时表示，城镇的大小反映了交换能力的高低。[21]可见，在斯密思想体系中，城镇就意味着市场，城镇发展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即交换能力提高，从而扩大了分工的范围，实现了经济发展。二是城镇有着独特的规模、信息优势，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斯密指出，小城镇和乡村市场狭小的天然劣势束缚了贸易随资本扩大而扩大，而大城市广阔的市场则为贸易随资本的扩大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同时信用也会随之以更快的速度增加。[22]显然，资本和信用的同比例扩大带来的是“发大财”的结果。同时，城镇的信息优势也孕育了投机商人的存在和发展，“一个大胆的冒险者有时通过两三次成功的投机买卖，就能发大财；但是两三次的不成功同样可能使他丧失一切。这种生意只能在大城市里做。只有商业和通信最为广泛的地方，做这种生意所要求的信息才能获得。”

3.城镇发展对乡村改良的促进效应

斯密认为，工商业城镇出现之后立马表现出极大的影响和扩散效应，特别是对乡村的改良和耕种的促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斯密看来，城镇对乡村的结构性的积极效应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23]：

一是城镇为乡村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支持，并以此为契机直接推进了封建乡村结构的变化。在没有依托于城镇产生的商业和制造业（当然也可以认为城镇是依托于工商业而形成）大规模出现之前，乡村里的大地主过着奢侈而极具排场的生活，其前提就是土地上超过维持耕作者所需要的大部分产物无法进行交换而只有消费掉。这种情况下的浪费可想而知，以至于斯密感叹：“在欧洲的商业和制造业推广之前，富人和贵人们的款待宾客，从国王一直到最小的贵族，都超过了现时我们所能想象的规模。”[24]当然，这种经济现象也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结构状况，大队的侍从和佃农依靠大地主施舍的无法消费的剩余产品度日，依附的关系形成了强大的权威力量[25]，毫无自由、平等可言。然而，这一切都伴随着城镇的出现而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城镇中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为乡村的产品提供了市场，鼓励了乡村的耕种和土地改良步伐，更重要的是为大地主提供了可用其消费不掉的剩余产物来交换的制成品，勾起了他们“最幼稚、最无价值和最卑鄙的虚荣心”。显然，虚荣心是无节制的，逐渐的原本消费不掉的剩余产品显得捉襟见肘。为此，大地主不得不对其生活状态进行“节流开源”的调整，不仅极大地缩减了原本大队的侍从并遣散了不必要的佃农，而且为了将地租提高到他的土地的实际改良状态所能容许的水平上，大地主甚至放开了剩余佃农对土地的长期租约。于是，侍从遣散了、佃农独立了、大地主变得无足轻重了。一个平等、独立而自由的乡村社会拉开了发展帷幕。

二是城镇居民的财富往往用来购置乡村里可供出售的未耕作的荒地，客观上形成了城镇财富反哺农村发展的局面。关于作为城镇居民主体的商人为什么在获得财富后倾向于购置乡村土地的原因分析在下面“基于事物自然发展进程的城乡关系的‘自然顺序’”的部分会有相应的阐述。这里主要注重的是商人通过土地购置成为新乡绅之后因为其与传统乡绅的差别而对乡村带来的积极影响。众所周知，商人有着追求资本增值（赚钱）的天性，所以他们希望用出去的钱是带着利润收回来的，因此他们是勇敢的经营者，有着土地改良的动机。而且长期的经商生涯造就的讲秩序、重节约以及谨慎小心的习惯也赋予了他们成功实行改良计划并获得利润的能力；而相比之下的传统乡绅则习惯于消费（享乐），造就了他们成为一个懦弱的经营者（甚至不能称之为经营者）的禀赋。可以说，城镇居民带来的“企业家精神”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契机。

当然，城镇对乡村的正效应也是有距离限度的，因为存在着运输成本的局限，并不是无界限的乡村都庇荫在城镇的泽被下。斯密对此举了一个例子，虽然距离城镇1英里和20英里的谷物在城镇中心的售价是一样的，但显然后者的价格除了补偿普通的农业利润之外必须要支付更多的送入市场的费用（即运输费用）。可见，距离城镇越近的耕种者就节约了需要从更远处将谷物运送进城的运费的全部价值。这一点的发现与坎梯隆的体系高度一致，同时也充满了杜能基于运输成本的单中心城镇周边土地利用模型的影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对坎梯隆思想的传承，也同样是杜能理论的一个来源。

（二）福利效应：城镇与乡村发展的“自然顺序”及其异化

1.基于事物自然发展进程的城乡关系的“自然顺序”

对于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斯密认为乡村向城镇供应生活生产资料、城镇向乡村提供制成品，这种相互的供求需要形成的交换关系是文明社会最大的商业关系。而且，这个商业关系中并没有所谓的“谁更受伤，谁更受益”的问题，而是一种“双赢”的局面。进一步，斯密指出事物的性质应该是生活资料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依托于乡村的耕种和改良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应该要先于依托于城镇发展的便利品及奢侈品生产。或者更加直观地说，乡村耕种必须先于城镇发展，城镇要立足于乡村剩余生活资料产品的增长方能增长。

不仅如此，在利润相等或者大致相等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将资本投入土地的改良和耕种上，而不是在制造业及贸易上。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商人的财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遥远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信用之上，比较容易受到意外事件的影响。相比之下，投入土地的资本则更加有保障，其安全程度达到了人类事物的性质所许可的极限。二是乡村优美的风景、生活的闲适等自然属性往往能够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愉悦和满足，有着独特的吸引力。而且耕地是人类生存最初的使命所在，人们一般保留着对土地的天然感情和对耕地的天然爱好。[26]

