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青铜器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中的杰出代表和文化艺术瑰宝，它以深沉博大的独特风格显现出特有的艺术魅力。青铜器作为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青铜器的使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以商周时期的器物最为精美。商周时期，青铜作为贵重的“金”，主要被制成礼仪用器和兵器，多用在祭祀祖先、宴享宾朋、赏赐功臣、纪功颂德、打仗等重大场合。新乡商周时期古遗址众多，以琉璃阁商周墓地、山彪镇战国墓群为代表的新乡商周墓葬群出土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品种十分丰富，器形多种多样，浑厚凝重，并出现了铭文和繁缛富丽的花纹，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面貌的真实写照。秦汉以后，随着生产力提高，瓷器、漆器、铁器大量生产，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体积也更为轻薄，铜器走下神坛，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器具。
1.【三鸟铜尊】
商代器物，1952年新乡辉县褚邱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16厘米，口径20厘米，腹径15.4厘米，底径12.5厘米，重量2470克。此尊敞口，肩宽，鼓腹，圈足。颈饰弦纹，肩部卧鸟三只，间饰夔龙纹，腹部饰饕餮纹，圈足饰夔龙纹并有三镂孔。这件三鸟铜尊因其造型独特，铸造工艺复杂，形象生动传神，并且充满着神秘之感，故而非常的珍贵。卧鸟与铜尊衔接紧密，过渡自然，完美融合，这也是商代鸟图腾文化的充分体现。
尊是商周时期中国的一种盛酒器，也是一种祭祀用的礼器，其形制有一定的共同点，如圈足，圆腹或方腹，长颈，敞口，口径较大。尊作为随葬礼器往往与卣或方彝相配，其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春秋后期已经少见。较著名的青铜尊有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鸮尊。
2.【“子庚”簋】
商代器物，1952年安阳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12.5厘米，口径19.4厘米，腹径18.3厘米，底径13.9厘米，重2510克。此簋侈口，束颈，鼓腹，圈足。口沿下饰三角蝉纹，颈部饰有夔龙纹并铸有对称的二兽首，腹饰饕餮纹。圈足饰夔龙纹，通体饰上下贯通的六条扉棱。因内底中央铸有“子庚”二字铭文，故称为“子庚”铜簋。“子某”之称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亦见于商周典籍，甲骨文中用“子某”二字称呼别人的有一百多处。“子某”是殷人贵族的一种称谓方式，或是“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或是宗族之长子，或是卿士的宗法族长。他们与商王室有着血缘关系，或者有政治上抑或姻亲上的同盟关系。
关于簋的用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讲道：“簋，黍稷方器也。”[1]簋是商周时期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从考古发掘资料看，簋除了作盛食器外，亦可作温食器。如1933年发掘的浚县辛村M29出土的一件簋，底部留有烟痕，郭宝钧指出，此簋似食器，也可兼作温饭之用。簋也是重要的礼器，主要用于祭祀时放置煮熟的饭食，一般与鼎相配合使用。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鼎和簋作为礼器，它们也代表了奴隶主贵族的地位和身份。
3.【“车”簋】
商代器物，1950年安阳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此器高14厘米，口径19.5厘米，腹径18.7厘米，底径14厘米，重1480克。此簋侈口，束颈，圈足，底近平。颈饰夔龙纹三组，间饰三兽首，腹部饰竖瓦棱纹，圈足饰带形夔龙纹，以扉棱间隔。其内底铸有“车□”铭文，外底铸有雕人面纹。
4.【“子”觚】
商代器物，1952年新乡辉县褚邱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30厘米，口径17厘米，底径9厘米，重1370克。此觚敞口，长身，口部和底部均呈喇叭状。颈饰蕉叶纹，腹部饰兽面纹，间饰扉棱，圈足上部饰夔龙纹，下部饰兽面纹，圈足内壁铸有“子”。关于“子”的含义，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多有争议，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指一种爵位；二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姓氏；三是指与殷王室同姓氏的族人；四是商王的王子、王孙；五是殷商时期对男子的一种美称。
觚是商周时期一种用于饮酒容器，也用作礼器，其形制大多为圈足，敞口，长身，口部和底部都呈现为喇叭状。觚初见于早商二里岗上层期，到西周中期已十分罕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觚在墓葬中往往与铜爵同出，特别是到商代墓葬中，觚、爵等量配对而出，成为当时礼器组合形式的核心，这种情况同时亦表明觚、爵在实际用途上是相关联的。但到商后期时，觚大口极度外张，且器腹小而容量少，此种形制如仍用来饮酒，则酒很容易洒出来，所以不适合再盛液体了。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此种大口极度外张的觚乃专用以盛甜酒（醴），用匙舀取而食。
5.【“聑斐妇婥”爵】
商代器物，1952年在新乡辉县褚邱出土，此爵杯为“聑斐妇婥”组器的一件。当时共出土“聑斐妇婥”组器7件，鼎1件、簋1件、尊1件、卣1件、爵3件，这7件不同的文物都藏于新乡市博物馆。这组器物是商代贵族使用过的青铜礼器，其铸造之精、形制之美、纹饰之华丽，令人赞叹。在这7件青铜器上，装饰着同一时期的青铜纹样，并且铸刻有完全一样的铭文“聑斐妇婥”。
铭文中的“聑斐”应是族氏铭文，表示“妇婥”所适之族，“妇婥”之“婥”是该妇之私名。铭文所表达的意思是该组器物为“聑斐”族氏所有，为“妇婥”所用或所铸。同时，学界对此也有另一种解释，认为“妇”为女性的一种爵位，“婥”为国名或族名，但“妇某”之“某”的女旁确系后代所加，因而“妇婥”为卓国的女性贵族。由此来说，此组器物应该不是产自新乡，而是由女贵族“妇婥”由卓国带来。卓国贵族“妇婥”的器物之所以在新乡发现，很有可能是“妇婥”嫁于新乡，这些器物是其嫁妆，随“妇婥”死后一同埋于地下。
