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地方经验：乡土知识中的环境逻辑

环境志研究需要挖掘基层人群的乡土知识，这种知识是当地人群与环境互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地方经验（Local Experience）。管彦波、李凤林指出：“乡土知识是各民族在长期生存与生活实践中，围绕着与生境资源的关系而构建的一种比较完备的环境认知体系，其本身是一种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论。” ^[15]这种乡土知识是特定人群对周围小环境的认知，是当地人群长久积累的集体经验，具有潜在的生态价值。

笔者在洱海北部的田野调查中，关注弓鱼消失过程，并试图探讨其对当地百姓生计带来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弓鱼就基本灭绝了，在当地的走访中，1960年后出生者已经很少见过大量弓鱼，1950年后的也有不少人能描述一部分弓鱼生长情况，而主要的经历者以1940年后人群为主。随着这些见证者的逐渐逝去，对历史时期弓鱼生境的认知，及渔沟这种具有复合生态价值的历史遗迹，也随着新环境对人群塑造与影响而消失。而环境志就希望“复原”这种历史上存在过的人与环境共生状态。对于弓鱼消失原因，有些文章中提到与银鱼引进有关。但从与当地90年代最先开始捕银鱼的村民访谈中，厘清了弓鱼与银鱼之间的逻辑关系，“银鱼的繁殖能力很强，到1991年我就开始捕捞银鱼了。这种鱼当时老百姓不叫为银鱼，称玻璃鱼。这种称呼在当地，那个时间段的渔民都知道。银鱼含高蛋白，到一定季节就自然死亡，死亡后沉入水底，腐烂后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水越干净的地方银鱼越多，整个洱海里的数量非常多。”^[16]段子飞是第一批开始在洱海里打银鱼的渔民，称洱海里引进银鱼是在1990年左右，此时弓鱼早已灭绝，因此弓鱼与银鱼不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弓鱼最终灭绝可能与其他物种的引进有关：“弓鱼的消亡，可能还跟弥苴河中的虾、小花鱼繁殖有关。弓鱼产卵在沙地、沙滩上，小虾、小鱼就把鱼子吃掉了。这些虾和小花鱼都是外来物种。”^[17]在70年代后期弥苴河下游还有弓鱼，但是量已经比较少了，为了弥补弓鱼减少对当地生计造成的冲击，于是从外地引来了一些鱼虾，可能最终导致弓鱼消失。

此外，一些乡土现象一般也很少进入文本材料中，而通过口述访谈获得的这些信息却是极佳的研究素材。渔沟形成之初是为分泄弥苴河主干河道洪水，并灌溉农田，鱼类资源为其附属产物，因此，渔沟排水不畅就会出现下游河道溃决、淹没农田现象。当地人提及，在上下游河道工程系统整治前，弥苴河下游沿岸的农田在水稻收割季节经常出现江水漫灌现象，“过去经常会有撑船割稻谷，原因是部分年份洱海水位高，或田相对较低，缺少排涝沟渠。水稻成熟期过了不收割，会发芽，一定要抢收，即使是农田里积有大片的水，也要收割。在本地，水稻的秸秆用来喂牛。如果水稻被淹的时间过长，秸秆就不能再用于喂牛。”这种“渔沟”排水不畅而形成的灾害生态及农民的应对反应，很少在传统文献中出现。此外，当地对于田间的排涝沟渠也有专门的名称，具有生动的生态知识与环境信息：“水沟在本地有几种名称，取水口在弥苴河的为渔沟，在田间排水的沟渠称排涝沟，本地人称黑泥沟，因常年淤积，土质成黑色。” ^[18]当地还有一种引水沟渠，称龙洞，陆鼎恒在当地调查中记载了这种水利设施：“还有若干由湖滨向内开的半截沟，并不通到弥苴河，则名叫龙洞，以捕杂类小鱼。”^[19]这里“龙洞”与“渔沟”并列，渔沟与弥苴河相通，而龙洞则只与洱海相通。在走访过程中，村民带笔者查勘了各种龙洞，然现存的龙洞却与弥苴河直接相通，和清至民国时期文献里记载的有极大差别了。其作用主要是将水引进村子，并进入农田。龙洞引水水口很窄，靠钢制的水闸控制水流，在干旱少水时节，则要依靠水泵提水引入龙洞。相比于“渔沟”的退出，龙洞在当地仍在发挥作用。

这些基层生态的细微转变过程，以及其间的逻辑关系，需要在口述访谈过程中不断收集、整理，这不仅是出于本体研究的需要，也可以为从事相关研究保存史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志本身也是一种文献收集、保护的手段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