可见，如果说没有外在的因素，例如人类制度来干扰事物的自然进程的话，每一个政治社会的财富增加和城镇发展必然是地区或乡村改良的结果，并与之保持相同的比例。[27]由此，斯密提出了他关于城乡关系的“自然顺序”，即根据事物的自然进程，处在增长中的社会的大部分资本投入相关产业或者行业的顺序应该是农业在先，然后才分别是制造业和对外商业。这种产业发展的“自然顺序”反映到空间属性上就是在任何大城市建立之前，必须先耕种一些土地，必须先在这些城镇建立某种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能想到去从事对外商业。

2.人类制度阻挠下城乡“自然顺序”的异化

城镇的出现形成了城乡之分，那么，城镇是从一出现就相对于乡村有着天然的发展优势吗？斯密以古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历史事实为对象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古罗马帝国的衰落时期，国王的权力正慢慢衰退，有势力的领主们则逐步控制了国家的各个地区。当时的欧洲甚至没有一个国家的国王有能力保护整个国土中的弱小臣民使之不受领主的压迫。这些弱小的臣民要得到保护要么完全沦为大领主的奴隶或者农奴，要么就只有联合起来形成自卫的强大力量。城镇居民当然是憎恨和畏惧领主的，他们的财富总是遭受到来自领主的觊觎并遭受其毫无节制的掠夺。国王当然也是憎恨和畏惧领主的。显然，共同的敌人同时也显示出了共同的利益，国王支持市民联合自卫，帮助他们建立起正规的政府并强迫居民按照某种制度或是计划行事从而形成制度化的长久的自卫联盟。事实上，“和他们的领主最为不和的国王，似乎也是在给予城镇这种特权方面最为慷慨的君主”[28]。这不仅使得市民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盘剥并实现自由发展，同时也能够给予国王以必要的支持。可见，国王、领主及市民之间的博弈最终形成了城镇自治及市民自由化发展[29]的客观结果，而这又构成了城镇发展优势确立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分析了实现城镇自治及市民自由化发展基础上城镇优势地位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个就是通过自治城镇的制度手段形成优势。[30]具体来说，对内主要表现为同业公会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同业公会精神。自治城镇主要由工匠和商人组成，他们存在着回避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降低及工资和利润的减少的天然倾向，同业公会及大部分的同业公会法律[31]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产生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城镇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相互贸易，没有一个会因为这些规章而遭受损失。但在同乡村的交易中他们却都是巨大的获利者，这种交易构成了使每一个城镇得到支持和致富的全部贸易[32]，从而破坏了城乡贸易中应有的自然平等。对外主要是通过对外国制造品课征高额进口税等其他制度形成了城镇产业的优势地位。通过对外国制造品和由外商输入的一切货物课征高额进口税，确保了城镇商人和工匠免于同外国人的自由竞争，实际上是对城镇产业的极大保护，也使城镇产业比乡村产业享有更优越的地位。另一个是来自城镇本身特点的天然优势。由于城镇是居民集聚的地方，市民具有联合成事的便利条件，自治城镇的产生本来就是市民联合的结果。这种联合不仅带来同业公会组织的普及，更带来同业公会精神的广泛认同，这种精神常常教导他们通过自愿联合或协定，保证他们远离自由竞争的“侵袭”。而相反，乡村居民分散在遥远的地方，不容易联合起来。他们从来没有组织过同业公会，而且也没有受过同业公会精神的影响，所以他们难以联合起来。自然，联合起来的市民相对于分散的农业具有更大的优势。

可见，斯密怀抱着城乡空间平衡发展的美好愿景，但又不得不承认随着人类制度演变而出现的城乡空间失衡发展的事实。虽然斯密没有给出应对这种空间失衡发展的对策建议，但其隐含的意义已经十分明显了。目标是城乡平衡发展，问题是城乡失衡，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使然，那么显然需要做的就是进行制度创新，推进城乡平衡发展的未来。这一理解思路正是本书在分析完基于集聚的城镇化的经济效应之后转向第五章的福利分析，然后又转入第六章“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政策建议分析的逻辑基点。

著名学者阿尔布莱特认为：“自公元5世纪以来，没有发现人类思维模式的最高成就有什么基本变化，这本身就意味深长。在过去的2500年中，文明人以基本相同的方式思考问题。”[33]另一位研究古典文明的专家吉尔博特·默里甚至直接指出：“自从公元前4世纪，在形而上学或道德王国中，几乎没有新的思想进入人类的头脑。”[34]对此观点，虽然读来让人不禁哑然，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从上文的分析看到，从研究内容上看，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色诺芬和柏拉图，就已经对城镇形成发展的模型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35]事实上，其基于多样化偏好及集聚经济的城镇形成发展模型正是本书所构建的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思想来源。而斯密关于“产业和城镇空间布局问题”松散而全面的思路也几乎涵盖了后世关于城镇及产业布局问题的所有内容。其著作中暗含的关于“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的区分，对本书研究框架的确定起到了奠基性的指导作用。从研究方法来看，坎梯隆基于运输成本的处理技术，为杜能、劳哈特、韦伯等为代表的区位学派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是新经济地理学派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6]，当然，也是本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