在这组器物中，爵杯为3件，按有盖或无盖类可分两类。此爵杯为有盖爵杯，也是3个爵杯中最大的一个，通高23.5厘米，流尾长17.6厘米，腹径7.8厘米，重1095克。此爵宽流，尾尖，底圆鼓，三棱锥足，有盖。盖端饰牛头，此爵亦叫“牛首爵”。盖顶饰夔龙纹并有半圆形环，腹饰饕餮纹。盖内铸“聑斐妇婥”四字，内铸“妇婥”二字。根据以往的考古发掘，一般爵都不带盖，带盖爵非常少见，此爵因而最为珍贵，为国家一级文物。
爵是一种用于饮酒的容器，等同于现代的酒杯，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出现的酒器，通行至西周，西周中期后基本不见。“爵”的定名始于宋人，其形体主要特征是为有较深的筒状腹；口缘前有为倾倒液体用的长流口，简称为“流”；后有呈尖状的“尾”；流上近于口缘处或偏靠流一侧的口缘上立有两个“柱”；器腹一侧有把手，与连接流尾的轴线成直角，通称为“鋬”，腹底有三个尖而高的“足”，其中一足在鉴下。
6.【“止”铜斝】
商代器物，1952年安阳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44.7厘米，口径20.7厘米，腹径15.4厘米，重6315克。此斝侈口，口沿上有对称铸造的伞状柱，底微鼓，三棱锥足。此斝柱顶饰涡纹和几何纹，颈饰蕉叶纹，腹部中间有一凹槽，上、下均为饕餮纹。内腹底部铸有铭文“止”字，故为“止”斝。
斝是商周时期的一种温酒器，也被用作礼器。斝之名称非铜器自名，亦是宋人所定，始见于《博古图录》。现通称为斝的青铜器形状有与爵相似处，有三足一鋬，敞口，口部亦多立有两柱。与爵不同处是斝无流、尾，且体形较一般的爵为大。铜斝由新石器时代陶斝发展而成，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斝作为礼器，常与觚、爵等组合成套使用。
7.【“父己”方鼎】
商代器物，1950年安阳郊区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1.5厘米，口径17厘米，底径14.5厘米。此鼎为长方体，直口，折唇，立耳，直腹，上部微侈，四柱足。颈饰鸟纹，间饰扉棱，腹部饰乳钉纹和菱形云雷纹，两侧部和底部以带形乳丁纹组成宽“U”字形，器身四角有扉棱，足上部饰饕餮纹，器内壁一侧铸“父己”二字，表明做器者是为祭祀自己的父亲“父己”而做此器。该器造型端庄稳重，比例适中，纹饰吉祥，浮雕手法细腻。无论造型或纹饰均为商代晚期的精品之作。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鼎”字的解释是：“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2]鼎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青铜器，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又可分有盖的和无盖的两种。鼎是商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除了作为炊器与盛食器外，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礼器之一。所谓“钟鸣鼎食”，即是把鼎与钟分别作为贵族所使用的礼乐器的代表。同时，鼎也被视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称为列鼎，列鼎的数目在周朝时是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等级的。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等。较为著名的青铜鼎有安阳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和新乡辉县出土的“子龙”铜鼎。
8.【饕餮纹方罍】
商代，1952年新乡辉县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45厘米，口径13.5厘米，腹径24.5厘米，底径12.9厘米，重8990克。此罍方形，带盖，直口，广肩，下腹内收平底。盖为四阿式，有纽饰简化饕餮纹，颈部饰目雷纹，肩部对称龙形耳，另两面有对称兽首，腹上部饰圆涡纹和简化饕餮纹，下部饰蕉叶纹，其中一面有兽首穿耳。器腹下瘦，可穴地站立，使之稳定。
罍之名见于《诗经》,《小雅·蓼莪》记载：“缾之罄矣，维罍之耻。”[3]罍是中国古代大型盛酒器和礼器，体量略小于彝，有方形和圆形两种，主要用以储存酒水，有时也做水器。罍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方形罍出现于商代晚期，而圆形罍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都有。从商到周，罍的形式逐渐由瘦高转为矮粗，繁缛的图案渐少，变得素雅。
9.【三虎头铜瓿】
商代器物，1952年安阳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27.5厘米，口径23.5厘米，腹径31.1厘米，底径22.5厘米，重6280克。此瓿侈口，折沿，束颈，折肩，深腹内收，底近平，圈足上端铸三个形状不规则的大镂孔。颈饰两周凸弦纹，肩部有变形饕餮纹，上下连珠纹，间饰三扉棱和浮雕虎头，腹部饰目雷纹，下部饕餮纹，上下两连珠纹，间饰三扉棱，圈足饰目雷纹，上下连珠纹一周。
瓿为古代中国一种盛酒器，亦能盛水，流行于商代至战国。瓿的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10.【“卫父己”觯】
商代器物，1952年安阳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17.4厘米，口径7.6厘米×9.3厘米，重980克。该觯侈口、束颈、鼓腹、圈足。盖顶置一菌状柱，盖面以柱为中心对称饰有两组兽面纹，盖内铸铭文“卫父己”三字，颈和足部饰有夔龙纹，腹部饰兽面纹。此觯器形风格十分粗犷厚重，造型庄重威严。
觯作为器名见于东周礼书，如《仪礼·乡饮酒礼》言：“主人实觯酬宾。”郑玄注：“酬，劝酒也。”《礼记·礼器》道：“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4]由此可见，觯是一种的饮酒器皿。觯多流行于商周时期，体形似尊，但比尊小，侈口，圆腹，圈足，多数有盖，西周时有作方柱形而四角圆的，春秋时演化成长身，形似觚。觯自商代中期开始，并未成为铜器组合中的主要成分。但至西周开始，觯成为铜器组合中重要的部分，有一爵者往往配以一觯，有二爵者则配以一觚一觯，表明有以觯取代觚的趋势。
11.【兽面纹穿带铜壶】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36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20.1厘米。该壶器形椭扁，颈部有兽面纹，通体饰云雷纹，两侧为羊首型贯穿耳，耳两侧夔龙纹。上下有对应扉棱，腹下垂而两侧鼓出，腹部有兽面纹饰，椭扁足有简化兽面纹，足上方有两孔，多处镶嵌绿松石。
