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余论
环境史需要关注特定区域人群的生活场域，这种历史场域的复原，要对特定区域内特定人群生计方式、民俗习惯、行为方式等问题进行关照和挖掘。特定区域的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的人群属性，环境史研究应该将这种具有本地人群属性的环境变迁过程揭示出来。环境志即可以实现此目的，让参与环境的主体人群表达其所感知到的环境演变历史，从而推动环境史学 “向下”发展。
从方法论上看，环境志在史料选择与运用上并非对传统文献的抛弃与割舍，而是在传统史料文献的梳理、解读基础上，运用口述资料将传统史料中重要的关节点串联起来，同时也为开展更精细的环境演变研究提供基础材料。在具体开展环境志研究过程中，合格的口述访谈对象具有敏感的地方乡土知识与地方经验，这些细微知识为实现立体呈现环境变迁有积极作用。此外，口述访谈对于复原历史时期人类作用自然的关键技术有极大价值，可以帮助解析影响环境变化的内在驱动因素，以及技术消失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
笔者认为，作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阶段或新方法，环境志在转变传统环境史学研究中的主客体，以及揭示环境变化后的人群心态转变上具有显著价值。传统环境史研究特别是古代环境史研究，基本没有专门涉及环境、生态的史料，要研究环境变迁，所用史料多夹杂在其他专题文献之中，进入近代以来依旧如此。如学者在关注灾荒影响过程中，会分析灾荒形成的环境背景、生态效应等，环境就会被涉及。20世纪70年代以前没有形成专门的环境保护志书，70年代以后虽有了部分专门的环保志，改变了“环境”在文献资料中缺位的现象，但环保志以揭示环境的污染、破坏以及保护过程为主，强调在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预防环境恶化、控制环境污染，这与目前对环境高度重视的社会期望仍然有差距，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更细致、深入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作参照。
最后，通过口述访谈形式开展环境史研究，笔者还希望揭示生境突变对区域人群的生计影响，以及由此而在当地人心理上留下的印迹，关注环境变迁对人群心态的影响。这也是环境志区别于传统环境史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
[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20世纪云南水田演变与生态景观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8CZS06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5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耿金（1987— ），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西南环境史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环境史、水利史、农业历史地理。
[2] 赵九洲、马斗成：《深入细部：中国微观环境史研究论纲》，《史林》2017年第4期。
[3] 朱志敏：《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的辨析》，《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 杨祥银：《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曹辛穗：《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5] 左玉河：《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6] 如周琼对历史时期瘴气演变与环境变迁关系的田野调查中，通过对当地老人口述访谈的形式揭示瘴气存在以及消亡过程[周琼：《寻找瘴气之路》（上），载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1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寻找瘴气之路》（下），载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2辑），巴蜀书社2008年版]。此外，张玉洁基于环渤海渔民口述访谈而开展的海洋环境变迁研究（《海洋环境变迁的主观感受——环渤海20位渔民口述史》，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14年），郑玉珍以口述史方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渤海海洋环境变迁状况（《捕捞渔民对海洋环境变迁的主观感受——青岛市S区渔民口述史》，《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3期）；而在历史建筑的保护中，也借助口述史方法，复原古建筑周边的“环境”（蒲仪军：《陕西伊斯兰建筑鹿龄寺及周边环境再生研究——从口述史开始》，《华中建筑》2013年第5期）。
[7]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 洱源县水利电力局编：《洱源县河湖专志集》，云南省新闻版局1995年版。
[9] 杨煜达：《中小流域的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清代云南弥苴河流域水患考述》，载曹树基《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3页。
[10] 又名大理裂腹鱼（学名：Schizothorax Taliensis Regan），属鲤科裂腹鱼亚科，裂腹鱼属，喜欢生活在静水环境的中上层，食物以浮游生物为主。产卵时要求流水环境，每年4—5月繁殖季节溯水上游到沙砾河床的河流或湖底地下水出口处产卵。卵需在流水中孵化，当地渔民利用弓鱼溯河产卵习性，在河口设竹箔拦捕（黄开银：《大理裂腹鱼及其繁殖保护》，《科学养鱼》1996年第1期）。在历史文献中，“弓鱼”又称“公鱼”“工鱼”，对于名称辨别本文暂不作考辨，民国陆鼎恒《洱海的工鱼》（《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有过辨析。
[11] 洱源县水利电力局编：《洱源县河湖专志集》，云南省新闻出版局1995年版第109页。
[12] 咸丰《邓川州志》卷4《物产》，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43页。
[13] 咸丰《邓川州志》卷首《河工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9—15页。
[14]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80页。
[15] 管彦波、李风林：《西南民族乡土传统中的水文生态知识》，《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16] 段子飞，1965年生，大理市上关镇河尾村村民，90年代以来长期从事打鱼行业。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耆英会。
[17] 段镇王，1944年生，大理市上关镇河尾村村民，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耆英会。
[18] 张炳胜主讲，段镇王补充说明。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耆英会。张炳胜，1968年生，大理市上关镇河尾村村民，在上关镇从事水务管理工作。
[19] （民国）陆鼎恒：《洱海的工鱼》，《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
[20] 杨耕：《“人的问题”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
[21] 咸丰《邓川州志》卷4《物产》，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43页。
[22] （民国）陆鼎恒：《洱海的工鱼》，《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
[23] 段镇王主讲，张炳胜补充说明。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耆英会。
[24] 褚新洛等编著：《云南鱼类志》（上），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