从文献中可知壶主要用为盛酒器，《诗经·大雅·韩奕》说“清酒百壶”，说明了西周时壶的用途，东周文献《仪礼》《周礼》亦皆记以壶为盛酒器。从东周文献看，壶当时亦用作水器，《周礼·夏官·掣壶氏》记载：“掌掣壶以令军井。”[5]此是言擎壶氏职掌悬挂水壶以指示军队有井水之处。据其形可将壶的形制特征概括作为长颈或较长颈，直口或微侈口，深鼓腹，下附圈足。其始见于殷代中期，流行于西周至汉代。
12.【兽面纹空锥足鼎】
商代器物，1952年河南辉县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器高18.8厘米，口径14.9厘米。此件兽面纹鼎，折沿，立耳。深腹圜底，底部微鼓，空锥足，耳、足呈四点排列式。鼎腹部上饰一兽面纹带，纹带边缘上下以连珠纹为装饰。造型朴拙，胎壁较薄，纹饰呈单层带状，从造型到装饰皆显示出商早期鼎的风格特点，为此时期典型器。
13.【饕餮纹分裆铜鬲】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15厘米，口径12.2厘米。此鬲口缘上有立耳一对，微敛，束颈，分裆三袋状足，鬲颈部饰对角雷纹，三足均饰饕餮纹一周。鬲为煮饭用的炊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青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
鬲作为一种中国古代煮饭用的炊器，其用途和形状与鼎相似，所以在《说文解字》中言鬲是“鼎属也”。同时，《尔雅·释器》载：“鼎款足者谓之鬲。”《汉书·郊祀志》载：“鼎空足曰鬲。”[6]在典籍和史料中对鬲的记载，皆强调鬲空足是区别鬲和鼎的重要特征。鬲有陶制鬲和青铜鬲两种，青铜鬲最初是依照新石器时代已有的陶鬲制成的。青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其形状一般为侈口，口沿外倾，有三个中空的足，便于炊煮加热。
14.【绳纹提梁铜卣】
商代器物，新乡辉县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33.3厘米，口径11.5厘米×14.4厘米，腹颈16.9厘米×22.8厘米。此卣体形扁圆，盖隆起，盖顶立一菌形扭，束颈、鼓腹、圈足，口沿两侧有对称的半环钮与提梁相连。盖顶饰圈带纹、方格点纹，盖侧面饰三角雷纹，颈饰圈带纹。卣作为器名常见于殷墟甲骨卜辞、西周金文及先秦文献，卣属于中国古代的酒器，当时用来装酒，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卣的外观上大部分是圆形或椭圆形，底部有脚，周围雕刻精美的工艺图案。
15.【龙虎纹铜觥】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13.5厘米，口最长处19厘米。觥为古代的一种饮酒器。此觥椭圆形，短流，兽首鋬，腹部微鼓，圈足。流下饰对称夔龙纹和两兽纹，口沿下饰象纹和夔龙纹，腹、圈足均饰夔龙纹。
觥是中国古代酒器，成语“觥筹交错”就是形容许多人聚会喝酒时的热闹场景。觥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一般形制是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半环状鋬，皆有盖，盖作有角兽首形。
16.【饕餮纹觚】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5.8厘米，口径10.5厘米。此觚为高体束腰式，侈口，颈部素面，中部束腰饰凸弦纹和线形饕餮纹，圈足上有大十字孔，饰两道凸弦纹，圈足下端方形缺口。其造型庄重，曲线流畅，饕餮纹威严不失精美。觚体外表包浆古朴温润，是一件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为一体的青铜珍品。
饕餮纹为二里岗文化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纹饰，常饰于器物的主要部位即腹、颈下，作为器物的主要花纹。饕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为上古四大凶兽之一。关于饕餮的记载，《左传·文公十八年》载：“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7]饕餮纹一般以动物的面目形象出现，具有虫、鱼、鸟、兽等动物的特征，由目纹、鼻纹、眉纹、耳纹、口纹、角纹几个部分组成。饕餮纹面目结构较鲜明，凶猛庄严，结构严谨，制作精巧，境界神秘，代表了青铜器装饰图案的最高水平。
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神的崇拜，因而有着神秘而肃穆的气氛。商周统治者用饕餮纹饰的“狰狞恐怖”来表达王权的神秘，以表达其对政治权力、地位与财富的占有，让人望而生畏。奴隶主在这些恐怖狰狞的纹饰中寄托了他们全部的威严、意志、荣贵、幻想和希望。
17.【“嫣”鼎】
又称夔龙纹铜鼎，商代晚期，河南辉县褚邱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20.6厘米，口径15.7厘米，腹径16厘米。此鼎方唇、口微敛、立耳较高、柱足、圜底。颈饰三组带形夔龙纹，间以小扉棱相隔；腹部一周蝉纹，均以云雷纹衬底，口内壁铸有一字铭文“嫣”字。此器造型端庄稳重，比例适中，纹饰雕铸细腻，精美大方。夔龙纹是在商晚期和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主要装饰之一，多饰于器物口下颈部，亦有的作为次要纹饰饰于圈足上。
18.【“子龙”铜戈】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长23.5厘米，宽6厘米，重433克。此戈属短銎无胡戈，援为长条三角形，援锋尖锐，中部起脊，銎部孔呈椭圆形，后端近方形，方内与銎略等宽，内上正面落有铭文，铭文为“子龙”二字，反面为兽面纹。
关于“子龙”二字的含义，新乡市博物馆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子龚”“龚子”二字，其中“龚”与“龙”字造型结构相似。现今新乡辉县属殷商时期的古“共”地，在文献中“共”又可与“龚”通假，龚与龙古音也相同，另有学者考证商时“龚”和“龙”是一个字，区别只在于构形繁简的不同。在甲骨文和青铜器中，“子”的含义，或是殷人贵族的一种称谓方式，或是“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如果考证无误，可以推断“子龙”可能为殷商“共”地的高级贵族。因此，“子龙”铜戈对研究商晚期新乡的人文和历史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19.【蚕纹鼎】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通高28.4厘米，口径22.4厘米。此鼎口外侈，上有立耳，颈部收束成弧形，饰有浮雕蚕纹，腹深且鼓，腹部一周装饰浮雕三角形蝉纹，柱足装饰平雕蝉纹。蚕纹鼎器型端庄，曲线流畅，纹饰雕刻精美，蚕和蝉的体形生动逼真，鼎表面的红斑绿锈鲜艳夺目，呈现出古色古香的历史美感。蚕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重要纹饰，盛行于商代初期，多用作器物口沿下或足部的装饰。蝉纹的共同特征为两只大目，体躯作长三角形，上部作圆角，腹部有条纹，可分为有足与无足两种。蝉纹亦可横置，组成带状饰于鼎或盘上及其他器物上作主纹饰。无足蝉纹亦多以垂叶三角纹为外框，蝉纹外围填以雷纹，附于饕餮纹下，构成纹饰带，多饰于鼎腹部。
20.【火焰纹平底铜斝】
商代器物，1952年新乡辉县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7.8厘米，腹围14.5厘米，口径18.7厘米，底径15厘米。此斝敞口，菌状柱，束颈，鼓腹，半环形扳，平底，三棱形空锥。柱顶饰圆涡纹，颈饰饕餮纹和夔龙纹，腹饰一周火焰纹。
21.【“己并父丁”铜爵】
商代器物，安阳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20.4厘米，流尾长16.5厘米。此爵宽流，尖尾，菌状柱，深腹，圜底，半环型鋬。柱顶饰涡纹，流、尾下饰蕉叶纹，口沿下饰蝉纹，腹部饰兽面纹，鋬内铸“己并父丁”。根据新乡市博物馆的最新研究成果，新乡市博物馆馆藏3件商代“己并父丁”爵，“己并”二字与山东寿光出土的纪国“己并”青铜器上的“己并”表现一致，新乡市博物馆馆藏的“己并父丁”爵与寿光“己并”爵在制作工艺和表现手法上也有共同点，并且两者在时间上存在延续性。因此，新乡市博物馆馆藏的“己并父丁”爵可能属于殷商时期的纪国青铜器。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的3件“己并父丁”爵中的一件在《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书中有明确记载，其出土于河南安阳。除此以外，有“己并”二字的殷代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山东寿光，在寿光县益都侯城遗址出土15件“己并青铜器”，共有鼎5件、爵5件、觚3件、尊1件、卣1件。“己”和“并”二字皆为族名，“己”“并”隶属于殷商管辖，必然会与商王朝存在政治、礼仪和经济上的往来。己氏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立国，其首领在殷商晚期入王室，担任主管酒祭的酒正。因而，“己并父丁”爵出土于安阳也实为正常现象。关于“父丁”的解释，《金文人名汇编》中把商周人名铭文分为五类：亲属称谓加十干，如父乙、父丙、父丁；日加十干，日甲、日乙、日丁；十干加“公”，如甲公、工公、癸公；十干加排行，如己伯、己仲；十干加“考”，如甲考、乙考。
22.【兽面纹百乳雷纹簋】
商代器物，新乡辉县褚邱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15.8厘米，口径25厘米。此簋侈口，直壁，深腹，无耳式，底部略圜，下为较高的圈足。颈部饰饕餮纹，铸四兽头作浮雕状牛首，簋身饰一周细直棱纹，上下有两道弦纹，下腹饰一周四排乳钉纹，圈足上饰四组兽面纹，中有脊棱。兽面由两条对称的屈身夔龙组成，单角高耸拱背卷尾。簋体纹饰华丽，但不繁缛，造型威严，庄重而又典雅大方，通身布满翠绿铜锈，堪称晚商铜器中之精品。
23.【涡纹圆铜罍】
商代器物，河南安阳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35厘米，口径14.5厘米。该罍小口微侈、圆唇、宽肩、腹内收、小平底。颈部饰两道弦纹，肩部饰一周凸起的水涡纹，两个对称的小鋬分别对称龙首装饰，腹下部附饰水牛头穿耳。纹饰简单明朗。
涡纹其特征是圆形，内圈沿边饰有旋转状弧线，中间为一小圆圈，似代表水隆起状，圆形旁边有五条半圆形的曲线，似水涡激起状。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像，是天火，又称火纹，商代早期的涡纹是单个连续排列的，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与龙纹、目纹、鸟纹、虎纹、蝉纹等相间排列。涡纹多用于罍、鼎、斝、瓿的肩、腹部，它盛行于商周时代。
24.【牛首纹铜尊】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22厘米，口径22.6厘米。此尊敞口，宽折，肩式尊，口径与肩宽接近。颈部饰弦纹，肩宽而微鼓，折肩处突出三牛首，牛首两侧为夔纹，夔纹下饰双连珠纹。腹部上端为两条连珠纹和云雷纹组成的纹饰带，腹的中部兽面纹，衬为云雷纹，圈足饰弦纹。
25.【兽面纹铜铙】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14厘米，宽12.7厘米。此铙体小而短阔，形似铃而较大，击面两侧为兽面纹，有短柄中空，插入木柄后可执，以槌击之而鸣。铙作为一种乐器名，始见于《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说文》记载：“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8]可见，铙又称钲，饶形制似铃，是中国古代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其最初的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在军队中敲击之止鼓，以示退却。铙流行于商周时期，常和钹配合演奏。铙的形制似铃，横剖面亦呈叶形，但较大，多横宽，口部多内凹，少数为平口，有中空并与体腔相通的短柄。
26.【铜轭】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通高43厘米，宽39厘米。此轭一首两脚，作人字形分叉，脚末端微向上卷。轭是古代车上的铜部件，使用时，轭首缚在车衡上，轭肢夹在马的肩胛骨前面，与系在轭上的靷绳借助马的行走以牵引车辆。这种系驾法有利于马的行走、奔跑，从而使车驾驶自如，可达到相当高的速度。殷代轭上的铜部件有五种，即轭首、轭颈、轭箍、轭肢（指木质轭肢外所包半铜管）、轭脚，轭颈有时与轭首连铸。轭呈叉状，一首双脚，首系于车衡上，双脚轭于马颈上。在实际使用时，马颈受轭处有垫肩之类的保护物。轭肢一般是木质的，仅在向外的一面全部或局部裹以半管状（下部为管状）铜饰，其顶部向内一面削平，然后两平面相贴插入铜质轭首中。扼首中部有圆形穿孔，楔钉以固定扼脚。
27.【薄匕式镞】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长6.8厘米。此镞外形似匕首，呈双翼式，中部起脊，镞分左右两叶，叶外缘作刃状，前聚成锋并向后形成倒刺，中脊向下伸出，形成连接箭杆的铤。青铜镞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已出现，以后大量铸造，属最早出现的青铜兵器之一。镞身正中突起的部分称为脊，左右两边称为翼，亦称为叶。翼外缘锐利，称为刃，两刃向前聚成镞末，亦即前锋。双翼多后伸作倒刺状，亦称后锋，后锋与脊相连接处称作本。脊的下端挺出的圆棍称作铤。镞必附于箭杆始能远射，杆之基部扣弦处为括，括上占全杆五分之一处设羽，羽可以防止箭飞时的摆动。青铜镞形制复杂，除具体用途、年代等因素造成差异外，并因区域不同而有较强的地域风格。自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战国，青铜镞在中原与关中地区主要流行的有双翼、三翼与三棱三种。
28.【夔龙纹曲内铜戈】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长38.4厘米，宽8.3厘米。此曲内戈虽然周身布满铜锈，但通体纹样清晰，两面纹饰一样，其夔龙纹、连索回纹十分美观。戈是古代兵器中的一种“勾兵”，用于钩杀，此戈应为礼仪用器。曲内铜戈为商周时期戈的一种，其援和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没有阑。此戈装上柄以后，容易脱落，商以后被淘汰，不过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29.【兽面纹直内铜戈】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长23.5厘米，宽7.5厘米。此戈造型简洁，保存完整，援部呈长条三角形，后端内部近方形，戈内饰有兽面纹，应为实用器。在商朝，青铜戈的使用已极普遍。为了使戈头和柲结合得更牢固，克服在战斗中易于脱落的缺点，出现了三种不同装柲方式的戈头，即銎内、曲内和直内的戈头。由于直内的戈头，援和内之间有阑，商末增加了胡，与柲结合得最牢固，因此得到发展，而另两种不如直内戈头牢靠，商朝以后被淘汰。
30.【銎内铜戈】
商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长21.7厘米，宽5.7厘米。此戈援部呈长条三角形，中部起脊，杏形銎，后端内部近方形，两面饰兽面纹。銎内戈的制造方法比曲内戈和直内戈复杂，是在“内”部铸成圆套，把柄装在銎内防止脱落。使用时安柄方便，直接把上端穿入銎中即可，此种安装方法可以避免戈头的松动和戈的援后陷，但在钩杀时，戈头还是容易从柄上脱落，因而在商代以后渐渐式微。
31.【“夨伯作旅彝”铜甗】
西周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甗是中国先秦时期的蒸食用具，可分为两部分，下半部是鬲，用于煮水，上半部是甑，用来放置食物，甑下部有眼，可通蒸汽。此器通高40厘米，口径25.8厘米，腹深16.5厘米，重5980克。此甗侈口，立耳微外倾，深腹束腰，下腹如扁，柱形足。立耳饰三道凹弦纹，颈饰三组兽面纹，腹饰三大兽面纹。此甗通体布满土锈，裆与足部皆有烟炱，有过火痕迹，说明此甗是实用器。甗内壁口沿下铸铭文“夨伯作旅彝”五字，根据周代青铜器命名规则，此甗应为西周早期夨伯自作之器。因此，此甗是来自西周早期的夨国器物。
32.【蘷龙纹扁足铜鼎】
西周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此器高16厘米，口径14.1厘米，腹颈12.8厘米，圆形、立耳、方唇、口沿外折、浅腹、底微凸。腹下饰有三条夔龙纹形扁足，张口巨目，二角、一足、尾部上卷，腹饰三组以雷纹为地的夔龙纹，两两相对，间饰扉棱。
33.【铜軎辖】
西周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軎辖为西周中期车上的重要部件。此器长7.0厘米，直径7.5厘米。此軎呈圆筒状，与彀相接的一端较粗，折沿。紧靠折沿处有对应的长方形穿，内装辖，辖枘作方键形，上端饰兽头，有一扁圆穿，下部有一长方形穿。軎外表由外向内依次饰重环纹、绹纹、重环纹、贝纹。从考古挖掘的古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軎”“辖”位于两个轮的外侧，用于固定车轮，将軎套于轴的最外端，防止轮子脱落。而辖是穿过軎与车轴的一个销子，将轴与軎销固定为一体，由此可见辖的重要性，若辖脱则軎脱，軎脱则轴脱。所以今天的“直辖市”“管辖权”“辖制”等词汇都表达了管束的原意，属车字旁，这就是辖字的来源。
34.【铜銮铃】
西周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17厘米。此銮铃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含有胆丸的铃，铃作扁圆形，宽边缘，饰六孔，铃上有辐射状的七个镂孔。下部为座，方形中空，有两两对称的四孔，用以穿钉。銮铃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一直流行到战国时期，是插在车衡和马轭上的部件，车行则铃声动听。当如《礼经·经解》所言：“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郑玄注曰：“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鸾鸣则和应。”[9]銮铃不但具有实用性，而且有较强的装饰性。
西周时期銮铃基本形制皆为通体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一内含弹丸的扁球形体，正视多为圆形，侧视为椭圆形。铃球正面镂空，周围镶有较宽的环状外缘，外缘上有环绕铃球的镂孔。下部为接连扁球体的长梯形座，座上段有扁实颈，中下段中空形成梁口，断面为长方形，柄下部四面或两面有对称的钉孔。
35.【“子”铜锛】
西周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8.2厘米，宽3.5厘米。此锛梯形銎，边缘有凸起突边，双斜面弧形刃。斜面上部饰兽面纹和下垂三角纹，侧面饰斜三角雷纹和下垂三角纹，一斜面中部铸铭“子”字。锛是用以砍削木料，使木料表面平整的工具，出于此种用途，锛的刃部多作成偏刃。因此其形状是正面平齐，背面微拱。其柄的方向与刃部是垂直的。使用锛时，向下向内用力。为了便于向内用力，其柄部成曲形。锛在典籍中亦称为斤，甲骨文、金文中的斤字，均作曲柄形。锛的刃部一般作弧形，宽于或等于器宽，銎口作长方形、梯形。锛的长度在8—13厘米，较长者不超过20厘米。
36.【蟠螭纹铜鼎】
战国时期器物，1951年新乡辉县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通高36.7厘米，口径30厘米，腹径32.2厘米。此鼎呈圆形，子母口，盖饰三环，附耳，深腹圜底，底部有圆形铸痕，马蹄形高足。此鼎盖隆起，盖上纹饰由三环纽隔开分内外两组，纽内是蟠螭纹，纽外边缘饰连续的蟠虺纹带。通体均饰以云雷纹为地的蟠螭纹，耳饰雷纹，腹饰一组凸弦纹，分径、腹花纹为上下两部分。鼎有圆鼎、方鼎、异形鼎，带盖鼎出现在春秋中期以后，流行于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
37.【铜豆】
战国时期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通高22.1厘米，口径18厘米。豆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食器，也是一种礼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时用于盛放黍、稷等谷物，后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此豆整器为瓜圆形造型，豆盖环饼型钮，朴素大方，便于提拿，反转置于桌案即为盘，一器多用。豆口沿处有对应圆环一对，既美观又便于执拿。此豆圆底，足上部收敛，如女子之瘦腰，美观大方。下底部外拓，沉稳牢靠，充分显示古代工匠的才智和审美观。其造型美观典雅，圆转灵巧，极具实用性和观赏性。
38.【贝纹铜敦】
战国时期器物，1954年新乡辉县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通高18厘米，口径16.5厘米，重量2457克。此敦呈扁球体，口微敛，在盖上饰三兽纽，铺首衔环耳，三矮足。盖饰变形雷纹及菱形几何纹，口沿下饰绳索纹，腹部饰贝纹，绳索纹各一周。
敦是春秋战国时期在祭祀和宴会时放盛黍、稷、稻、粱等作物的青铜器。敦作为器名已见于《仪礼》等先秦文献，《礼记·内则》载“敦牟卮匜”，郑玄注“敦、牟黍稷器也”,[10]说明敦是一种盛黍稷用的食器。敦出现在春秋时期，后来逐渐演变出盖，到战国时多为盖形同体，常为三足，有时盖也能反过来使用。
39.【兽面云雷纹铜簋】
战国时期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17厘米，口径12.6厘米。此簋器形为鼓腹双耳圈足式，有盖，盖顶部把手有两方形孔，盖底饰兽面纹、云雷纹。子母口，腹上部饰兽面纹，腹部微微鼓起，兽首双耳，下有长方珥，圈足较矮且外撇。整体造型给人一种庄重、典雅之感。
40.【虎嘴三足铜匜】
战国时期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通高11.7厘米，宽21厘米。匜是一种水器，匜最早出现于西周中后段，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其形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瓢，前有流，后有鋬。匜也是一种礼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匜沃盥”的记载，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也称为沃盥之礼。周人祭祀时，所有参加祭祀的人都要先洗手，也就是进行沃盥。西周时期，沃盥之礼所用水器由盘、盉组合变为盘、匜组合。该匜为兽首管流平腹三兽蹄足式，管流呈虎头形，流口缘较平，腹部近平，下具三条兽蹄足。足为前二后一，匜的尾部有环形鋬。
41.【几何纹镶嵌铜壶】
战国时期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29.5厘米，口径9.7厘米，腹径21.3厘米。此壶为圆体短颈球腹式，带盖，颈短，腹为球形，宽圈足，两肩铺首衔环。盖有小环形兽形钮，壶通体回旋几何纹，腹部三组弦纹。
42.【鹤龟顶铜博山炉】
西汉器物，新乡获嘉征集，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19.5厘米，底径16.8厘米。此炉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炉盖高耸，盖顶部有一圆形孔，盖身纹饰镂空；炉身字母口，一侧有把，一侧与罩相连接；底座为折沿圆盘，盘中央一匍匐之乌龟，龟首高昂，龟背上站立展翅欲飞的仙鹤，器身造型精美，匠心独运。熏炉是古代人们燃香时所使用的器具，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两汉时比较流行，其中尤以博山炉最为优美精致，一般由炉盖、炉身、炉柄、承盘等部分组成。熏炉内放置可以燃烧的香草或香料，通过炉盖上的镂空散出阵阵香气，一可驱虫避害，二可净化身心，三可祷告神明，四可熏香熏衣等，彰显皇室贵族、地主官僚等社会上层的地位。
43.【铺首衔环铜钫】
西汉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42厘米，口径10.7厘米×11厘米。钫即为方形壶，战国以前没有专门的名字，直到汉代元始四年（4年）有铜钫铭文称“铜钫容六升，重廿九斤”[11]，才有了钫这个名称。铜钫主要流行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用以盛酒浆或粮食，最大特征是钫上任何地方的横切面都呈方形。此钫口微外撇，颈高，鼓腹，有盖，瓶口与覆斗形方盖子母口相接，上饰四只凤鸟形钮。肩腹相接处两侧有对称的铺首衔环，平底下承方形圈足。整件器物器形规整，造型精美，保存完好。
44.【鸡头铜盉】
西汉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通高15.6厘米，身径11.5厘米。青铜盉盛行于商周秦汉时期，主要用于盛水调和酒味浓淡，也作为温酒器。此盉鼓腹，顶有圆形盖，上有两环形捉手，盖一侧与器肩有栓连接，盖可以启合。器前有鸡头形流，腹中部有一长方形柄，微曲，柄内中空，下有三蹄足。器身造型独特，精巧别致。鸡对古代人而言是能够辟邪迎祥的祥瑞之物，认为鸡兼备文、武、勇、仁、信五德，是为“德禽”，因此经常出现在古代人们日常使用的器物上。
45.【铜弩机】
西汉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弩机是弩上最重要的青铜组件，出现于战国，盛行于秦汉，是古代远射兵器中最早的青铜机械装置，包括外框部分的“郭”，钩住和放开弓弦的“牙”，作为扳机的“悬刀”及瞄准的“望山”。用这种弩射出的箭更准确，更具穿透力。此弩机，有郭，郭中有牙，上有望山，下有悬刀，前窄后宽，前端有三条沟槽，中间一条为主槽（即矢道），两边为短浅副槽，郭身前后有二个穿孔，分别装置圆柱形栓以固定悬刀和牙的位置，望山高出郭面6.6厘米，望山后侧有10道刻度，悬刀下部有一圆穿，机牙和机部皆锈蚀，已不能转动。此弩造型硕大，铸造精良，结构合理，足以看出汉代在制造兵器方面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精湛的制造工艺。
46.【铜鼎】
西汉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通高18厘米，口径15厘米。此鼎为彩绘铜鼎，通体彩绘花纹。器形为覆盖附耳，鼓腹，圜底，长兽蹄足，盖上方有三个环形钮，呈三点式分布，附耳略曲，盖绘有三层花纹，中心为菱形花瓣纹，其外绘制单线连珠纹，盖边缘处弦纹和云雷纹组合。腹部彩绘似梅花状、柳叶状纹饰，彩绘青铜器通体施彩，明艳华美。用红、绿、白、黑四色描绘而成，彩绘青铜器的制作目的一开始就很明确，作为明器，不铸纹饰。由于明器放在墓葬不动，不与外界接触，不易掉色，所以在素面青铜器上用矿物颜料彩绘上需要表达逝者后代祈愿的内容即可。
47.【西汉铜鼓】
西汉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通高51.5厘米，面径88.5厘米。该鼓面中心被敲击处有微微隆起的“光体”及向外辐射的“芒”，光体与芒合起来成为太阳纹。太阳纹由内向外有多弦区组成的“晕圈”，鼓的外沿塑有常见的青蛙造型六个。鼓胸与鼓腰之间嵌置有桥形鼓耳两对，铜鼓表面与器身纹饰丰富，在晕圈内饰有大量的几何纹、云雷纹、金钱纹等，给人以神秘的感觉。铜鼓是一种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区的特有打击乐器，常用于宴会、乐舞中，在古代也常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
48.【“昭明”铜镜】
西汉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直径10.4厘米，厚0.55厘米。此镜圆形，面平，连峰式钮，圆形钮座，座外素带一周，外饰内向八连弧一周，间饰带座乳钉和云纹；外区铭文：“内清之以昭明，光之象而日月，心忽扬而忠，雍塞而泄。”内外均饰直线纹，外素平宽缘。此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纹饰简朴，铭文清晰，具有典型汉代风格。昭明镜是汉宣帝至王莽前流行的一种铜镜，其中还有一种十分特别的铜镜，当光线照射镜面时，在墙上可以反射出与镜背铭文和纹饰相应的景象，称为“透光镜”，外国人称为“魔镜”，甚为珍贵。
49.【“长宜子孙”铜镜】
东汉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直径17.7厘米，厚0.46厘米。镜作圆形，正中心处为一圆形突钮，以钮为中心饰四片柿蒂纹，间以“长宜子孙”四字篆书铭，钮座外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外圈以直条短线纹圈和细条玄纹圈组成。此镜制作规整，纹饰浑朴，铭文简洁。“长宜子孙”四字铭文看起来简单，实则内涵丰富，不仅体现了汉代大家族的传统家训，希望子子孙孙人丁兴旺，家族长长久久，繁荣昌盛，也表现出当时汉人崇尚子嗣繁衍，祈求长寿的时代风气。
50.【十二地支规矩镜】
西汉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直径13.2厘米，厚0.55厘米。此镜钮为半球形，圆座外方格内有十二乳钉及十二地支铭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方格外有八乳钉及博局纹将镜背纹饰分四方八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各位于亥、巳、申、寅一方，各占一区。青龙代表东方，白虎代表西方，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东方为木，西方为金，南方为火，北方为水，钮为土。向外一周为直线纹，宽平缘上饰锯齿纹及云水纹，镜面微凸。从此镜纹饰可看出制镜时采用了圆规技术进行机械制图，又按照意识形态的规矩，将传统文化中的四神、五行及十二地支进行了配置、定位和布局。此镜纹饰丰富，布局合理，纹饰巧妙地分布在各个区间，繁复有序，实为汉镜之佳品。规矩镜流行于西汉晚期与新莽时期，镜上精湛的纹饰反映了当时汉代人的宇宙观、祥瑞观以及神仙观。
51.【四乳四虺铜镜】
西汉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直径9.9厘米，厚0.58厘米。此镜呈圆形，镜面微鼓，半球形钮，四叶纹座，间饰四短线，向外一周栉齿纹，宽凹弦纹外，两栉齿纹间饰四乳四虺纹相间环绕，四虺腹侧均饰一雀鸟，外宽平缘，边为斜面，镜面明亮，铸工精湛。四乳四虺镜流行于汉武帝时期至东汉前期。虺纹是龙纹雏形，被视为早期龙的形象，“虺五百年化为蛟，蛟修炼千年才为龙”[12]，虺纹一般与雀鸟纹一起出现在铜镜上，雀鸟在汉代人的意识中，被认为与日神相关，也有专家认为，虺纹与雀鸟纹的结合是后世龙凤纹饰的萌芽。
52.【“青盖”铜镜】
汉代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直径12.2厘米，厚1.0厘米。镜圆形钮座，钮座外为高浮雕龙虎纹，一龙一虎左右相对，虎塌腰在下，龙跨身其上，龙口大张，利齿凸现；虎睛圆睁，毛发上扬，回首相戏。部分龙身和虎身压在钮座下，此外，还有鹿纹和鸟纹。外区有35字铭文圈带：“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边缘饰锯齿纹、水波纹带，中间以弦纹相隔。“青盖”镜的镜铭一般是“青盖作竞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珍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本馆所藏“青盖”铜镜铭文少了最后一句，两汉时期胡汉混战，镜铭中的祈祷“四夷服”“胡虏珍灭”体现了当时人渴望家国和平、生活安宁的美好愿景。
53.【“偏将军”印章】
东汉器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通高2.1厘米，印面每面边长2.4厘米，重52.7克。“偏将军印章”，铜质，方形，龟钮；龟头上扬，龟足立于四角，龟背上突；阴刻篆体“偏将军印章”五字；五字从左至右分三列排列，前两列分别为“偏将”“军印”，第三列单独一个“章”字，前两列四字大小基本一致；此印面虽有一定的磨损，但字迹能清楚辨认。
此印章出土于新乡西郊的冯石城遗址，冯石城为东汉中期获嘉侯冯石所筑。据当地方志记载，在此地自清代以来在地表发现诸多古铜箭镞。军印和兵器的发现，可以说明冯石城在东汉中后期应为新乡地区重要的屯兵场所。
偏将军一职起初为王莽为镇压农民起义设立的临时官职，属较低等级的将军。但到东汉末期，黄巾起义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朝廷令各州郡自行募兵，方将民变基本平定，却导致地方豪强拥兵自重。军阀割据的局面形成，使偏将军这一军职在东汉末年广泛存在。
54.【“别部司马”印章】
东汉藏品，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通高2.4厘米，印面每边长2.5厘米，重130克。“别部司马”印，铜质，带孔半圆钮，方形，阴刻“别部司马”四字。四字从左至右分两列，两列分别为“别部”“司马”，四字大小基本一致。此印章同“偏将军”印章一样，出土于新乡西郊的冯石城遗址。
据《后汉书》记载，别部司马是大将军下属的军官。大将军营五部以外，有时会设有别营，别营为非常设编制，别营的长官即别部司马，别部司马的领兵数量不定，随时宜而定。但在东汉的实际军事活动中，别部司马不仅仅出现在大将军的军中，在许多将军及将军以下的军官也能领别营兵马。尤其是东汉末期，各地豪强往往以官方的名义建立武装，任命别部司马、设立别营也就成为他们扩充军队、笼络部属，增强己方实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别部司马、别营大多演变为各大军阀的私人部曲，成为他们争霸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关羽、张飞、夏侯渊、曹仁、黄盖、韩当等人在任别部司马期间，各为其主，推动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55.【“军假司马”印章】
东汉藏品，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通高1.95厘米，印面每边长2.4厘米，重51.2克。“军假司马”印，铜质，带孔半圆钮，方形，阴刻“军假司马”四字。四字从左至右分两列，两列分别为“军假”“司马”，四字大小基本一致。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13]由此可见，军假司马为军司马的副职。东汉时期，著名人物班固出使西域时便担任军假司马一职。
56.【“秦王”镜】
唐代藏品，1986年新乡市北站区出土，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直径16.7厘米，厚0.5厘米，圆形，镜面微凸。半球形钮，钮外饰小连弧纹一圈，方形钮座。凸起的连弧纹和锯齿纹带分开内外两区，内区饰四只奔跑的瑞兽，由配置在四角的四规矩纹隔开。外区有20字铭：“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开欲照胆，特是自明心。”铭文首尾间以一枚乳钉相隔。镜缘饰双锯齿纹带。
关于铭文中的秦王是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秦王”指秦始皇，其根据是“秦王镜”的典故。此典故见于西汉刘歆《西京杂记》第三卷：“……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现。……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14]另一种是指唐初封为“秦王”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对铜镜有偏爱，武德年间掌铸币大权，为其铸镜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秦王镜”典故在后世还演绎出多重含义：由于秦镜常放置在宫中台上，所以后世用“秦台镜”来概指宝镜；由能“见肠胃五脏”引申来表心怀坦荡等，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中的“心托秦明镜，才非楚白珩”，与本镜“非开欲照胆，特是自明心”有异曲同工之处，均借镜抒情，表情怀，诉心意。
57.【菱花形五岳花鸟纹铜镜】
唐代藏品，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直径11.1厘米，厚0.65厘米。该镜为八瓣菱花形，圆形钮，以镜钮为中心向外有三圈纹饰，内区为环绕镜钮，周围呈十字形对称分布的四座高山，山峰间有层层翻卷的水波纹，间饰有水禽、瑞兽纹等；中区环形饰有禽鸟、花卉、蜂蝶纹等；外区八瓣镜缘内花卉纹和云气纹相间环绕。此镜铸造精美，极富立体感，充满生机活力，体现了盛唐气象。铜镜中四座山峰围绕镜钮的纹饰造型称为“五岳图”，亦称“五岳真形图”，是道教的御符，可防御一切刀兵水火之祸和妖魔鬼怪。这种纹饰的铜镜被称为“五岳镜”，出现在唐代中期，与当时皇帝信奉道教关系甚重，唐镜中的很多纹饰都反映了道教文化对其的重要影响。
58.【鸟兽葡萄镜】
唐代藏品，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直径15厘米，厚1.33厘米。以高浮雕葡萄纹为主题纹饰，其构图方式分作内外两区，内区正中一只大伏兽钮，高浮雕六只在葡萄叶蔓之间攀援嬉戏的海兽，或追逐玩耍，或匍匐潜行，或仰面朝天，神态各异。外区饰有各样的鸟雀、蜻蜓等纹饰，飞翔于葡萄枝蔓之间，其间点缀着葡萄叶蔓和累累的果实，纹饰虽小，工艺精细。
由于葡萄及花草枝蔓由内围连于外圈，甚至延及外缘，亦称此种铜镜为“过梁葡萄纹镜”。葡萄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它茂密的果实象征着“多子和富贵”。海兽葡萄的造型是唐代中期极为流行的一种铜镜纹饰，这种繁缛富丽、花团锦簇的装饰风格，充分展现了盛唐的富裕繁荣以及欧亚大陆文化的相互交融。
59.【双凤铜镜】
唐代，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直径18.6厘米，厚0.6厘米。该镜为八瓣葵花形，内切圆形，圆钮，钮两边各有一只凤鸟作振翅欲飞状，钮上方饰祥云纹，下方饰飞奔的天马，边缘饰花枝、流云和蜂蝶纹。此镜表皮颜色为“水银古”，制作规整，纹饰细腻，虽然镜体略有锈色，仍不失为唐代精品佳作。唐代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汉式镜，出现了葵花镜、菱花镜、方亚形镜等。凤鸟纹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精髓，是古代青铜器纹饰之一，铸造在铜镜上的凤鸟纹图案也被古人视为吉祥和幸福的象征。
60.【覆钵体铜权】
元代藏品，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通高10.9厘米，径5.5厘米，重约915克。此权为圆形，从底部向上至体三分之一处为阶梯式逐层缩小，正中覆钵体，方环钮。双范合铸，实心，腹部铸十四字铭文，不清晰。铜权相当于现在的秤砣。权，即秤锤，又叫秤砣，与衡（秤杆）相佐，也就是称重量之用，名曰衡器。自人类出现了私有制，便有了权衡理念和雏形实物，成了最原始的实物交换工具。汉代称其为“累”，民间呼之“公道老儿”。《汉书》:“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15]
61.【“福寿双全”铜镜】
明代藏品，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直径约45厘米。此镜圆形，圆钮，钮座为一圈兽纹，钮座的上、下、左、右各有一个凸起的大方格，框内嵌有四个大字铭文“福寿双全”；双线素凸圈缘，沿镜缘一圈均匀分布十二位姿态各异、衣饰不同的仙人，有的捧着贡品，有的驾着祥云；整个镜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花鸟、云纹等各种吉祥纹饰，这些纹饰都采用高浮雕的装饰手法，极为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反映了明代铸镜工艺水平及审美趣味。
